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回職場了。就在我們即將歡慶在耶路撒冷度過頭一年之際，某天我打電話給當時BBC耶路撒冷辦事處的處長西蒙·威爾遜。他在電話裡語氣非常熱情。然而當我去見他時，他說他很歡迎我使用他們的辦公室，但必須事先跟他討論所有我打算報道的故事，而BBC特派記者有權優先選擇題材，即使該題材是我發現的，我也得放棄追蹤該故事。但最重要的是，他說根據BBC聘用規定，我得先正式辭去倫敦新聞編輯室的職位，才能在耶路撒冷擔任自由作家。
他還補充了另一項規定，那就是我不能報道「重點新聞」，那是局內特派記者的職責。
最後這項規定我並不大在意，反正我對所謂的重點新聞本就沒什麼興趣，因為那大多是有關巴以衝突的政治新聞。我對另類觀點更感興趣，我想探討巴以衝突之中的人性觀點。我跟裡歐討論我即將做出的「重大」決定，這事關我得放棄BBC的終身職位。我問他這樣做是否當真妥當，因為這表示我將無法重回頗為優渥的工作環境並喪失一切退休福利。這間接表示，倘若我無法成功當個自由作家，就得依靠裡歐的資源而活。他說：「那是你的選擇，你想怎麼做都可以。」
「嗯，其實不是，因為如果我不趕快辭職，等留停期滿，我就會被召回新聞編輯室。難道你要跟我回倫敦嗎？」
「我辦不到，你很清楚。我的工作在這裡。我的志願始終都在這裡，如果我想當個有用的人或者做出貢獻讓世界有所不同，我就只能待在這個國家。」
「那我的目標、我的任務、我的人生又該怎麼辦？」
「你嫁給我的時候就知道我的目標是什麼，你嫁給我的時候就很清楚我是什麼樣的人。我無法改變自己，我不擅長改變自己。」
「你在迴避我的問題。那我的夢想又該怎麼辦？」
「你就用最適合你的方式去實現它。」
「我該怎麼做？回倫敦嗎？那家庭又該怎麼辦？」
「你自己選擇要怎麼做對你和家庭是最好的。但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回倫敦。」
「我不是說我要回去，我只是要你知道，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多數人都會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為這可是全世界的人都擠破頭想進去的新聞編輯室，而我卻得放棄它的終身職位。沒錯，我已經決定要辭職，我只是想聽你說一些好話安慰我而已。」
我說最後一句話時提高了音量。一如往常，我內心的惡魔公然挑釁我，伸著他們鮮紅的舌頭激動地躥出，而我自己都不懂，為何裡歐對我的未來展現的那種事不關己的態度會令我如此憤怒。我的言論純屬理性，但卻選了聽來最不理性的方式表達。
我氣沖沖地離開，拿起手機打給位於布什大廈的世界新聞編輯部。三十秒內我的電話就被轉接到正確的人那裡，接電話的編輯正是之前面試並錄取我、讓我加入新聞編輯室團隊的人，電話那頭傳來她柔和的聲線。我可以從她冰冷、不友善的語調中察覺她的失望，她以此語調告訴我，得寄一封正式電子郵件給人力資源部，他們會回我一封電子郵件並且附上我的離職確認信。然後她補充道，我必須把我的BBC員工證寄回去，「除了員工證，還有其他你可能持有的BBC財產」。我靜靜地坐著，試著沉澱自己剛才到底做了什麼。我很平靜，甚至可以說有些麻木。就這麼簡單？放棄一份多數記者會不惜代價爭取的工作，就只要這樣通過電話簡單說兩句話就完成了？
夜深以後，我開始意識到這一切真的發生了，然而最困擾我的並非離職，而是新聞編輯室編輯要我把識別證交回去。我看著識別證，上頭有張年輕快樂的笑臉，那似乎是多年前的照片，就在我剛加入BBC記者俱樂部時拍的。他們不能就這樣沒收我的識別證，畢竟我從二十三歲起就在那邊工作。
我決定留下識別證。
