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來了！」一個聲音嚷嚷著。不知哪個人在六月四日清晨六點搖醒了紐曼少校。紐曼累壞了，即便躺在「小紅帽」廚房的石頭地板上，也依然睡得非常深沉。他慢慢打起精神，開始穿上之前為了投降而準備的乾淨制服。
在柵門旁，蘭利中尉躺在擔架上凝望一小群德國步兵走進庭院。他們或許即將殺了他，不過他們看來就跟英軍一樣疲憊。當他們沿著車道朝他走過來，蘭利覺得求生的最佳辦法，就是把「受傷戰俘」的角色演到淋漓盡致。他指著帳篷上的紅十字旗幟，氣喘吁吁地跟他們要水和香煙。帶頭的德軍把兩樣東西都給他了。然後蘭利略為遲疑地問道，他們對他有什麼要求。
「果醬。」這是他們的答覆。蘭利第一次感覺到希望。馬上要動手殺他的人，不會滿腦子想著果醬。
部隊開始擁入庭院了：有些人蓬頭垢面，但絕大多數梳洗乾淨、面容清爽，就像超人該有的模樣。他們在院子裡散開，檢查每一個帳篷和擔架，確保沒有武裝的盟軍士兵仍然蟄伏在某個地方。「你的戰爭結束了。」一名騎兵簡短地對擔架上的衛隊隊員諾爾斯說。
德軍很高興看到「小紅帽」符合《日內瓦公約》，因此放鬆戒備，很快跟他們的俘虜打成一片，彼此分享口糧和家庭照片。紐曼少校站在門廊上望著這一幕，身上還穿著光彩奪目的乾淨制服，但是沒有軍官前來接受他的投降。
兩小時後，這群德軍繼續前進，取而代之的是遠不如他們友善的行政人員。存在於前線敵軍之間的奇怪默契，很少發生在後勤人員身上。
「海在哪邊？」一名即將出發的步兵詢問仍然躺在擔架上的蘭利。蘭利毫無頭緒，但是自信地指著他認為的方向。這可不能算「助敵」吧——反正他們遲早會找到的。
法軍的炮火此時已完全平息。德軍進城的時候，大街小巷冒出了一根根白旗。第十八步兵師的赫羅巴克少校感覺城中沒有任何抵抗，因此讓所有士兵坐上卡車，搖搖晃晃地穿過堆滿瓦礫的街道，直抵海岸。「我們的心飛了起來，」平日師部的《每日情報摘要》一板一眼，今天卻雀躍地說，「海就在眼前——是大海！」
上午八點，一支德國陸戰隊佔領了三十二號稜堡。當然，除了被將軍拋下的幾名總部人員之外，裡頭沒有其他人了。
二十分鐘後，一名德軍上校走進城中心的市政廳紅磚大樓，在這裡與第六十八步兵師指揮官波佛利耶將軍，以及留在城中的其他法軍高階將領會面。波佛利耶已脫掉鋼盔，拿著一片預備在投降典禮上使用的金葉子。大約上午九點到十點之間，他跟德軍第十八師師長克蘭茲中將（Friedrich-Carl Cranz）見面，正式遞交這座城市。
九點半，德軍部隊抵達防波堤底部，在這裡遇到了問題。防波堤上擠著密密麻麻的法軍，根本不可能迅速完成集合。甚至到了十點，一名法國醫官杜茲中尉從防波堤靠海的尾端跳上救生艇逃脫，船上還有另外三十個人。
很難指出敦刻爾克正式淪陷的確切時間。B集團軍的戰爭日誌寫的是上午九點、X軍團說九點四十、陸軍第十八師則說十點十五分，最適切的答案（至少在象徵意義上），也許是納粹旗幟插上東面防波堤的那一刻——上午十點二十分。
現在是收十殘局的時候了。正當波佛利耶跟克蘭茲討價還價之際，他的六十八師有一小群人試圖逃往西邊，但很快被擒。阿洛朗將軍（Alaurent）帶領三十二師的一群弟兄企圖從格拉沃利訥突圍，但是在敦刻爾克近郊的拉克裡朋（Le Clipon）被捕。
十點半傳出最後的槍響，城市終於歸於平靜。在「小紅帽」，紐曼中校聽見一隻黃鶯在別墅旁的橡樹枝頭高聲歡唱。「今天是它的好日子。」
