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捷克首都，那個美麗的古城布拉格，再往西北方向走六十公里，就是特萊津。
這裡原來是一片風景秀麗的山區，叫波西米亞山。一七八年，國王約瑟夫二世，為了防禦北方的敵人，保護布拉格，就在這片山裡建立了一個軍事要塞。國王以他母親的名字命名了這個要塞，它從此被人們叫做特萊津。
漸漸地，在寧靜的和平時代，這個軍事要塞失去了它的防衛作用。軍隊撤離，平民搬進來，住下去，特萊津變成了一個普通小鎮。在小鎮裡，有著一些寬寬大大、像宿舍一樣的樓房。那是以前國王的士兵們居住的營房。這個小鎮一家一家地居住著共六千個普通捷克人。後來的特萊津其實是由兩部分組成，老要塞旁邊是一條河流，河對岸是一八八二年建立的一個小城堡，它被城牆圍得固若金湯，叫做“克萊·費斯屯”。
特萊津一直保留著它獨特的軍事城堡的結構。非常容易封鎖和看守。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它被納粹看中，當做囚禁猶太人的集中營。因為它的整體結構是封閉的，只要有很少的人力看守出口，它就可以是一個大監獄。而那些十八世紀的老兵營建築，可以成批地擠入囚徒，很容易管理。
建立特萊津集中營的目的，比一般的納粹集中營更複雜。
在特萊津建立集中營之前，納粹在捷克、波蘭和其他地方，相繼建立了許多集中營。當時，納粹已經在一些歐洲戰場借戰爭掩護，以戰爭誤傷為借口，開始屠殺猶太人。但是，歐洲的猶太人中間又有大量知名人士，如著名的政治領袖、社會活動家、科學家、藝術家、學者等等。他們的聲譽等於使他們在國際社會被“掛了號”。納粹有礙於國際壓力，一時並不想殺了這些人，而且還想利用他們的生存，為自己“並沒有迫害猶太人”作宣傳。可是他們又必須控制住這些人，不讓他們代表猶太人向世界揭露真相、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納粹需要一個條件相對好一些的集中營，來囚禁這批猶太人中的知名人士。
納粹把特萊津原來的居民全部遷走，用德語重新命名了這個小鎮，從此，捷克小鎮特萊津，就變成了集中營“特萊西恩施塔特”。
在這裡，我還是叫它原來的名字：特萊津。
於是，納粹對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人政治領袖說，要為他們建立一個“猶太人自我管理”的城鎮。德國人將不干預他們，只要他們在那裡“不製造麻煩”，他們將可以獲得一個正常的生活。並且要求猶太人領袖組織一批建築師和藝術家，把原來鎮上的房子，在內部改造，使它們成為能夠容納原居民十倍以上人口的所謂“集中居住區”。為了把這個謊言編得更像是真的，納粹甚至在德國出售特殊身份猶太人移居特萊津的“特權”。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德國戰鬥過的猶太人老兵、和雅利安人通婚的猶太人、原為政府官員的猶太人，等等，納粹宣稱，這些人只要交出幾萬馬克，就可以獲得准許移居這個猶太人“模範居住區”。
當時在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人，在社會上幾乎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一開始，在絕望之中，他們寧可相信一個謊言，寧可離開家，到一個只有猶太人的地方，和周圍羞辱迫害的環境隔離開來。他們把特萊津幻想成一個可以躲藏的洞窟。因此，最初的一些猶太建築師和藝術家三百多人，大多數是自願地帶著家屬，來到這裡改建特萊津。他們一點也不知道，一個針對猶太人的更大陰謀，正在進行之中。他們是自投羅網了。
在這些猶太人改建特萊津的時候，德國正在入侵蘇聯。侵蘇戰爭是在一九四一年夏開始的，在納粹的正規軍後面，還跟了一支特種部隊，他們不是去和蘇軍打仗，而是趁著戰亂，去專職屠殺普通的猶太人。光天化日之下，趁著戰火硝煙的掩護，特種部隊見猶太人就殺。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十二月的半年之中，一共殺死了將近八十萬猶太人，包括大量的婦女兒童。
