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的改動很大。小說的第一版和電影之間其實有很大的變動。李碧華的小說對這部電影有很大的貢獻，她的貢獻就在於她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人物關係，事實上程蝶衣和段小樓是不能相愛的，但他們碰巧是一對愛人。我覺得這個人物關係從戲劇角度設計得非常好。再有一點，我跟李碧華的觀念不一樣，李碧華小說的結尾並不是自殺，她的小說是非常香港的，香港文化的特點就是適應性，就是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總是要活著」。但我想要一個更為壯麗的結束。就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這樣的人物，他自殺我一點都不驚訝。他不可能躺在床上活到一百歲，然後說「我的人生很幸福」，他不會，程蝶衣也不會。
●──正是因為改編過的結尾程蝶衣自殺，因此審查出問題被禁？
我想跟《黃土地》的問題一樣，他們是在整個觀念上不能接受。他是這麼說的：「這是1977年，還有人自殺，這不對。如果是1975年還可以。」（笑）我覺得如果是這種說法，我連跟他們討論的想法都沒有，我覺得非常可笑。你看見沒有，連個人生命都是集體決定的，這是典型的中國文化，對吧？一個人要想死，跟時代有什麼關係？這是他自己的決定。但是在中國不行。
●──電影中拍攝了許多京劇及舞台表演，您本身是個京劇迷嗎？
我不是京劇迷，我不懂。但我通過自己做的研究，瞭解到京劇是北京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覺得今天的北京已經不再是北京，就是因為京劇已經沒有了。我記得小時候，不管走到哪條胡同，都可以聽到有人在唱京劇。所以我覺得，京劇是北京的生命，我很遺憾這樣一種文化被消滅掉了，被我們自己消滅掉了。
我覺得京劇是一種很美的藝術形式，而且我拍《霸王別姬》之所以能拍得比較自如，是因為我對這個城市有強烈的感情。我在這兒出生，在這兒長大，我對這個城市有極深的感覺。
●──《霸王別姬》之後，您與製片徐楓[8]繼續合作了《風月》，也由鞏俐和張國榮主演。《風月》是否意圖繼續延續《霸王別姬》的藝術與美學創作路線？
《風月》的問題是這樣，這是部大家都說不好的電影，但我自己的感覺，是我過多地暴露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是對我們自己的文化採取一種不太合作的態度。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在《風月》裡做這樣的表達，我覺得所有的人都在逃避，所以《風月》最大的主題是逃避。而如意（鞏俐演的角色）是不逃避的，最後注定會滅亡，注定要面對她的命運。所以你看我對自己的文化其實是有很嚴厲的批判態度的。
但《風月》拍攝過程中我遇到很大的問題，換句話說，雖然我的想法不一定不好，但拍的過程有問題。我太注重藝術，太注重技巧，那種存在於《霸王別姬》裡的非常非常「真」的東西沒有了。這是我必須承認的一件事。
現在回頭看這個電影，我覺得太唯美、太華麗了。這當然不是杜可風[9]的錯，這是我的問題。我們太強調用什麼技巧去拍它，我們忘了，《黃土地》就是用最簡單的技巧去拍的，但拍得非常好。我已忘了簡單的力量，《風月》是一個犯錯誤的階段。
●──改編劇本的過程相當慢、相當複雜，參與者包括您和老資格的編劇蘆葦，以及中國當代兩位最優秀的小說家王安憶與葉兆言。[10]能不能談談改編的過程，以及劇本是如何成形的？
王安憶[11]、葉兆言[12]都是很好的小說家，沒有問題，問題還是在於我自己想要什麼，改編和寫劇本的過程中一直在摸索，我不是一開始就很清楚我要什麼。其實我做劇本都是這樣的，做劇本的過程就是個嚴格的考驗過程，得弄清楚我到底要表達什麼。
●──所以原始的故事是您的？
最初的想法是我的。葉兆言寫的沒能讓我非常滿意，蘆葦[13]覺得他不太熟悉那個地區的語言、文化。最後我和王安憶一起完成這個版本。但王安憶是個作家，並不適合寫劇本，尤其不適合給我寫劇本。因為我們倆的優勢是一樣的，比如說蘆葦是一個很有世俗情懷的人，所以他寫的東西跟我正好合適，能有個平衡。王安憶寫的東西精神上是很高的，我跟她有點像，所以我們沒辦法真正寫出一個落到地面上、落到人間的故事，因此整個過程很困難。所以在劇本的階段就決定了這部電影可能會有問題。
●──重建與捕捉解放前老上海華麗和頹廢的氣氛，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
技術上沒什麼難度，但是我對上海，說老實話還是不瞭解，沒感覺。就好像一個生活在紐約的人對洛杉磯很難有感覺。所以我覺得我對上海把握、描繪得都不好，不準確。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在當時我自己很興奮，能有機會再現?上海很繁華的景象，但是那都是很表面的，沒什麼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