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我無法提供最確切的細節與事件，就連剛離開敦刻爾克的那幾天也做不到。」皇家野戰工兵連二二三營的工兵柯爾斯在信中寫道，「對此，我只能歸咎於長期疲憊，以及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持續危機感。」
不只他有這樣的問題。對於絕大多數參與其事的人，那些日子全攪和在一起，而超過四十年的歲月，並不能讓記憶變得更加鮮明。若要捕捉戰爭的氣氛、保留當時發生的許多事件，個人的回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過於仰賴人類記憶也有可能非常危險。有鑒於此，我為敦刻爾克書面資料投入的心力，更勝過花在與當事人採訪與聯絡的時間。
倫敦的國家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是個起點。關於這場撤退行動，最基本的海軍總部檔案是ADM 199/786-796。這些檔案已被人翻透了，但是其中仍有迷人的金塊留待勤奮的挖掘者。舉例來說，ADM 199/792不僅有韋克沃克將軍如今已為人熟知的十五頁記述，還保存了更早期且更詳盡的四十一頁記錄，這些年來幾乎沒有人碰過——顯然是因為字跡模煳，難以閱讀。一把高倍數放大鏡就能帶來豐厚的回報。
記載船隻拒絕出航始末的ADM 199/788-B及ADM 199/796-B，至今仍「禁止查閱」。不過有心人可以想出權宜的辦法，透過其他文件拼湊出事件原貌。
其他海軍總部檔案偶爾冒出額外的敦刻爾克數據。ADM 199/360包含了逐日的天氣記錄。ADM 199/2205-2206則涵蓋了多佛與敦刻爾克，以及船隻與岸上之間的無線電通信。ADM 116/4504記載了匪夷所思的「致命風箏防空幕」行動。
皇家空軍在敦刻爾克扮演的角色，可以從國家檔案局的行動記錄簿（Operational Record Books）追溯，不過對福斯而言，其中的內容多半過於瑣碎，只適合最講求精準的學者使用。AIR 20/523倒是對戰鬥機指揮部的貢獻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概觀。陸軍總部的記錄往往讓讀者埋在有關整場戰役的大量資料中，不過偶有幾份文件是特別針對撤退行動的。WO 197/119詳盡敘述克利夫頓准將在尼約波展開的隨機防禦行動，另外，區指揮官懷特菲爾德上校所寫的一篇報告，則描述了敦刻爾克在坦納特上校抵達之前的混亂狀況。
就某方面而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發佈的戰爭內閣歷史系列記錄CAB44/60-61及CAB44/67-69，是國家檔案局裡最珍貴的史料。在敦刻爾克行動的決策過程中，電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這些CAB檔案包含了許多電話的詳盡記錄，以及相關信件與電報的內文。
國家檔案局並非所有問題的解答。關於這場撤退行動，最有用的單一數據源或許是國防部海軍歷史局長達三冊有關參與船舶的註釋索引。這些名為「依字母順序列表之參與船舶及其出勤記錄」的卷宗，偶爾仍因陸續湧現的信息而進行更新，其中包含法國海軍歷史學家埃爾維·卡拉斯（Herve Cras）貢獻的、有關法國船舶的珍貴資料。
另一個極有幫助的數據源，是空軍歷史局的歷史學家丹尼斯·李察斯（Denis Richards）撰寫的皇家空軍行動記錄。這部標題為《皇家空軍紀實：法國與低地國家戰役，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年六月》的卷冊，記錄了撤退過程中的逐日行動。
然後還有英國各個著名兵團精心保存的記錄，裡頭往往包含部隊的戰爭日誌及個人描述。最有收穫的旅行，要屬拜訪冷溪衛隊、擲彈兵衛隊、維多利亞女王步兵團、格洛斯特衛隊以及達勒姆輕步兵團等各兵團的團本部。
戈特勳爵和拉姆齊將軍的正式電文，總結了敦刻爾克事件的官方說辭。戈特的緊急文件出現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倫敦憲報》（London Gazette）的增刊；拉姆齊的文件則列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的《憲報》增刊。它們有助於修正日期與地點，但兩者都算不上傑出的戰爭文獻。
敦刻爾克的非官方資料則多到說不完。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是個豐富的寶庫，藏有大量未出版的日記、流水記錄、信件、回憶錄和錄音帶。我覺得下列幾項特別珍貴：雅克雷中士記錄的、有關敦刻爾克岸邊初期的混亂狀況；二等兵蓋茲關於十二號傷員處理站的回憶；科爾中校寫給妻子的信，描述了瑪洛和布賴迪訥的情形；摩根將軍身為拉姆齊參謀長的經歷；紐康姆以牧師身份參與大撤退的印象，信號兵萊特的手稿——《捍衛加來的個人經驗》。