不知所措的平民百姓開始鑽出地窖。一名披著一戰綵帶的警官凝望著焦黑的牆壁和斷垣殘瓦，孩子般地哭了起來。一隻小型獵狐犬坐在克列孟梭路上，守護著一具法軍遺體。瓦礫堆中有一台可攜式收音機奇跡般地完好無缺，正在播放《風流寡婦圓舞曲》（The Merry Widow Waltz）。
聖馬汀教區的副堂神父亨利·勒庫安特小心翼翼地穿過瓦礫堆，走向他的教堂。門被打穿、窗戶破了，但是教堂仍屹立不搖。走進之後，他很驚訝地聽見管風琴正在彈奏巴赫的頌讚曲。兩名德國大兵在試彈——一個人坐在琴座前，另一個人在閣樓上鼓動風箱。
總是亦步亦趨報道德國國防軍勝利的外國通信記者在斷垣殘壁中四處打探，試著採訪倖存者。警察局副局長安德烈·諾瓦表示他是來自梅斯（Metz）的阿爾薩斯人，一戰期間在德國陸軍服役。
「那你現在可以回到老部隊去了。」站在旁邊的一名中校冷言評論。
喬治·施密特是戈培爾[1] 手下的一名文宣人員。正當他拍攝畫面時，組長開車過來，提醒他戈培爾要的是英國戰俘的照片——施密特拍到了嗎？
施密特回說英軍全走光了。
「噯，」組長說，「你現在是官方攝影記者。要是沒拿到英國戰俘的照片，你就是前任官方攝影記者了！」
施密特二話不說，立刻趕往戰俘營。他看到三萬到四萬名法軍，卻還是沒見到英國人。他仔細搜尋，果然得到報償。人群中有二三十名英國大兵夾雜其間。施密特把他們拉到前排，開始拍照。這天終究化險為夷。
確實，絕大多數英軍都已撤離，但他們同時帶走數量龐大的法軍。超過兩萬六千人擠在最後一批離開敦刻爾克的船隻甲板上。「梅德韋女王號」在清晨濃霧中摸索著前往多佛時，船尾甲板上有一名軍官彈奏曼陀鈴，想辦法替已經開始思鄉的法國大兵加油打氣。在「軍刀號」驅逐艦上，狄恩中校用法文對船上乘客發表演說，引來一片歡聲。他拿擁擠的「軍刀號」跟豪華的「諾曼底號」郵輪比較高下，把大夥兒逗得很樂。
回程通常平靜順利，但並非一概如此。比利時的「福熙號」拖網船接近英國海岸時，「莉達號」（Leda）驅逐艦赫然走出濃霧，撞上了它。「福熙號」立即沉沒，把三百名士兵拋到海中。
阿布裡亞爾上將和其他高階軍官搭乘的法國汽艇「VTB25號」聽到呼救聲，匆忙趕往現場。但是濃霧對所有船隻一視同仁：「VTB25」撞上沉船殘骸，推進器損毀，導致它無助地在海上漂漂蕩蕩。
最後，「麥爾坎號」驅逐艦出現了。海爾賽上校指揮若定，船組人員順利救起一百五十名生還者，並且拋了一根繩索給「VTB25」。阿布裡亞爾上將終於在上午六點左右，略為不光彩地被拖回了多佛。
大霧差不多在此時退去，但是並未對年輕的特裡爾中尉有所幫助。這位法國中尉負責指揮「愛蜜莉德尚號」疏浚船，他徹底迷路了，而當他跟路過的船隻詢問方向，卻聽不懂對方的回復。他試著跟船，卻在馬加特外海撞上磁性水雷，轟然爆炸。船隻在半分鐘之內帶著五百名士兵沉入海中。
克拉布茲上尉設法從沉船的殘骸中脫困。上周他也跟著「美洲豹」驅逐艦落海，這種事情已經見怪不怪了。現在，他在水中載浮載沉，掙扎著浮出海面，聽到同船的沃克斯上尉在喊他：「哈囉，哈囉！我們來唱歌吧！」
就這樣，沃克斯突然拉開嗓子高唱《出征曲》——一首著名的法國進行曲[2] 。克拉布茲沒心情加入，於是漸漂漸遠。等到兩人都獲救以後，沃克斯責怪他沒在海上唱歌：「在那種情況下，每個有情有義的水手都該那麼做。」
他或許是對的。撤退艦隊上的操作人員需要用各種想像得到的方式來鼓舞士氣。「愛蜜莉德尚號」是第二百四十三艘折損船隻，絕大多數船員都已瀕臨崩潰邊緣。四日早上，阿布裡亞爾上將在多佛城堡會見拉姆齊，雙方同意是結束「發電機計劃」的時候了。阿布裡亞爾表示德軍正逐漸逼近，法軍已彈盡援絕，而留下的三萬到四萬名人員並非作戰部隊。他只有最後一點說錯了：悲涼地站在敦刻爾克碼頭上的部隊當中，包括幾名最傑出的法國戰士。
