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弗利德一樣，在特萊津，有一大批藝術家和學者，在利用一切可能，持續他們的文化活動，他們舉辦音樂會、舉辦學術講座、排練歌劇，當他們在歌劇中唱出“我們為什麼不應該歡樂”，身為囚徒的觀眾們熱淚奪眶而出，繼而響起掌聲。他們在宣告自己絕不放棄快樂的權利，宣告他們的精神不會死亡。他們畫畫和寫詩，也教會了孩子們畫畫和寫詩。孩子們是弱小的，他們的心卻在美的教育下堅持善良。
確實很難令人相信，像納粹這樣手中掌握著軍隊的強大政府，會害怕藝術，會害怕一群藝術家，會害怕孩子們學習藝術和掌握知識。這種內在的虛弱和恐懼，也使得他們在特萊津不斷迫害藝術家。
納粹並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行為是反人類的，他們因此才需要掩蓋真相、“宣傳”假象。
一九四四年的年中，特萊津集中營的納粹管理人是衝鋒隊的上校卡爾·雷姆（Karl Rahm），他是一個奧地利人。他是特萊津歷任管理者中，最熱衷於“宣傳”的一個。一九四四年的一個夏日，雷姆把一名擔任過導演的荷蘭籍猶太囚徒庫特·吉隆（Kurt Gerron）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命令他為特萊津拍一部宣傳片《一個作為禮物送給猶太人的城市》。
許多被納粹劃為猶太人的特萊津囚徒，其實只是有一點猶太人血統的混血兒。因此，從外貌上，甚至和一般的雅利安人沒有區別，他們有金色的頭髮和藍色的眼睛。雷姆規定，這些猶太人都不准在電影中出現，只拍那些黑頭髮黑眼睛的猶太人，以突出“典型性”。他命令拍攝偽造的場景，在所謂的郵局，猶太人一個個捧著假包裹從裡面出來。還命令拍攝一些猶太人在特萊津城外的河裡“游泳比賽”，當然，這在現實的特萊津生活中，是絕不容許發生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拍攝現場，在“游泳”鏡頭之外的護城河岸邊，一大批衝鋒隊員荷槍實彈，對著游泳的囚徒，以防他們趁此機會逃跑。
雷姆還安排一輛列車，帶來一群從荷蘭送來的猶太人，在虛假的歡迎儀式上，雷姆等衝鋒隊高層官員前往迎接，笑容可掬。雷姆還從車上親自抱下一個孩子來。影片一結束，一切恢復常態，吉隆回到自己的囚室，那個被雷姆從車上抱下來的孩子，又被送上火車、送到奧斯威辛死亡營。
雷姆的另一個宣傳，是他答應了國際紅十字會視察特萊津。對於他來說，那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他手裡有槍，不必擔心會出什麼“紕漏”。他先確定了紅十字會參觀的路線，在這一條線路上，他命令加以粉飾。
牆被粉刷了，運來新鮮的麵包和蔬菜，甚至運來鮮花搶種。在紅十字會到來之前，他親自參與對囚徒的“甄別”。挑選那些看上去還比較健康的、尤其是容貌可愛的猶太女孩，讓他們出現在參觀團要走過的地方。甄別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挑出老弱病殘。在紅十字會預定要來參觀的六月，就在他們到達之前，雷姆下令把七千五百名“選下來”的囚徒，送往東方的死亡營“解決”掉，其中，包括一批孤兒。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國際紅十字會如期來臨，其中還有丹麥紅十字會的主席。他們被納粹引導著，走過一條被粉飾過的線路，遇到被挑選過的囚徒。在街角，有指定的囚徒在那裡演奏莫扎特的樂曲。他們遇到的囚徒，都在威脅之下微笑，回答說，他們對特萊津的生活“太滿意了”。他們還看到，猶太人是“自治”的，特萊津猶太人委員會是受到納粹的“充分尊重”的。他們看到，猶太人委員會的赫爾·埃普斯坦博士（Herr Eppstein）衣冠楚楚，從汽車裡下來，衝鋒隊的軍官還去為他開門。為了這一幕，就在一個星期之前，這些衝鋒隊員還狠狠地打了他一頓。這位廣泛受到猶太人尊敬的埃普斯坦博士，就在紅十字會離開的一個月之後，被雷姆下令槍殺了。
雷姆志得意滿，“宣傳”真是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你只要阻擋人們知曉一些事實，而誇大另一些事實，甚至製造假象，這個世界的輿論就被你操縱了。不僅今天的國際紅十字會被輕易蒙騙了，而且，在將來，人們看到由“猶太人導演拍攝”的特萊津紀錄片，不是就真的會以為特萊津是納粹“送給猶太人的一個禮物”了嗎？按照納粹的宣傳：現在是戰爭期間，我們的士兵在前線艱苦戰鬥，我們為了猶太人的安全，卻特地安排他們集中居住，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納粹對這些“劣等民族”的猶太人是何等的慷慨。
