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這裡的孩子們一開始並不知道，特萊津也囚禁著許多一流的藝術家、音樂家、學者和教授。他們和孩子們在特萊津相遇。
這些成年人開始想，應該如何幫助這些孩子度過非常歲月？他們也在想，在這樣的時候，我們作為成年人，要對孩子說些什麼？他們甚至想到，我們也許無法活過這場戰爭，他們卻可能活下來，未來屬於他們，在未來的生活中，我們今天怎麼做，對孩子才是最好的幫助？
猶太人被關在特萊津，走不出去。可是，作為所謂“模範集中營”，在特萊津內部，他們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最先關注這些孩子的，是集中營的猶太人委員會。他們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工作，必須在納粹給出的最苛嚴的生存狀態的縫隙中，給孩子們的生活一些改善。
在特萊津，當孩子們來到的時候，猶太人委員會有過一次非常困難的討論。就是如何使得孩子們在集中營的生活變得容易一些。討論之所以是艱難的，是因為整個特萊津集中營的資源不僅是有限，而是嚴重缺乏。假如你給孩子多一點居住空間，就意味著本來就已經非常擁擠的成人居住區，要變得更為擁擠。假如你要給孩子們多一口吃的，那麼，原先已經處於飢餓狀態的成人們，就要再被扣去一份口糧。許多成人由於年邁，由於疾病、營養不良，生命都已經變得十分脆弱，他們本來就掙扎在生與死的臨界線上，對孩子們的照顧，很可能就意味著要以一部分成人囚徒的生命作為代價。他們除了生命，已經一無所有。
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一些以居住區的形式建立的集中營。在波蘭的華沙集中營，他們的猶太人委員會主席是一個著名的兒童教育家，在戰前出版過許多兒童著作。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還是不能改變猶太兒童在華沙集中營的悲慘境遇，最後，他只能以自殺作出抗議。
在特萊津集中營的猶太人委員會擔任第一任主席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雅各布·愛德斯坦（Jakub Edestein）。他堅持要給孩子優惠的生活條件。他最終說服了那些一開始下不了決心這樣做的委員們。愛德斯坦的優惠兒童的措施，最終在吃、住、活動等各個領域裡，都落實了。
在特萊津，猶太人委員會先給孩子們爭取更多的活動自由。成年和少年囚徒，白天都必須勞動，可是年幼兒童還不能勞動，也就缺少了戶外活動的機會。一開始，許多年幼的孩子除了領三餐飯排隊去食堂的時間，納粹規定他們不准走出宿舍樓。特萊津的猶太人委員會對納粹強調，讓孩子有一定的活動，比一直憋在屋裡更容易管理。他們利用納粹也怕出亂子的心理，爭取到了一些改善的條件：納粹同意了猶太人委員會的安排，讓一些年輕的猶太人囚徒，和孩子們住在一起，管理和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過爭取，也能夠安排一些囚徒，以消磨時間為理由，帶領孩子做遊戲、唱歌。在將近一年以後，容許孩子們有一定時間的戶外活動。同意男孩在戶外遊戲時間可以踢球。
雖然，在生活上，孩子們相對得到了照顧，可是，雅各布·愛德斯坦知道，在囚禁中的孩子們的眼睛裡，有時閃爍著一種異常的眼神，有許多沒有問出來的“為什麼”，卻沒人能夠回答他們。孩子在夜半醒來，他們在空洞的黑暗中睜大眼睛，在寂靜中發出輕輕的啜泣聲，卻沒有人能夠安慰他們。他知道孩子們的心靈變得超越年齡地複雜起來，可是沒有一本心理學的教科書，能夠化解猶太孩子的心靈悲劇。