這種有意的、假借戰爭機會、大規模對無辜平民進行種族屠殺的暴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由於屠殺的人數太多，很難徹底隱瞞和自圓其說。因此，希特勒決定換一個方式。
一九四一年底，希特勒作出了“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決定。這是一個滅絕人性的決定。雖然希特勒和納粹公開宣揚他們的“種族理想主義”，“雅利安人純化運動”是“科學的”、是正確的，可是，他們在內心深處，並非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
因此，一方面，如衝鋒隊的領導人希姆萊在宣揚著納粹的“理想主義正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的一次對內部軍官的講話中，希姆萊說：“殺死猶太人對我們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任務。只有衝鋒隊才能夠面對成百上千的排列的屍體。這是我們的歷史從來沒有被書寫過的光榮的一頁。……我們有這樣的道德權利，去摧毀那些會摧毀我們的人。”另一方面，這樣直接涉及種族謀殺的“光榮”、“道德”宣講，納粹從來不敢公開地對外宣講。希特勒和納粹，從一開始就在刻意掩蓋這個殺人計劃。他們把這個計劃列為納粹最高層的秘密，只有少數人知道。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很不放心，對整個種族的屠殺，他們用了一個含含糊糊的詞，“最後解決”，自始至終不提“殺人”二字。計劃的具體執行，就交給了希特勒最忠實的衝鋒隊。
在一群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幫助下，納粹開始試驗，以什麼樣的方式，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大規模地殺人。根據試驗的結果，他們選定了一種毒氣，開始建立一批有毒氣室、焚屍爐以及和這樣一整套“先進殺人設備”相結合的死亡集中營。這些死亡營都在東歐偏僻的地方，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猶太人，那是整整一個民族，分散在歐洲和世界各地。僅歐洲就有一千八百萬猶太人，納粹當時在歐洲佔領了大片土地，佔領區的猶太人，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人那樣，都在納粹的殺人計劃之內。因此，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計劃，具體執行並不那麼容易，他們必須一步步有計劃地走。
在捷克斯洛伐克，納粹也需要一個集中猶太人的中轉站，在東方死亡營來不及“處理”的時候，作為一個等候之處；同時，雖然希特勒宣稱，猶太人集中居住只是戰時措施，是為了他們的安全，並且宣稱他們在集中營過著幸福生活，國際紅十字會等中立機構，還是要求視察和調查。所以，納粹確實需要一個遮人耳目的樣板。於是，正在改建中的特萊津，仍然是納粹集中營之中非常特別的一個。它是納粹的“模範集中營”。
特萊津的改建剛剛開始，對猶太人的滅絕計劃就已經制訂出來。因此，納粹在特萊津，已經懶得再重複什麼“猶太人自治小鎮”的謊言了。改建和居住還沒有安排好，大批猶太人已經被強令遷入。那些最初自願來參與建設“猶太人自治鎮”的幾百名猶太人和他們的家屬，眼看著衝鋒隊和納粹手下的捷克士兵封鎖了小鎮，他們也從此成為特萊津的囚徒。
進入集中營的猶太人被勒令交出身份證，他們不再有名字，而是每人有了一個編號。此後，在點名的時候，他們每個人，只是一個數字。在一些集中營，德國人甚至把這個數字烙在他們的手臂上，終生無法抹去。
苛嚴的規則在日日更新。男人和女人不得隨便會面，不准給外面寫信，不准抽煙，輕微的犯規就要被處罰，等等。而改建的食堂沒有足夠的餐具，診所沒有醫療設備，沒有日用品，甚至連水都不夠。
