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國際紅十字會要來視察的消息，曾經給特萊津的囚徒們帶來希望。但他們卻親眼看到，納粹的鐵幕，可以輕易遮擋住事實真相。宣傳是有效的。外部世界不伸出援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也就更肆無忌憚了。
在這個小鎮，三年裡有三萬三千多名囚徒死於惡劣的生活環境，其中包括女藝術教師弗利德的父親和繼母。在他們死去之後，弗利德才得到消息，知道他們也曾在這裡住過。更恐怖的是關於遣送到死亡營的傳聞，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東西。
一九四四年九月，弗利德的丈夫巴維爾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將在二十八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就像艾辛格教授的妻子一樣，來到決定名單的委員會，要求與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著護照卻拒絕離開危險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脅，卻義無反顧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絕之後，再次堅決地要求把自己補進下一批的遣送名單。朋友們都勸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孩子們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對弗利德來說，思維的邏輯是那麼自然。這樣的邏輯，和她久遠以來的生活態度，是合為一體的。對艾辛格教授的妻子，對弗利德，那是人的本能，她們愛自己的丈夫，她們要趕去和親人同生共死。
弗利德的要求被批准了。在離開前，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員維利·格羅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們的畫作，藏在閣樓裡一個安全的地方。她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夠活下來，可是，她們相信，終有一日，這些孩子們的畫會重見天日，會向人們講述，那個從人類開始他們的歷史，就沒有中止過的，善和惡的故事。
巴維爾離開的九天之後，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婦女和兒童，被裝上運牲畜的悶罐車送走。日夜兼程，兩天以後的中午，她們到達奧斯維辛。第二天一早，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被送入毒氣室謀殺。其中，就有四十六歲的女藝術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特萊津的大多數藝術家們，不是像弗利德那樣專職照顧孩子。他們白天要干自己的一份勞務。可是他們還是抽空輪流給孩子們上課。其中一個是弗萊緒曼博士（Karrel Fleischmann）。他是個醫生，尤其是皮膚科方面的專家，可是同時，他又是一個繪畫技巧很高的藝術家。一九四二年四月，他和妻子一起被逮捕，後來，就被送到特萊津。他不僅教孩子們畫畫，還和妻子一起，教孩子們如何“重新會唱歌”，如何寫字、做加減法。他曾經寫道：“在我們中間，一定有人會倖存下來。”一九四四年十月，弗萊緒曼博士和他的妻子，被殺死在奧斯威辛的毒氣室。那麼，他教過的孩子們呢？
只有極少數的孩子，如弗萊緒曼博士所希望的那樣，倖存下來。
漢娜的哥哥喬治也被送走了。一九四四年秋天，納粹德國已經接近崩潰。他們因此開始加速將集中營的猶太人向死亡營轉送。十三歲的漢娜突然失去相依為命的哥哥，在她身邊，只有一隻從家裡帶出來的手提箱，成了她和家的最後一點聯繫。
終於，漢娜也接到了被轉送的通知。她行裝簡單，只有那只箱子。裡面是她的幾件衣服，她自己畫的最喜歡的一張畫，還有集中營裡同宿舍的小朋友送給她的一本故事書。她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一線希望：也許，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喬治；也許，還能在那裡，和爸爸媽媽團聚。她這麼想著，提起了她的手提箱，爬上了遣送的悶罐車。
就在弗利德被殺害的十四天之後，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漢娜和許多猶太人，在一陣陣恐怖的吆喝聲中，從火車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個站台。探照燈的強光下，他們幾乎睜不開眼睛。漢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帶走，荷槍的士兵牽著吠叫的大狼狗，大聲對她們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驚恐萬狀的漢娜鬆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堅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個漆黑的夜晚，她們從火車站台，直接被送進毒氣室。漢娜甚至還來不及知道：她已經追上了心愛的哥哥，喬治·布蘭迪正關押在這裡；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媽媽，一九四二年，漢娜的父母卡瑞爾和瑪柯塔，也在這裡被殺害。這是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最後一個見到艾辛格教授的，是一個倖存的他的學生，他說，他在奧斯威辛的隊列裡遠遠地看過教授一眼，他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送往達豪集中營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國衝鋒隊員槍殺。