巴黎在上午十一點給予官方許可，下午兩點二十三分，英國海軍總部正式宣佈結束「發電機行動」。拉姆齊終於從疲憊與壓力中解脫。他開車北上桑威赤（Sandwich），打了一場高爾夫以示慶祝。總桿數七十八——絕對是他一生中的最佳成績。
過去幾天如此勞神費心，他甚至沒有時間寫信給「親愛的瑪格」，但她仍然不斷送蘆筍和姜餅過來。現在六月五日，他再次提筆：「這次援救行動令人驚歎，成果遠超乎想像。」他試著描述他們的成就，但是聽起來很尷尬，而且充滿自我吹噓。他是個落實行動的人，不擅於寫信。他匆匆寫下結尾：「無盡的愛，親愛的瑪格，你帶給我無比的慰藉。」
除了解脫之外，拉姆齊也得到深刻的自我證明。他從未走出那段黯然無光的歲月，他跟貝克豪斯上將的決裂把他傷得太深。如今，敦刻爾克彌補了一切，如雪片般飛來的感謝信讓他倍感窩心。
他珍惜每一封來函，包括他的理髮師寫來的信。不過最感人的，莫過於一封署名「伍德考克太太」的來信。她是英國大兵的母親，與拉姆齊素未謀面：
我是《每日快報》的讀者。今天在報上讀到有關敦刻爾克的偉大功績後，我覺得有必要親自寫信對您表達感謝之意。我的兒子是成功逃出來的幸運兒之一。我還沒見著他，但他就在英國的某個地方，那樣便已足夠。我的小兒子約翰·伍德考克四月二十六日在挪威傷重不治，所以您可以想像我有多麼感激。
六月四日晚上，丘吉爾前往下議院進行撤退行動報告時，全國上下已洋溢著感恩與解脫的氛圍。議院座無虛席：民眾旁聽席、同儕旁聽席和傑出訪客旁聽席上全都人頭攢動。群眾以雷動的歡聲迎接他，然後心醉神馳地坐下來聆聽這場罕見的演說——一場主要用於傳達壞消息的演說，卻讓人萌生莫大希望與勇氣。
他激昂的結語震動了整個議會——「我們會在海灘奮戰，我們會在登陸場奮戰，我們會在田野和街頭巷尾奮戰。」——然而最讓敏銳的觀察家感動的，是他以坦然的態度面對令人不快的事實。《新聞紀事報》盛讚這篇演說具有「堅定不移的坦承」。愛德華·默羅[3] 說它是「一篇誠實、鼓舞人心且莊嚴的傑出演說」。
這正是丘吉爾希望達成的效果。陸軍的獲救，絕不可讓國家陷入欣慰的情緒，從此停滯不前。「我們必須極其小心，」他提出警告，「不要為這次撤退蒙上勝利的色彩。戰爭不是靠撤退取勝的。」
然而此刻，他的警告毫無效果。返鄉士兵出乎他們自己意料，被視為凱旋的英雄，受到盛大歡迎。皇家野戰炮兵團第五十八營的托德上尉，原本以為自己要面對陰沉而慍怒的臉色、可能充滿敵意的群眾，以及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相反地，迎接他的只有歡喜與感恩，彷彿英國遠征軍是勝利者，而不是敗戰之軍。
當部隊在拉姆斯蓋特跌跌撞撞地上岸，城裡的女人拿著熱可可和三明治包圍他們。戲院老闆把他的香煙和巧克力全部發送出去。奧林匹亞舞廳的經理買下全城的襪子和內衣褲，發給有需要的士兵。布羅德斯泰斯（Broadstairs）的一家雜貨店送出店裡所有的茶、湯、餅乾、牛油和乳瑪琳。在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es），一位富有的蘇格蘭人買下城裡的每一條毯子，全都運往拉姆斯蓋特和馬加特。
返鄉士兵盡速搭上特別列車，前往英格蘭及威爾斯各地的集結地點。各個部隊將在這些集結地點休息、整編。當列車穿越鄉間，民眾聚集在沿線的車站站台上，拿更多香煙和巧克力送給士兵。倫敦郊區的窗戶上懸掛床單做成的條幅，上頭寫著「孩子們，辛苦了」和「遠征軍，幹得好」之類的話。兒童則站在十字路口揮舞著米字旗。
