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城市之光
那條地獄裡的道路啊，鋪砌得如此之好，
從不需要任何修繕。
——魯斯·倫德爾
一股沒藥和上了清漆的木頭散發出的強烈味道。
一股混合了香樟和蠟燭的味道。
一把在我頭顱裡鑽探的風鎬。
我試著睜開眼睛，但眼瞼好像被縫住了。我躺在一個又硬又冷的地方，臉貼著石頭，渾身滾燙，止不住地發抖。我在抽搐，胸口傳來一陣疼痛，無法順暢地呼吸。我喉嚨發澀，滿嘴都是水泥的味道。有幾秒鐘，我筋疲力盡，動彈不得。
1
漸漸地，周圍的靜謐變成了人群激動的喧嘩聲。我感到一股怒氣在發酵。
他們在沖誰發火？
靠著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我站了起來，睜開眼睛。光線很強，我眼前一片模糊。我努力辨識周圍的世界。
漫射燈、十字架、許多燭台和蠟燭、銅質的幃蓋、大理石祭台。我跌跌撞撞地走了幾步。看來我現在正身處一座教堂的祭壇中心，應該是一座天主教大教堂。面前是一百多米長的教堂中殿，兩側排列著巨大的木質雕花長椅。抬頭望去，十幾扇色彩斑斕的彩繪玻璃窗反射出耀眼的光線，三十多米高的哥特式穹頂讓我感到一陣暈眩。
在祭壇對面，管風琴的巨大風箱和密密麻麻的音管順次排開，上方是巨大的花瓣形天窗，窗上的彩繪玻璃反射出變幻莫測的藍色。
“快叫警察！”
人群中爆發出一聲驚叫。十幾雙驚慌失措的眼睛正緊盯著我：遊客、跪著祈禱的信徒、懺悔室旁候著的神甫。我猛然間明白了那些嘈雜的斥責聲來自哪裡——因為我幾乎赤身裸體，只穿著粉色圓點內褲和一雙沾滿泥漿的三葉草球鞋。
完了，我在這兒幹什麼？
我手腕上還戴著祖父的手錶。我迅速掃了一眼：17：12。剛剛經歷的一切在我周圍旋轉。我想起了和父親的對話，想起了我在燈塔裡搜尋線索，想起了地下室裡被封起來的房間和房間裡那讓人透不過氣的炎熱，想起了那扇在我面前突然關上的金屬門。
但在這之後又發生了什麼？
我的腿受了傷。為了不讓自己倒下，我緊緊倚靠著呈放精裝版《聖經》的聖經台，順便擦掉順著脊背淌下來的冷汗。我必須離開這個地方，越快越好。
太遲了！
“警察！不許動！舉起手來！”
兩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沿著教堂中間的通道跑來。
在把事情搞清楚之前，絕不能讓他們抓到我。我打起精神，連滾帶爬地衝下大理石台階，離開了祭壇。剛開始的幾步走得特別痛苦。每走一步，我那水晶般脆弱的腿骨都好像要卡嚓一聲折斷似的。我咬緊牙關，撞開人群，沿著側面的小禮拜堂朝外跑，一路上撞翻了裝飾花、鑄鐵燭台和許多擺放在書架上的祈禱書。
“喂，說你呢！給我站住！”
我沒有回頭，在打滑的地板上全速衝刺。又跑了十米，推開面前的第一扇門。成功了，出來了！
我跳下石頭台階，連滾帶爬地衝向教堂前的小廣場……
2
汽車喇叭和警笛奏起的交響樂撕扯著耳膜，油膩的碎石路面上升起縷縷白煙，飄向灰暗的天空。那裡盤旋著一架直升機，發出隆隆的響聲。氣氛有些緊張，空氣潮濕得令人窒息，好像全世界都扣在一口悶鍋裡。
重獲自由之後，我繼續向前跑。這時，一位身材豐滿的小個子女警追了上來。我以為自己很快就能甩掉她，但我過於自信了。突然，不知什麼原因，我感到兩腿發軟，喘不過氣來。就在我準備過馬路的時候，那個女警伺機給我下了個絆兒，然後用她全身的重量把我壓在地上。我還沒來得及掙扎，一副金屬手銬就鉗住了我的手腕。
我眼前閃過一連串萬花筒般的景象：黃色出租車在玻璃和水泥組成的峽谷中穿行；星條旗迎著風獵獵作響；舊教堂的剪影沒入摩天大樓的叢林之中；身材魁偉的阿特拉斯銅像支撐著高聳入雲的拱門……
我的腦袋被迫抵著人行道，身體因為恐懼而抖個不停，腹中猶如火燒，一陣陣胃酸腐蝕著食道。當警察在柏油馬路上拽著我汗津津、赤條條的身體時，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我會出現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聖帕特裡克大教堂裡？
3
20：00監牢裡
我雙手捂臉，用大拇指揉著太陽穴。這會兒要是有三片阿司匹林和一劑消炎藥就好了。
被捕後，一輛警車把我送到了第17轄區——坐落在萊剋星頓大街和第52街交叉口的一座紅褐色堡壘。一到警察局，我就被關進了一間多人牢房，和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社會青年還有毒販待在一起。
這間地下牢房簡直就像桑拿室，沒有空調，沒有窗戶，連一絲流動的空氣也沒有。冬天在這裡肯定會凍僵，夏天會出一身臭汗。我坐在一條緊挨著牆的長凳上，等了三個小時，也沒人給我提供任何衣物。在此期間，我只能裸著上半身，穿著粉色圓點內褲，忍受著牢房裡的各種議論。
這場噩夢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裸體出來溜躂很興奮嗎？你這個基佬！”
旁邊的流浪漢已經煩了我一個小時。他臉色發紫，皮膚粗糙，瘦得像條長滿疥瘡的狗。為了打發時間，他一邊翻來覆去說著下流話，一邊撓著濃密的黃色絡腮鬍，都快撓出血了。在波士頓的急診室裡，每天都有許多像他一樣的病人被送進來。他們是些被生活和交通事故擊垮的人，是脆弱又富有進攻性的人，是脫離現實的人，是因酒精中毒而昏迷、體溫過低或是神經錯亂的人。
“你這身打扮，打飛機是不是挺方便的，嗯？娘娘腔？”
他很討厭，但也讓人害怕。我轉過頭，不去理會他。可他突然站了起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快說，你內褲裡是不是藏了酒？你肯定是把酒放進褲衩裡了……”
我輕輕推開他。儘管屋裡很熱，他還是裹著一件厚厚的羊毛大衣，上面的髒東西都結成了塊。他跌坐在板凳上，口袋裡露出一張折疊的報紙。這個醉鬼嘟囔了幾句，然後臉朝牆壁癱在長椅上。當他又一次開始胡言亂語的時候，我順手拿走了他的報紙，心煩意亂地打開。這是一份《紐約時報》，頭版是：
在總統競選中
民主黨提名大會推舉比爾·克林頓
一個為美國發言的新聲音
標題下方配了一張大幅照片，這位神氣活現的候選人被妻子希拉裡和女兒切爾西擁抱著，周圍有一大群人簇擁著他們。報紙的日期是1992年7月16日。
我不禁再次用手摀住了臉。
這不可能……