那一周我本期待裡歐會提議慶祝此事，但是這件事壓根兒沒被提起。我本以為沒有大肆慶祝或許是好事，但一想到我為了讓兩人團聚已放棄這麼多，心裡還是不好受。我跟內心的惡魔爭論：「我跟別人不同，我不需要緊抓著過去不放，我有勇氣接受且適應改變，然後向前邁進。我不需要被BBC的退休金綁住！我絕對不想在新聞編輯室終老，那裡是新聞特派員之墓。」
第二周的週一我把瑪亞送去幼兒園後，便大膽走進位於市中心附近一棟商業媒體大樓三樓的BBC耶路撒冷辦事處。西蒙·威爾遜親自招呼我，他配了一張空辦公桌給我，我坐在那裡往外看著底下繁忙的雅法路好緩和我緊繃的神經。就在此時我下定決心，我不要以失敗者之姿離開這個地方、這座城市。過去面對類似情境時，我曾多次重整自我，昂首前行，這回也不該例外。當天我打了幾通電話去倫敦之後就拿到了幾個外包案，負責幫BBC兩個知名時段的節目做專題報道。
我去幼兒園接瑪亞時遲了些。園裡只剩幾個孩子，匆忙趕來的家長把汽車隨處停放，因為基督教青年會跟這所和平幼兒園所在的大衛王街此刻正對外封閉，好護送一些達官顯要通行。等著我的瑪亞手裡拿著許多藍白圖畫。以色列獨立紀念日就快到了，孩子們畫的每幅畫都是根據此主題描繪出以色列的代表色。我甚至收到學校通知，說紀念日當天所有孩子都該穿白色T恤和藍色牛仔褲到校，好揮舞藍白旗幟跟大衛王街的慶祝隊伍打招呼。整座城市都以藍白色裝點，從私宅到檢查哨塔，國旗四處飄揚。幾乎每兩輛車就有一輛在收音機天線處插上以色列國旗，隨風飄揚。
瑪亞走回座位，要從抽屜裡拿她忘記帶走的東西。她回來時，我驚訝地看見她手裡拿著一面迷你英國國旗。
「誰要你畫這個的？」
「我的老師。每個小朋友都要畫自己國家的國旗。我根本不知道這是英國國旗。我老師給我看了一張圖片，我就照著畫。你喜歡嗎？這是給你的喲，媽媽，你想家的時候可以用上這個。」
「所以他們是刻意想讓這一切看起來正常。只要畫面『傑克聯合』[35]，那就算畫上一整天的以色列國旗都沒關係咯？那巴勒斯坦國旗呢？」我對我四歲的女兒這麼說，隨即意識到這話聽起來有多蠢。
「什麼是『傑克聯合』？」
「這個，就是你手上拿的這個。」
「哦，我不知道英國國旗叫這個名字。」
「那你手上這些圖畫要怎麼辦？也是要給我的嗎？」
「這些是獨立紀念日的裝飾，我會掛在我房間裡。」
我從未見過有哪個地方對國旗如此執著。這裡不只可以在陽台和窗戶上看見國旗，健行者也會頭戴國旗圖案的棒球帽，我甚至看過有男子戴著織成國旗上藍色星星與兩道藍色條紋圖案的無邊禮帽。當我跟瑪亞走出優雅的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她用希伯來語高聲喊道： 「Degel shel Israel（以色列國旗）！」同時指著大衛王街上飯店外約一打在旗桿上飄揚的國旗。
「Degel shel Israel」成為她接連幾個月最喜歡的詞語之一，儘管我苦口婆心地勸她無論畫國旗還是揮舞國旗都是不正確的行為，但她就是不聽勸。她拒絕理解原因，也不想知道為什麼她不該在她臥室牆壁或者我的工作筆記本上畫以色列國旗。她甚至開始佩戴一枚上頭有國旗的以色列博物館徽章，這讓她巴勒斯坦派的哥哥非常惱火。然而只要試圖從她身上拿下那枚徽章，場面都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她要麼大發雷霆，要麼涕泗縱橫。我決定忽視她對國旗的偏執，我認為她很快就會失去興趣。但對裡歐來說這可沒那麼簡單，他擔心他的巴勒斯坦朋友會發現他不但是猶太人，還有個「以色列」女兒！這又是一件至今我仍無法接受的事：只要我對任何人提起我們會奉行安息日習俗，並且在週五夜晚點起蠟燭，裡歐就會勃然大怒。抵達耶路撒冷沒多久，我們就有過幾次激烈的爭執，正是因為我公開談論我們的半猶太孩子，還有我們之所以會來到這裡，主要是因為他與這片土地及猶太教之間的關係。
「你也不會希望我到處去跟人說你有可能是印度教徒，但你親近的家人又是穆斯林吧！」裡歐憤怒地說道。我回復他：「你當然可以這麼跟別人說，但我跟你狀況不同。你知道我的背景不是那麼簡單、好懂，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我是無神論者，那才是我真實的身份。此外，我們不是在印度，我們人在耶路撒冷，就我看來，我們之所以會來這裡，正是因為你是猶太人。」