提供了船隻的船運公司，沒有幾家還保留紀錄（許多都在閃電戰期間被摧毀了）。不過蒂爾伯利承包集團還保有三位艦長留下的文件。塔夫造船廠有一沓有用的文件與剪報，描述了該公司所做的貢獻。
許多事件參與者及家屬為我提供了無數未曾發表的描述，其中僅日記就不下十四本。當代書信是另一項重要來源，尤其是拉姆齊將軍與其夫人從不間斷的家書。
有關敦刻爾克的大量資料，甚至在撤退行動結束以前就開始出現了。《泰晤士報》及其他倫敦報紙的報道乏味得奇怪，不過南部及西南部沿海的地方報就不同了。即便到了今天，它們的描述仍顯得生動而逼真，讀來津津有味。最精彩的是：六月五日的Evening Argus（布萊頓）；六月十四日的Bournemouth Times and Directorys、六月五日的East Kent Times（拉姆斯蓋特）、六月八日的Kentish Gazette and Canterbury Presss、六月八日的Folkestone, Hythe and District Heralds、六月七日的Isle of Thanet Gazettes（馬加特）、六月七日的Sheerness Times and Guardians。當然，那段時期的Expresss絕對是「必讀」刊物。
當年許多期刊也刊登了目擊者描述，例如：一九四年九月至十一月份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的《我們去了敦刻爾克》（作者不詳）；Blackwood's雜誌一九四年八月由伊恩·史考特（Ian Scott）發表的《敦刻爾克序幕》，以及一九四年十一月由亨尼克爾（M.C.A.Henniker）發表的《敦刻爾克的小改變》；Fortnightly Review在一九四年七月刊登的《敦刻爾克》，作者是菲利普斯（E.H.Phillips）；一九四年的King's Royal Rifle Corps Chronicle刊載了魏克中尉的一封重要信函，在六月二日到三日間的晚上，魏克中尉是東面防波堤的代理指揮官。
戰爭期間在倫敦印行的盟軍文宣刊物Belgium雜誌，偶爾會刊登參與敦刻爾克的比利時人撰寫的文章。喬治·楚浮（Georges Truffant）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發表的文章特別值得一提。
這麼多年來，報紙經常以新鮮資料來慶祝敦刻爾克的週年紀念。舉例來說，Scarborough Evening News在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及五月一日發表一系列由「一名綠霍華軍」撰寫的精彩文章，藉以紀念敦刻爾克十週年。全英國的報社幾乎沒有一家錯過了四十週年。最引人注目的是Manchester Evening News在一九八年三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及十四日發表的系列報道。
雜誌及軍事期刊是另一個源源不斷的數據源。許多文章分析了希特勒在事件中的角色，例如哈特上尉（B.H.Liddell Hart）一九五五年一月在Army Quarterly發表的《敦刻爾克休止令——深入評析》，以及阿斯普雷上尉（Robert B.Asprey）一九五八年四月同樣發表於Army Quarterly的《希特勒與敦刻爾克》。一九八年二月，馬歇爾-康沃（James Marshall-Cornwall）在History Today雜誌發表《利奧波德三世的悲劇》，分析比利時的投降。摩根將軍撰寫的《與亞歷山大共赴敦刻爾克》，刊登於一九七二年四月的Army Quarterly，追述了亞歷山大將軍接任指揮官的最後那段時期。不過請注意，摩根將軍指出阿布裡亞爾上將直到五月三十一日都還不打算撤軍，亞歷山大本人後來發文駁斥這個論述。
多年來，許多船隻在大量報道中獲得應有的榮耀：「麥爾坎號」，在梅裡斯上校（David B.N.Mellis）撰寫的《艦橋評述》上，發表於一九七六年十月的Naval Review；「收割機號」，在休·霍金森（Hugh Hodgkinson）撰寫的《驅逐艦的洗禮》上，發表於一九八年六月的《布萊克伍德》；「瑪西蕭號」，在Lloyd's Log一九八一年十月刊登的《挽救倫敦消防船的新嘗試》上；斜槓帆駁船，在惠特摩爾（J.O.Whitmore）一九五年七月發表於《East Anglian Magazine》雜誌的《伊普斯威奇的小船》上。至於長期處於恐懼與疲憊對生理的影響，詹姆斯·道伊（James Dow）在一九七八年春季號的Journal of the Royal Naval Medical Service中有精彩的論述。