任憑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個所以然——我的記憶還停留在1991年6月初。我感到沮喪極了。在短短一分鐘之內，我就掉進了時空的深淵。心跳越來越快，我試圖通過深呼吸來喚醒理智，讓自己恢復平靜。怎麼解釋我混亂的記憶？大腦損傷？還是吸毒？
我是醫生。儘管神經學並不是我的專業，但我也在多家醫院做過充分的實習。我知道，記憶缺失往往都是難解之謎。
顯而易見，此時的我得了遠事遺忘症：進入燈塔中那個“禁止進入”的房間之後發生的事情，我一點兒都想不起來了。那天之後，肯定有什麼東西阻塞了我的大腦。
現在，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一年多！但是為什麼？
我仔細思考了一會兒。以前我見過一些病人，他們在經歷了無法忍受的創傷之後不能形成新的記憶——這是人體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防止我們陷入精神錯亂。但通常來說，他們的記憶會在幾天後重新浮出水面。可是現在，我失去的記憶長達一年多……
媽的……
“亞瑟·科斯特洛？”
一位身著制服的警察在牢房門口叫了我的名字。
“是我。”我起身回答。
他打開鐵柵門，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了出來。我們穿過迷宮般的走廊，來到一間審訊室。審訊室有二十平米大小，裡頭有一面大鏡子和一張固定在地板上的大桌子，周圍擺著三把不配套的椅子。
我認出了一名警察，就是先前試圖攔住我卻挨了我一腳的那位。他眉毛上貼著一塊紗布，眼睛惡狠狠地瞪著我，像是在說“該死的渾蛋”。我沒說話，看了他一眼，想用眼神告訴他“別記仇，夥計”。和他在一起的另一位警察是個拉美女人，頭髮烏黑，梳著髮髻。她遞給我一條舊麻布褲子和一件粗糙的灰色棉T恤。氣氛一瞬間變得有點滑稽。在我穿衣服的時候，她自我介紹是負責審訊的書記官，並警告我別在她面前耍花招。
她開始提問，我一一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年齡、住址、職業。她說我被指控了好幾項罪名：在宗教場所裸露身體、拒絕審問、襲警並致警察受傷。然後，她問我對此是否有異議。見我始終保持沉默，她試著問我是否有精神病史。我以有權不回答這些問題為由要求見律師。
“你請得起律師嗎？還是需要給你指定一位？”
“我希望由傑弗裡·韋克斯勒律師為我辯護，他人在波士頓。”
女警官沒有繼續問下去，而是讓我在筆錄上簽字，告訴我明天早上面見法官。然後她叫來一位助理，讓他帶我去照相室，採集電子指紋並拍照。趁女警官還沒有下達把我送回牢房的命令，我請求打個電話。她同意了。
4
儘管不太情願，我還是決定聯繫父親。我擔心他會過於激動，但我也知道他是唯一能幫我從這一大堆麻煩中脫身的人。我打給了波利娜——他忠誠的女秘書，也一度是他的情人。接到我的電話，她好像很吃驚，告訴我弗蘭克此刻正和他妻子在意大利科莫湖度假。
“怎麼回事，波利娜？爸爸從來不休假，更何況是去離家六千公里的地方！”
“哎，你要相信一切都會變的。”她回答，聽上去有些侷促。
“聽著，我沒時間和你解釋我為什麼打電話過來，但是我必須立刻和弗蘭克聯繫上。”
她歎了口氣，叫我等一等。不到一分鐘，我聽到了父親嘶啞的嗓音：
“媽的，真的是你嗎，亞瑟？”
“你好，爸爸。”
“為什麼你這一年都不聯繫我們？我擔心死了！”
我簡要地向他描述了現在的處境。一句話，不太妙。
“可這段時間你到底去了哪裡，看在老天的分上？”
電話那頭，父親氣得快說不出話來了。他的聲音又低又啞，像是從地下傳來的。
“我什麼也不知道，隨你怎麼想吧！我最後的記憶就是你讓我簽署文件繼承燈塔的那天。”
“我們就來聊聊燈塔！我看到你把磚牆給砸了，我警告過你絕對不能這麼做！”
他這番話徹底激怒了我。
“這不正是你期待的嗎！你甚至買好了所有工具……”
他並沒有否認。相反，在這股怒氣背後，我感到他正焦灼地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接下去的對話印證了我的預感。
“那麼……你在門後面發現了什麼？”
“一連串的麻煩。”我想逃避他的問題。
“你到底發現了什麼？”他步步緊逼。
“想知道的話，先讓你的律師把我從監獄裡弄出去。”
他咳嗽了好一會兒才答應下來。
“我馬上給傑弗裡打電話，他會處理好所有事情的。”
“謝謝。關於燈塔的事情，爸爸，你確定已經把所有你知道的都告訴我了嗎？”
“當然！我有什麼好瞞著你的？也許我本來就不應該跟你說那麼多，因為你根本不聽我的話。”
我可不想止步於此。
“我一直在想祖父的事情。”
“什麼？你祖父？相信我，我把知道的都告訴你了——以孩子們的生命發誓。”
我扯了扯嘴角。他這輩子都在以孩子們的生命向我母親發誓，說他從來沒有騙過她……
“弗蘭克！跟我說實話，渾蛋！”
電話那頭傳來大聲咳痰的聲音。突然間，我明白了一件事。波利娜轉接電話的速度很快，說明弗蘭克並不在意大利，而更可能是因為癌症復發而在某家醫院接受治療。他小心翼翼想要瞞過別人，堅信自己可以再次成功逃脫死亡的魔爪。
“好吧，”他終於讓步了，“有件事我沒說，也許應該告訴你。”
我果然猜中了。但他接下來的話還是讓我感到無比震驚。
“你祖父還在世。”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在開玩笑嗎？”
“不幸的是，我沒有開玩笑。”
“為什麼？為什麼是不幸？”
電話那頭傳來一聲長歎。
“蘇裡文還活著，他現在在紐約，被軟禁在羅斯福島上一家精神病院裡。”
我還在努力消化這句話的時候，有人拍了下我的後背——那位拉美女警官示意我這通電話不能沒完沒了地打下去。我做了個手勢，告訴她我還需要一分鐘。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他還活著的？”
“十三年前。”
“十三年前！”
他再次疲憊地歎了口氣。
“1979年的時候，有天晚上我接到一通從曼哈頓打來的電話，是個負責照看流浪漢的公益組織打來的。他們剛剛在中央車站找到了蘇裡文。他攻擊性很強，而且神志不清，既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身處哪個年代。”
“所以是你——他的親生兒子——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
