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n Zhuangzhuang
盜馬與放風箏
英文標題：Stealing Horses and Flying Kites
田壯壯1952年生於中國一個知名電影家庭，父母都是當時極出名的電影明星。他在首善之區的北京長大，出身優越，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參與串聯，踏上去往延安的政治朝聖之路，下鄉插隊，最後進了部隊，成為炮兵手。在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做了幾年攝影助理之後，於1978年重新恢復招生時，進了北京電影學院。
田壯壯就讀的1982年畢業班催發了完全改變中國電影面貌的視覺革命。他成為人稱「第五代」的關鍵人物，其他重要人物還包括知名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獵場札撒》突破了傳統電影敘事以及對中國少數民族的刻板再現，是一部記錄內蒙狩獵習慣與儀式的前衛電影。和《一個和八個》、《黃土地》、《紅高粱》一樣，《獵場札撒》成為里程碑般的作品，清晰界定了第五代與傳統中國電影的決裂。這部影片同時催生了田壯壯的下一部作品《盜馬賊》，影片對一個西藏家族的文化、精神、生命與死亡提出了深沉省思。
在《獵場札撒》和《盜馬賊》後，田壯壯拍攝了一系列較為成功的商業片，如《搖滾青年》，關注城市年輕人的反叛與疏離；還有《大太監李蓮英》，一部關於慈禧太后（1835—1909）和她最寵信的太監之間複雜關係的古裝片，為主演本片的劉曉慶和姜文贏得了極大的讚譽。1993年，田壯壯拍出截至目前最個人的電影，堪稱他的代表作的《藍風箏》，從孩子敏感的眼睛看「十七年」的歲月，這個孩子與他羽翼未豐的國家一同成長。《藍風箏》以不同於情節劇傳統的疏離視角和極節制的電影手法描繪出奧威爾式的噩夢。這部電影是年度最佳片單中絕不會被遺忘的一部，《時代》（Time）甚至宣稱田壯壯是中國有史以來最佳的電影人。然而這部電影一直未曾在中國現身，在戛納電影節無視中國電影局的禁令放映之後，田壯壯被禁止拍電影。到他再執導筒，已是十年之後。
2002年，田壯壯以對他而言既是最大又是最小製作的電影勝利凱旋，重回導演椅。這部片小在只有五個演員，場景甚少，而大在它是中國電影一部早期經典的重拍，費穆（1906—1951）的心理劇《小城之春》。訪談於2002年10月5日進行，當時田壯壯帶著眾所期待的復出之作來到紐約電影節。在這兩個小時的訪問中，我們討論了給田壯壯帶來重要影響的人和作品、他的過往作品以及未來計劃，當然，還包括他消失在我們眼前的那十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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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父母田方、於藍[1]都是中國非常出色的電影演員。而且您基本上生長在一個電影文化的氛圍裡，一些知名導演，像崔嵬[2]，就住在你家隔壁。能不能談談你成長的環境？
其實，很難說我的家庭和生長環境對我以後電影生涯有什麼影響。我是在傳統的四合院裡長大的，我們稱它為寶禪寺，一座廟，對面是護國寺，護國寺比較大。我記得還有廟會，廟會就是有賣吃的、唱戲的和雜耍的，就是風味小吃什麼的。我的印象小時候跟父母並不是接觸很多，因為他們特別忙，我是跟著奶奶長大的。十五啊初一啊奶奶要去廟會，去聽個戲，帶著孫子去吃點兒東西。
這院子後來陸陸續續搬進來你說的崔嵬，還有很有名的劇作家海默[3]，「文革」的時候被打死了。旁邊還有陳荒煤[4]，電影局的老局長，後來當了文化部副部長。還有秦威[5]，是當時很有名的美術師，其他就是一些製片，因為那個院其實不都是北影的，也有科影的或別的電影製片廠的。
「文革」前我常去片廠玩，因為那個時候北影廠很遠，在小關，是蘇聯專家規劃的亞洲電影城。那時候老去那邊玩兒，因為父親是廠裡的領導，他有車，我星期六就搭他回去的車，住在那邊，跟工人們在一起住，就是他的司機或廠裡的工人、照明工，他們帶我在廠裡玩，有的時候就去看拍戲。那個時候我對電影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父親還做過電影局的副局長，有時他們審片的時候老帶著我去看。主要是外國電影，審查進口電影，當然是蘇聯的偏多，也有些英國電影和法國電影。我記得有一次看蘇聯的《偉大的公民》[6]，當時蘇聯的電影都很長，以前的電影很長，所以都分成上下兩集，我記得看到差不多兩三個小時就吐了，受不了了，也聽不懂、看不懂故事。從那以後我就很少進電影院，我覺得電影院對我來講會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