在竭力照顧孩子們生活的同時，他們幾乎是本能地，開始考慮孩子們的教育。他們要把知識、藝術和良知，交給孩子，讓他們的靈魂得到支撐。可是納粹嚴禁對孩子進行任何教育。於是，他們只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甚至違反禁令。他們把一些教師安排為宿舍的管理員，這樣，就可以在帶領孩子做遊戲的時間裡，悄悄地給孩子上課。
倖存的孩子們至今對雅各布·愛德斯坦、對教師們、對關心他們的大人們懷著感恩的心情。是這些大人們，在把生的希望盡可能地留給他們，也在盡可能地保護他們年幼受傷的心。雖然，愛德斯坦和猶太人委員會，並不能真正保護孩子們免受傷害，因為他們也無力保護自己免受傷害。
一開始，猶太人委員會竭力爭取一個年齡的界限，保護十二歲以下的兒童不被遣送去東方，可是在一九四四年，甚至連嬰兒都不能免於被遣送的命運。雅各布·愛德斯坦自己，也在一九四四年被送往奧斯威辛，被殺死在那裡。他自己也只是一個集中營的囚徒。可是，倖存的孩子們，在長久地懷念著他，記得他短短的、有點亂亂的頭髮微捲著，記得他圓圓的臉，戴著圓圓的玳瑁眼鏡。他的眼睛很溫和，卻總是顯得憂鬱。
猶太人委員會和藝術家們，還利用向納粹爭取來的帶領孩子唱歌的機會，不僅使歌唱平衡和安慰孩子的心靈，還把它變成音樂課、藝術課和提升精神力量的教育。囚禁在特萊津的音樂家，甚至為孩子們排練了兒童歌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歌劇，叫做“布倫迪巴”。
歌劇《布倫迪巴》的作者漢斯·克拉薩（Hans Krasa），是著名的音樂家，他於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布拉格一個德國籍的猶太律師家庭。漢斯·克拉薩從小就表現出很強的音樂天賦，在幼年，他就能夠模仿莫扎特的風格作曲。在十一歲那年，他創作的管絃樂曲在當地演出。一九二七年，他創作的交響樂已經由捷克交響樂團在首都布拉格上演。
漢斯·克拉薩在布拉格參加了一個德國籍的知識分子團體。他們的宗旨是：持人道主義的立場，反對盲目的（對德國的）愛國主義，對他們居住的、看作是自己家鄉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他熱忱地投入音樂創作，各種形式的作品不斷上演。一九三三年，他的一個歌劇獲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獎。
在納粹德國佔領了部分捷克的時候，在布拉格的九十萬人口中，有五萬名像漢斯·克拉薩這樣的德國人。
作為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的一員，漢斯·克拉薩很自然地參加了一個組織，那是由反法西斯的藝術家和布拉格猶太人孤兒院聯合組成的。就是在那個時期，他為這個孤兒院寫了一部兒童歌劇《布倫迪巴》。這個歌劇就是在布拉格猶太人孤兒院首演的。這也是漢斯·克拉薩在被納粹逮捕之前寫的最後一個作品。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他被送進特萊津集中營成為一個囚徒，他和所有的囚徒一樣，失去自己的名字，被編號為21855。
在惡劣的環境中，在死亡的陰影下，漢斯·克拉薩繼續著自己的音樂創作。一九四二年，他用一個鋼琴譜，重新為他的兒童歌劇《布倫迪巴》配器。他夢想著讓集中營的孩子們也能走上舞台演出。
納粹為了應付國際輿論和國際紅十字會的檢查，必須有一些“寬鬆”的假象。一九四四年還在特萊津拍攝了一個虛假的紀錄片，把特萊津描繪成一個送給猶太人的“禮物”。猶太人委員會和藝術家們，利用這個機會，為孩子們爭取到了《布倫迪巴》上演的許可。
帶著孩子們演出的，是當年首演《布倫迪巴》的布拉格猶太人孤兒院院長的兒子魯道夫·弗勒丹菲爾。他還清楚地記得歌劇在孤兒院上演時的盛況。在他和藝術家們的共同努力下，最終，《布倫迪巴》在特萊津集中營上演了。演員都是作為囚徒的兒童，一共演了五十五場。今天的人們發現，身為囚徒的作曲家，依然長著幻想的翅膀，漢斯·克拉薩新譜寫的歌劇，甚至有著二十世紀現代音樂的審美感覺。