“我也很不好受！”弗蘭克按捺不住情緒，大聲吼道，“他失蹤了24年，又生著病，非常暴力，根本沒辦法控制自己……還一直胡說八道，聲稱自己謀殺了一個女人……更何況我也不是單憑自己的判斷做出這個決定的，有很多精神病鑒定專家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結論：虐待妄想、精神變態、老年癡呆……”
“但你為什麼把這件事像秘密一樣藏著掖著？我有知道的權利！你奪走了我的祖父！我本可以去看望他，我可以……”
“盡說廢話！你是不會喜歡他當時那個樣子的。去看望一個植物人，除了讓你難受，還能怎樣？”
我不想順著他的狗屁邏輯再說下去了。
“還有誰知道這件事？媽媽？姐姐？哥哥？”
“只有你媽媽知道這個秘密。你在想什麼？我這麼做就是為了不讓這件事公開。我要保護我的家庭，保護公司……”
“保護形象，對，一直以來你都在保護形象！對你來說，形象永遠是第一要務，對嗎？”
“我討厭你，亞瑟！”
我還想繼續說下去，但他已經掛了電話。
5
第二天早上09：00
“孩子，你應該聽過那句老話：想要樹立第一印象，永遠不會有第二次機會。”
在法庭走廊裡等待傳訊的時候，傑弗裡·韋克斯勒幫我整理好領帶。他的女助手拿著一把化妝刷，試圖用粉底遮蓋我的黑眼圈和慘白的臉色。上法庭前，我們只有幾分鐘時間商定在法官面前應該採取的策略。不過，傑弗裡一直信奉我父親的理念。他認為，和文字材料相比，外表更加重要。
“雖然聽上去很不公平，但現實就是這樣，”老律師說，“假如你能改變自己的形象，就已經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事就交給我吧。”
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認識傑弗裡了。我尊敬他，愛他，儘管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得不說這位經驗豐富的律師確實做了好多事。他不僅給我拿了套西服，還把我的錢包、信用卡以及所有證件——身份證、駕駛證、護照都帶了過來，以便在法庭上為我提供可信的身份證明。他還成功地讓我的案子獲得了優先審理權，天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
第一次庭審持續不到十分鐘。法官看上去似乎沒怎麼睡好，他懶洋洋地宣佈審訊開始，簡明扼要地說明了案情，然後讓控辯雙方發言。傑弗裡立刻開始滔滔不絕地陳述觀點。他用一種令人信服的語調熟練地使用著騙人的三段論，證明這一切只不過是場微不足道的誤會，並要求撤銷所有指控。還沒等我們再三懇求，檢察官就同意了撤銷“在宗教場所裸露身體”這項罪名。不過，在法院和傑弗裡進行了最後一輪真刀真槍的較量後，法官拒絕為我襲警的行為重新定性。傑弗裡則聲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會做無罪辯護。檢察官要求我們支付兩萬美元的保釋金，但傑弗裡成功地把數字壓到了五千。接著，法官讓我等候傳喚，然後敲了下他的法槌。
“下一個案子！”
6
庭審接近尾聲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傑弗裡還肩負著把我帶回波士頓的任務。他堅持要我和他一起回去，但我希望能單獨行動。
“弗蘭克會生氣的。”他低聲抱怨。
“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人敢跟他唱反調的話，那就只有你了，對不對？”
他讓步了，甚至還從口袋裡掏出四張五十美元的鈔票給我。
終於自由了！
我走出法院大門，經過幾排房子。這會兒已經是早上十點了，空氣依舊很清新。城市的喧鬧讓人感覺十分安心。儘管從昨晚開始就沒合過眼，但我此刻卻感到如釋重負，身體狀態似乎也不錯——現在的我四肢靈活，呼吸順暢，頭也不痛了，只有肚子餓得咕咕直叫。我進了一家甜甜圈店，給自己點了一大杯咖啡和一個炸餅。然後我重新上路，從派克大道走到麥迪遜大道，再到第五大道。我最近一次來紐約是為了出席一位同事的兒子的葬禮，之後又去了大西洋城。我們當時住在馬奎斯萬豪酒店，這家酒店有一間美名遠揚的高空旋轉酒吧，在那兒能夠360度欣賞曼哈頓街景。我們還在酒店的赫茲租車櫃檯租過一輛車。
一到時報廣場，我就像從前一樣感到一陣強烈的反胃。如果說，在夜晚，瀑布般的霓虹燈可以粉飾這座城市的不堪，那麼在日光下，這裡的骯髒面目就無法掩蓋——到處都在上演偷窺秀，色情電影院裡充斥著粗魯的流浪漢、殭屍般的癮君子和神情倦怠的妓女；幾名遊客在髒兮兮的紀念品商店裡東張西望；有個牙齒掉光的傢伙在四處乞討，脖子上用細繩掛著一塊寫著“HIV陽性”的牌子。真是一座位於世界十字路口的奇跡之殿3。
我穿過百老匯大街，走入通往酒店大堂的地下通道，輕而易舉地找到了租車櫃檯。經過一番搜索，工作人員確認我的個人信息仍然保存在他們的系統裡。為了節省時間，我接受了他向我推薦的第一輛車——馬自達雙門納瓦霍，線條鋒利，稜角分明。付款時，我的銀行卡仍然有效，這讓我感到既意外又寬慰。很快，我就手握方向盤，沿著羅斯福路一路向北，離開了曼哈頓。
為了找回記憶，我必須回到噩夢的起點，回到一切開始的地方——二十四風向燈塔的地下室。
在開往科德角的四小時裡，我輪番切換電台頻道，不管是新聞播報，還是音樂節目。我要利用這段時間加速學習，彌補我缺席的這一年多的光陰。我推測比爾·克林頓的受歡迎程度，一年前我甚至都沒有聽說過這個人；還有一個新出道的另類搖滾組合——涅槃樂隊，他們的吉他聲佔據著各大電台；我還得知今年春天，四名警官襲擊了羅德尼·金，卻被宣告無罪，然後洛杉磯陷入一片騷亂；當主持人以一首《獨自生活》作為節目結尾曲時，我明白了弗雷迪·莫庫裡剛去世不久；有一個介紹電影的頻道，聽眾在討論一些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片子，比如，《本能》《追夢者》和《不羈的天空》等。
7
下午兩點多的時候，我開上了通往二十四風向燈塔的沙石路。遠遠望去，燈塔的身影有些模糊，卻又十分迷人。它牢牢地矗立在岩石之間，側面的木頭牆壁被燦爛的陽光染上了一層絢麗的色彩。抵達目的地後，我下了車，用手擋著眼睛，躲避狂風從遠處刮來的灰塵。
我走上通往農舍的石頭台階。房門緊鎖，我用肩膀猛地撞開。
十三個月過去了，這裡沒有任何變化。同樣的鄉間小屋，同樣的凝固在時間裡的裝飾。那只摩卡咖啡壺還放在廚房的洗碗槽裡，旁邊是我當時用來喝咖啡的杯子，就連壁爐裡的灰燼也一直無人清掃。
我走進那條連接農舍和燈塔的過道。在過道盡頭，我打開活板門，走下嘎吱作響的樓梯，來到地下室。
