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拍攝《舞台姐妹》的時候，不曾想過會遭受這麼大的批評？
根本不會想到，那時誰會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國家主席劉少奇（1898—1969）都沒想到會遭到這種命運。他受到嚴厲的批鬥，鄧小平也是。鄧小平被打倒了幾次，送到江西勞改。他又復出之後，問我們的國家怎麼會搞成這樣？他思考了很長時間，倡議了很多政策上的改革。他跟所有人一樣都有同樣的疑問——當時並不是我一個人不能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們把這問題看得太小了，整個國家都陷入混亂，連國家元首都被打倒。我為什麼拍悲劇？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說話不可。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們說話。要為這些不能再說話的人發聲。所以像《牧馬人》、《芙蓉鎮》都是在極大的激情之下拍的。如今很多人都在談歌舞片、數碼片，認為那是觀眾唯一關心的。其實相反，只有對社會生活真誠的感情和切實的反省才能打動觀眾的心弦。《天雲山傳奇》就是這樣一部電影。「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有很多冤案。胡耀邦（1915—1989）做總書記時把幾千萬人的冤案都平反了。所以這部電影在這個時機出來，獲得很大的共鳴及世界的注目。《芙蓉鎮》也是，中國的問題不看這部電影你不會瞭解。《芙蓉鎮》到日本上映時，日本人說：「謝導演，原來是這麼可怕的災難，這麼小的鎮子也發生這麼大的悲劇，你們真是苦啊！」經由我的電影，人們更瞭解中國發生了什麼事。美國是不可能拍出這樣的電影的，因為兩個國家的歷史經驗不同，美國人怎麼會過這種生活呢？所以必須研究我們國家的歷史才能瞭解我們的電影。很多美國學者寫的文章都不著邊際。很多人說謝晉導演你吃了很多苦，我說不是我，是整個國家！連國家元首劉少奇都死在牛棚，骨灰都幾乎找不到了。我們經歷如此巨大的悲劇，我們自己把它克服了。
現在第六代導演根本沒經歷過這些，他們拍出來的電影當然跟我們不一樣。有些影評家很糟糕，老拿我們比，但比較是不可能的。美國今天的電影怎麼跟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的電影比較？它們完全不同。美國現在不可能拍出跟卓別林一樣的電影，因為時代完全不一樣。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現在不可能拍出1950年代美國最優秀的電影，難道現在的美國電影工業還可以出現另一個卓別林嗎？不可能。每個時代都有它電影的風格，而我們和下一代的電影風格不同，我覺得非常自然。
●──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電影導演因為當時激進的政治氣氛而無法拍攝電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時間您作為一個電影人，仍持續您的電影夢──或該說是噩夢？在這樣社會動盪、政治高壓的年代拍攝電影，是什麼樣的景況？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拍過電影，拍過樣板戲。當時雖然還沒復職，但是什麼都打倒了、都沒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輕電影導演就被指派拍樣板戲。這些戲都是當時政治氣氛的產物；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場噩夢。不光是一場噩夢，我父親吃安眠藥自殺、母親跳樓自殺，都是我去把他們抱上來的。當時我還關在廠裡不許出來。一開始我很自責，後來也想通了，這不是個人的悲劇。那不只是針對著我，即使那些創建我們國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計以後會有很多的作品從這場悲劇裡出來，會有真正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傑作。這是人性的毀滅，發生在父子之間、朋友之間，這是時代的悲劇，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劇，以前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在提到「文化大革命」總會稱它「史無前例」。我們應當記得這個詞，「史無前例」，過去歷史上沒有過。毛主席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中國以後一定會出現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想，研究一個國家的電影，尤其是重要的電影，要瞭解很多那個國家的歷史背景。越戰結束後有些電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 1979）。如果不是這場戰爭，也不會有這些電影創作出來。後來我幾部主要的電影也一樣，像《天雲山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