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您在上海和香港都生活過。能不能談談您的童年，還有成長過程中接觸過哪些電影？
我出生在浙江的農村。祖父參加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小學三、四年級時日本人入侵東北，發生九一八事件，1932年又建立偽「滿洲國」，扶植溥儀（1906—1967）的傀儡政權。之後又打到華北，拿下北京，那時候叫北平。1937年，日本人打到上海，我念小學最後一年。我們那時候才十二三歲，我父親馬上把我們送回家鄉避難。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人來說很短，美國人是從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才參加大戰的，之前都在旁觀；但對我們來說是整整八年的時間，跟你這麼一說你就知道了：我小學畢業那年戰爭開始，一直到念大學抗戰才結束。後來我父親調到香港工作，我們跟到香港。回來以後先到上海，再到四川省的重慶，當時中央政府遷到那兒，很多大學也都跟著政府搬到重慶去，我就到那兒念大學。
1930年代，我念小學的時候是中國電影最好的時候。我看了很多好電影，如《漁光曲》（1934）、《十字街頭》（1937）、《馬路天使》（1937），都是當時最優秀的電影。因為我母親非常喜歡看電影，每個禮拜都帶著我看兩次電影，有時候禮拜天甚至看兩部電影。所以我小學時看了非常多，這是我後來參加電影工作的原因。
在中國傳統裡，十歲生日是很重要的，我十歲生日的時候父親和祖父送給我一櫃子的書，那是中國最好的出版社出的，叫做「小學生文庫」。所以小學時除了《三國演義》、《水滸傳》，我還看了《伊索寓言》、丹麥的《安徒生童話》，文學書看了很多。中學時代我開始看美國電影，抗戰勝利以後看得更多，戰時在重慶播放很多美國電影。1949年以後，美國電影沒有了，因為中國和美國是敵對關係。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看很多蘇聯電影。我最喜歡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
在重慶的時候，我念的是戲劇，那時中國還沒有電影學院。全中國藝術院校就三個，一個是音樂學院，一個是美術學院，一個是戲劇學院。我念的是戲劇專科學校，大學要念五年。從中學時候開始，我們就有很多宣傳打倒帝國主義的戲，愛國情緒是從小就有的，因為日本人侵略我們，之後又發生南京大屠殺。我們跟現在年輕導演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們沒有經歷過去跟現在的劇烈對比，但我們經歷過那種國家恥辱，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很愛國。就像韓國人對日本人非常痛恨，因為韓國被日本佔領多年。這種意識是我認為藝術家搞藝術工作最重要的。我常講我的好友奧立弗•斯通（Oliver Stone），他拍《野戰排》（Platoon， 1986），描繪越南戰爭最傑出的一部戲，拍得非常好，有一回他在上海當電影節的委員，我是主席。他說他被徵召入伍到越南打仗時二十歲，在那裡兩三年，好在沒有死掉，回到美國以後，每天晚上都做夢，他說：「我每天晚上都夢到戰場上我那些朋友，在我的夢裡，他們逐漸死去。」我想這是藝術創作很重要的規律，所以他關於越南的電影非常精彩。我的作品也都一直在捕捉那種力量。我們這一代跟第五代、第六代導演不一樣是因為生活經驗不同。
●──當您決定走上電影這條路的時候，您家裡並不贊成。您能不能談談從戲劇轉到電影的經過，以及您家裡的反應？
最早我家裡那五百本書裡，有本愛迪生（Thomas Edison）的傳記。我從小就想做個發明家，父親非常高興，說這個孩子將來有出息。後來我看過兩部愛迪生的傳記電影，一部是米基•魯尼（Mickey Rooney）的《小愛迪生》（Young Tom Edison），演童年的愛迪生，另一部是《偉人，愛迪生》（Edison the Man），史賓塞•屈賽（Spencer Tracy）演成年的愛迪生。[2]都是我年紀很小的時候看的，對我影響很大。
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接受抗戰時的教育。所有的歌唱隊、戲劇隊，都宣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時所有的年輕人都非常激動。中學時代我就開始演話劇。我們中學裡就有劇團，演獨幕劇，很多都是老師編的戲。大學我念了中國唯一一個戲劇學校，國立戲劇專科學校。這時學校已經從南京搬到四川重慶了。抗戰八年，我在四川就待了六年，我的夫人也是四川人，就是在那時候認識的。我們學校有當時全中國最好的老師，我最尊敬的老師包括洪深（1894—1955）[3]，他是美國哈佛大學貝克教授（George Pierce Baker， 1866—1935）的學生。我另外一個老師是張駿祥（1910— ）[4]，後來當了上海電影局局長，他是耶魯大學畢業的。還有黃佐臨（1906—1994）[5]，他的女兒是知名的第五代導演黃蜀芹。他是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所以我們受到的很多教導都是西方的。還有一位是焦菊隱先生（1905—1975）[6]，是舞台劇《茶館》的導演，他是巴黎大學畢業的。我們的莎士比亞是曹禺（1910—1996）老師教的，《雷雨》的作者，他是教務主?，他最膾炙人口的《北京人》就是在我們學校寫的。曹禺給我們上劇本課，介紹了易卜生（Henry J. Ibsen）、莎士比亞、奧尼爾（Eugene O』Neill）、契訶夫（Anton Chekov）等俄國、美國、英國的劇作家。我們畢業的時候演了很多易卜生和莎士比亞，還有曹禺先生的《日出》、《雷雨》。這些紮實的訓練對我後來導戲、刻畫角色性格幫助很大。這些中國最好的藝術家、戲劇家，都在我們學校講課，可以說我吸收的戲劇知識都是當時國家最好的戲劇家傳授的，前後有五年的時間。所以為什麼我的電影故事性、戲劇性比較強，跟一般美國電影不完全一樣，原因就是我是學戲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