我合上閘刀，燈光照亮了整個地下室。這正是我一年前離開的地方，只是曾經濕熱的空氣現在變得乾燥涼爽。在木桶和箱子旁，我用過的那些工具還放在那兒：錘子、鑿子和挖掘桿，上面覆滿了蜘蛛網。
坍塌的磚牆後面就是那扇鑄鐵門。
我剛才忘記關上樓梯上頭的活板門了。一陣風吹來，門開始晃動，生銹的鉸鏈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我繼續向前走，心裡卻一點兒也不害怕，只希望記憶能湧入我的腦海，好讓我明白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重複著和去年相同的動作，用手拭掉了銅牌上的灰塵，那段拉丁語銘文露了出來。它似乎在嘲笑我。
二十四向風吹過，一切皆空。
溫度越來越低。這地方果然不那麼好客，但我沒有屈服。我努力不讓自己發抖，推開磚牆後面的鐵門，走進那個狹小如牢房的房間。這次，我沒拿手電筒。房間浸沒在黑暗中。我深深地吸了口氣，鼓起勇氣想要把門關上。正當我準備拉動門把手的時候，突然刮起一陣大風，搶在我前面把門帶上了。我嚇了一大跳，感到渾身僵硬，動彈不得。就這樣過了幾秒，我緊張地等待著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
但是……
什麼都沒有發生。我的身體沒有發抖，我的牙齒沒有打戰，我的耳朵也沒有感到有血流湧入。
8
我走出燈塔，感到既安心又失望。我告訴自己，從今以後，有些事情得先放放了。
我渴望得到答案，但我似乎必須去另一個地方尋找它。也許是間心理診所，也許該去咨詢神經科醫生。
越野車一路駛向波士頓。我要回家，但這一個半小時的路程似乎永無止境。我一邊開車一邊打瞌睡。過度疲勞讓我頭昏腦漲，上眼皮和下眼皮不停地打架。我筋疲力盡。我想洗個澡，然後一覺睡到自然醒，好好補充一下睡眠。不過，最重要的是，我現在餓得要死。空蕩蕩的胃裡一陣陣絞痛，向飢餓發出嚴重抗議。
我把車停在漢諾威街上我看到的第一個空位上，然後走向北邊的住宅區。我的公寓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不在的時候，誰來餵過我的貓？
回家的路上，我順道去了食品店，採購了一些食物和必需品：意大利面、香蒜醬、酸奶、洗潔精、幾盒偉嘉貓糧……從店裡出來的時候，我手裡抱著兩個大牛皮紙袋。
我走上長滿籐蘿的台階，從漢諾威街走到我公寓所在的那塊高地。我把兩個牛皮紙袋夾在胳膊下面，安靜地等著電梯。進電梯間的時候，裡面飄來一股橙花的香味，我探過身體，按下了頂樓的按鈕。
當電梯門重新關上的時候，我想起了父親的話。我的目光落在手錶表盤上，現在是下午五點。昨天這個時候，我正半裸著在聖帕特裡克大教堂裡醒來。
二十四小時之前……
二十四這個數字以一種詭異的方式在我腦海中飄蕩。首先是二十四風向燈塔，然後是蘇裡文的失蹤，他失蹤了有……二十四年。
這個巧合讓我感到有些蹊蹺，但我沒時間細想。突然，我的視線變得模糊，指尖傳來細碎的刺痛感，胃裡一陣翻江倒海。我整個人都在不停地顫抖，身體變得僵直，好像要失去控制。似乎有幾千伏的高壓正衝擊著我的大腦，快要讓它短路了。
紙袋從我手中滑落。
然後，一聲爆炸讓我掙脫了時間的枷鎖。
1993 蘇裡文
只要是聽起來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全都相信。
——奧斯卡·王爾德
一陣灼熱的傾盆大雨澆在我身上。
雨點如此強勁，就像有人要把釘子插進我的頭皮。周圍充滿了令人疲倦的濕熱水汽，它們不停地盤旋，覆蓋在我緊閉的眼瞼上。我感到呼吸困難，透不過氣來。我站著，但身體似乎完全不受意識控制，處在一種近乎熟睡的狀態，雙腿止不住地發抖。突然，一聲尖叫穿透了我的耳膜。這個聲音聽上去害怕極了。
我一下子睜開了眼睛。我在……一間浴室的淋浴噴頭下面！
1
我身邊站著一個赤身裸體的年輕女人，渾身都是肥皂和洗髮水的泡沫，正張大嘴巴尖叫著，臉部因為驚訝和害怕扭曲變形。我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試圖讓她平靜下來。可我還沒來得及開口解釋，她就狠狠地給了我的鼻子一拳。我踉蹌幾步，雙手捂著臉，想要保護自己。還沒喘幾口氣，第二拳又來了，正中我的胸口。我跌坐在浴池沿上，伸手抓住浴簾，想重新站起來。可地面很滑，我在掙扎的過程中一頭撞在洗臉池上。
年輕女人一臉惶恐，匆忙逃出了淋浴間。她隨手抓起一塊浴巾，飛快地跑了出去。
我趴在地上，渾身虛脫，恍惚間聽到她在向鄰居求助。傳入耳朵的句子零零散散，並不清晰，但我依稀能夠分辨出“強姦犯”“在我浴室裡”“叫警察”之類的字眼。
身體和頭腦都昏昏沉沉的，動彈不了，連抬手擦掉從眼皮上流下來的水都很費力。而且，我現在鼻子正淌著血，完全喘不上氣來，好像剛跑完一場馬拉松。
意志命令我站起來，四肢卻不聽使喚。我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在聖帕特裡克大教堂的經歷就是前車之鑒。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逃離這個牢籠。我用盡全身力氣站起來，快速掃了一眼房間，然後走到一扇玻璃窗前。窗外是一條夾在兩幢樓之間的窄巷。我打開窗戶，把頭伸出去，看到遠處有一條寬闊的四車道馬路，道路筆直，有些坡度。
靈活的黃色出租車，一棟挨著一棟的深棕色磚砌大樓，還有屋頂的雨水池——毫無疑問，我又回到了紐約。
但具體是哪裡？
特別是……現在幾點？
外面的聲音越來越近，我趕緊從窗戶翻了出去，上了逃生用的金屬樓梯，連滾帶爬地下了樓，來到大馬路上，然後胡亂選了一個方向，以最快的速度開始逃亡。我看到岔路口立著兩個綠白相間的路牌，顯示這裡是阿姆斯特丹大街和109街的交叉口。所以，我現在是在曼哈頓西北部的大學生街區。警笛聲越來越響，我驚慌失措地往左邊跑去，想要離開大街，逃到一條和它平行的、兩邊都是灌木的狹窄側道上。
為了隱藏行蹤，我躲進樓與樓之間的縫隙裡，緊貼著牆壁，藉機恢復體力。衣服濕透了，我用襯衫袖子擦了擦鼻血。看來我穿的還是傑弗裡·韋克斯勒留給我的那身衣服。我機械地瞄了一眼手腕上的表。祖父留給我的那塊優雅的坦克表上顯示的時間是早上九點多。
可是，是哪一天？
我努力理清思路。我最後的記憶是：公寓的電梯間，掉落在地上的購物紙袋，以及和上次在燈塔地下室裡一模一樣的強烈痙攣……
我打了個噴嚏。今天天氣很好，晴空萬里，陽光十分溫暖。儘管如此，我的牙齒還是在打戰。