說到期刊，絕對免不了提起Dunkirk Veterans Association Journal。這份小小的季刊不僅讓協會成員得以保持聯繫，也是有關撤退行動各種問題與解答的集中點。好比說，百折不撓的山姆·洛夫（Sam Love）就是透過季刊中的專欄，追蹤到「赫德號」沒有停靠多佛讓英軍下船，就直接返回法國的故事。
有關敦刻爾克的書籍可以填滿一整個倉庫。至少有十五本著作專門探討這場撤退行動，或者撤退之前的幾起事件。從約翰·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的Nine Days Wonder（一九四一年出版），到尼可拉斯·哈曼（Nicholas Harman）的Dunkirk:The Necessary Myth（一九八年出版），我全都受益匪淺。其中兩本書特別突出：迪凡恩（A.D.Divine）的Dunkirk（一九四四年），以及格雷戈裡·布萊克斯蘭（Gregory Blaxland）的Destination Dunkirk（一九七三年）。迪凡恩先生親身參與了小船行動，而布萊克斯蘭先生則為戰役歷史的書寫樹立了典範——清晰、生動而完整。
兩部官方的歷史記錄並不局限於敦刻爾克，而是翔實記載了整場戰役：羅斯基爾上校（S.W.Roskill）的《戰爭中的海軍，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一九六年出版），以及埃裡斯少校（L.F.Ellis）的《法國與佛蘭德斯戰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一九五三年出版）。埃裡斯的地圖會讓每一位軍事歷史學家感到羨慕。
已出版的回憶錄和日記不勝枚舉，有些作者赫赫有名，有些作者則名不見經傳。其中翹楚包括：克萊門·阿克裡（Clement R.Attlee）的As It Happened（一九五四年）、達夫·古柏（Duff Cooper）的Old Men Forget（一九五三年）、休·道爾頓（Hugh Dalton）的The Fateful Years （一九五七年）、安東尼·艾登的The Reckoning（一九六五年）、伊斯梅將軍的Memoirs（一九六年）、麥克裡歐（R.MacLeod）等人的The Ironside Diaries（一九六二年）、陸軍元帥蒙哥馬裡子爵的Memoirs（一九五八年）、陸軍中將波納爾爵士的Diaries（一九七二年）、陸軍少將史畢耶茲爵士的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一九五四年），以及阿瑟·布萊恩特爵士（Arthur Bryant）根據陸軍元帥艾倫·布魯克勳爵的日記改寫的The Turn of the Tide（一九五七年）。其中有一本獨樹一格：丘吉爾的Their Finest Hour（一九四九年）。
其他著作知名度較低，但有時更富啟發性：巴特萊特爵士（Sir Basil Barlett）的My First War （一九四年）、艾瑞克·布什（Eric Bush）的Bless Our Ship（一九五八年）、富蘭克林爵士的The Story of One Green Howard in the Dunkirk Campaign（一九六六年）、巴斯特（Gun Buster，筆名）的Return via Dunkirk（一九四年）、霍利斯爵士（Sir Leslie Hollis）的One Marine's Tale（一九五六年）、蘭利的Fight Another Day（一九七四年）、羅茲（A.R.E.Rhodes）的Sword of Bone（一九四二年）、史密斯將軍（General Sir John G.Smyth）的Before the Dawn（一九五七年）、衛斯托洛普上校（L.H.M.Westropp）的Memoirs（一九七年）。
某些有用的傳記記載了幾位將領的事跡。有關拉姆齊將軍，請見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的Ramsay at War（一九五七年），以及查默斯（W.S.Chalmers）的Full Cycle （一九五八年）。考維爾爵士（Sir John Colville）的Man of Valour（一九七二年）約略提到了戈特勳爵。弗雷澤爵士（Sir David Fraser）的Alanbrooke（一九八二年）則對布魯克勳爵做了一番檢驗。漢默頓（Nigel Hamilton）的Monty:The Making of a General（一九八一年）鉅細靡遺地描述了蒙哥馬裡元帥的生平。佈雷克（George Blake）的John Rutherford Crosby （一九四六年）則是一本私人印行的動人傳記，悼念一位默默無聞的年輕中尉（後來陣亡）。不知為什麼，這本書似乎比其他許多更具企圖心的作品更能捕捉敦刻爾克的光輝。