宣傳最怕的是真相的敗露。
就在這個時候，納粹風聞特萊津猶太人藝術家不僅在畫風景，還偷偷地畫一些“危險”的畫，他們的繪畫作品很可能記錄了特萊津的真相，也可能偷帶到外部世界去。於是，在國際紅十字會離開僅僅幾個星期之後，一場對藝術家的迫害開始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特萊津的四名藝術家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去衝鋒隊的辦公室報到。通知他們的是猶太人委員會的人，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可是，也許他也感覺是凶多吉少，所以，雖然是七月天，他還是對他們說，你們一定要多穿些衣服。這四名藝術家，是弗利塔（Bedrich Fritta）、布洛克（Felix Bloch）、烏加（Otto Ungar）和哈斯（Leo Haas）。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一早，四名藝術家去衝鋒隊的辦公室報到，那裡的人告訴他們，雷姆的司令部的秘書，將負責對他們的案子作調查。這時，又有另外兩個囚徒前來報到。一個是年輕的建築師特勞勒（Norbert Troller），他在集中營給許多孩子畫過肖像，他是那天臨時被通知來報到的，因為是個大熱天，他只穿了短袖衣服和涼鞋。另一個被叫來的是斯特拉斯，在這次“出事”的人中間，只有他不是藝術家，可是，他也和藝術有關。斯特拉斯原來是一個商人，他非常熱愛藝術，迷戀藝術收藏。在特萊津，他是很少的幾個經濟條件相對好些的囚徒。因為他有一些不是猶太人的富裕親戚住在布拉格。他們想方設法給他帶些食物、用品和現金進來。而他身為囚徒，卻不久就忍不住故態復萌，開始用他的食物和現金，向集中營裡的畫家們換他們的作品。所以，他在這裡悄悄地收集了一些藝術家的畫作。
顯然，他在特萊津收藏畫的事情，並沒有瞞住德國人，那年三月份，衝鋒隊突襲搜查了他的床鋪，從他的床墊下搜出幾張畫，都是風景畫。當時，對畫作的追查沒有進行下去，只是因為迎接國際紅十字會，對納粹來說是更緊急的事情，轉移了他們的全部注意力，使他們暫時放下對繪畫的追查。斯特拉斯只是得到納粹的嚴重警告，不准他以後收藏繪畫。
斯特拉斯並沒有停止收藏，他只是把畫藏到更可靠的地方。他收藏的畫中，有十來張畫描繪了特萊津的生活，其中幾張他還設法托人偷運出去，帶給了他在布拉格的親戚。替斯特拉斯帶畫出去的，是擔任警衛的兩兄弟，是捷克人。也許，就是這幾張畫惹了禍？他當然緊張，在等候的時間裡，他們都很緊張，也很發愁。
弗利塔（Bedrich Fritta）是最初來到特萊津的藝術家們之一。他和妻子帶著他們唯一的嬰孩托馬斯，一起來到這裡。托馬斯生下來不久就進了特萊津，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弗利塔就給孩子畫了一大本兒童課本。年輕的弗利塔在集中營裡，仍然充滿熱情地用幽默、精彩的卡通畫，把牙牙學語的孩子，盡量和這個集中營環境隔離開來。
哈斯也是一個熱情的人。在集中營裡，他總是盡量給孩子們的生活帶來一點樂趣。他在孩子們居住的地方，到處貼了各種注意事項，都是藝術化的招貼，讓孩子們看到的時候，心裡有一點暖意。
納粹曾經利用他們的能力，做一些宿舍改建的設計和其他相關的工作。所以，他們幾個更容易通過工作，得到一些在特萊津非常緊缺的紙張。他們確實是有意識地在用畫筆作記錄，他們經常相互說著“暗語”：把這個“寫”下來！他們知道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所以，就像弗利德每堂課後都很小心地把孩子們的畫藏起來，他們也很小心地隨時把畫藏在夾壁牆的間壁之中。弗利塔還弄了一個鐵皮箱，在裡面藏他們的畫。在裝滿以後，他們把鐵皮箱埋進了土裡。
四個衝鋒隊的高層官員，開始了對四名藝術家的偵訊。一開始，他們還和藝術家們談哲學和藝術史，試圖在鬆懈的氣氛中，得到他們需要的東西：特萊津內部有沒有政治組織？不論是在內部還是外部，有誰在幫助這些藝術家？他們要找出更多的犧牲品。藝術家們拒絕回答他們的問題。