我需要一身新衣服。
我抬起頭，看到頭頂上曬著一些衣物。這些衣服都不是我喜歡的類型，但以我目前的處境來看，確實容不得我再挑挑揀揀了。我跳上一隻垃圾桶，爬上圍牆，努力去夠那些衣服。我扯下一條帆布褲子、一件破了的揚基隊T恤，還有一件牛仔夾克，然後迅速換上。沒有一件衣服合身——褲腳在腳踝那裡堆著，外套又格外緊身——但至少我現在身上是乾的。我從剛剛脫下來的西服口袋裡翻出來一些紙幣和硬幣，然後把濕乎乎的衣服全都扔進了垃圾桶。
我回到大街上，混入來去匆匆的人群中。跟上次一樣，我又感到一陣眩暈、反胃，還有頭痛。如果我還想開動腦筋想點事情的話，就必須先吃點東西。我看到馬路對面有一家餐館。在去吃飯之前，我往自動售報機裡投了兩枚25美分的硬幣，買了份報紙。
第一版最上面的日期映入眼簾，我感到無比驚恐。
今天是1993年9月14日星期二……
2
“先生，您的雞蛋、吐司和咖啡。”
女服務員把盛食物的盤子放在桌上，衝我微微一笑，然後回到櫃檯後面。我一邊狼吞虎嚥地吃著早餐，一邊仔細閱讀這份《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
伊扎克·拉賓和亞西爾·阿拉法特達成和平協議
克林頓總統向這份“勇敢的賭注”致敬
文章配著一幅看上去很偉大的照片——在白宮前，比爾·克林頓面帶微笑，張開雙臂，慶祝另外兩位領導人這一歷史性的握手。在他右手邊是以色列總理，左手邊是巴解組織的領導人。
這張照片以及雙方的聲明讓人們看到了兩個敵對民族之間和平共處的希望。那麼我呢？我到底是身處現實之中，還是在某個四維空間裡？
我迅速判斷了一下自己的處境。這一次，從我記憶中的最後一天開始算，14個月的時間消失了。無法解釋的時間跳躍再次出現了。
見鬼，在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感到小臂和雙手在發抖。我很害怕，就像一個堅信床底下藏著鬼怪的小男孩。我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歷一些事情，它們讓我的生活徹底偏離了軌道，失去了平衡。
我做了幾個深呼吸，讓自己平靜下來。這是小時候父母教我的。我必須面對這一切，我不能被打倒。但我此刻該去找誰？該向誰求助呢？
沒過多久，我心裡就有了答案。肯定不能去找爸爸，因為他只會騙我。而另一個人選漸漸浮現在我腦海中。他是唯一一個仍然活在世上並很可能經歷過我正在經歷的這一切的人——我的祖父，蘇裡文·科斯特洛。
女服務員在桌子間轉了一圈，確保每一位客人的杯子裡都續滿了咖啡。她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向她要了一張紐約市地圖，並告訴她我會給她一筆慷慨的小費。
趁著咖啡還熱，我連喝了幾口，想起父親對我說過的話。
你祖父還活著。他現在在紐約。他被軟禁在羅斯福島上一家精神病院裡。
看著女服務員給我的地圖，我在腦海中勾畫著東河中間那塊狹長的土地——羅斯福島就夾在曼哈頓和皇后區之間。這座島大約三千米長，兩百米寬，我從來沒去過那裡。我曾經讀過一本古老的偵探小說，裡面說島上有座監獄，應該在很久以前就關閉了。不過或許還在，這都說不準。我還在寄宿制醫科學校讀書的時候，隱約聽說島上有兩三家醫院尚在運營，其中有一家著名的精神病院——布萊克威爾醫院。因為這家醫院的建築呈五邊形，所以人們都管它叫“五角大樓”。蘇裡文就被軟禁在那裡。
能夠見到祖父，這不僅給了我一個目標，還給了我些許勇氣。我應該立刻動身才對。但他們會讓我進去嗎？理論上說，假如我能證明自己是他的直系親屬，應該就沒問題。
突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的錢包！
剛才掏舊衣服口袋的時候，我把現金全都拿出來了，卻沒有拿我的錢包，那裡面裝著我的身份證件。
我陷入了慌亂之中，趕緊付了錢，跑回小巷。垃圾桶還在那兒。我在裡面找到了我的西服和長褲，然後迅速裡裡外外仔細翻了一遍。
一無所獲。
媽的！
如果說眼下這個毫無理性可言的處境還存在一丁兒點邏輯的話，那麼我的錢包應該就在西服裡。我不相信有人會把錢包拿走，因為小偷一般只會拿口袋裡的現金。
應該是被我弄丟了……
我走了幾步，重新回到阿姆斯特丹大道，腦子一直在不停地轉。
應該是落在那間浴室裡了……
我回到那幢房子前，一個小時之前我剛從這裡逃出來。周圍很安靜，甚至可以說相當冷清。這一帶不但沒有警察的影子，連人聲都聽不到。我繞到房子後面，決定碰碰運氣。逃生梯已經被重新折疊起來了，但我爬上了一道矮牆，剛好可以夠到它。我一路向上，很快就爬到了三樓的窗戶外側。碎玻璃渣已經被清理乾淨了，一塊繫著繩子的紙板取代了原先的玻璃。我毫不費力地扯下紙板，打開窗戶跳進房間。
沒有任何聲音，也沒有人來“歡迎”我。那個女孩已經拖乾淨了地上的血跡和水漬。我躡手躡腳地走在地磚上，四下都沒有錢包的影子。我很失望，然後蹲了下來，在搖搖晃晃的衣櫃下面檢查了一番，接著又打開了一個白色的木質整理箱，裡面堆著各種藥品、化妝品、吹風機和化妝包。
就在那裡，我發現我的碎紋皮錢包正安然無恙地躺在一層薄薄的灰塵上。應該是我撞到洗手池的時候掉出來的。
我伸手夠到錢包，檢查之後確認身份證件都在裡面，然後如釋重負地舒了口氣。理智告訴我，得趕緊離開這裡，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由於剛剛獲得了一次小勝利，安靜的房間又為我增添了不少勇氣，於是我決定走出浴室，來場冒險。
3
屋裡沒有人。
這是一間雜亂的小公寓，裝修得卻很細緻。廚房裡的小吧檯上放著一包拆開的麥片和一瓶酸奶，很顯然，女主人出門時太匆忙，忘記把它們放回去了。
我偷吃了點兒麥片，然後把盒子放到架子上，又把酸奶放進冰箱。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讓我決定繼續留在這裡——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偏偏在這間公寓裡醒來。
我在客廳裡東張西望。兩個狹窄的置物架上擺滿了書。錄像機旁放著幾摞錄像帶，有《宋飛正傳》和《雙峰》，有維姆·文德斯的《得克薩斯的巴黎》、馬丁·斯科塞斯的《窮街陋巷》、伊托·斯柯拉的《不凡之日》、路易·馬勒的《通往絞刑架的電梯》和《恐怖小商店》，還有很多梅麗爾·斯特裡普主演的電影，比如，《蘇菲的選擇》《法國中尉的女人》《走出非洲》等。
牆上掛著幾幅名畫複製品，有安迪·沃霍爾、凱斯·哈林和讓·米切爾·巴斯奎特。
