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Yimou
佻達飛揚的色彩Flying Colors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沒有第二個導演像張藝謀獲得如此多的讚譽、崇敬、爭議與批評。電影導演一向擅長將明星塑造為偶像，但少有導演自身達致如此地位。張藝謀即是中國少有的一位追隨者之眾，可與他的明星演員鞏俐、章子怡相匹敵的電影導演。張藝謀於1951年出生於西安，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出身不好」飽受不平對待之苦。他的興趣是攝影，雖然1978年時已經過了入學年齡，但北京電影學院因為他優異的作品，破例讓他入學。張藝謀在既有的基礎之上，繼續學習攝影，畢業之後成為第五代中視覺風格最有力量的一位。在廣西電影製片廠期間，他的攝影作品包括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陳凱歌的《黃土地》、《大閱兵》，打破了中國電影既有傳統，塑造出全新、獨特的電影語言。
1987年，張藝謀由攝影轉執導筒，處女作是《紅高粱》。這部電影以1920、1930年代為背景，追索九兒（鞏俐）如何在患了麻風的丈夫死後以她的能力與美色確立自己的地位。全片中心圍繞著九兒與把轎頭（姜文）的複雜關係——他救了她，強暴她，並成為她的情人。故事的前半部描述家族酒廠的振興，直到日本人來犯，全片調子轉為全村起而抵抗的過程。《紅高粱》奠定了幾個張藝謀日後作品中不停反覆的主題：迷人的色彩、對於改編小說的強烈興趣（尤其是那些故事背景在解放前的作品）、政治涉入、窺探的凝視，以及對於慾望（多半壓抑）的大膽描寫。張藝謀的繆斯鞏俐在這部電影中初試啼聲，她美麗的形象與充滿爆發力的演出，還將在張藝謀下個十年的作品中傾力發揮。
在《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張藝謀繼續發展這幾個主題，獨特的視覺風格在他的電影中更形突出，並且更加著力強調布匹的色彩、華麗的織錦，和高掛的紅燈籠。《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是對於如下主題的進一步探索：年輕美麗的新娘嫁給舊社會老邁（也多半是象徵其陽痿）的父權家長。而同時，張藝謀也因這三部電影招致以東方風情迎合西方觀眾對於中國、尤其是中國女人的迷戀與幻想的批評。對於這些指控，張藝謀有他的回應。
到1990年代中期為止，張藝謀和創作伴侶鞏俐不停地拓展對於各個歷史時期、不同類型與拍攝手法的探索與嘗試。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標誌了全新的突破，如同張藝謀在訪談中所表示的，連他的合作夥伴都不看好能夠成功。《秋菊打官司》是在陝西農村拍攝的，故事是描寫一個農村女人因丈夫被村長踢傷了下體而進城告官，在中國官僚體系中不屈不撓地「要一個說法」。這部電影對張藝謀的創作而言是一次重要突破，他擺脫了以往華麗的畫面、搶眼的色彩，拍出了樸實、紀錄片式的寫實風格，而鞏俐也演活了一個懷著身孕、力爭權益、倔強頑強的農婦，優異的表現為她贏得了威尼斯電影節影后的頭銜。《活著》改編自余華的得獎小說，不僅是張藝謀第一部以「文化大革命」創傷為主題的作品，也以更寬廣的角度探討了當代中國的歷史與變化。電影涵蓋了從1937至1945年的中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的這段歷史，《活著》提出了在命運與大歷史之前何謂生存的動人思考。在1995年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張藝謀繼續他的新嘗試，這部電影是他與鞏俐合作的尾聲（直到2006年的《滿城盡帶黃金甲》才再度合作），電影試圖重現1930年代頹廢的上海幫派世界，攝影極為華美。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後的十年，張藝謀搖擺於花哨的都市喜劇，像《有話好好說》和《幸福時光》，和近似《秋菊打官司》的寫實作品之間，例如1999年的《一個都不能少》，和2005年描述日本父親與兒子之間複雜關係的《千里走單騎》。不過，對於大多數觀眾來說，最大的驚奇還是張藝謀拍的武俠片，包括2002年的《英雄》、2004年的《十面埋伏》和2006年的《滿城盡帶黃金甲》。《英雄》打破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票房紀錄，也引發了對其中潛藏的政治意識前所未有的批判聲浪，這部作品被指控為支持極權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1]張藝謀駁斥這些指控，並且表示色彩的設計先於政治框架設定，故事背景在秦朝是出於他對顏色的迷戀。《十面埋伏》避開了政治爭議，而著力於武俠類型，犧牲、復仇，當然，還再次以顏色決定了歷史背景。《十面埋伏》依循《英雄》商業成功的模式，發行後躍升為當時中國電影史上第二賺錢的電影，僅次於《英雄》。
除了攝影和電影導演，張藝謀還是製作人（《龍城正月》）以及演員（《秦俑》和《老井》），並且多方嘗試其他藝術表現形式，包括歌劇、芭蕾甚至廣告，他因為洗髮水廣告而發掘了章子怡。1998年，張藝謀與祖賓•梅塔（Zubin Mehta）合作，在北京的歷史古跡紫禁城露天演出八個場次的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圖蘭朵》（Turandot）。在《大紅燈籠高高掛》為他贏得國?聲譽近十年之後，張藝謀將這部華麗的電影改編為芭蕾舞劇。2004年，張藝謀參與了大型多媒體表演製作，將廣西的一個中國經典故事《劉三姐》帶進二十一世紀，並且導演了2004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式中展示中國風采的段落。
這次訪談地點在洛杉磯，時間是2005年1月16日，一個小時之後就是第六十二屆金球獎（Golden Globe Awards）的頒獎典禮，《十面埋伏》入圍了最佳外語片。典禮之後，與會者雲集好萊塢徹夜狂歡，張藝謀回到他的旅館房間，繼續他下一部影片的剪輯工作。
●──能不能談談您的童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之下長大的那段日子？
嗯，童年時，我覺得未來是沒出路的。因為我的政治背景不好、家庭出身不好，我父親以前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的軍官，我父親的兩個哥哥也都是黃埔軍校的軍官，是國民黨，所以政治背景特別差。我父親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被定型為最高級別，也就是「雙料反革命」！就是「歷史反革命」加上「現行反革命」，尤其「現行反革命」就很可怕啦，等於是被鎮壓對象的最高級別。這樣的家庭背景底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很糟糕。對我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充滿悲劇的回憶，被抄家，被送到農村，這種回憶本身就是很悲劇的。那時候對我來說，是沒有希望的，是絕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