《布倫迪巴》講述的是善良戰勝邪惡的故事：有兩個孩子，進城去為生病的母親尋找牛奶。他們很窮，沒有錢買牛奶，就決定在大街上賣唱。他們動人的歌喉吸引了市民，可是，一個邪惡的手風琴手布倫迪巴，卻不准他們唱歌。說那是他的地盤，只有他才能在這裡賣藝。他驅趕著那兩個孩子。他們害怕地躲在小巷子裡。這時，一隻小貓、一條小狗和一隻小麻雀來幫助他們，叫來了很多孩子。兩個孩子鼓起勇氣，再一次在廣場上歌唱，市民們給他們錢，布倫迪巴無法阻擋他們，就試圖偷走他們的錢，可是，他終於被抓住、被警察帶走了。最後，孩子們一起唱起了戰勝邪惡的布倫迪巴的歌。
就在這五十五場演出期間，向著東方死亡營的遣送還在進行。一些孩子演員演了一半，被送走了。新的孩子接上來演，他們不僅在歌唱，他們也在表達對善和美的堅持和追求。台下的孩子們也在心中一起唱著，那些小小的靈魂顯得那麼美麗，他們在告訴這個世界，有一些東西，是納粹和一切邪惡勢力都試圖摧毀、卻永遠也無法摧毀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晚上，漢斯·克拉薩從特萊津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謀殺在毒氣室中。可是，漢斯·克拉薩和特萊津藝術家在孩子們心中點亮的燭火，卻依然留在人間。
十一歲的漢娜·布蘭迪和她十四歲的哥哥喬治·布蘭迪，當時分別住在女孩的宿舍L410，以及男孩的宿舍L417。在那裡，他們分別遇到了最傑出的藝術家和學者。
喬治·布蘭迪所住的宿舍L417的一號房間，是由凡特·艾辛格（Valtr Eisinger）教授管理的。猶太人委員會把他派到男孩宿舍做管理員，就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得到一個教師。事實上，艾辛格教授不僅擔任教師，還以他特有的熱情，在一個沉悶的環境中，激發了孩子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艾辛格教授平等地對待孩子，讓他們覺得，自己已經開始長大，能夠思考和承擔起自己的命運了。倖存的孩子們回憶說，艾辛格教授是很有自己見解的人，可是，他從來不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孩子。一方面，他把他們“當作大人”，設法給孩子們帶來一個個持有各種不同觀點的教授和學者，讓他們悄悄地給孩子們作講座，就在集中營裡，智慧的種子在孩子們的心裡發芽和生長。另一方面，他總是對孩子們說，在你們這樣的年齡，不要過早地形成一種固定的看法。在形成觀點之前，你們先要做的，是吸取大量的知識。
十四歲以上的孩子已經要幹活兒了。可是，艾辛格教授總是安排出時間讓他們上課。他帶著教師們潛入孩子們的宿舍。後來，德國衝鋒隊開始突擊檢查孩子們的住處。他們把課堂移到了閣樓上。每堂課，總有望風的孩子守候在窗口，以防衝鋒隊的突然襲擊。在L417宿舍的男孩們，上著數學、地理、歷史，還有猶太民族的語言希伯來語的課程。在他們的教師中，有著名的捷克作家，卡瑞爾·珀拉克（Karel Polacek），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被遣送往波蘭的死亡營，再也沒能回來。
艾辛格教授生於一九一三年，在被送到特萊津的時候，他只有二十九歲。他寬寬大大的額頭，瘦瘦的，有神而快樂的眼睛。倖存的孩子回憶說，艾辛格教授自己就像一個頑皮的大孩子。他就像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一樣和孩子們一起踢球。他常常給孩子們講一個孤兒院的故事，那個孤兒院是由孩子們自治的，他使得孩子們都對“自治”的生活入了迷。他們開始把自己的宿舍集體叫做一個“孩子共和國”，選出他們自己的“政府”，一個孩子成為政府的主席，開始了他們自己創造的“孩子共和國的故事”。其中，最令人難以相信的，就是一號房間的孩子們，還辦了一份地下雜誌：《先鋒》。