「我不想被任何刻板的印象影響。再說，要是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一個猶太人竟然想告訴他們該如何與以色列維持和平，這可能會讓他們對我留下壞印象。」
「但如果你連這麼重要的事都要隱瞞，他們又為什麼要信任你？如果某一天你的猶太人身份曝光，他們又會做何感想？」
「我報告裡的所有建議都是根據我與人們開會的結果而擬定的，我只是不想讓他們對我有先入為主的印象。我怕如果他們發現真相，一切就毀了。」裡歐說。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在說什麼。」我繼續說，「如果你擔心阿拉伯人發現你的信仰後會因此反對你的提議，那你在這裡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和平提議應該由屬於這片土地的人來擬定，否則這跟殖民事業有什麼兩樣？他們為什麼要聽局外人指揮？經過了六十年的協商，這些局外人替這片土地帶來了什麼？」
「總之，我就是不希望你到處宣傳我的猶太身份，就這樣。」我從他聲音裡聽見他對我有所不滿時才會出現的那股嚴厲。
「我才沒有到處宣傳什麼！但我認為你必須告訴他們你的身份，如果他們因此質疑你的公平性，那錯的是他們。」
我當下感到迷惘。如果他持續否認自己的出身，我看不出有何必要待在耶路撒冷。我之所以會同意搬來，正是因為他與這片土地的聯繫。看著許多外國人打著西方自由主義的旗幟行殖民之實，有意無意地利用巴以衝突，我拒絕成為他們的一分子。歐莉說裡歐是自我厭惡的猶太人，這種說法總會觸怒裡歐。他真正想傳達的是，以色列假猶太教之名所犯下的行徑是如此駭人，他不想背負此罪名。然而除了隱藏身份以外，一定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
「你這樣言行不一會讓孩子們無所適從。」我說。
好吧，瑪亞除外，儘管她父親對以色列以及懺悔的猶太人的意見有所保留，但我們的女兒對於自己應當歸屬何處沒有絲毫困惑。瑪亞愛死以色列了。
大衛王街上的公交車站牌，因為有國外高官下榻於街上同名飯店而暫停使用，於是我跟瑪亞走到下一個站牌。已有不少人在那裡等待18路公交車。自從二年發生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之後，陸續發生過幾起公交車自殺式攻擊。儘管英國領事館再三警告我們別搭公交車，但我照搭不誤。搭公交車能讓我們進一步融入這個社會。在這裡，人人上公交車時都戒慎恐懼，擔心遭遇自殺式炸彈攻擊。每回我搭公交車總會感染這份恐懼。然而我覺得當我與其他乘客有了共同的恐懼，我們彼此便算是有了某種聯繫。
瑪亞與我每天都要搭18路公交車去幼兒園。此刻我們正等著搭公交車回家取車，再開車前往東耶路撒冷接一位以色列人權分子。我為BBC的採訪案安排了一趟難民營採訪。當我們看見公交車出現在山坡上的紅綠燈前時，我對她說：「你今天要乖乖的喲，因為我必須帶著你去工作。」
「媽媽，我發誓，你在訪問別人的時候，我會乖乖的，我會帶我的蠟筆和圖畫紙。我喜歡跟你一起去工作。」
「但是不准畫以色列國旗！你可以帶著整盒蠟筆，但不准帶藍色與白色的。」
像這樣帶著她一起去工作，對她來說並不陌生。
「拜託，拜託，不要在那邊畫degel shel Israel，拜託。」我再度向她重申。
「為什麼？是因為我們要去巴勒斯坦嗎？」
「我們要去一個難民營。」
「是巴勒斯坦坦人住的嗎？」
「對，那裡住了許多巴勒斯坦人。」
「是在拉馬拉嗎？」
「是在前往拉馬拉的路上，在東耶路撒冷。」
「我以前去過嗎？」
「你沒去過。」