失敗的審訊終於使得衝鋒隊官員失去了耐性。在一聲大吼之後，是突然的冷場。多年以後，哈斯回憶說，“他們突然撇下我們離開，我們的感覺就是，我們再也休想回家了。”不久，來了滿卡車的衝鋒隊員，在卡車上，他們看到了特勞勒、斯特拉斯和他的妻子、布洛克的妻子和他們才五歲的女兒、弗利塔的妻子和他們三歲的兒子托馬斯、還有哈斯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沉默著。烏加是一個性格很敏感的人，他突然哭了。他們都明白，他們前面就是死亡。
在藝術家們被押上車的時候，有一個囚徒恰巧看見，當她知道他們是因為繪畫而被抓的時候，她趕緊回去，消息傳開了。只要是有畫的人，都在緊張地把自己手頭的畫用各種方式藏起來。
裝著藝術家和他們的家屬的車子，開始發動了。不知是誰，輕聲說，“假如往左開，是帶我們去布拉格。假如往右，就是去克萊·費斯屯了。”大家都知道，與特萊津一河之隔的集中營的監獄克萊·費斯屯，那是一個煉獄。在特萊津，人們都說，“沒有一個猶太人能活著從克萊·費斯屯出來的”。
車子在往前開，然後，向右轉去。
他們總共是十三個人。在進入克萊·費斯屯之後，他們被命令站了幾個小時，然後，男人、女人和孩子，被分在不同的監房。一個從克萊·費斯屯倖存的清教徒牧師後來回憶說，在監獄裡，處境最可怕的就是猶太人了。他看到猶太人“有時甚至被強令相互毆打，直到其中一人倒下死去。”只要走出囚室，他們就暴露在衝鋒隊員面前，隨時可能被毆打，“只有被鎖在小小的囚室裡的時候，才感到更‘安全’一點”。他目睹了這些藝術家囚徒和他們的家屬進來。他記得，布洛克在進來幾天之後，就死於衝鋒隊員的酷刑之下。
為了逼供，衝鋒隊每天對他們酷刑折磨。斯特拉斯已經七十多歲了，在克萊·費斯屯，他被毆打得很厲害。幾個月後，他和妻子都被送進了奧斯威辛的毒氣室。在這個案子中，特勞勒還不算是最重要的審訊對象，他在三個月後，被送往奧斯威辛。
哈斯一邊受審，一邊還在服勞役，在做苦工的時候，他的腿受傷後嚴重感染，最後，他的腿部感染是被一把生銹的剪子“處理”的。最後，哈斯、弗利塔和烏加，都被送往奧斯威辛。在他們被送走的時候，哈斯每次上廁所，都需要別人扶著他去。弗利塔比哈斯小八歲，當時只有三十五歲。可是他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幾乎不能自己行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到達奧斯威辛的八天之後，弗利塔就死了，在最後的時刻，只聽到他喃喃地說，“我累……，我累了……。”為了繪畫，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哈斯卻非常僥倖地活下來。原因是納粹突然需要有高超技藝的繪畫人才，為他們製作偽幣。他突然被運到奧地利，被勒令參與畫制假英鎊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那裡被盟軍解救。
在此期間，藝術家的妻子和孩子一直被關在克萊·費斯屯。哈斯的妻子和弗利塔的妻子、小兒子托馬斯關在一起。弗利塔死在奧斯威辛之後不久，他的妻子漢希·弗利塔（Hansi Fritta）也死去了。哈斯的妻子活到了盟軍解放特萊津，他們夫婦收養了當時只有五歲、已經成為孤兒的托馬斯。
可以想像，假如不是戰爭突然結束，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活下來。
烏加也被送往奧斯威辛，在他被送走之前，納粹在刑訊中用皮靴猛踩烏加的右手，以懲罰他“違法繪畫”。他的右手嚴重致殘。一九四五年，在盟軍接近奧斯威辛的時候，納粹逼迫奧斯威辛的一批囚徒轉移。那是著名的“死亡之旅”，大批的囚徒死在這次轉移之中。倖存的囚徒抵達布痕瓦得集中營（Buchenwald），在最後三個月中，有一萬三千名囚徒在那裡死去。有倖存的難友回憶說，烏加在布痕瓦得集中營的最後一個月裡，周圍到處都是死屍，可是，他看到烏加殘疾的手裡，勉強地捏著一小塊煤，仍然試著在一張破紙上畫畫。
烏加頑強地活到了解放的一天，幾乎是一個奇跡。可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他被解救的短短三個月後，也是他因繪畫受到審訊的差不多剛好一年之後，烏加也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