這份雜誌刊載孩子們自己的詩、文章，還有人物專欄“我們中間的一個”。雜誌有孩子們自己設計的封面，和自己畫的插圖。當然，在紙張都是違禁品的集中營，他們只是小心地抄寫、粘貼出這獨一份的手工雜誌。那是一份“週刊”，像模像樣，他們還在封面上寫上“定價”，就像是一本“真的”雜誌。在完成之後，他們驕傲地在星期五的晚上，給孩子們朗讀雜誌的內容，他們小心地翻閱，然後寶貝似的珍藏起來，一期，又一期。
在《先鋒》雜誌上，還有“文化報告”。在一個“文化報告”中，小記者報道了一個猶太囚徒，奧地利盲人藝術家布瑟爾德·奧德納（Berthold·Ordner）來到孩子們的宿舍，給他們帶來了幾件藝術品，那是他在集中營用撿來的廢鐵絲，精心製作的動物和人物造型。小記者寫道：“那真是了不起，一個在二十五年前失去視力的人，能夠頑強地記憶，記住動物和人的形體，還能如此精確和寫實地用鐵絲把他們塑造出來。”報告還記述了他給孩子們作的精彩藝術講座。他的創造力，他頑強的生命力，都給孩子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孩子在雜誌上寫道：“當世界上別的孩子都有他們自己的房間，我們只有‘30厘米× 70厘米’的一個床位；別的孩子有自由，我們卻生活得像是被鎖鏈拴住的狗；當他們的衣櫃裡塞滿了玩具的時候，我們在爭取讓自己的床頭有一小塊遮蔽的空間；你要知道，我們只是孩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樣。或許，我們更成熟一些（這要感謝特萊津），可是，我們也是一樣的平常孩子。”
孩子們堅持一週一周地“出版”他們的雜誌，因此留下了最寶貴的歷史記錄。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日，《先鋒》雜誌“出版”了總共將近八百頁。雜誌留下了孩子們的詩文，詩文留下了他們的感情和記憶，留下了他們特殊的童年。
這些孩子們的教師都有自己的故事。艾辛格教授有一個心愛的未婚妻。在他被遣送特萊津之後，她最後也被送到特萊津。在那裡她也參加了照顧幼小孩子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就在最後的日子裡，特萊津將要面臨大批遣送的消息傳來。
由於擔心遣送會把他們分開。他們決定在特萊津集中營結婚，期待婚姻關係使得他們在被遣送時，能夠不分開。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他們在集中營結婚。那是一個令人終身難忘的囚禁中的婚禮。他們不想驚動別人，就一直瞞著這個決定。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們，還是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也瞞著老師，偷偷準備禮物和慶祝。特萊津沒有鮮花，孩子們請每天去大牆外面幹活兒的農工，偷偷運進了一些花朵。他們又一起省下口糧，請食堂偷偷地做了一個象徵性的“蛋糕”。他們還想方設法找到一支鋼筆，作為給老師的結婚禮物。艾辛格的妻子回憶說，他們經歷了最感動的一刻。
婚後不久，大遣送就開始了。艾辛格的妻子堅決要求和丈夫一起被遣送。他們經歷千辛萬苦的旅途，抵達奧斯威辛集中營。到達的當天，那裡的慘狀就窒息了他們生存下去的希望。他們看到餓得骨瘦如柴的囚徒們，他們無力地做著手勢，祈求新來的囚徒，扔給他們一點食物。有一個人看不下去，就扔了一點食物過去。一個年輕的女孩跑出來撿，被衝鋒隊員當場一槍擊倒，只見鮮血從她的臉上流過。這就是奧斯威辛。
他們抵達的當天就被分開，艾辛格教授的妻子很快又被送到另一個集中營服勞役。
從此，她再也沒有見到艾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