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蘭迪在集中營裡最牽掛的，就是他的妹妹漢娜。因為父母被遣送走的時候，他答應過爸爸媽媽，他要照顧好妹妹的。可是，在他們被遣送到特萊津的時候，他發現自己能夠為妹妹做的事情很有限。漢娜住在另一棟樓，那是女孩子的宿舍L410。漢娜·布蘭迪只有十一歲，她幾乎無法從眼前一連串發生的事情中恢復過來。爸爸媽媽沒有了，哥哥也很難見到。可是，她還算是幸運的，就像哥哥遇到了艾辛格教授一樣，在L410宿舍，她遇到了一個同是囚徒的女藝術家，一個兒童教育家，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弗利德是特萊津集中營裡的藝術家兼兒童教育家的一個典型。
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弗利德出生在奧地利的維也納，一個普通的猶太人家庭。在她四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她是由父親帶大的。在弗利德成長的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她的家鄉正處在黃金時期。弗利德從小就迷上畫畫兒。當時的維也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在那裡，一個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盡情享受視覺愉悅、心智健康的豐富多彩的生活。公園、咖啡館裡常常在舉行音樂會和詩歌朗誦。她不用買門票，就可以整日流連在藝術歷史博物館和名家對視。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書店裡，從那些昂貴的藝術書籍上，把自己喜愛的大師作品，臨摹在小本子上，不會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維也納祥和優雅、富於創造性的文化氛圍，給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弗利德十六歲。幸運的是，她能夠避開戰火，按照正常軌跡入學，經歷了第一次正規的藝術訓練。她選擇了攝影專業。在那個年代，女孩子選擇這個專業的，還非常罕見。兩年中，她師從攝影大師J o h a n n e s Beckmann，訓練著自己的技能和專業的藝術眼光。弗利德傾向於哲學思考的習慣，使她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藝術氣質沒有在一開始就發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習慣，還來自於性格上和人生經歷中的早年獨立。
一九一五年，十七歲的弗利德成為Franz Cizek的學生。他所注重的藝術教育改革，是激發人的未經雕琢偽飾的藝術活動。在Cizek看來，繪畫只是一種表現內心的形式。來到課堂上，他常常對弗利德和她的同學們這樣宣稱，“今天，讓我看一看你們的靈魂！”Cizek的藝術教學改革，給了弗利德巨大的影響。當然，弗利德自己獨立反叛、自由散漫的個性，富於創造力和窮根究底的思維習慣，也非常適合於接受當時藝術哲學領域的新興探索。
二十一歲的弗利德被帶進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包豪斯只是一個工藝美術學校，它是開創現代建築的四位大師之一格魯皮烏斯（Walter Gropius）在德國魏瑪創辦的。那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
創新的包豪斯是要打破美術和手工藝之間的藩籬，也要把建築和手工藝結合在一起。它既要學生有抽像思維能力和豐富的藝術想像力，又強調學生有動手實踐的能力，甚至要有製作各類產品的能力。它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現代藝術眼光的設計師，成為隨之而來的現代建築、手工藝設計和工業設計的中堅力量。包豪斯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對許多學生來說，這種風格又會成為一種負擔，成為一種難以超越的影響。後來的人評價說，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見的既能夠消化包豪斯，又真正能從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認識自己、確立自己藝術個性的“包豪斯人”。離開包豪斯以後，弗利德開始了自己的事業。她和合作夥伴一起建立設計工作室，在包豪斯風格中糅入了維也納風情，她的設計從建築、傢俱，到手工業產品都有，工作室的事業十分興旺。
一九三一年，三十三歲的弗利德受維也納市政府的邀請，從事一份向幼兒教師教授藝術課程的工作。對弗利德來說，創作的成功，並非是她尋求的藝術生涯的全部，這份工作才是她內心真正企盼的機會。弗利德是一個畫家，她更是一個思想者。對她來說，探索藝術發生和生長的哲學，是她藝術實踐中無法分離的一部分。也許，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師們留下的痕跡。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她的授課，全都用自己最出色的作品來示範表達。這工作簡直就是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學對象是幼兒教師，她不是在教學生畫畫，而是在教育藝術老師，讓他們理解如何給孩子們作藝術啟蒙。這是她期待已久的挑戰。教學在逼著她進一步地思索心理、哲學和藝術的相互關係。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園裡樂不思蜀。她的學生們回憶說，沒有人能夠如此啟迪他們對藝術的理解力。她教給學生的，是體會藝術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筍尖，然後，它生長、生長，終於，緩緩地展開它的第一片純淨的綠葉。