一張小矮桌上擱著一包薄荷味的香煙和一隻印著“I LOVE NY”的打火機。我在沙發上坐下時，彈簧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我點了一支香煙，吐出第一口煙之後，我又想起了那個在浴室裡尖叫的年輕女人，當時她的臉上寫滿了恐懼和驚慌。我們彼此不認識，而我突然出現在她的浴室裡，就像《神秘博士》裡的場景一樣，她肯定非常害怕。
邊上傳來一聲貓叫，我轉過頭去，看到一隻有著圓圓的眼睛和深棕色毛皮的虎皮貓跳上了沙發扶手。它脖子上掛著一個小牌子，我瞇起眼睛，認出了上面刻著的名字：雷明頓。
“你好啊，小傢伙。”
我想伸手摸一摸它，它卻跳向一邊，悄無聲息地走了。
我站起來，準備去探索公寓裡的最後一個房間。這是一間鋪著棕色木地板的臥室，裡面的傢俱融合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元素：一架老式鑄鐵床、一張現代風格的黑色漆面寫字檯、一盞來自另一個世紀的水晶吊燈。床頭櫃上放著幾本《戲報》，上面刊登了一些最新的音樂劇裡的場景：《歌劇魅影》裡的面具和玫瑰、《貓》裡那雙狡黠的眼睛、《歌舞線上》裡站成一排的演員等等。雜誌邊上還有幾本折了角的小說，其中有《為歐文·米尼祈禱》《寵兒》和《英雄少年歷險記》。
牆上貼著一些照片，主角全是這個與我素不相識的女主人。她的穿衣風格似乎非常多變，有時穿著晚禮服，有時又幾乎沒穿衣服。這些照片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裡面的人都梳著相同的髮型——頭髮散開，捲曲的髮梢輕輕掠過裸露的雙肩。這個女孩看上去不像是個職業模特，但是她肯定正在為某個模特公司準備一本寫真集。
工作台上方釘著一張課程表複印件，抬頭是茱莉亞音樂學院——是的，就是那所著名的戲劇學校。旁邊是一張申請表，上面的名字是伊麗莎白·埃姆斯。這個年輕姑娘今年二十歲，是藝術表演系一年級的學生。
我打開抽屜，肆無忌憚地瀏覽了所有能拿到的東西：幾封寫給某個叫戴維的人的情書草稿、伊麗莎白自己的全裸相片——她努力擺出一些高難度姿勢，可能是為了引起這個戴維的注意吧。不過很顯然，她最後還是決定不寄出這些照片。抽屜裡還有一張紙，是她在亡命夜店打工的時間表。那是一家位於東區的酒吧。一塊軟木板上釘著銀行對賬單，上面印著一筆令人擔憂的透支數額，對賬單邊上還有好幾封房東寄來的房租催繳信。
我又在臥室裡溜躂了幾分鐘，漫不經心地瀏覽著牆上那些照片。其中一張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個下雪天，伊麗莎白坐在中央公園一張木頭長椅的椅背上，旁邊是一盞路燈。她戴著一頂羊毛帽子，穿著一件對她來說過於肥大的棉衣，腳上是一雙翻羊皮靴子。這是所有照片中最不性感的一張，但只有在這張照片中，她露出了微笑。
離開公寓的時候，我摘下了這張照片放進口袋。
4
兩小時後
“我讓你們倆單獨待一會兒，”護士對我說，“按理說，他是不會突然發怒的，但是……好吧，您是醫生，應該比我更清楚，這種病人是沒有什麼規律可言的……”
我站在布萊克威爾醫院七樓，祖父的病房外。
離開伊麗莎白·埃姆斯的公寓後，我打了輛出租車來到第二大道和第60街的交叉口。在那裡，我買了一張纜車單程票，通過空中索道穿過東河。纜車將我送至羅斯福島中央的纜車廣場，然後，我步行抵達位於這座狹長島嶼最南端的“五角大樓”。其實，布萊克威爾醫院的名聲一直都不太好。它建於19世紀中期，最初收治的是一些城裡人希望隔離的天花病人。後來，這裡被改建為精神病院，逐漸染上了這類機構的通病：人員冗余、虐待病人、在法律範圍內實施極端精神病實驗等。20世紀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撰文寫書披露這些狀況，一部分醫院員工被繩之以法。隨著時間的推移，布萊克威爾醫院的情況漸漸好轉，但也沒能真正擺脫負面形象。
從剛開始學醫時起，我每年都能聽到“五角大樓”即將被關閉的消息，但我們必須回歸現實：“五角大樓”一直屹立不倒。而我此刻正奮力尋找的救贖，恰恰就在這圍牆之內。
“我得先提醒您，”護士說，“房間裡的緊急呼叫按鈕壞了。”
我不想直視他的眼睛。這個護士就像漫畫裡的雙面人一樣，臉上有一部分被嚴重燒傷了。
“所以，一旦出現任何問題，不要猶豫，立刻大聲喊叫，”他繼續說道，“我們這邊效率很低，不能保證一定有人能聽到您的聲音，但叫聲是讓那個老傢伙害怕的最好方法。”
“你怎麼能這麼說話！他可是我的祖父！”
“不就開個玩笑嗎……”他低聲抱怨著，聳了聳肩。
“雙面人”打開病房的門，請我進去，又在我身後把門重新鎖上。這是一間狹小、簡陋的單人病房，裡面只有一張鐵床、一把瘸腿的塑料椅和一張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鐵床上半躺著一個男人，後背靠著枕頭，看上去很神秘。他的鬍鬚泛著銀色，花白的頭髮一直垂到肩上，整個人一動不動，眼神呆滯，彷彿身處另一個時空裡。他如雕塑一般靜默，似乎沉浸在遙遠的白日夢中，又像是一位被精神病藥物控制的白髮巫師。
“您好，蘇裡文，”我一邊說，一邊向他走去，心裡有點兒慌亂，“我叫亞瑟·科斯特洛。我們從沒見過面，但我是弗蘭克的兒子。他是您的兒子，所以，您是我的祖父。”
直接進入話題也沒那麼可怕……
蘇裡文像大理石一樣紋絲不動，好像沒有意識到有人在邊上。
“我一直不知道您還活著。”我解釋道，然後坐到了床邊的椅子上，“我不知道您還活著，也不知道您在這裡接受治療。如果我知道的話，一定會早一點兒來看望您的。”
根據爸爸提供的信息，我飛快地在心裡計算著他的年齡。如果沒算錯的話，蘇裡文現在七十出頭。儘管那張滄桑的臉上刻滿了歲月的痕跡，還長著快要吞沒他半邊臉的鬍子，我依然能夠想像出他的模樣。規則的臉形，高聳的額頭，挺立的鼻子，倔強的下巴。我毫不費力地想起他三十年前的樣子，就是我在家庭照片裡看到的那樣：一位瀟灑的企業家，穿著量身定制的西服和筆挺的襯衫，戴著袖扣和費多拉帽。有一張照片尤其讓我記憶深刻：他叼著一根雪茄，把腳擱在麥迪遜大街廣告公司辦公室的桌子上。但那是另一個時代，那是另一個人……
我把椅子朝病床挪了挪，試圖吸引他的目光。
“我今天來是為了向您尋求幫助。”
他眼睛都沒眨一下。
“我繼承了您的燈塔，二十四風向燈塔，然後……”
我故意停下來，耐心地等了一會兒，希望他有所反應。但這個反應始終沒有出現。