「我以前去過巴勒斯坦，拉馬拉就在巴勒斯坦。還有伯利恆，在伯利恆不能說希伯來語。」她自言自語。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伯利恆開車，基蘭發現她在後座翻著希伯來語故事書。他迅速把書從她手上奪走，藏在座位下。之後當我們站在市場中央，她為了要氣我和她哥哥，高聲喊叫著「Imaa a a a aaa……」。我們在耶路撒冷才住了不到半年，她就決定要改口叫我「Ima」，那是希伯來語「媽媽」的意思，這麼做實在不甚明智，特別是我們那時正在西岸地區旅遊。我不敢想像如果這發生在敘利亞會是什麼狀況，要是秘密警察聽見她大喊，轉頭卻看見一位南亞「Ima」，不知會做何反應！
我要去的難民營位於東耶路撒冷一個名為殊爾法特（shuafat）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小區，我要去訪問一位這些年來房子九度被以色列軍隊毀壞的巴勒斯坦人。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最好得控制好我的「以色列」女兒，她絕不能在那邊叫我「Ima」。我該如何對她解釋，在那街上污水漫延又過度擁擠的難民營裡，憤怒與仇恨就像有毒菌類一樣四處傳播？又該如何對她解釋，在那樣骯髒惡劣的環境下，有著十個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只能擠在兩間棚屋中生活，而每個孩子都在心中懷抱著殉教的志願卻難以對佔領者顯露一絲仁慈？這回之所以會帶著瑪亞是因為我找不到保姆照顧她，再加上這是我以自由作家之姿接下的第一個BBC採訪案，我實在承擔不起任何會危及我重振事業的風險。況且傑夫會陪著我們，他是以色列和平激進分子，同時也是以色列反拆屋委員會會長。有他作陪，開一小段路穿越難民營看來便不會太危險。我如此替瑪亞做行前教育：「請不要在那邊說希伯來語，不然我們可能會惹上麻煩。」
「但他們不會開槍打我們吧？」
「嗯，有可能喲。如果你叫我『Ima』，他們會以為我們是以色列人。」
當公交車到站時，她趕在眾人前頭跑向門口，我後悔我方才說了那些話，那樣說很不負責任。我怎麼可以口出此言來混淆我小女兒的觀念？我怎麼會跟她說難民營的人會拿著槍在街頭漫步？但一切都太遲了，我無法收回說過的話。關於街上哪些人會開槍、哪些人會帶槍，她已逐漸有自己的定見。她每天都會看見她朋友的父親或者她父親的表親帶著槍，人們攜帶槍械對她而言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因此她不解裡歐與我為何反對。當我們走在街上，她總羨慕地看著那些配有大把來復槍的士兵在非值勤時間也把槍掛在側身。當公交車加速穿過咖啡店林立的艾梅克勒方街巷弄，我向窗外望去，就看見至少有四個人配槍站在鄰近的人行道等待通行。公交車裡，瑪亞對著坐她對面的軍人微笑，那位女兵大腿上放了一把槍。
「你知道嗎，我的朋友阿薩夫的爸爸督度，他有一把手槍。」她的記憶力很好，她沒忘記我們3嗯，應該說沒忘記她在公交車抵達之前正在討論的話題。
「是嗎？」我回應道。我對她才四歲就知道「手槍」這個詞不免感到憂慮，我想轉移話題，但這是不可能的。
「他把手槍放進皮帶上的槍套裡，阿薩夫說他父親會保護我們。」
「為什麼要保護你們？」
「因為有恐怖分子啊。這樣就沒有人可以來學校開槍打我們。」
「你在說什麼？什麼恐怖分子？」
「我想應該是巴勒斯坦坦恐怖分子，那些在公交車上放炸彈的。」
我不知道她對於公交車炸彈瞭解多少，但在公交車上談論此事未免令人焦慮。她從未問我為何我們仍然搭公交車回家而不改搭出租車。說也奇怪，關於爆炸這回事，我的恐懼從未深到足以令我卻步。當我跟我滿嘴希伯來語的女兒、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乘客一起搭公交車時，便覺得我們是當地小區的一分子。此刻在公交車上，坐在我身旁的瑪亞肆無忌憚地談起手槍、步槍、以色列安全與恐怖主義。這些詞我都是青少年時期讀了犯罪小說才認識的。