當一列「敦刻爾克專車」進站的時候，丘吉爾的軍事顧問伊斯梅將軍的夫人正在牛津車站轉車。在此之前，站台上的群眾百無聊賴，對周圍漠不關心。當他們看見疲憊的臉龐、繃帶以及殘破的制服時，霎時明白這些新來者的身份。群眾爭先恐後衝向車站的小賣部，為筋疲力盡的大兵送來大量食物和飲料。那天晚上，伊斯梅將軍跟她說起撤退行動的成果，她回答道：「是的，我已親眼見證了奇跡。」
「奇跡」——就是這個詞。除了「奇跡」二字，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形容如此出乎預料、難以解釋的命運逆轉。丘吉爾在國會演說中，把它稱之為「解救的奇跡」。樸次茅斯海軍上將威廉·詹姆斯爵士（William James）寫信給海軍同僚時，只能「感謝上帝賜予敦刻爾克的奇跡」。戈特將軍的參謀長波納爾將軍在日記中寫道：「敦刻爾克撤退行動無疑是一場奇跡。」
事實上，這段時間出現許多奇跡。首先是天氣。英吉利海峽通常十分險惡，很少長時間不作怪，而撤退有賴平靜的海象，在敦刻爾克的九天裡，海峽一片風平浪靜。老一輩至今仍津津樂道地說，他們從沒見過海峽如此平靜。
暴風雨一度似乎朝海岸直撲而來，最後卻急轉北上愛爾蘭海峽。北風會激起洶湧的波浪，但是海上一開始吹西南風，後來轉為東風。只有一個早上（五月三十一日）出現向岸風，引發了嚴重的問題。六月五日（結束撤退的隔天）風向轉為北風，激起狂暴的碎浪拍打空蕩蕩的海灘。
在天上，雲層、霧氣和雨水似乎總來得恰是時候。德國空軍曾三次集結（五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六月一日），預備對敦刻爾克展開全面轟炸。然而每一回，隔天都出現低矮的雲層，導致德軍無法進行有效的後續行動。德軍過了三天才發現東面防波堤扮演的角色，主要就是因為西南方吹來了煙霧，為防波堤提供空中掩護。
另一項奇跡是希特勒在五月二十四日下達的休止令，讓坦克部隊在即將一舉殲滅盟軍之際暫停行動。當天，古德裡安的裝甲師已經抵達布爾堡，就在敦刻爾克西南方十英里外，他們與港口之間毫無屏障，絕大多數英國遠征軍仍然滯留在南方四十三英里外的裡爾。等到坦克部隊在五月二十七日拂曉前再度出動，盟軍已鞏固了撤退走廊，遠征軍擁入敦刻爾克，而拉姆齊的救援船隊已經開始熱火朝天地行動。
希特勒的「休止令」似乎太過匪夷所思，以至於有人認為他是故意放英國遠征軍一馬。這套理論是這麼說的：只要軍隊依然完好，英國就會覺得自己可以更有尊嚴地坐上和平談判桌。
當時置身敦刻爾克的人恐怕很難相信這套理論。如果希特勒私心打算放英國遠征軍回家，那麼他做得太不留餘地，計謀差一點失敗，險些逮到全體遠征軍。而且，他沒對德國空軍、炮兵部隊和S艇吐露秘密，他們全都使盡全力阻撓撤退行動，沒有人被指示放水。再說，希特勒本人也提出許多戰術，指導軍隊如何在海灘上肆虐。
證據明確顯示，希特勒確實有心阻止撤退行動，卻不願意冒險折損他的裝甲部隊。反正英軍似乎已插翅難飛：佛蘭德斯地區不適合坦克作戰、部隊已經散得太開、盟軍在阿拉斯發動的小型反攻讓他心煩；據說坦克部隊損失了五成戰力，他需要把裝甲師投入下一階段的戰役，也就是穿越索姆、刺進法國的心臟。
這項決定可以理解，尤其是經歷過一戰的德國人更能體會。法國舉足輕重，而巴黎則是關鍵所在。德國上次沒有攻克巴黎，這次絕不能出任何差錯，寧可冒險讓敦刻爾克出現奇跡，也絕不能重新上演「馬恩河奇跡」。
當赫爾曼·戈林宣稱德國空軍可以獨力拿下敦刻爾克，決策變得簡單多了。希勒特並沒有被欺瞞太久——他在戈林顯然無法兌現承諾的好幾天前就撤除了「休止令」，但是空軍元帥吹的牛皮確實影響了戰局。
