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也不清楚……
●──我們談一下《藍風箏》。這是中國電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大作，也是很有力量的一部影片。基本上拍解放後到1966年的十七年。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整部電影的核心是「文革」，它探索「文革」的整個來源，一個國家怎麼會出現這麼一個大災難。
我自己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根源是這十七年。中國共產黨打下江山、掌握政權以後，對於國家的治理，從經濟上講也好，從人道上講也好，缺少經驗。以「人民當家做主」的名義獲得了最大的擁護，而當你真正獲得擁護之後，反而沒辦法把最大的利益還給人民，所以就產生了十七年中所有的運動。
●──您是1952年出生的，「文革」開始的1966年您十四歲，跟裡面的鐵頭幾乎同歲，這部電影是不是有自傳性的東西？
比他大點兒（笑）。其實沒有自傳性的東西。很坦白講，如果裡面有一點點跟我有關係，就是鐵頭的舅舅（宗平演的），我用了自己生活裡的原型，他後來眼睛瞎了，有個女朋友。這跟我生活中的原型有一點接近，包括造型什麼的都很像。剩下的角色和情節都不是我的個人經驗，有很多東西的原型都來自編劇蕭矛[20]的家庭。他家是知識分子家庭，有很多人被打成「右派」。
我開始拍片以後常想，有機會的話一定要拍這十七年的戲。我總認為這十七年很重要。我們拍可能會客觀一點，因為我雖然成長於這十七年，但年紀太小，並不是全懂這十七年發生的事，只是感受到一些東西。真正經歷過這十七年的人很難客觀地去寫這十七年。
●──整個電影的結構很有意思，因為一般拍十七年會以政治運動來劃分成好幾個階段，但您是以鐵頭的三個父輩形象來劃分：父親、叔叔跟繼父，這樣的結構造成非常有力的敘事方法，這樣的結構是怎麼想出來的？
我希望以孩子比較破碎的視角、記憶來說這個故事。孩子的記憶和大人非常不一樣。我記得去打麻雀、大煉鋼鐵、在人民公社吃飯，對我來說，這些都是非常開心的事，但這些東西在大人心裡是不一樣的。很多事情你會隱隱約約感覺到，大人在背地裡說事情時會有壓力，就是在「反右」運動的時候，但小孩根本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只是覺得有些不對勁，好多身旁的叔叔阿姨都不在了。同學們相互說那個誰的父母下鄉勞動去了，等等。你會覺得很奇怪，但不明白怎麼了，它的根源是什麼。
我覺得電影不可能把一個政治運動講完整。所以只能從孩子的觀點說故事。而且也不可能讓一個演員從五歲演到十四歲。所以就選了三個孩子，他們的年齡段大約是八歲、十歲、十三歲，用這幾段年齡去描寫跟他這段年齡接近的故事。[21]這樣故事的兩頭就能接上，讓父親、母親、叔叔、繼父這些主要角色接上故事。你只能靠接故事的延續性的事件來調整。我原來想用四個孩子，但又覺得四個孩子太多了，其實四個孩子在年齡上比較精準，三個孩子觀眾可能還可以接受，四個孩子觀眾就亂了。老實說，用三個孩子我還是有點擔心，因為不容易找到三個長得相像的不同年齡的孩子，但我們盡量讓他們有同一個人的感覺。歷史背景的事情是準確的，但年代上就不是那麼精準，鐵頭八歲時就應該出現這件事情，九歲時才應該出現另一件事情。所以每個孩子大概用了一年或兩年的時間，這期間可能孩子並沒有明顯長大，但能夠感覺到從那一年的事情到這一年的事情。我想可以說是根據對這三個小演員的選用這個特點來決定這部片子的結構的。
●──這部電影裡有很多象徵性的成分，像開頭他們剛搬到新家，還高高興興的，突然廣播斯大林去世；之後他們結婚了，氣氛正高昂時，李國棟（李雪健）送的小泥馬的頭突然掉下來。
其實我挺喜歡生活中有一些偶然的巧合，好像帶有一點暗示性的東西。好像冥冥之中已注定，好像不可知，這個東西在我看今村昌平的作品時有很多感受，我還跟他聊過這個問題。有種無意識在裡面，給人一種很神奇的解釋，或是很多很多信息。我覺得我們生活中經常發生這些事，你說美國人不迷信嗎，也迷信。在這十七年中是不可以講迷信的，但人們心裡頭會有種對預兆的判斷，也符合那時候人的心態。
泥馬頭斷掉來自一個朋友的經驗。有一次一個朋友結婚，有人送了一個玻璃的馬頭，因為新郎是屬馬的。晚上婚禮結束後，他們就看見馬頭掉在桌上，預感特別不好，過了幾天新郎就出車禍了。現在說起來好像不覺得什麼，但當時大家可確確實實覺得有事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