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非常非常注意影片的造型感覺，雖然《深谷回聲》說的也是陝北，但是寫的是陝北比較富裕的地方，劇本裡描寫的環境的顏色主要是綠色的。我不太確定這對不對，因為我沒去過陝北。於是我和張藝謀（攝影）、何群，還有作曲趙季平，四個人去了一次陝北。這次旅行完全改變了我們的看法，因為我們看到了黃河，看到了陝北最貧窮的地區，看到了在這兒生活的人，而且延安大家都知道是共產黨開始的地方，這些東西對我們都有影響。自然環境對我們影響非常大，有點兒像美國中西部的感覺，人非常簡單，非常友善，非常的好。這部電影的緣起是我們受到了那個地方整個環境的感動，另外中國人特別有黃河情結，看到黃河確實有很大的感動。
回到北京，我跟張藝謀說（那時我們倆同住一間租來的房子）給我七天的時間，我要重新改寫這個劇本。這七天裡，張藝謀經常出去給我買吃的，我可以不用出門。我一直想把這名字改掉，但不知該是個什麼名字，直到有一天我跟張藝謀說我想到一個名字叫「黃土地」，他說這個名字真是不錯，真是好。七天後劇本改好了，我帶著這稿劇本回到南寧的廣西製片廠。沒想到那些廠領導跟我說這電影不能拍，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說我們要開個會告訴你。他並沒有說政治上有什麼問題，只說不是很有把握。我和張藝謀跟他們一起開了會，大概開了三個小時，主要的過程都是我在講，張藝謀偶爾插個話。三個小時之後這些領導同意我們可以拍這部電影。我想當時我的語言可能很有煽動力，讓他們知道這是個應該拍的電影。到現在我始終非常感謝這些人，因為他們聽懂了我說的話。於是我們就開始籌備了。
●──《黃土地》一開始無法通過審查，後來終於獲准在中國發行。這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我想當時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太難以接受了。原因很簡單，我們當初拍攝的時候完全沒有任何的束縛說我們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完全按照我們的意願。但長期生活在那樣文化環境中的人怎麼能接受像《黃土地》這樣的電影？不可能。就像你說的，所有當時傳統的觀念在這部電影中都被顛覆了。第一，它沒有一個可以輕易懂得的故事；第二，他們在這部電影裡看到的都是如此逼真的現實，這是他們很不習慣的。他們習慣於較舞台化的電影，中文叫「粉飾太平」，所有人都是化了裝的，所有人都戴著假面具。可是在這部電影裡沒有，所以他們不能接受。還有就是強烈的造型的感覺、色彩的感覺，當時他們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電影。
其實我覺得中國老一輩電影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接受好萊塢的東西的。當時的電影局局長叫石方禹，他最主要的看法，除了政治上覺得沒有把握，還有這麼表現共產黨發源地的老百姓如此貧困，到底對不對，他沒有把握。另外他也覺得這部電影沒有故事。他非常崇尚傳統好萊塢敘事風格的電影，這沒什麼錯。但我覺得我們當時的任務並不是講故事。陳凱歌、張藝謀這些人並不是天才，我們只不過做了那個時代需要有人去做的事。
●──《黃土地》裡那個解放軍軍人是個文化工作者，奉命收集民間歌謠。但是在收集的同時，他也準備將曲配上較「進步」的新詞，某個程度上改變了歌曲的原意。您能不能就影片的脈絡以及更廣的敘述意圖，談談這個有很高象徵性、保存同時重塑文化的工作？
電影裡有非常強烈的象徵意義。這個象徵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們自己上山下鄉時發生的事情，當時我們對中國農村完全不瞭解，但由於「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年輕人都必須到農村去，看到了農村的真實狀態。所以這部電影裡那個軍人實際上就是我們自己，其中有我們自己很深很深的感受在。
至於這個軍人的工作象徵層面，在保存民歌的同時也改變了它。我自己覺得這可以說是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把民間的東西拿來，變成可以為己所用的東西。比如說《東方紅》這樣的歌，都是民歌，都是從陝北來的。它的歌詞都被改換了。
●──不是說《東方紅》原來的歌詞有一點色情？
對，有一點點。他們管這種歌兒叫「酸曲」，其實就包括了一點點色情的味道在裡面，因為它是普通貧苦人民的娛樂方式，這樣的娛樂方式必然有一點兒色情的、有關性的東西在裡面，這很正常（笑）。
●──《黃土地》的結局是開放式的。在一開始就決定是這樣的結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