因為瞭解你的人並不多，不要說普通老百姓，連娛樂圈裡很多我的同行，都未必瞭解我是個什麼樣的人。除了我身邊的工作人員，基本上別人都不瞭解我。我身邊的工作人員可能就是五十個人吧，那就很可怕了，全世界就這五十個人最清楚你心裡怎麼想，其餘的人都是聽別人說的！我現在在很多人眼中，可能就是個投機分子，就是「張藝謀每天就琢磨著，怎麼討好外國人；或每天琢磨著怎麼他媽的討好政府」，就成了這樣子了。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三人成虎」，就是說很多事情經過不斷的說，就愈來愈變樣子了。真相是什麼？沒人知道。我自己很困惑，也很無奈。
大量的對我作品的批評，慢慢地在十幾年當中，形成了對我這個人的看法。於是乎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的同行，根本就不瞭解我，他們認為「張藝謀就是個投機的人。他根本不熱愛電影，完全是出於功利目的去創作」，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看法，你只能苦笑了。你可以說我拍外國人的馬屁，「好！我拍外國人馬屁！」你說我拍政府馬屁，「好！我拍政府馬屁！」但你說我不愛電影，我拿電影做工具，這就從本質上否定了你創作最基本的真誠，你沒有真誠、沒有愛，電影成了個工具，去做很不好的事情。到了這個程度你就沒辦法辯解了，你真的成了一個小人了（笑）。這我沒辦法解釋，我真的沒辦法解釋。我不知道在中國的娛樂圈裡，或老百姓當中，有多少人有這種看法，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也不做解釋，我也不管，但我很不高興別人這麼看我，我認為這是對我最大的侮辱。但我相信現在很多人是這樣子看我的。只有我身邊的五十個人大概瞭解我，我是真的迷戀電影、喜歡電影。我跟大家是一樣的，大家有的苦惱，在中國拍電影有很多苦惱，每個導演有的苦惱，我也有，沒什麼特殊。但沒辦法，改變不了。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很無奈。」這種無奈，可能到我老了、死了，都還存在（笑）。
即使當代的許多電影導演也都不瞭解我。他們都是通過別人的眼睛、耳朵和嘴來瞭解我。現在年青一代的像賈樟柯、陸川根本不瞭解我。像我的同學，陳凱歌、田壯壯，有十幾年都跟我不太來往了。雖然我們是老同學，但他們的印象是二十幾年前的張藝謀，現在的張藝謀是怎麼樣，其實也不瞭解。所以我覺得誤會非常多。
●──在您所有電影裡頭，您覺得哪一部自傳性質最強？
拍《我的父親母親》的時候，放了很多我個人的元素，因為拍這電影的時候我父親剛剛去世。不過離我最近的是《活著》。我看過台灣的焦雄屏寫過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她說，什麼時候第五代導演會開始拍他們的自傳呢？她拿台灣新電影運動和侯孝賢的自傳電影做比較，說，什麼時候第五代導演開始拍他們的自傳，第五代才真正成熟起來。哎喲，倒是這句話很刺激我。
《活著》對我而言很重要，因為它以「文化大革命」做背景。其實我對「文革」的故事最感興趣，不是政治層面的，而是關於生活的、關於人性的。我最想拍的題材，是「文革」的題材。「文化大革命」從我十六歲到二十六歲，因為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我看待這個世界的角度，我對「文革」有很深的感受。我相信我的感受不同於陳凱歌，不同於田壯壯，也不同於很多人。我看過陳凱歌寫的《少年凱歌》，寫得很好，凱歌的文筆我一直很佩服。但我看了覺得那跟我自己的經驗不一樣。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說。所以我很想拍「文革」，不只拍一部，我很想拍十部這樣的電影。在這樣一場大悲劇面前，人性暴露出了許許多多的弱點、它的痛苦、它的扭曲和它的舒展。人性在這十年中非常有意思，遠遠比現在有意思。現在和平年代，大家都講娛樂、輕鬆、休閒，比較平庸。我覺得和平時代，生活很好，但人的思想比較平庸。那個時代的人不一樣，生存在一種非常非常特殊的精神狀態中。
●──雖然《活著》是您截至目前唯一一部探討「文革」的作品，這部電影至今還未通過審查。
時機不好……田壯壯的《藍風箏》和我的《活著》就趕上了，就擱著。
●──但日後還是有許多關於「文革」的片子在中國上映。
不過很淡、很淡。不能直接拍「文化大革命」，而只是當做很遠的背景。即使像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對於「文革」的描繪還是很虛很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