不僅如此，一九四二年年初，囚徒們剛剛進來，納粹衝鋒隊為了在小鎮上表示自己的權威，決定殺雞儆猴。納粹規定特萊津戒嚴，不准囚徒們給外面的親人寫信。因有的囚徒試圖偷偷地傳信出去和自己的妻子聯繫，被宣佈違反“戒嚴令”，一九四二年一月和二月，納粹分批對違規者處以絞刑，當眾絞死了十六名猶太人。當然，這些情況都嚴格地對外封鎖。
“自治小鎮”的承諾還沒有開始，就被殘酷的殺戮粉碎了。納粹迫不及待地露出了他們的猙獰面目。十六個猶太人的犧牲成為特萊津的一個轉折點。同時，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特萊津發出了第一批向“東方”死亡營遣送的囚徒。特萊津作為死亡營中轉站的性質被事實確定下來，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已經有八千名特萊津囚徒在遣送之後，被送進了毒氣室。
可是納粹還是要維持一個“模範集中營”的假象。本質上，特萊津和其他集中營一樣，是被納粹的衝鋒隊緊緊控制在手裡，他們制定了所有的規則。可是，納粹有意使得特萊津在表面上有一些不同。例如，在集中營大牆內部，大多數士兵都是納粹挑選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而不是德國納粹的衝鋒隊員。在表面上，營內沒有德國士兵。營內曾經容許掛有猶太人的宗教畫：聖徒摩西舉著“十誡”。甚至，一度還發行過營內的貨幣，有過小商店。有人曾經想開始印一張公開的小報，可是經納粹檢查之後，立即被勒令停辦了。在宿舍安排、勞工人員安排等一些具體事務中，在名義上，不是納粹，而是由一個猶太人委員會管理安排。當然，委員們自己也是囚徒。
特萊津的猶太人知道，這是一個殘酷的生存狀態。委員會為改善他們的狀況，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們無力改變集中營的根本性質。每次納粹要向死亡營送囚犯，就給委員會下達一個遣送數字。強迫這個猶太人自己的委員會定出一個名單，並且公佈這個名單。雖然，死亡營本身還是一個秘密。可是，所有的人從一開始就知道，遣送的目的地，比特萊津一定糟糕得多，生存的可能也要小得多。
即使在特萊津這個“模範集中營”，納粹也根本不打算對猶太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這個原來容納六千人的小鎮，被納粹關進去六萬五千名猶太人。小鎮擠進了十倍以上的常住囚徒，在這個集中營存在的兩年多時間裡，還有近十萬的囚徒被臨時安排在這裡居住，然後再被送往死亡營。因此，這裡永遠是擁擠的。
對外的欺騙卻還在繼續。在德國，納粹對絕望的猶太老人說，他們只要簽字放棄他們的一切財產，就會被送往一個條件良好、能夠安享晚年的“老人之家”。可是，在失去一切之後，老人們被帶到特萊津，睡在擁擠不堪的地板上，食品、藥物、生活用品，甚至水和新鮮空氣都是缺乏的。
成年人在這裡都非常難熬，老人就更難了。他們在惡劣的條件下很快病倒，沒有親人在身邊照料，只能躺在空氣渾濁的天棚裡等待死亡。在短短三年的時間裡，不算那些被送往死亡營的人們，僅僅由於飢餓、冬天的寒冷、疾病得不到治療，就有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名囚徒，死在特萊津。
一九四三年年底，特萊津的衝鋒隊負責人換了一個，新來的安頓·伯格（Anton Burger）要求嚴格管理。他來了之後，注意到特萊津集中營曾經在不同的時間，有過五十五名囚徒逃亡。他懷疑特萊津的猶太人委員會提供的囚徒人數是虛假的，因此，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安頓·伯格不顧囚徒的死活，要求當時特萊津的四萬多名猶太人，全部在衝鋒隊的押解下，在特萊津外面的一塊空地上接受全體點名。天寒地凍，從清晨七點開始，一直站到半夜。沒有食物，沒有水喝，也不准上廁所。老人、病人、孩子，都被迫站在那裡。過了半夜之後，囚徒們被容許回到特萊津的住處，就在那一天，在點名的空地上，留下了三百多具囚徒的屍體。
天天在埋人。在死亡人數上升到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時候，管理集中營的納粹軍官只說了一句，“一切正常”。最開始，死者還有一個木箱子作為棺材，很快，死去的人就只是被草草地集體掩埋。最後，實在來不及處理，納粹就在特萊津建造了一晝夜能夠處理一百九十具屍體的焚屍爐。