可是，這樣平靜愉悅的教學生涯並不長久。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奧地利，右翼勢力已經很強。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他領導的納粹，也就是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絲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哪怕那是藝術領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閉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奧地利的右翼應聲而起，在維也納引發暴亂。就連弗利德當年設計的作品也被大量搗毀，她設計的建築也被拆除。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裡，每天都在這樣的選擇中掙扎：是留在那裡與法西斯鬥爭，還是逃離奧地利？對當時的弗利德來說，她認為逃離是羞恥的。弗利德幫助朋友們在畫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護照。她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強光下，她在審訊中保持了沉默。最後，法庭沒有給她定罪，她被立即釋放。一出監獄，她隨即離開維也納，前往捷克，前往布拉格。
一九三四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還是一個自由的國家，猶太人在國會裡擁有議席，對各國的政治難民張開它的雙臂。弗利德在布拉格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寧靜。走進布拉格，弗利德的藝術風格突然變化，她離開新潮藝術，離開包豪斯的結構主義，離開所有高調的形式，回到淳樸的畫風。她全神貫注地開始大量的繪畫創作：風景、人物、靜物，常常帶有裝飾風格。她似乎要通過這些繪畫中清純的美，來救贖和尋找本原的自我。納粹在毀壞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覺的生活最本質的東西。堅持屬於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質和追求，是她的個人抗爭最核心的部分。對她來說，假如放棄了這些，納粹就成功地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了。
在繪畫的同時，她滿懷熱忱地投入了對難民兒童的藝術教育。她已經不能放棄在維也納開始的藝術教學實驗。那是她的專業。她以前的一個學生是一位幼兒教師，不久也加入了她的工作。弗利德的教育顯然是成功的，她的學生作品展讓人們看到，那不僅僅是一些美麗的圖畫，同時還呈現了孩子們的內心。
她的朋友希爾德回憶說，弗利德和孩子們是如此融洽。希爾德最喜歡聽弗利德講孩子們的事情。有一次，一個孩子問弗利德，教堂是什麼呀？弗利德回答說，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說，您說錯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還有一次，一個孩子對弗利德說，我能和您談談嗎？弗利德說，可以啊。就請她在自己對面坐下。過了一會兒她問，你要談什麼啊？孩子說，我就這麼坐坐行嗎？孩子其實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園擠進了一群孩子，他們共同在創造和建設這個家園。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八歲的弗利德結婚了，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經過多年孤獨的長途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盡頭，終於有了一盞專為自己點亮的暖暖燈光，濛濛的窗簾後面，有了一份單純的感情和期待。
並非只有弗利德憑著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藝術思維對人類進步的意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有兩個藝術展在慕尼黑開幕。一個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藝術博物館的主要畫廊，展覽名為“德國藝術的偉大展出”。另一個畫展的展出場地在倉庫，主題是“墮落藝術展”。通過這樣“黑畫”的具體展出，希特勒試圖讓民眾知曉，什麼樣的藝術思維，將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會容忍。在“黑畫展”開幕的那天，希特勒發表演說，“藝術領域混進了外行，今天他們是現代的，明天他們都將被遺忘……”。可是，多年以後，希特勒讚賞吹捧的那些畫家已經被人們忘記，而那個“黑畫展”的作者，包括Otto Dix，Ernst Ludwig，Oskar Schlemmer，George Grosz，Ernst Barlach，德國印象派畫家和一些德國的猶太人畫家等等，他們每一個人，都在今天被人們記住和重新認識。