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文化大革命」末期，您才迷上攝影。是什麼引發您的興趣？
那個時候因為在工廠工作，很無聊。天天就那麼上班啊，幹什麼啊。我那時二十歲左右，覺得不能虛度，但是不知道幹什麼好，因為學習都停了。後來就把這種業餘愛好當做一種精神寄托。我印象中在我們那個時代，文體人才非常多，文藝和體育，很多孩子因為文體的才華，改變了命運，對我來說其實也是這樣。那時候知識不能改變命運，多才多藝會改變命運。我那時沒有把它當做改變命運的一條路，只是覺得喜歡，寄托精神上的空虛，所以就去學照相。我那時候還喜歡打球，文體方面都不錯。
●──您記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買第一架相機的？
1974年吧，我自己買了台照相機。我還記得我拍的第一張照片是一個風景。我沿著咸陽的渭河走，走了十幾里，拍的第一張照片是一個農民在河邊耕地。也許這是宿命吧！你看，我第一張照片拍的就是農民，到現在都在拍農民，都二十年了（笑）。
●──就讀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光，您學到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
對我來講，進電影學院最寶貴的不是學到了什麼，而是改變了自己的處境。在那個時代，進大學就意味著你脫離了過去的悲慘處境，把自己人生的道路提升了，在你面前會展開一個新的世界。我覺得這是我進北京電影學院最重要的意義。所以當年上大學的時候，我真的不是抱著求知的願望，這個說起來很坦白，我完全不是為了學習、為了熱愛電影，全都不是。我就是為了改變命運，把它作為一個台階兒。我當時想盡辦法要上大學，曾經想上體育學院，因為我會兩下子籃球，體育也不錯。我也曾經想上美術學院，因為我會畫一點畫兒，後來有一度我覺得這兩個方向我水平都不夠、太業餘，後來我就上我們當地的西北農業學院。那真的是出來就只有當農民一條路，但是農業學院招收的門檻比較低，沒人去，分數比較低，也許能考上。那時我完全就只是想辦法改變處境，就這樣。所以進了電影學院，我心裡還是這樣想，我不覺得我對電影有特殊的感情，甚至沒有想過我要一輩子幹電影。只想拿一個文憑，拿一個畢業證，將來出來好找工作，因為我是一個大學生了。
●──您的第一部電影是《紅象》。您從那次經驗中學到什麼？
那是學生的畢業作品。都是跟著他們幹的，沒有什麼特別。我們劇組那時候是壯壯說了算，攝影系的五六個學生做實習，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早期您擔任攝影師所拍的作品，包括《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和《大閱兵》，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視覺語言。是受到什麼啟發？
我覺得那麼強烈的視覺，那種不顧一切、反叛的東西，跟當年的心理狀態有關係。我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四年，不是很舒服，很不踏實，因為我是在一個非常情況下進大學的，不是按照法律程序進去的，自己老覺得有些非法，像黑人黑戶似的。提心吊膽地過了四年，老是覺得會被大學趕出去。我自己沒有什麼得意的地方，我很小心，害怕惹事兒。
然後讀完四年，到了分配的時候，又把我分到了最遠的地方，廣西電影廠，不去都不行。那時候老覺得情緒很壓抑，自己的人生很壓抑。所以在攝影上就產生一種衝動，就是不顧一切拚命地去表現。我覺得年輕時這種心情，導致我自己攝影的幾部作品，包括《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和《大閱兵》，視覺效果非常強烈，跟我做人完全相反。我是「黑到底」的家庭背景，所以一直很小心，到今天都不覺得理直氣壯，到今天我做人都還是比較低調的。但我的作品就突然啪的很張揚，那個時期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反差吧，反映了我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