我歎了口氣。看來這是個錯誤的決定。我們對彼此來說都只是陌生人，而蘇裡文又一直把自己封閉在深深的緘默中，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會在某個時刻從那裡走出來。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透過欄杆望著棉絮般的雲朵向阿斯托裡亞那邊緩緩飄去。儘管已經是陽光燦爛的季節，病房裡依舊冷如寒冰。我清楚地聽見水在鐵質暖氣片裡流動的聲音，卻感受不到一絲熱氣。
我重新坐下來，打算做最後一次嘗試。
“弗蘭克告訴我，在您失蹤後的第四年，你們曾經見過一面，您讓他把地下室的一扇金屬門封起來。”
老人還是一動不動，雙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上去就像一尊墳墓上的雕像。
“我去了地下室。我推倒了那面磚牆，然後……”
突然，蘇裡文用貓一樣的速度伸出手臂，鉗住了我的喉嚨。
我大吃一驚。他之前麻木嗜睡的表情讓我放鬆了警惕，而此刻，鐵一樣的手指正緊緊鉗著我的喉嚨。我無法呼吸，只能盯著他的眼睛。那扇門的故事好像一道電擊，他的眼睛突然間異常明亮，閃閃發光，讓人心悸。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小笨蛋？”他在我耳邊喘著氣說。
我拚命想從他手中掙脫出來，但他卻抓得更緊了。一個老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氣？他的手指掐著我的脖子，壓迫著我的食道。這個瘋子會掐死我的！
“你推開了那扇金屬門？你進了那個房間？”
我掙扎著點點頭。
我的回答似乎讓他感到非常絕望。他放開了我，我捂著脖子，咳嗽了好一會兒。
“您瘋了！”我叫道，扶著椅子站了起來。
“也許吧。”他回答，“但是對你來說，孩子，你真的惹上麻煩了。”
接下來，又是一段緊張的沉默。在一分多鐘的時間裡，我們充滿敵意地互瞪著對方。蘇裡文完全變了個樣，他精力充沛，神情凝重，看上去像是一個剛從噩夢中醒來的人，抑或是一位剛剛結束長途旅行的歸客。接著，他用鋒利的眼神迅速將我從頭到腳掃視了一遍。
“你剛才說你叫什麼來著？”
“亞瑟。亞瑟·蘇裡文·科斯特洛。”
我說出中間名的時候，他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還有兩個淺淺的酒窩。
“你怎麼會有我的手錶，亞瑟·蘇裡文·科斯特洛？”他看到了我手腕上那只坦克表。
“您是要我把它還給您嗎？”
他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
“不。相信我，你比我更需要它。”
他從床上站起來，關節卡卡作響。
“所以，你推開了那扇門，然後你想知道你身上發生了什麼……”
“對，我有好多問題想要問您。您要……”
他舉起一隻手，打斷了我的話。
“現在是哪一年？”
“您在拿我開玩笑？”
“好吧，我是在開玩笑。今天是1993年9月14日。”
他思考了一會兒，繼續問道：“你是做什麼的，孩子？”
“我是醫生，為什麼問這個？”
“不為什麼。那你在醫院裡工作？”
聽到我肯定的回答後，他臉上閃過一絲奇怪的神色，眼中閃耀著令人費解的光芒。
“你有煙嗎？”
“我想這兒禁止吸煙。”我指著煙霧探測器。
“你還沒弄明白嗎？在這個房間裡，沒有一樣東西能正常使用。”
我歎了口氣，從口袋裡摸出了打火機，還有那包我從伊麗莎白·埃姆斯家順手偷來的薄荷味香煙。
“這是什麼狗屁香煙？”他有點兒生氣，“你認為我是個女人還是怎麼的？就沒有正常點兒的煙嗎？”
還沒等我回答，他就罵了幾句髒話。但他最終還是點燃了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
“你是什麼時候打開那扇門的？”他問我，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1991年6月。”
“所以，這是你第二次旅行了……你最近一次醒來是幾號？”
“今天早上九點。等等，你剛剛為什麼說是旅行？”
“孩子，這些問題，你自己應該已經有答案了。但是，你得先幫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幫我從這個老鼠洞裡逃出去。就今天。”
我搖搖頭。
“您又在開玩笑吧？首先，這不可能，其次，這也不是我想要的。”我用醫生的肯定語氣說道，這種語氣我駕輕就熟，“蘇裡文，這個計劃太不現實了，以您的身體狀況……”
他嘲諷地笑了起來，指著我說：“你這樣做不是為了我，孩子，是為了你自己。現在，好好聽清楚我接下來說的話，因為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他湊近我耳邊，給我下了一系列行動指示。每當我想張嘴說話，他都會提高嗓門讓我閉嘴。他剛說完，煙霧探測器的警鈴響了起來。
幾秒鐘後，“雙面人”出現在病房裡。
煙蒂和桌子上的香煙惹怒了他。
“夠了，先生，您必須立刻離開！”
5
我坐纜車回到了曼哈頓。
我腦子裡亂成一團，裝滿了沸騰的思緒。蘇裡文能這麼快就提出一個詳盡的計劃真是讓我驚訝不已，但我覺得自己並沒有能力幫他逃出來。至少，單憑我一個人是做不到的。我想先從自動取款機裡取點兒錢，但這一次，我的卡不能用了。可能是因為我“這兩年”都沒怎麼用過銀行卡吧。我清點了一下手頭的現金，還剩75美元，能買一張去波士頓的火車票，除此之外也幹不了別的了。我看了眼手錶，上午就快過去了。
我跑步來到佩恩車站，買了一張單程票。時刻表上顯示每兩小時就有一趟快車，下一班是13：03。我隨著人流走向站台，上了車。
一路上，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停地鑽進腦子裡，擾得我心神不寧。
首先，最讓我頭痛的是，怎麼才能終止這個可怕的詛咒，讓我回到原來的生活？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擺在我面前——蘇裡文。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關乎良心了：我有沒有權利幫助一個病人從精神病院逃跑？一個我完全不瞭解的人，一個健康狀況是未知數的人，一個已經向我證明有能力實施暴力的人，一個無法被控制的人，一個可能會對無辜者施暴或做出更糟糕的事情的人。
答案很清楚，我沒有這個權利。