當坦克車在五月二十七日再度出動，德軍的攻勢已失去原有的節奏，而裝甲師將領的念頭全都轉向南方。曾經慷慨激昂地請命要求讓他的裝甲部隊進攻敦刻爾克的古德裡安，現在眼睛裡只有索姆。
還有另一項奇跡來自德國空軍本身。戈林也許永遠無法阻止撤退行動，但他大可以造成更多損害。德國軍機鮮少掃射擁擠的海灘從未使用破裂彈，從不攻擊多佛或拉姆斯蓋特這類誘人的目標。但這並非因為他們不想做，而是因為缺乏訓練。斯圖卡轟炸機是訓練來進行地面支持的，不是用來封鎖，戰鬥機應該留在高空掩護轟炸機，而不是飛下來摻和。不論基於什麼因素，這些疏忽讓盟軍多了好幾千名士兵得以回家。
「假如遠征軍無法回到英國，」布魯克將軍後來寫道，「很難想像陸軍如何從重創中恢復。」這就是敦刻爾克的實際意義。英國可以更換兩千四百七十二具折損的火炮，可以重新添購六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台棄置的車輛，但是二十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六名獲救士兵是無可取代的。一九四年夏天，他們是英國僅剩的、受過訓練的部隊。後來，他們將成為盟軍反攻歐陸的核心。幾位將領——布魯克、亞歷山大和蒙哥馬裡——都從敦刻爾克學到了寶貴經驗。
但是敦刻爾克的重要性遠超過這些實際考慮。救援行動激勵了英國民眾，讓全國上下團結一心，並且對這場戰爭萌生出前所未有的使命感。盟約的規定當然得遵守，但是盟約無法激起同仇敵愾的決心。而「家鄉」可以——這就是英國人民此刻要奮戰保護的目標。
孤立無援的感受可以振奮人心。曾有一名外國人問他的英國朋友，是否會因為波蘭、丹麥、挪威、荷蘭以及如今法國的相繼失守而灰心喪氣。「當然不會，」對方堅定地回答，「我們已進入決戰階段，而且是在家鄉作戰。」
有些人後來認為，這一切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大戲，用意在於把全國推上情緒的高峰。不過事情發生得太快、太不受控制，不可能出自幕後推手。這一次反倒是人民走在宣傳人員前面。政府擔心的事情恰恰相反——他們害怕敦刻爾克可能讓民眾過於自負。丘吉爾本人就強調這場戰役是一次「巨大的軍事災難」，並且警告「戰爭不是靠撤退取勝」。
諷刺的是，對於丘吉爾亟欲消除的氛圍，他本人就是始作俑者。他的辯才、他的挑釁和他的戰鬥姿態，似乎全都具有某種魔力。正如美國南北戰爭中的亞伯拉罕·林肯，丘吉爾是這場戰役的完美演員。
另一項要素是敦刻爾克激發的全國參與感。現代戰爭如此不帶個人色彩，一般百姓很難有機會做出直接貢獻。而在敦刻爾克，尋常百姓確實搭乘了小船，前往海峽對岸營救士兵。尋常家庭主婦確實幫助了筋疲力盡的撤退部隊。在歷史上，軍隊趕著營救受困民眾的案例比比皆是，而這次的狀況，卻是民眾趕著搭救受困的部隊。
最重要的是，他們圓滿完成任務。撤退行動剛開始時，丘吉爾認為可以拯救三萬人，拉姆齊則估計救回四萬五千人。到最後，超過三十三萬八千名士兵回到英國，另有四千人退到仍在盟軍手上的瑟堡及其他法國港口。「戰爭不是靠撤退取勝的」，但是，至少破天荒頭一遭，不是所有事情都得遵照希特勒的想法進行。這本身就值得慶賀。
有趣的是，德軍也覺得值得慶祝。幾年後，他們的想法將會徹底改觀。許多人甚至認為敦刻爾克是整場戰爭的轉折點：如果遠征軍被擒，英國恐怕會戰敗，德國就能集中力量對付俄羅斯，就不會有伏爾加格勒格勒之役……凡此等等。但在一九四年六月四日，上述種種假設狀況都不明朗。或許除了少數幾位怏怏不樂的坦克指揮官，對德軍來說勝利似乎已落入口袋。正如《老鷹》（Der Adler）雜誌說的：