然後還有小隊與團部的歷史紀錄。我好好閱讀了五十四大冊，對這些史料的精心製作與保存滿懷感恩。我特別倚重：丹尼爾（D.S.Daniell）的Cap of Honour（格洛斯特軍團），一九五一年；富比斯（Patrick Forbes）和尼可森（Nigel Nicolson）的The Grenadier Guards in the War of 1939-1945，一九四九年；泰勒（Jeremy L.Taylor）的Record of a Reconnaissance Regiment，其中由史考特（Anothony Scott）所寫、標題為The Fifth Glosters的一節，一九五年；奎爾特（David Quilter）的No Dishonourable Name（冷溪衛隊第二營），一九四七年；羅西克（David Russik）的The DLI at War，一九五二年；懷特（W.Whyte）的Roll of the Drum（國王皇家步兵團），一九四一年，麥克尼希（Robin McNish）的Iron Division:The History of the 3rd Division，一九七八年。
其他書籍對故事特定層面提供了重要訊息。比如：有關加來的防禦的尼夫（Airey Neave）的The Flames of Calais（一九七二年）；有關鐵路的角色的克朗普（Norman Crump）的By Rail to Victory（一九四七年），以及達爾溫（B.Darwin）的War on the Line（一九四六年）；關於東南沿海的反應的弗斯特（Reginald Foster）的Dover Front（一九四一年）；關於空中作戰的貝德（Douglas Bader）的Fight for the Sky（一九七三年）、佛洛斯特（Larry Forrester）的Fly for Your Life（一九五六年）、艾倫（B.J.Ellan，筆名）的Spitfire!（一九四二年），以及李察斯的The Royal Air Force,1939-1945（一九五三年）。
以下書籍以救援船隊為主題：有關小型船隻的德魯（Nicholas Drew，筆名）的The Amateur Sailor（一九四六年），以及霍靈（A.A.Hoehling）的Epics of the Sea（一九七七年）；有關皇家救生艇學會的凡斯（Charles Vince）的Storm on the Waters（一九四六年）；有關MTB和MA/SB的史考特（Peter Scott）的The Battle of the Narrow Seas（一九四五年）；有關「瑪西蕭號」的英格翰（H.S.Ingham）的Fire and Water（一九四二年）；有關「梅德韋女王號」的明輪蒸汽船保存學會的The Story of the Medway Queen（一九七五年）；有關「麥卡利斯特氏族號」：霍曼（G.Holman）的In Danger's Hour（一九四八年）。
關於敦刻爾克行動的法國面，我覺得官方的法國海軍研究——埃爾維·卡拉斯博士所著的Les Forces Maritime du Nord特別有用。這套研究一般不開放給民眾閱讀，但我有幸獲准借閱，也得以一睹法國海軍駐倫敦使節團代表歐登達爾將軍寫給巴黎高層的幾封重要書信。
法國領袖發表的回憶錄不盡理想。雷諾總理的In the Thick of the Fight（一九五五年）既沉重又自以為是（他甚至稱這本書是他的「證詞」）。魏剛將軍的Recalled to Service（一九五二年）顯然是一個心懷怨恨的人在吐苦水。默戴爾（Jacques Mordal）的Dunkerque（一九六八年）企圖結合回憶錄與真實的歷史。「默戴爾」恰巧是歷史學家埃爾維·卡拉斯的筆名。貝洪（Edmond Perron）的Journal d'un Dunkerquois（一九七七年）描述了敦刻爾克百姓飽受戰爭之苦的經歷。
傑出的一般史料包括奧方少將（與默戴爾合著）的The French Navy in World War II（一九五七年）、薄富爾將軍（Andre Beaufre）的1940:The Fall of France（一九六七年）、查普曼（Guy Chapman）的Why France Collapsed（一九六八年），以及夏勒（William L.Shirer）的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一九六九年）。
德國的檔案數據完整得令人驚訝。很難想像在德意志第三帝國大廈將傾之際，那麼多史料究竟是如何保存下來的。不過帝國的迅速崩解，讓盟軍得以繳獲大量完整無缺的記錄供人研究，並在日後交還原主。
如今，這些數據全都精心保存於弗萊堡（Freiburg）的德國聯邦軍事檔案庫（Bundesarchiv/Militararchiv），可以輕易從中找到有關敦刻爾克的材料。我覺得最有用的是各部隊的戰爭日誌和戰情報告，包括：A與B集團軍，第六與第十八軍，第九、十、十四與十九軍，第十八步兵師，第一、二與十裝甲師；德國第二航空大隊，第八航空隊，第一海軍作戰指揮部，S30魚雷艇，以及U62潛艇。
