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後來為什麼從戲劇轉到電影，也主要跟我的老師們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又回到學校，補念了兩年，為了得到正式文憑。我父親那時是上海有名的會計師，我們那時候家庭情況很好。家裡希望我跟我的老師一樣，到美國留學，但那時候已經1948年了，上海都快解放了。後來我的老師都留在大陸，希望建設新中國，我就沒有出國。
早幾年我父親在香港工作，地位很好，也比較有錢，不過我沒有留在香港，選擇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父親因此覺得很失望，因為在過去，解放以前的社會，中國還是個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非常看不起演戲的。在我們學校，一個班才十幾個人。我跟陳凱歌的爸爸是同一屆的，我們1941年考上學校，一起唸書，陳凱歌現在還叫我「叔叔」。當時念的人非常少，因為這個工作在過去的社會被人輕視、被人瞧不起。很多人問我，照理講應該留在香港，生活蠻好的啊，但我的決心很大，我要往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在那裡三年，非常艱苦，飯都吃不飽，但是我們的學術風氣很濃厚。
抗戰勝利以後，電影業又重新恢復了。我的很多老師原來是電影界的，又回到電影界去，有的老師從話劇轉到電影。1948年，我學校還沒畢業，老師就寫信來叫我去他的電影廠工作。所以我就很順利地轉換過去。我一生生活很辛苦，但是工作方面很幸運。因為學校還沒畢業，老師就希望我去跟他們做助理導演、副導演。
●──1948年開始，您在多部電影擔任副導演，包括《啞妻》、《歡天喜地》、《影迷傳》和《婦女代表》。您早年的經驗對您後來當電影導演有什麼幫助？您在當副導演的時候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在那些戲中，我的角色是副導演，不是我的電影。都是我的老師拍的，我做助手。《婦女代表》是解放後拍的，解放前的最後一部片是《影迷傳》。老師非常喜歡我，因為我受了五年正式科班的教育。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是第一批從副導演提升為導演的，而且是上海唯一一個，這批導演大概1950年代末就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導演。我在1954年就單獨拍戲了。我做話劇時，是跟著老師做，做電影的時候，一開始也是跟著老師做副導演。我跟過很多導演，各種流派的導演我都跟過，學到的比較多，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基礎。所以當我當上導演時已有很多經驗了。我當副導演的時候，還代老師拍過很多鏡頭。所以我後來有機會獲獎時，經常會提起我的老師。《芙蓉鎮》我得到第五座百花獎，曹禺老師來頒獎，我特別感謝他及好幾位已經去世的老師，包括他們的嚴格教導──老師非常嚴格，因為我很調皮搗蛋（笑）！
●──這幾位導演之中，哪位對您影響最大？
對我有最大影響的是洪深老師，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的，還有焦菊隱老師，後來導演過話劇《茶館》。1950年代末他們都成為中國電影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當助手的經歷讓我學到很多，做場記什麼的，我經常被老師稱讚「謝晉做得最好」，我也很用心地學習。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很用心地學蘇聯電影。有幾位很出名的蘇聯導演，還有意大利跟美國的導演。老一輩的常常說，中國電影的第一個老師就是美國電影。那時候中國還沒有電影工業，也沒有電影學校，很多人是自己看美國電影，多看幾遍，然後自己體會。至於我，雖然也從美國電影學到許多，但我還有個有利的條件──我有最好的老師。
●──您最早當導演拍的電影──《控訴》、《藍橋會》、《一場風波》、《水鄉的春天》──都是由片廠指定，創作空間比較小。早期拍攝這些電影，是否很難全心投入？
這些戲都是我獨立拍的，但有的是小戲。一開始，國家還不完全信任你，我還不可能拍像《林則徐》這麼大的片子。我拍的都是些小的故事、小的電影，這些戲是鍛煉我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我拍的每部戲雖然不是自己選劇本，是上頭指定的，「這部給謝晉拍，那部對謝晉太大了，要找別的有名導演拍」。我當時年輕，二十幾歲，但我有個優點，如果一個劇本只有六十分，不是很好的劇本，我一定把它拍到七八十分。後來我跟很多學生講，如果一個七十分的劇本，你可以把它拍到八十分，表示你是一個好的導演。
也有導演拿到一個八十分的劇本，卻拍不到九十分，只拍到六十分，這是個差勁的導演。如果劇本很好的話，努力一下，演員選得好，可以拍成九十分。我常跟學生說，一個劇本雖然不是很好，但我會想辦法把它加工，把它拍成八十分。所以後來很多作家、領導、廠長都相信我，說給他六十分的劇本，他可以拍成一部不錯的電影。我在電影界的地位就慢慢地提升了。現在回頭看那個時候拍的電影，影響不是很大，因為劇本本身最多就六十多分，拍到七十分就不錯了。還有另一個最主要的因素，藝術是靠自己的感情經營的，要是這個題材、劇本不是我很想拍的，就很難拍成一個精彩的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