對德國人而言，「敦刻爾克」將永遠象徵我們在史上最偉大的殲滅戰役中獲得的勝利。但是對參與其中的英國人和法國人來說，它代表的是任何一支軍隊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敗，讓他們一輩子銘刻在心。
至於逃回英國的「少數士兵」，《老鷹》向讀者保證沒必要擔心：「這些士兵全都灰頭土臉，一蹶不振。」《人民觀察家報》（Volkischer Beobachter）則記述婦孺看到受創部隊蹣跚回家時失聲痛哭的景象。
而且他們永遠無法反攻。登陸艇、「桑葚臨時港」（mulberries）、戰鬥轟炸機、精密雷達，以及一九四四年反擊行動中的種種設備，當時都還沒發明。從一九四年來看，殲滅英國遠征軍與否，其實無關緊要。他們被逼入海裡，那樣便已足夠。
只有法國人心懷不平。不論是在巴黎衝著史畢耶茲將軍打冷槍的魏剛，還是東面防波堤上心灰意冷的低階大兵，法國人一面倒地覺得自己被英國人遺棄了。就算指出拉姆齊的艦隊救出十二萬三千零九十五名法軍，其中十萬零兩千五百七十人是搭乘英國船艦的事實，也無濟於事。
戈培爾使勁煽風點火，柏林發動了最粗鄙的宣傳活動。在一本名為《地面攻擊報道》（Blende auf-Tiefangriff）的小冊子中，通信員漢斯·亨克爾描述在一艘划艇上，逃難的英軍拿槍逼迫幾名法國人跳入海中。生還者如今站在亨克爾面前，咒罵著「齷齪的英國人」。
於是我問：「但是，你們當初為什麼要跟這些『齷齪的英國人』結盟？」
「又不是我們的意思！是我們那個該死的政府干的，然後還發神經救他們！」
「你們不必守著那個政府！」
「我們能怎麼辦？根本沒有人問我們的意見。」其中一人補充說道，「都是猶太人的錯。」
「哎呀，老兄，我們一起打英國人吧，你看怎樣？」
他們哈哈大笑，熱切地回答：「好啊，我們馬上加入。」
在倫敦，法國海軍代表歐登達爾將軍竭盡所能就事論事。他是個忠誠的法國人，但他必須讓巴黎理解英國的角度。然而儘管費盡力氣，達朗上將仍在回信中質問歐登達爾是否已經「投入英國陣營」。
「我絕對沒有投入英國陣營，」歐登達爾回復，「如果你真心這麼想，我會非常難過。」為了證明忠心，他一股腦地描述他跟英國人的幾番口角，然後補充說道：
但是，我們是跟德國交戰，不是英國。不論英國人犯了什麼錯，我們不該為了敦刻爾克事件而懷恨在心。
法國對他的建議置若罔聞。
在六月初的這幾天，兩國政府間的事務對英國遠征軍的弟兄毫無意義。他們只知道自己難以置信地回到家了。當火車載著皇家炮兵團的托德上尉緩緩穿過肯特郡鄉間，他凝望窗外的樹林和果園，心裡想著，「這是放置火炮的好地點，那是藏匿車輛的好地方，那座農場很適合紮營。」——然後瞬間明白自己不必再為那些事情擔心了。
在卡塞勒受傷的信號兵查爾斯，搭乘醫護列車前往諾斯菲爾德（Northfield）。車行一整夜後，隔天早晨七點，查爾斯被窗外流瀉進來的明亮綠光喚醒。他看看四周，發現車廂內其他弟兄哭了起來。然後他望向窗外，看見「詩人傳唱了幾世紀」的景色——那是青翠的英國鄉間。歷經塵土、焦黑的斷壁殘垣，以及被夷為廢墟的法國北部之後，眼前這片嬌嫩的綠色簡直讓人無法招架，弟兄們瞬間崩潰。
布魯克將軍也感受到這份對比。在多佛上岸後，他先跟拉姆齊報到，然後開著一輛指揮車北上倫敦。那是個風和日麗的早晨，他想起自己剛剛脫離的險境：燃燒的城市、死掉的牛、斷掉的樹、槍炮和炸彈的猛烈攻擊。「在極其痛苦的短短幾小時內，直接從煉獄進入了這樣的天堂，兩者間的對比因而顯得益發美妙。」