聯邦檔案館還珍藏了有關敦刻爾克戰役、未公開的第一手資料。檔案Z A3/50包含了凱瑟林空軍元帥，以及柴德曼（Hans Seidemann）與施密特（Josef Schmidt）等空軍將領的回憶錄。檔案RH37/6335則包含第十四軍一位不具名士兵的生動敘述，內容涵蓋從五月二十日往海岸長驅直入到六月二日攻克貝爾格的整段過程。檔案Z305則是漢斯·維茲柏（Hans Waitzbauer）的公開日記，他是一二炮兵團一位觀察力敏銳的年輕無線電操作員。
最重要的一部，則是時任德國陸軍參謀長的哈爾德將軍所寫的日記。它不僅每小時逐條記錄事件發展，更坦率地評論了陸軍總司令部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裡的眾多人物。我使用的是檔案的英文翻譯版，藏於斯圖加特（Stuttgart）的當代史圖書館。
當代發行的史料沿用納粹的說辭，但媒體卻呈現出一九四年五月到六月間德國上下瀰漫的歡欣氣氛。以下是三個好例子：《老鷹》（Der Adler），六月十一日及二十五日；《國防軍》（Die Wehrmacht），六月十九日，幾乎任何一天的《人民觀察家報》（Volkischer Beobachter）。
這段時間的德文書籍也同樣偏頗，不過偶爾會出現有用的數據。布許（Fritz Otto Busch）的Unsere Schnellboote im Kanal（無出版日期）詳細說明了S艇的行動。博爾歇特（Herbert W.Borchert）的Panzerkampf im Westen（一九四年）提供了裝甲部隊挺進時的逸聞趣事。古德裡安的Mit den Panzern in Ost und West（一九四二年）其實是以古德裡安之名彙集的目擊者故事，不過其中由費雪上校身歷其境撰寫的關於加來的內容，確實是一篇好文章。亨克爾的《地面攻擊報道》（一九四一年）中，有關敦刻爾克的章節生動描繪出德軍進城時的滿目瘡痍。
戰後至今，德國湧出大量有關敦刻爾克的文章與著作。宣傳性的部分消失了，繼之而起的往往是妄想、揣測和推諉。某些資料已被翻譯成英文：布魯蒙特利（Guenther Blumentritt）的Von Runstedt:The Soldier and the Man（一九五二年）；嘉蘭德（Adolf Galland）的The First and the Last（一九五四年）；古德裡安的Panzer Leader（一九五二年）；傑考布森（Hans-Adolf Jacobsen）的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一九六五年）；凱瑟林的Memoirs（一九五三年）；卡爾波（Werner Kreipe）的The Fatal Decisions（一九五六年）；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的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一九六四年）。相關訪談可以從哈特的The German Generals中找到。
希特勒的「休止令」受到權威人士在以下著作中的嚴厲批評：阿肯（Wolf von Aaken）的Inferno im Westen（一九六四年）、波爾（Peter Bor）的Gesprache mil Halder（一九五年）、布克海特（Gert Buchheit）的Hitler der Feldherr;die Zerstorung einst Legende（一九五八年）、英格爾（Gerhard Engel）的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1938-1943（一九七四年）、利斯（Ulrich Liss）的Westfront 1939-1940（一九五九年）。此外，還有其他批評出自較不知名的作者，尚未被翻譯成英文。
至於一般性的背景材料，我往往倚重戴頓（Len Deighton）的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lt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一九八年）、夏勒的經典作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泰勒（Telford Taylor）的The March of Conquest（一九五八年）、托藍（John Toland）極其暢銷的Adolf Hitler（一九七八年）。這些書籍幫助我理解事件的脈絡，其中，泰勒的附錄更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