雖然在鎮裡的是捷克士兵，可是，德國人的納粹衝鋒隊就駐紮在不遠的地方。河對岸的那個小城堡克萊·費斯屯，被衝鋒隊用做特萊津附屬的特殊監獄。任何人違反了“紀律”，都會被抓進克萊·費斯屯，納粹在那裡以苦役和酷刑對待囚徒，進去的囚徒不是在裡面死於酷刑，就是在奄奄一息的時候，被送往東方的死亡營。很少有人能夠活下來。
因此，即使衝鋒隊員不親自在特萊津街頭巡邏，他們投下的死亡陰影，仍然密密地籠罩在集中營的上空。每個來到特萊津的囚徒，包括孩子，首先得到的警告，就是要小心這裡的種種規則禁令，違反一條小小的規則，都會有生命危險。
除了有猶太人被送來和送走，出口永遠是封鎖著的。被關在這裡的，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人，還有來自德國、丹麥、匈牙利、奧地利、荷蘭等其他歐洲國家的猶太人。在他們中間，有過一萬五千名猶太兒童。
可以想像，死亡率最高的是老人，風燭殘年，他們經不起折騰了。可是，在心理上受到衝擊最大，應付災難的能力最差的，是來到特萊津的一萬五千個孩子。在進入特萊津的時候，一些孩子像漢娜和她的哥哥喬治一樣，父母已經被納粹送往死亡營。他們是孤單地自己來的。也有一些孩子，是和父母一起來的。可是，一進來，根據納粹的規定，只要是八歲以上的孩子，他們就被迫和父母分開。在特萊津，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被迫分開居住。
每次有囚徒來到特萊津，只要有孩子，就會聽見哭聲，那是孩子們從父母、哥哥、姐姐身邊被帶走時發出的。漢娜來的時候，也經歷了這樣可怕的時刻。父母被遣送之後，哥哥喬治是她唯一的感情依靠和親人，當她到達特萊津的那天，被迫和哥哥分開的時候，她驚嚇得大聲哭叫。從此，他們所有的人，大人和孩子，都不再有一個家，只有“集體”。在居住區的三年裡，漢娜和哥哥眼看著他們年老的外祖母也從布拉格被抓來，又很快在特萊津惡劣的生活條件下死去。
猶太人委員會無法改變衝鋒隊的規定，他們沒有能力給孩子們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們盡可能讓孩子們住好一些的房子。孩子們仍然住得很擠，二十到四十個孩子住一間屋子，房間裡擠滿了兩層、甚至三層的架子床。很多男孩只能兩個人擠在本來只能睡一個人的板鋪上。到處是臭蟲、虱子和跳蚤，冬天沒有足夠的毯子。這些孩子，平時餓，冬天冷，營養不良，生病，想家。幾年來，很多孩子已經被生活中發生的一連串事情給嚇壞了。他們只有恐懼，卻忘記了什麼是快樂。他們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段特殊的經歷。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有整整一火車的猶太孩子被運到特萊津。一共有一千二百個孩子，從六歲到十五歲。他們活像是一群飢餓的幽靈，在衝鋒隊的槍口下，從車站被押進特萊津的滅虱站。他們大多數都光著腳。這些孩子到達特萊津的時候，仍然驚恐萬狀。只有少數孩子說出了他們的來歷，他們都是從波蘭的“比亞利斯多克集中營”被轉送來的。衝鋒隊槍殺了他們的父母，不知為什麼暫時留下了他們。他們中的許多孩子，由於斑疹傷寒，不久就死在特萊津。剩下的也在六個星期之後，被轉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殺害了。
孩子們或許在這裡住兩三年，或許只有幾個月，像在命運的水流上漂浮的樹葉，在特萊津，就這樣走過了像漢娜和她哥哥喬治這樣的一萬五千個孩子，他們的命運吸引了集中營裡的成人囚徒的目光。
在非常時期，在危險之中，有一些成年囚徒雖然對未來十分悲觀，不相信自己能支撐著活過這場災難，活到戰爭結束；他們和大家一樣，沉浸在失去親人家庭的痛苦之中，幾乎無力自拔。他們前景灰暗。可是，看到這些孩子，他們暫時放下自己的不幸，暫時忘記了飄蕩在自己頭上的死亡陰影。
他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