我生平第一次觸摸槍支是在雅可夫與米哈爾家，他們家共有三個孩子加入軍隊。那是我抵達耶路撒冷後不久的事情。當時我對於看見這麼多武裝年輕人走在街上，內心仍驚恐未平。每家咖啡店、餐廳、書店、酒吧、電影院以及所有當地學校都有武裝警衛守在門口，對所有人都得檢查包才能放行。
我第一次摸槍時全身起了冷戰，覺得像是犯了什麼禁忌，彷彿我幹了什麼可憎的勾當。雅可夫與米哈爾的兒子阿默思，年僅二十歲，負責駐守西岸地區，且定期參與突襲恐怖分子嫌疑犯的住家。某天我們在吃安息日晚餐時，他說：「來我房間，我有東西要給你看。」
當天稍早，我曾談到以色列軍隊讓十八歲青年休假時帶槍回家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但我們必須隨時保持警戒以防被攻擊。」阿默思激昂地為軍隊辯護。
他的房間在地下室，同時也充作防空洞。西耶路撒冷每棟房子都必須配有防空洞。這個小房間很冷，從房內唯一一扇窗望去，我才發現外牆足足有一米厚。這扇窗讓我想起船上的舷窗。開著的窗戶上頭有個輪狀裝置，我猜把它往裡拉就能關上窗。窗雖開著，但房內仍有一股不通氣的味道，那把槍就躺在他凌亂的床上。
「我剛剛在清理它，我們偶爾得幫它上上油。」阿默思說。
「你就這樣把槍留在這裡而且窗戶大開？這裡可沒有鐵窗！」
「沒有人要偷槍啦。這些槍都有編號，用軍隊計算機一查就知道這把槍是配給我的！所有鄰居都是猶太人，他們也都有槍。我跟你說，我們必須保持警戒，隨時準備在短時間或毫無準備下進攻。這就是為什麼整個以色列就像支積極的軍隊。我們隨時都準備好戰鬥，敵人沒辦法突襲我們。一九七三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 ，阿拉伯人低估了我們，他們以為我們人人都會忙著禁食或祈禱，但是軍隊可是處於全面戒備。他們學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教訓！」
「這把槍裝子彈了嗎？」
「當然裝了啊。不然有什麼意義？我們必須隨時準備好，一有狀況就立刻行動。」
「怎麼會有人想在西耶路撒冷猶太中心攻擊你？」
「我們正被敵人包圍，所有阿拉伯人都想殺我們。」
「你這樣不會有一點偏執嗎？難道他們現在還不知道你們是全世界裝備最精良的軍隊之一嗎？特別是經過贖罪日戰爭之後。沒有人會去突襲你們！」
「他們想把我們推下海，他們恨我們。」
「你認識任何阿拉伯人嗎？」
「不認識，我也不想認識。我想對抗敵人，不想交朋友。我可不是耶穌基督。」
「你不擔心你擦槍時會意外射中你的小妹妹嗎？」
「怎麼可能？我受過訓練，我知道怎麼照顧我的槍，而且在以色列從沒聽說過有人被誤擊死亡的案例。你仔細想想，跟世界其他地方比起來，我們的槍支犯罪很少，因為家家戶戶都至少有一把槍。」
阿默思說得沒錯。我常好奇為何在這個流行揮舞槍支且可以合法取得槍支的國家裡，相關罪行卻如此之少。
「你想握握看嗎？」阿默思說，他樂得看我這麼緊張。
「好。」我說。我從他手中拿起這冰冷的金屬，我持槍的姿勢剛好讓槍口對準了他，他迅速地把槍口移開。
「你不能這樣拿槍！就是這樣才會不小心打到朋友或是自己的腳！你看，你的手指就放在扳機上！不過我已經把保險栓扣上了，就是這裡。你只要這樣推開，這把槍現在就可以射擊了。」
「你用過幾次這把槍？你殺過人嗎？」
「我不知道。」阿默思說，他突然陷入沉思，「我不想殺人。但是出任務時我們指揮官會要我們開了槍就跑，我們不會回頭去數有多少人傷亡。我沒有直接開槍殺過人。但我們入侵加沙走廊時，我想我應該傷過人。加沙走廊的民眾是最暴力的一群，他們絕對想置我們於死地，把我們推下海。」
「阿默思，如果阿拉伯人老是想殺猶太人，那為什麼你父親對故鄉也門還會保有如此美好的回憶？」