他在倫敦和迪爾將軍短暫會晤，然後搭上火車回到位於哈特利溫尼（Hartley Wintney）的家。他現在困得不得了，於是想盡辦法勉強自己在車廂內走來走去，試圖保持清醒，要是閉上眼睛，他擔心自己恐怕會睡到坐過站了。
他的妻兒在站台等候，簇擁著他回家。他喝了一杯甜甜的奶茶，終於能夠上床睡覺。他總共睡了三十六個小時。
他們全都疲憊不堪。第四師參謀李察森少校兩周以來只睡了十六小時。在一波撤退行動中，他連續六十二個小時未曾合眼。終於抵達師部在奧爾德蕭特（Aldershot）的集合地點後，他倒在床上睡了三十個鐘頭。比米什上尉隸屬於在斯滕貝克反敗為勝的皇家諾桑伯蘭郡燧槍兵團第九營，他最厲害，一覺睡了三十九個鐘頭。
救援人員也同樣疲倦。比爾上尉的掃雷艦連續不斷出勤，兩周以來他只有五個晚上睡在床上。在多佛負責管理部隊上岸的沃辛頓上尉，一天早上搖搖晃晃走進食堂，當培根和雞蛋送到他面前，他不小心睡著了，鬍子都泡進盤子裡了。「溫莎號」驅逐艦艦長裴利中校發現，船隻在多佛掉頭時是他唯一的休息機會。但是即便那個時候，他也絕不打盹，害怕自己醒來後頭腦不清。相反地，他只是坐在艦橋上，喝一杯摻蘇打水的威士忌。這必定是一帖良方，因為他接連十天完全不必睡覺。
沒有人比平民志願者羅伯·希爾頓更累了。他跟他的夥伴、戲院經理泰德·蕭，連續划船十七個鐘頭，把部隊從防波堤附近海灘接駁到斯固特和其他小型輪船上。就連希爾頓體育老師的訓練，也沒讓他準備好接受這樣的考驗，但是他做到了。如今任務完成，他們雙雙返回拉姆斯蓋特。
他們亟須休息，卻接到指令，要他們幫忙把小船沿泰晤士河帶回倫敦。更糟的是，他們分到「萊伊蓋特二號」——他們當初開到敦刻爾克，最後卻因螺旋槳故障而棄置的大型機動船。他們拖著滿身疲倦出發，繞過北岬（North Foreland）進入泰晤士河入海口，沿著河道逆流而上。
真正的盛大歡迎，是過了黑衣修士橋（Blackfriars Bridge）才開始的。港口和市中心忙得沒時間觀看這支沾滿塵埃與油污的艦隊通過。不過，當「萊伊蓋特二號」越過停在岸邊的「發現號」培訓船時，培訓船上的海童軍高聲歡呼。船隻持續往上游航行，沿途的喝彩聲越來越熱烈。切爾西（Chelsea）、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特威克納姆（Twickenham），每一座橋都擠滿了歡呼的民眾。
希爾頓和蕭終於把「萊伊蓋特二號」交回它的船塢，然後兩人走到地鐵站，就此分道揚鑣。並肩划船十七個小時後，他們想必成了一輩子的朋友。然而事實是，他們從未再度聚首。
希爾頓搭了地鐵回家。一上車，原先料想自己會被當成英雄對待的念頭立刻煙消雲散。他三天沒刮鬍子，衣服沾滿了油污，全身臭氣熏天，其他乘客迅速挪到車廂的另一端。
到了家門口，他發現沒帶鑰匙。他按了電鈴，門打開了，妻子帕梅拉站在門口。她看了一眼這個「流浪漢」，立刻撲上前擁抱他。終究，他是某個人心目中的英雄。
[1] Joseph Goebbels，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譯注[2] 這首曲子是拿破侖時期的法國國歌，傳唱一時。——譯注[3] Edward R.Murrow，美國廣播新聞界的宗師，二戰期間曾派駐倫敦。——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