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出了一個偏差，就是我。完全是一個怪胎，突然那麼一兩部，這麼強烈地要表達自己個性的一種手段。那個時候完全是「誰出來，誰就會影響大家」，不是因為我的能力多麼強。我們是第一次出來嘛，我們在廣西，那時候全國觀眾都盼望看到新人，看到新的作品。我覺得當時的環境是很保守的，不管是誰，只要出來，給觀眾新東西看，大家一定都會去捧場。就像現在，不管是賈樟柯的《小武》，或陸川的《可可西裡》（2004），只要在那個時代出來了，就一定有掌聲。就是一種特殊的時代，大家都盼著給年輕人掌聲。所以，我的《一個和八個》就趕上了。我在廣西，把自己那種不顧一切的造反心理、對抗心理拍出來了。
●──您大膽的視角和水平線造成了視覺革命。
對，就是這個。大家鼓掌把這個事肯定了，然後就影響了我們其他的同學。其他的同學就會不自覺地說：「噢，是這樣子，這樣子好！」倪震老師說得非常對，他說第五代本來應該是走現實主義的道路和理性思辨的道路，由陳凱歌跟田壯壯領軍的兩個道路。但是張藝謀一攪和，在那個時代迅速得到認可之後，第五代就走上了一條以造型為主的道路。我覺得是這樣的。我自己都覺得我完全是半路殺出的一個和尚，這個和尚不是很規範，所以或多或少地影響了第五代的另外一個方向。
●──您原先是位攝影師，那麼《紅高粱》是如何誕生的？是先看了莫言的小說覺得非拍不可，還是原來就想當導演，一直在找尋適當題材？
我原來就想當導演，一直在找題材。莫言的《紅高粱》當時是一個朋友推薦給我的，我看了就覺得挺過癮的。北方人就喜歡這種很粗獷的風格，這種很強烈的人物性格。莫言小說裡寫那紅高粱的顏色，那種視覺的東西很強，也很吸引我。
●──在您所有的電影裡，顏色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從片名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就像《黃土地》、《紅高粱》和《大紅燈籠高高掛》。也許《英雄》是最為突出的一個例子，因為顏色決定了整部電影的結構。您能不能談談使用不同顏色背後的哲學？
這個顏色啊，說心裡話，喜歡濃郁的顏色、強烈的顏色，我還真沒有什麼理論。到今天人家問我這個我都說不出來，我想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選擇勝過理性的選擇。可能跟我生活在西北地區有關，與我接觸民間藝術有關，但是也可能無關。總之不知道，一開始就喜歡這些強烈的顏色。對於這種大紅大綠，就是本能地喜歡。到今天我都說不出我的選擇是基於什麼理論，好像一開始並不是從理論選擇而來。也沒想過，就是喜歡。到現在都是這樣。我看可能是性格或是個性，還有成長環境，都有關係。
●──《英雄》跟《十面埋伏》如此強調顏色，其實是顏色決定了這兩部片的歷史背景。
《英雄》說起來也有意思。《英雄》的故事其實可以放在任何朝代。我們寫劇本的時候對朝代沒有任何預設，它可以拍成任何朝代。但是我當時想拍一個黑色的宮殿，我想拍黑色。陳凱歌拍《荊軻刺秦王》的時候，曾經想找我演秦始皇。我當時就跟他提了兩個要求，首先，我不是個好演員，你要我演秦始皇呢，有一個辦法就是我說陝西方言，說秦國話，演秦朝的人能不能都找陝西人，我都跟他們用陝西話講。第一，這很有味道、很不一樣；第二，講方言可以遮我的醜啊，表演不到位，靠方言來彌補（笑）。其次，秦國的國色是黑色，歷史中有這樣的記載，我說將來一定要把秦國拍成黑顏色。
我跟他講過這個，我們談過想法。後來凱歌沒用我，我也沒時間去演他的戲，後來我看我提的這兩個意見凱歌都沒有太採納（笑）。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演秦始皇的，也沒講陝西話，電影也沒有強調黑色。後來我自己就想，既然凱歌沒拍，我就拍個黑顏色過一下癮。於是我特別拍了一個黑色的宮殿，因為我覺得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中國的古裝戲都沒有拍過黑色的宮殿，都是五彩的，很鮮艷、很豪華的顏色。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故事定在秦代，用了荊軻刺秦這個非常有名的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