可是，特萊津猶太人在默默堅守的他們民族的文化，在堅守的一種精神，納粹卻沒有力量扼殺。
在最後的歲月裡，一號宿舍的艾辛格教授的孩子們，那些《先鋒》雜誌的編輯、記者、作者和讀者們，都被陸續遣送去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們出版的一期期《先鋒》雜誌，都被小心地保存下來了。
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在一號房間的“孩子共和國”中，特萊津還留下了一個叫做陶希格的孩子。
特萊津是依靠馬車為運輸工具的：運送貨物、運送遣送者的行李，還有死難者的屍體。特萊津的運作一天也離不開馬車。而陶希格的父親，恰巧是特萊津囚徒之中唯一會打馬掌的猶太人。他因此有一個小鐵匠鋪，後來，陶希格成為父親的幫手，也趕馬車，就搬到鐵匠鋪後面堆煤的小屋裡，和父親住在一起。這是特萊津難得的一點私人居住空間。孩子們就把一期期的《先鋒》雜誌，偷偷地藏在煤堆下面。
戰爭結束的時候，環顧四周，陶希格發現，原先的小同伴們，只剩下了他自己一個人還留在特萊津。他趕著兩匹馬，把屬於他和父親的物品拉回了布拉格，他還小心翼翼地，裝上了收藏的一大摞《先鋒》雜誌。回到布拉格後，陶希格到處尋找他的“孩子共和國”的同伴們。
最後，他巧遇了“孩子共和國”的一員，這個倖存的孩子，正是漢娜的哥哥，喬治·布蘭迪。
喬治·布蘭迪剛剛從奧斯威辛回來，他之所以能倖存下來，只是因為他在特萊津學成了管子工的手藝，納粹需要留著他幹活。回家以後，他得知父母早已在一九四二年就被殺死了。他到處打聽妹妹漢娜的消息，直到遇到一個妹妹的同伴，把漢娜死在毒氣室的消息告訴了他，他最後的希望也破滅了。
一九四五年，陶希格把所有的雜誌都移交給了喬治·布蘭迪。
喬治·布蘭迪一直小心地藏著那些雜誌。後來，他得到一個移民加拿大的機會，前途未卜，旅途能夠帶的東西也有限，臨行之前，他又把所有的雜誌轉交給了創辦《先鋒》雜誌的倖存者之一科特·庫圖克，他也曾經是“孩子共和國”的主席。
直到一九六八年的春天，他們才感到，也許可以認真考慮出版《先鋒》雜誌了。在那個時候，特萊津原來的學校樓，也在考慮建成一個“特萊津集中營博物館”。可是，就在那年八月，蘇聯入侵捷克。此後，歷經種種曲折，介紹《先鋒》雜誌的書，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被正式以幾種文字出版。當年猶太孩子們的詩、畫和文章，他們的恐懼和勇氣，他們的苦難和夢想，終於又重見天日。
在出版的時候，喬治·布蘭迪和幾個倖存者，決定用當年他們的同伴在《先鋒》雜誌的文章上寫的話，作為書名：“我們也是一樣的平常孩子”。
在書的最後，是艾辛格教授帶領的特萊津L417宿舍一號房間的孩子們的名單。一共是九十二個孩子，在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絕大多數都死在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裡，只有十五個孩子僥倖活下來。在特萊津，這個房間的孩子是存活比例最高的，原因是他們都是年齡比較大的男孩，可以是勞動力了。
一萬五千名曾經生活在特萊津的猶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來。
在戰爭結束以後，哈斯和死去的弗利塔收藏畫作的鐵皮箱，從土裡被重新掘出，他們的畫，都被保存下來了。那些被人們藏在板壁中、藏在閣樓裡的畫，都被陸續找出來了。
在“二戰”剛剛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底的一天，倖存下來的維利·格羅格，那個當年和女藝術家弗利德一起在閣樓裡藏下孩子們畫作的女管理員，提著一個巨大的手提箱，來到了布拉格的猶太人社區中心。箱子裡是將近四千五百張弗利德的孩子們的繪畫。那些畫作的主人，絕大多數已經被謀殺在納粹的毒氣室裡。納粹曾經奪去了孩子們的名字，只容許他們有一個編號。在特萊津，弗利德自己不再在畫作上簽名。卻堅持要求孩子們，在畫作上簽上他們的真實姓名。這四千五百張畫作，絕大多數，都有孩子們自己的簽名。
多年以後，面對這些畫作，捷克總統哈維爾說：懷著一顆沉重的心，我不止一次地面對這些由特萊津孩子們提供的、關於他們的經歷、渴望和夢想的證明。他們把我帶回那個時代，我們的國家被納粹佔領、世界在戰爭之中。我作為一個小男孩，遇到了恐懼、羞恥和挑戰。這些畫也在喚醒我，那些我或許是無能為力的事情，卻使我確實感到羞愧：事實是，我的猶太人同學們被趕出了學校，他們被迫在外套上佩戴區別於他人的六角星，他們被遣送集中營，最後，我活了下來，而那些和我一樣的孩子們，卻沒有能夠倖存。
弗利德的丈夫巴維爾，因弗利德鼓勵他學會的木工手藝而躲過一劫，從集中營倖存下來。巴維爾後來再婚。弗利德在進入特萊津之前的畫作，在巴維爾一九七一年去世後，由他的孩子們保存。
弗利德在特萊津集中營的部分作品，成為美國洛杉磯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收藏。
人們一直熟誦著那句名言：在奧斯威辛以後，寫詩是殘酷的。可是，在很長時間裡，人們無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營之中，繪畫依然美麗。這些被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猶太兒童的圖畫，曾被久久冷落，沒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沒有人懂得這些兒童畫的價值。
維利·格羅格說：“隨著時間的流淌，他們懂了。”
人們終於看到，有這樣的一種文化。不僅是一部音樂歌劇的演出，不僅是教會孩子寫一首詩、引導孩子們辦一份雜誌，這是一種信仰的表達。在特萊津，藝術家在堅持正常的創作和教學，學者在堅持他們的學術講座；藝術家們，不僅為集中營的孩子們，也為生活在今天和以後世界的人們，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像力和創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維護寧靜心靈和智慧思索的必要。
將近四千五百張由弗利德的學生在特萊津創作的繪畫作品，現在被布拉格猶太人博物館收藏和展出，被稱為“人類文化皇冠上的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