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又待了大概一兩年，就在自己家裡。因為我們家是個四合院，很大，住了很多人，在那個空間裡有很多孩子玩兒的東西，院子裡孩子也多，大家在一起玩兒，也不出去。於是就開始遇到插隊，最先是68年當兵，當兵的時候我沒有報名，那時有工宣隊，隊長就問我為什麼不報名，我說我家庭出身不行，肯定不行，他堅持讓我報，我說我不報，等著去農村。到了69年的第一批報名插隊，我是我們班第一個走的。我還是沒有跟我的學校走，而跟了我哥哥的一些同學走，就是一塊兒徒步串聯的這批人。到了東北插隊。我覺得這段「文革」的經歷，對一個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次過程，66、67、68這三年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逼迫我自己學會獨立，逼迫我自己保護自己，還有怎麼跟社會打交道、怎麼跟人打交道。
到農村以後，我實際上插隊的時間很短，就一年，對我來講是參加勞動換取生活所需，你可以掙錢，可以工作、買糧食。那時你不會對錢有很大的價值概念，因為我這種家庭的孩子對錢是不太關心的，以前父母的工資非常高，但是你會覺得大家都在幹活，幹活幹得好壞是一個年輕人的標誌，所以在農業活上就不願輸給別人。而且我那塊兒是個很廣闊的平原，可以放馬、可以種地，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地方。那一年自由極了，完全是今天想幹活兒就幹活兒，不想幹活兒就不幹活兒。
一年以後我就到部隊。到部隊後受的是一種集體性的鍛煉，以及一個嚴密集體中的考驗，你怎麼接觸人、怎麼在距離中成長，在部隊待四年半到五年，已經二十多歲了。我是74年底回北京的，八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沒有成人、沒有家庭、沒有學校的社會教育。這完全是滲到心裡和血液裡的，比如我會對農民沒有任何偏見，但有的城裡人會對農民有偏見，我沒有偏見，因為我跟他們在一起工作過、勞動過，他們幫助過我，關心過我，我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受到之前從來沒有過的體力上的鍛煉，這些東西可能會讓一個人在未來面對工作或其他一些事情時，有很堅強的毅力來完成，你可以去堅持這件事情，不會半途而廢。另外一個就是你和人的關係，你能夠保護自己，生存得非常好，能夠獲得別人的幫助和支持，這在未來導演工作上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中國導演和國外導演不同，國外導演就好像上班一樣，只做我的事情，而中國不，在中國得牽涉很多人的事情，人際關係在導演工作中產生。所以在我開始做導演時，在這兩方面已經有十年的基礎了。這個是學不來的，是社會賦予你的。
到電影學院以後我覺得比較有意思了，它變成一種你渴望的東西，讓你去學你喜歡的東西，你看到的世界完全和你以前的世界不一樣，你要看無數的電影、要拍戲，專業性的東西開始左右你。這四年裡，我拍了兩部電視、一個電影長片、一個電影短片。還沒畢業我已經完成這些東西了。為什麼呢，當然有些是很偶然的機會，你去完成你想像的東西，你去實踐了，它跟你有沒有矛盾，有時候你可能夢想著要當導演，做了一部戲之後你覺得這東西一點意思也沒有，我可能會改做編劇、演員，但你在實現這個過程時，你覺得它真的很有挑戰性，你願意去完成、征服這件事情，畢業以後就很堅定知道這一生會為這件事情努力，不會做別的。
●──您第一部片是1980年的《我們的角落》，改編自史鐵生[8]的小說，很多人把第五代的開端歸到《一個和八個》（1983）和《黃土地》（1984），其實您早了三年，拍的時候有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新電影的一個開端？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看，我沒想過這是不是一個開端，但這部電影可能無意中成為北京電影學院，或全北京的藝術院校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多年後北京電影學院還在課堂上放這部片子，用來教學，我知道中戲（中央戲劇學院），包括姜文他們讀書的時候都看過這部片。這片子沒有特別多的故事，完全是以人物的心理活動、相互之間的感情去描述。我一直找不到這個東西。我覺得其實開端與否並不重要，但是能夠標誌出當時對傳統電影的一種革命，或者是背叛，已經開始用這些人對社會、對人、對電影的一種思考去拍東西，我覺得它至少是起到這個作用。
●──這部片後來沒有通過審查。因為這是您拍攝的第一部片子，是不是打擊很大？
中央台不讓放。那個時候還好，畢竟也還沒畢業，是第一部片，中央台播也沒多大價值。因為那是學校的教學片，學校的資金，花了兩萬人民幣，所以對我來講不算特別大的事情或影響。因為那個時候年輕，而且後來拍的戲像《小院》、《紅象》也都很順利。基本上前幾部戲都沒有什麼問題，從《九月》開始才遇到問題。
●──《九月》是您第一部長片，能不能談一談拍《九月》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