第三個問題：我有其他選擇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很清楚……
6
波士頓南站16：40
到站後，我飛快地跳下列車，全速朝金融區跑去。沒時間了，市中心任何一家銀行都不會在下午五點之後營業。
我的銀行卡開戶行位於法尼爾廳邊上一幢現代建築的底樓，保安剛把門鎖上。我對著一扇玻璃門高聲叫著，在門上猛敲了三下，保安轉過身，不快地看著我。我敲了敲腕上的手錶，告訴他現在是下午四點五十九分。他搖搖頭，嘲弄地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看牆上的電子鐘，上面顯示的時間是五點零一分。
我歎了口氣，有些憤怒，一拳打在玻璃門上。保安被激怒了，但猶豫著沒敢從工位裡出來。他十分謹慎，最後叫來了他的領導。真是運氣好，出來見我的人居然是皮特·蘭治，我們家的賬戶和儲蓄一直都是他在管理。他認出了我，親自過來開了門：“啊，親愛的亞瑟，好久不見！”
“我去歐洲旅行了，”我撒了謊，“今天恐怕要讓您晚一點兒下班了，我有急事需要您幫忙。”
“請進，請進。”
我向他道謝。他這種諂媚的態度並不是我的幻覺，因為我父親是他的客戶。蘭治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我向他解釋說銀行卡被停用了，然後詢問我目前的財務狀況如何。他在電腦鍵盤上辟里啪啦敲了一會兒，打印出一份賬戶流水單。在我“消失”的兩年內，我的賬戶收支一直在變動，不幸的是，全都是出賬。房租、保險還有學費貸款都按照預先設定的週期自動支付。由於醫院已經停了我那份微薄的薪水，所以銀行動用了我的儲蓄賬戶來支付這些花費。那是母親去世前留給我的一小筆錢，是她生前積攢下來的，一共五萬美元，如今只剩九千了。
“這筆錢我想全部取出來。”
“當然可以，”蘭治說，“但需要您明天再來辦理，並且賬戶裡至少要留一千塊。”
我再三堅持，告訴他我今晚就得離開波士頓，無論如何也要取出母親留給我的這筆錢。我沒抱什麼希望，但他卻聽進去了，並設法為我辦成了這件事。半小時後，我帶著八千美元離開了。和他道別的時候，這個蠢貨居然對我說了句“節哀順變”，好像我母親是上周才去世的。
我有點兒後悔，但沒做任何耽擱，立刻叫了一輛出租車，駛向南多切斯特。
7
在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急診室的實習醫生每個月都要參加三次特殊巡診：他們會把醫療車停在波士頓條件最差的街區，希望能讓所有人都得到免費治療。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但現實是，這通常會變成一場噩夢。醫療車經常會變成碎石塊的攻擊目標，因為黑幫成員認為我們妨礙了他們的生意。我們一次次被瞄準，被襲擊，被搶劫，醫護人員甚至需要發動工會來協助救治。儘管如此，市政當局還是支持這一項目，並且把它列入志願者服務項目庫。在我參加活動的那幾個月，好幾次都是我自己開車。首先，我需要去市郊的某個地方取車——但與其說那是車庫，還不如說是寄存站。
當我走進菲茨帕特裡克汽車修理中心時，心裡想的就是那個年代，那個離我如此遙遠又如此貼近的年代。這是全市最大的修理廠之一，擅長維修殯儀車、學校巴士和救護車。
巨大的廠房裡瀰漫著泥土、柴油和橡膠的味道。我剛走進去，一隻兇猛的白色小狗就衝了過來，扯開喉嚨大吼大叫。
我很怕狗，這隻牛頭梗讓我的心臟怦怦亂跳，而它似乎也覺察到了這一點，叫得越發凶狠。我故作鎮定，假裝沒看見它，逕直向車庫負責人走去。
“你好，丹尼。”
“你好啊，小個子，好久不見。你總害怕我的佐麗婭，但她可是個可愛的乖乖女。”
一米九高的肥碩身體緊緊包裹在一件伐木工人的襯衫和一條骯髒的背帶褲裡，丹尼·菲茨帕特裡克看上去比他的狗還要可怕。所有人都在背後管他叫赫特人賈巴4，但是沒有誰敢當面這麼叫他。
“康拉德讓我來取一輛救護車，今晚要用。”我對丹尼說，好像昨晚才見過面似的。
“真的嗎？我沒收到任何通知。”
“康拉德會給你發傳真的，”我一字一句地回答道，“你知道的，他們總是最後一分鐘才行動。我們今晚要去麻台本和羅克斯伯裡的中心地區，可能有一兩個病人要轉送。我們想要一輛輕便點兒的車，你店裡有嗎？”
“我有一輛福特E系列。”他揚起下巴，示意我看邊上的一輛救護車，“但是……”
我走向那輛改裝過的救護車。
“這輛車正合適。別擔心傳真的事兒，你收到之後替我簽下字好了，跟以前的流程一樣。”
就在這時，丹尼那滿是橫肉的身體擋住了我的去路。
“等等，冒失鬼。你說我會收到康拉德的傳真？”
“怎麼了？”
“他六個月前就不在醫院工作了。”
我裝作生氣的樣子，決定冒險賭一把。
“聽著，丹尼，你覺得幹這種活兒我會很高興嗎？我已經兩年多沒幹過這活兒了，你也肯定能收到醫院的傳真。不然我要這輛該死的救護車做什麼？它又不適合運毒。”
丹尼·菲茨帕特裡克撓了撓頭。我必須斬釘截鐵，不給他留太多思考時間。最好能向他承諾一件什麼事。這時，我腦海裡閃過一條剛在報紙上看到的新聞。
“這週六紅襪隊和揚基隊有場比賽，來我家一起看吧！我知道你對維羅尼卡有意思。她和她的朋友們都會來，有奧莉維亞和帕特裡西亞，就是那個急診科的紅頭髮小姑娘。這些女孩喝了酒之後就沒那麼矜持了，嘿，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
我在心裡向維羅尼卡說了聲抱歉，同時告訴她我這樣做真的不是為了好玩，而是有足夠的理由……
“週六沒問題，”丹尼同意了，把鑰匙遞給我，“你現在住哪兒？”
五分鐘後，我開著救護車離開了車庫。
我穿過多切斯特大道，想一路開回紐約。這片街區很大，離市中心有一定距離，方圓幾公里內排列著紅砂牆樓房、荒廢的工業園以及粗糙的籬笆。這就是我愛的那個波士頓——那個會聚了各色人等的大熔爐，那個用鐵柵欄圍成籃球場的地方，那個還保留著許多舊式商店的城市。
路口的紅燈亮了，我停下車，打開收音機，電台正在播R.E.M.樂隊的歌曲。我從沒聽說過這支樂隊，卻能立馬跟著音樂吹起口哨。儘管一切尚未就緒，但我的行動計劃已經在一點一點成形。收音機裡的音樂已經切換到下一首歌了，紅燈還沒有變綠。我有些不耐煩，開始觀察四周。左邊有一塊畫滿塗鴉的指示牌，三個巨大的字母Z被塗成紅色，都快把指示牌上的地名——福裡斯特希爾斯公墓——給遮起來了，如同一道驅魔的符咒。我知道這個地方，我母親和祖母就葬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