「他是選擇性記憶。反正他根本什麼都不記得，他甚至不是在也門出生的，他的記憶全來自我們的祖父母。他們在也門的生活是很不錯，但沒有跟阿拉伯人一樣好，他們仍然是次等公民。他們甚至不准在公眾場合穿鞋子！你聽過這麼古怪的不平等待遇嗎？」
「但是你祖母總是說那邊的生活很棒，你祖父又是政府高官。看看這片應許之地現在是如何對待他的，他現在住在毫無特色的住宅區裡一套兩室的公寓裡頭。你祖母說，以前在也門她可是住在一座很大的莊園裡，有花園、山羊還有僕人。」
「你知道，人們離家後永遠只會記得家鄉最棒的水果、最好的水源。如果我祖父母在那邊的生活真那麼完美，他們就不會拋下一切財產跑來這兒，不是嗎？他們為什麼會來這兒？」
「因為他們以為這裡真會如《聖經》所說的那般，是片流滿奶和蜜的土地！我從沒聽你祖母說過有阿拉伯人要殺她。即便搬來這裡這麼多年，你祖母現在都還在說阿拉伯語。而你身為德系猶太人和也門猶太人的混血兒，如果沒戴上猶太禮帽，看起來就跟加沙走廊街頭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樣。」
「我看起來才不像阿拉伯人！」阿默思反駁道。
「明明就很像。」我心煩意亂地說道，此時我意識到自己竟開始把玩槍支。這把上了油的槍看來珵亮，冰冷的扳機散發著誘人氣息。我感覺自己跨過了某道疆界，從純真變成世故3一旦碰過這部殺人機器就再也不純潔了。我的手指觸摸著冰冷的槍口與扳機，這是我此生第一次手握武器，感覺就像一陣暈眩來襲，像是地心引力死命拉扯著我。而我只想放開一切顧忌，隨它而去。
「媽媽，快點，我們到站了！」瑪亞邊拉著我邊從她固定坐的那個車輪上方的架高座位跳下，她已經背好書包。年僅四歲半的她遺傳了她父親完美的方向感，她從不會忘記要在哪一站下車。事實上，連我們走路回家她也認得路。
瑪亞與我先回家拿了我的錄音設備，然後再去接傑夫。在車裡她又聊起了督度，也就是她朋友的父親。她說她非常以督度為榮，因為他能保護兒童不受恐怖分子攻擊。我覺得自己彷彿住在像「終結者」系列那般的科幻犯罪世界裡，在這個世界裡戰火永不停歇，所有居民都畏懼著共同的敵人，還有一支全年無休的軍隊隨時待命攻擊。我住在一個每個孩子都看過且摸過槍的世界，每個孩子都知道什麼是彈鏈。我小時候以為只有寶萊塢電影裡的壞蛋或黑暗英雄才會用槍，在電影裡，那些被吹捧的幫派分子以及像寶萊塢巨星阿米塔布·巴沙坎所扮演的超級英雄，他們去射殺貪婪地主都顯得合情合理。小時候我也以為槍支是給那些想要劫富濟貧的平民或無產階級軍隊用的，就像孟加拉國納薩爾派[36]分子一樣。我無法想像竟然會看見像阿默思這樣的平民或像督度這樣一個家庭男子持槍。我難以理解何以每個以色列青少年都懂得操作槍械、懂得射擊。
一路上路況堵塞，我們抵達傑夫家時，所剩時間已不多。當我按門鈴時，我對瑪亞說：「你得去廁所把臉和手洗一洗。」
「你會讓我拿麥克風嗎？」她邊問邊指著我背在肩膀上的裝了錄音設備的袋子。
「不！不會，這次不行。」
「但有時候你會讓我拿！」
「只有錄好玩的東西的時候才可以，就像我們在街上或咖啡店錄環境音那樣。今天的錄音很嚴肅，而且我必須單獨跟對方好好談談，可以嗎？拜託當個乖女兒，我知道你是。還有，等我們到難民營的時候，不要說希伯來語，也不能叫我『Ima』。」
「難民營的小朋友是不是沒東西吃，所以為了他們我才要把晚餐都吃光光？」
「難民營的小朋友應該沒有營養不良。巴勒斯坦小朋友是有很多困難，但飢餓應該不是其中之一。」
「那每次你說如果我不吃光盤子裡的食物，就會有小朋友不開心，那些小朋友住在哪裡？」
「什麼小朋友？」我心不在焉地回應她，因為我正在翻找袋子，想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空白錄音帶，我已經很久沒有錄採訪了。
「你每次都說我要為了那些小朋友把東西吃光光，你有時候說他們住在非洲。」
「嗯，在非洲某些地方，印度也有很多，還有拉丁美洲和其他許多地方。好了，來跟傑夫打招呼。」
傑夫領我們進屋，他要我們在客廳稍候，他得先去「講完一通打去美國的重要電話」。
