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看您的背景覺得您天生注定要拍電影，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您是什麼時候想到將來要拍電影？
其實拍電影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人可能會在稍微成熟一點的年齡時尋求一種職業。我當了三年兵就覺得部隊不太適合我，我是炮兵，我的軍事一直是我們連隊最好的，但我心裡覺得軍人這個職業不是特別適合當我的終身職業。其實那時當兵離家很近，在河北保定，坐火車三個小時就到了，但很少有機會回家。我當兵第三年的時候，很偶然的機會，讓我接觸到電影。
部隊有個老兵是非常有名的攝影家，常喜歡裹著照相機，他從抗美援朝起，就玩照相機，玩兒玩兒他就開始拍，拍得非常好，後來就拍得很有名，他叫張文波，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你說他有多少文化也沒有，但他就對照相有天分。但他不是部隊裡的攝影師，一般只是組個學習班什麼的。他和部隊裡很多畫報界的人很熟，部隊中有個非常有名的畫報叫《解放軍畫報》，他的師父都是畫報的。其中有個人叫周蕭，這人後來寫小說，跟我媽媽很熟。有一次聊起來，我媽媽就說你部隊熟人多，看我那孩子能不能學一點別的業務。周蕭就給張文波打了個電話。那個時候我已經是班長了，張文波把我調到他那裡去學照相。我自己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好的攝影師，跟他學了很長時間，也拍了一些東西，但我覺得我不是很好。我覺得是因為我沒有繪畫基礎。
後來我在第五年復員了，也提了干想轉業。我回到地方上，當時想我已經會照相了，那麼就繼續學攝影這個行當吧。於是分到中國電影農業製片廠當攝影助理。
其實那時才真的對電影好像有了感情，我印象很深，那是到湖北的一個地方去拍《春天的耕地》。當時那個師父對我非常好，他就說你來拍吧，那時我什麼都不會，他幫我把機器架好，那個感覺非常的……有點像初戀時跟女人的第一次眼光那種溝通，舒服極了，從那時起，就喜歡這個東西了。我在農影廠三年，幾乎沒在北京待過，非常願意出去拍東西，守著攝影機就像守著一個戀人一樣，特別愉快。
到了第三年，考北京電影學院時，就是1978年的時候，我被分到大寨，中國農業學大寨，就是毛說的「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當時是毛提出的三個口號。其實我串聯[7]的時候去過大寨，在部隊時也去過。我不太喜歡這個地方，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沒有人的生氣，完全是一種政治化，像部隊一樣，在那兒的時候就聽說電影學院招生，我很想再學攝影，因為畢竟喜歡這個行當。但攝影系的學生只招二十三歲以下的，我那個時候二十四歲半，已經過了年齡了。張藝謀考電影學院的時候已經是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了，已有很多好的攝影作品，我的照片根本就不行，後來我就沒報這個系，只有導演系收二十五歲以下。
那時覺得真想上學，想學點東西，因為我是沒有完成基礎教育的，小學、初中以後就是66年，「文革」開始，高中等於沒讀，所以很想讀讀書。因此就報了電影學院的導演系。實際上真正認識電影就是從電影學院開始，或者說在農影對電影產生感情，而真正去瞭解電影、認識電影，是從電影學院開始。
●──「文革」、插隊的經歷對您後來拍電影的生涯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肯定會有。當然人不可能去整理哪一個瞬間的東西對你留下了多深的印象，我想我受鍛煉最大的是三個環節，一個是「文革」初期，那時候覺得天地翻了一個身，原來你是一個幹部家庭的孩子，家庭在社會的位置和你在同學之間的那種優越感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而且我讀的是北京一個很好的小學，突然間父母變成了最底層的人，要被別人批鬥。那個時候你會覺得不知所措，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的。當然那時候很小，十幾歲，就隨著社會走，我覺得可能第一次對政治的認識對我的心靈來說是一種創傷，就是家庭的幻滅。父母都不在身邊，全部去勞動了，然後被別人侮辱，你會覺得心理上很討厭政治，會遠遠地躲著它。
所以「文革」的時候我也不參加紅衛兵，也不參加什麼，始終就是學校有事我就去，沒事我就回家。家裡有很多書，因為父母在「文革」前人際關係非常好，所以鬥他們的時候也不是很厲害，抄家的時候東西也都不拿走，只是貼個封條而已，所以我沒事就看看書。我父親特別喜歡買電唱機呀、錄音機呀這些東西，還有一些蘇聯的唱片、印度的歌曲，就是聽這些東西。基本上躲著，遠離那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