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佔領奧地利。當時的意大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政府都站在了納粹一邊。一九三九年初，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領土，已經在納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經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國納粹在這個夜晚，大規模地襲擊猶太人，無數猶太人擁有的商店被搗毀，玻璃櫥窗被砸碎，滿地都是閃亮的碎玻璃，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維也納也傳來消息，弗利德當年設計的作品，不論大小，幾乎被盡數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進一步逃亡的準備，周圍是一片驚慌的氣氛。不論是已經逃離，還是在準備逃離，朋友們都關心著既是猶太人又是知名藝術家的弗利德，告訴她必須盡早離開。
可是，人們發現，所有這一切噩訊對弗利德幾乎沒有影響。她仍然在忙著她的繪畫和兒童藝術教育。她以前的合作同伴已經逃亡到倫敦，來信希望她去；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給她寄來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證書；她手裡持有隨時可以離開的護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個：逃亡對她的丈夫巴維爾已經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護照了。她沒有離開步步逼近的危險，只是循著自然也是必然的選擇，她要和丈夫留在一起。她堅守的是自己的一個世界。她沒有清晰高揚的目標，只是順從自己已經成為本能的邏輯。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維爾離開布拉格，開始往鄉間躲避。他們來到羅諾弗（Hronov），那是巴維爾出生的小鎮，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弗利德寫道：“這裡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都堅信，有一些東西，是邪惡永遠無法戰勝的。”
美術界依然在關注弗利德。一九四年，住在倫敦的美術經紀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並且把她帶到倫敦去。那年八月，《弗利德畫展》在倫敦的圓拱畫廊開幕，展出了她的風景、靜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卻沒有到倫敦出席。
隨著德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佔領，情況在惡化，針對猶太人的法規越來越嚴苛。一九三九年，弗利德和巴維爾失去了工作。一九四年，他們進一步轉移到羅諾弗附近的一個村莊。在那裡弗利德開始鼓勵巴維爾學一門木匠手藝，以應付不可知的未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他們又被迫幾次搬家。他們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氣和希望，還倚仗著當地一些非猶太居民的幫助。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決計大規模掃除猶太人。這年春天，巴維爾的母親和大哥大嫂，被驅離遣送。他們後來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營，巴維爾的母親在毒氣室被謀殺。
在那裡最後的幾個月，弗利德停止了繪畫。巴維爾家的三口人分別死在集中營的消息陸續傳來，而越來越多的人被遣送走。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弗利德和巴維爾被遣送的通知，終於到達了。對許多猶太人來說，他們不是非常清楚遣送的意義，但弗利德和她的丈夫，由於親人的厄運，對自己的命運更少抱有幻想。可是她異常平靜，當地的小店主回憶說，弗利德走進她的商店，對她說，“希特勒邀請我去赴會呢，您有什麼保暖的衣服嗎？”小店主給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結實，怎麼都不肯收錢。弗利德最後送了她一張畫。
她的朋友希爾德聞訊特地從漢堡趕來，為著給老朋友一點支持。她們一起裝箱，又一次次拿出來，重新裝過。一個人只能帶五十公斤，她們無助地猶豫著，是帶一個勺子，還是兩個？為了耐髒，弗利德把床單染成深色。希爾德發現，弗利德是那麼自然地又在想著可以繼續她的兒童藝術教育。她染著被單說，這些也可以在孩子們演戲的時候做道具，假如染成綠色，孩子披著，就可以象徵森林。弗利德還在盤算，是不是給她未來的學生帶了足夠的紙和筆。
“有那麼多需要考慮的細節，”希爾德說，“她連害怕的時間都沒有。”
巴維爾和弗利德經過中轉站，在那裡，他們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搜走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們抵達特萊津，成為囚徒。弗利德的編號是548，巴維爾是549。同時抵達的共有六百五十名猶太人，在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的時候，他們中間只有五十二人倖存。