「所以我不需要為了巴勒斯坦坦小朋友吃更多食物咯？」瑪亞堅持繼續這個話題，她完全沒有動身去廁所的意思。
「應該不用吧。」我煩躁地說道。我邊聽瑪亞說話邊觀察客廳，看著牆上那些裱框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耶路撒冷舊城區流浪兒童的黑白照。這些照片彷彿是在響應瑪亞對於貧窮的疑惑，一時之間，我的思緒落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兒童身上。那個世界裡的街道骯髒狹窄，兩旁林立著以廢棄物蓋成的陋屋，廢棄物通常都是由孩子們撿來的；衣衫襤褸的女人在骯髒的市場裡收集腐爛、蟲蛀的廚餘蔬果，孩子們拿著手持式漁網在一座又一座濫捕的池塘間東奔西跑，只為了想撈到幾隻蝦，或是在踩上去嘎嘎響的泥地中抓到一條孤單的魚，如此一來，他們的母親才有食材好準備當天唯一一頓熱食。在我成長過程中，週遭人們總把窮困視為因果循環。當辛苦掙來的食物靠著許多小手撿來的木柴烹煮完畢，當全家人聚在一起享用這頓等待已久的餐點時，他們甚至會有一絲榮耀感。孩子們胃裡半飽，伴著空中飄散的炊煙味露天睡去。在那個世界裡，貧窮就在人們的鼻尖眼底，彷彿是命中注定。前世所為永恆影響了今世今生，但這些因果論的信徒幾乎沒有半句怨言。有些詩句正是以此為題而作。其中一首很快就浮現在我腦海裡，這是著名的孟加拉國詩人卡齊·納茲魯爾·伊斯拉姆的作品：
貧窮，
你成就我的偉大，
你使我與基督平等。
我心想，之所以有人能寫下這樣的詩句，或許是因為窮困的孟加拉國孩童們沒有背負西方世界大量捐贈的垃圾食物的重擔。西岸地區和耶路撒冷的多數難民營，食物都多到吃不完，這得感謝來自全球各界的捐獻。在此地區常聽到有人認為這些捐贈食物是維持現況的關鍵，因為一來它讓聯合國有事做，二來也讓難民得以表述其論點。先有以色列出兵佔領，才會產生難民。
傑夫回到客廳，為自己講了那麼久的電話致歉。我把注意力轉到女兒身上，自信滿滿地告訴她，在東耶路撒冷的難民營，她將不會看見眼神空洞、腹部凸起的飢餓孩童。
「那你現在可以幫我把這些包放到車上嗎？」我對她說。她向來樂於助人。
從舊城區的大馬士革門（Damascus Gate）駕車往北開上十五分鐘後，我們抵達阿納塔（Anata）路口，右轉之後便發現路面有顯著的變化。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駕駛好繞過深坑的洞與零星石頭路障，這些路障是前陣子以色列軍隊一場突擊進攻之後殘留下來的。從阿納塔路口開上約五十米就可以通往難民營，那裡有一個檢查哨。我們被士兵仔細檢查，但他們沒要求我們出示任何文件3只有往回開往耶路撒冷時，他們才會這麼要求。我有些緊張，因為這裡不但路面崎嶇，而且有好多雙好奇的眼睛盯著我們的車子與車裡的乘客看。我開著租來的車，上面有以色列的黃色車牌。瑪亞坐在車後座，而傑夫正對我說起一個臭名昭著的規定，那就是若無以色列當局批准，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連座山羊棚都不准蓋。他經常來難民營探訪，我們這回要見幾位他的巴勒斯坦和平激進分子同事，還有那名房子被屢次毀壞的男子。這名男子的故事通過傑夫的宣傳而受到國際關注，每回他房子被破壞，就會引來許多國外志願者成群結隊到耶路撒冷要協助他重建。我慢慢把車開往難民營入口，車子被一群六歲到十三歲的男孩包圍，他們用阿拉伯語喊叫嬉笑。我不打算屈服於刻板的偏見。我不要像西方世界那些對東方心懷恐懼的人那般，來到擠滿陌生人的地方，幽閉恐懼症就會發作。我不想在市集裡當個格格不入的旁觀者，對身旁每個人疑神疑鬼，畢竟我也來自東方，雖然此刻身在殊爾法特難民營，我心卻有著其他感受。
「進去之前我可以在營區外的主要道路上給營區拍個照嗎？」我問我車裡的那位以色列激進左派分子。
「當然。我跟小瑪亞一起在這裡等你，但動作要快。」傑夫說。
我走到馬路邊緣，身後尾隨著一群男孩。從我所站的位置可以望見底下一片不規則伸展的營區，看來有如在我眼前組裝的一幅立體拼圖。這裡的房子蓋得層層疊疊，而狹窄骯髒的巷弄隔開了這座迷宮。這裡到處都有孩童。孩童們組成一道牆，擋在我跟傑夫與瑪亞所坐的汽車之間。他們伸手摸我的相機，我面帶微笑，堅決不讓那種外國人才有的不祥預感擾亂我的心神。再說，就算我現在想打消拍照念頭走回車上也已經太遲了，因為他們已看見相機，知道我們來訪的目的。透過鏡頭望去，一棟棟建築躍入焦點，我一度覺得它們看來像是一個個厚紙箱，而孩子們在紙箱上頭畫了屋頂，至於屋頂的黑色水塔看起來則像是虱子。看見這擁擠的難民營裡各個屋頂上竟然散落著為數可觀的水塔，我有些詫異。我後來很快就得知巴勒斯坦難民營雖不缺食物，但每年特定月份會水源短缺。此外，偶爾發生暴動、騷亂時，水、煤氣以及其他各種便利設施都會被切斷。因此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預做準備，在自家屋頂上眾多備用水塔裡盡可能地多儲水。
當我拍到滿意的照片之後開始走向汽車，我伸展下巴，僵硬地露齒微笑，打從進入營區開始我便維持著這個表情。我很緊張，但努力不在臉上洩漏半點痕跡。我掙扎著穿越一群兒童人海，還得高舉相機避免人群觸碰。有些人還要求看看我拍了些什麼。
當我終於走近車，感覺像過了幾世紀之久，瑪亞身旁的車窗半開，我看見傑夫對她說了些話，然後遞給她一條手帕。當我推開人群進入駕駛座，努力關上門之後，傑夫說：「你把鑰匙拿走了，自動車窗關不上。但你女兒非常勇敢。」
「什麼意思？發生什麼了？」我的微笑立刻消失無蹤。我轉過身看著瑪亞，一開始沒看見什麼不尋常之處。但當我心悸平復之後，我注意到她一臉非常受傷的表情。她沒收下手帕。她又沒有哭，傑夫為何要給她手帕？我試著仔細觀察，但就在還未能相信我親眼所見之前，她開口了：「他們往我臉上吐口水。」
「誰吐口水在你臉上？」
「那些男生。」
「那些男生」如今把臉貼在瑪亞身旁的車窗上，我已把車窗關上。他們的臉壓在玻璃上，窗框看起來像是一隻裝滿人臉的透明箱。嘲弄的臉、訕笑的臉、伸出舌頭的臉全都壓在玻璃上，簡直像一幅超現實主義畫作。
「你怎麼不叫我，我可憐的寶貝！」突然間我感覺自己秉持的一切與巴勒斯坦有關的政治正確立場都灰飛煙滅，我發現自己正咒罵著那些男孩，那些男孩則回以大聲地嘲弄。
「我沒叫你，因為你說不能在巴勒斯坦喊你『Ima』。」
「哦，那你可以直接叫我媽媽啊。你為什麼不大喊找人幫忙？」
「因為你說我不能對巴勒斯坦坦人沒禮貌。」我女兒如此說道，此刻她接過傑夫的手帕擦拭她的臉。我一時之間心緒紊亂，不知接下來該如何是好。
我感覺到傑夫溫柔地拍著我的背，要我先離開這裡，離開街上這團我們不小心製造出來的混亂。他幫瑪亞擦臉。我打開一瓶水幫她洗臉，拚命地用手帕擦著她的臉。「快開車！」傑夫再次說道，並且從我手中拿過那瓶水。當我發動引擎駛離，把那些孩子從車窗上甩開時，我聽見他對瑪亞說：「沒事的，你真的很勇敢。」
「我沒事，媽媽。」現在換這個勇敢的女孩來安慰我，「但是我沒有說希伯來語，他們為什麼還要這樣？」
「他們還是認為我們是以色列人。嗯，我的確是以色列人。」傑夫說。
「但是媽媽說他們有很多食物，他們不窮，那他們為什麼還要生我們的氣？」
「不，他們很窮。」傑夫回答她，「他們說有多窮就有多窮。想像一下，他們是在一個污水流滿地的巷弄內長大，然後每年冬天這些污水又會漫延得到處都是；想像一下，以色列坦克車會開進他們家，然後半夜把他們的兄弟、父親或叔叔、伯伯抓走；想像一下，他們不能到處旅遊，這些男孩從來沒有離開過這些街道，因為這些街道被檢查哨或者高聳的安全牆給從四面八方封閉了。不缺食物不代表他們不窮。」
「沒錯，但是朝小孩的臉上吐口水還是不正當的。」我說。
「弱者總是會跑來欺負更軟弱的人。要是可以，他們會朝我臉上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