弗利德住進了漢娜所在的L410樓，那是一棟女孩子的宿舍。漢娜和那裡的孩子們，成了弗利德的學生。弗利德完全忘記了自己的遭遇，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對孩子的藝術教育。她拚命收集有可能用於繪畫的任何紙張，其中多數是被廢棄的用過的舊紙。
弗利德愛孩子，也曾經從藝術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學，因此，面對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當的一個教師。她知道怎樣把他們從悲傷的死胡同裡引出來。弗利德也去男孩的宿舍，悄悄地給他們上課。有一次，從德國來的一些男孩來到她的課堂上，他們的父親，當著這些孩子的面，被納粹槍斃了。他們完全是嚇呆了的樣子，相互緊緊靠在一起，雙手放在膝蓋中間。一開始，看到他們，弗利德就轉過頭去，想忍住淚水，可她回轉頭來的時候，孩子們還是看到她眼中滿含著淚水，並且止不住地流下來。他們一起大哭了一場。然後，他們跟著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個教師那樣嚴肅地說，你們一定要把手洗乾淨，否則不能畫畫。接著，她拿來紙和顏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課程中。
所有來到這裡的孩子，都有過自己非常的經歷。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損傷。納粹所代表的邪惡，毀滅著文明的物質存在，更在毀滅人的心靈。在弗利德看來，保護人類內心真純、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創造慾望和想像力，澆灌這樣的種子，讓它開花結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兒童藝術教育，是在引導孩子們的心靈走出集中營，讓他們閉上眼睛，想像過去和平寧靜的生活，想像看到過的美麗風景，讓自己的幻想飛翔。她帶著他們來到房子閣樓的窗口，讓他們體驗藍天和觀察遠處的山脈，畫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寫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種不同的書裡，讀到過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區教孩子畫畫的故事。直到我讀完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對她進入集中營這一時段不再感到吃驚。對於弗利德來說，這是最順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她熱愛孩子，也熱愛藝術，探究藝術怎樣被引發和生長，怎樣表現和豐富人的內心，怎樣從心理上疏導釋放和打破對自由思維的囚禁，那是她一生都在迷戀地做著的事情。是的，這裡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這些孩子。是他們使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靈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創造著，在思索著，她也在堅持畫畫。與其他所有集中營畫家的顯著區別是，他們都在用畫筆記錄集中營地獄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畫著花卉、人物和風景。她在記錄和研究兒童藝術活動的意義和目的，在探討成人世界應該怎樣對待兒童的世界。她問道：“為什麼成人要讓孩子盡快地變得和自己一樣？我們對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麼幸福和滿意嗎？兒童並不僅僅是一個初級的、不成熟的、準備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們在把孩子從他們對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開。因此我們也就阻擋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還在考慮根據自己的教育實踐，寫一本《作為對兒童心理醫治的藝術》。
在地下室裡，她為孩子們悄悄地開了畫展。還參與了組織他們排演兒童劇。在最惡劣的現實條件下，她堅持讓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個正常的世界裡。同時，也讓這些孩子通過她指導的藝術活動盡量做到：身體被囚禁的時候，精神還是健康和自由的。
這遠非像我以前想像的那樣，僅僅是出於一個人的愛心，這是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的，那一個又一個偉大的藝術教育和藝術哲學大師們，一代代交接著的、精神和思想傳遞的一環。在這裡，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法扼殺的維也納的藝術學校在繼續，被希特勒關閉的包豪斯在繼續。弗利德和孩子們在一起，沒有建造武器去與邪惡拚殺；他們在構築一個有著寧靜幻想的、健康心靈的，也是愉悅視覺的美的境界。面對強勢，他們能夠說：有一些能力，是邪惡永遠無法戰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