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覺得相當不齒，」皇家野戰炮兵團第六十七營的一名成員寫道，「我看見軍官扔掉他們的左輪手槍，我看見士兵射殺爭先恐後上船的懦夫。」
「他們的勇氣讓我們的工作變得容易，」海軍岸勤大隊的一名信號兵追述同一片海灘上的同一群人，「能認識他們，並且和他們生在同一個時代，我與有榮焉。」
對第十一旅總部的文書員來說，這場撤退行動是「徹頭徹尾的混亂」。第三軍團的總部人員則覺得是一次「潰逃」是一項「恥辱」。但在第四師一名摩托車通信員眼中，這次行動證明了「英國人是一個打不倒的民族」。
他們說的有可能是同一場戰役嗎？在我嘗試拼湊事件始末的過程中，偶爾覺得敦刻爾克當事人之間，唯一的共通之處就是非常熱心幫忙。超過五千人響應了我的「戰鬥號令」，而他們願意付出的時間與心力似乎沒有極限。
蘭利中校花了三天帶我走訪周邊防線，並且特別介紹了冷溪衛隊第二營負責據守的區段。敦刻爾克退伍軍人協會的羅賓森（Harold Robinson）榮譽會長安排我參加協會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聖之旅。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我得以親身接觸這些老兵，聆聽他們的回憶、感受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我尤其感激艾特肯牧師（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爾金斯（Arthur Elkin）為我花的時間。
位於利茲（Leeds）的敦刻爾克退伍軍人協會總部，不厭其煩地為我接洽該組織廣佈全世界的分會，正因如此，我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寶貴協助，例如塞浦路斯、津巴布韋、馬耳他、利比亞、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倫敦分會特別出力，為此，我必須額外感謝艾倫（Stan Allen）、拉比茲（Ted Rabbets）和史蒂芬斯（Bob Stephens）。我同時得感謝協會的雜誌編輯克森上尉（L.A.Jackson，綽號「Jacko」）替我宣傳我的初衷。
我受到所有人的幫助，但在寫作過程中，我發現自己越來越仰賴幾位特定人士，漸漸把他們視為「我的」特定領域專家。其中包括英軍總司令部的布裡奇曼子爵、皇家海軍的布什上校、皇家空軍的林恩少將（Michael Lyne）、發電機室的羅斯基爾上校、擲彈兵衛隊的布裡吉斯（John Bridges）、赫德號的洛夫、小型船隻局的貝瑞（W.Stanley Berry），以及船務部的貝勒米（Basil Bellamy）。杭特將軍（Sir Peter Hunt）替我惡補英國軍團的結構，我確實是個幸運的美國人，在這項錯綜複雜的事件上，有卸任的帝國總參謀長來當我的家教。
參與者不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們還興致勃勃地在行李箱和閣樓裡翻箱倒櫃，尋找或許可以進一步說明那段經歷的，被湮沒已久的文件。鮑德溫（A.Baldwin）、托德（J.S.Dodd）、法爾利（F.R.Farley）、賈貝茲-史密斯（A.R.Jabez-Smith）、奈特（W.P.Knight）、蘭利、李（R.W.Lee）、拉姆齊和沃特金（N.Watkin）撣去了舊日記上的灰塵。其他人寄來他們趁著記憶猶新時寫下的詳盡記錄——例如瓊斯（G.W.Jones）、韋伯（W.C.Webb）和柴高維奇（R.M.Zakovitch）。關於加來，華特（Fred Walter）貢獻了非凡的三十一頁手稿，讓我看清那段頗富爭議的歷史，得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內幕。
某些已過世的當事人，家屬慨然協助。巴爾克太太寄來父親吉普森少校（J.W.Gibson）的日記，羅伊·弗萊徹則對他的父親——一等水兵弗萊徹（C.L.Fletcher）做了一番精彩描述，佛沃德太太挑出哥哥麥特卡夫（Syd Metcalf）的一封有趣書信。貢獻良多的遺孀包括了考頓太太和史邁利太太。
兩個案例值得特別一提。首先，戴維·拉姆齊提供了他傑出的父親——拉姆齊上將——的個人信件，包括一沓寄給拉姆齊夫人的家書，生動描繪了瀰漫在發電機室的那股孤注一擲的決心。其次，通過我的朋友普特曼（Sharon Putman）的接洽，史提爾太太貢獻了她勇敢的叔父——賴特勒中校（Charles Herbert Lightoller）——的一封書信。信中反映出小型船隻人員的精神，並且顯示賴特勒中校從未喪失他在「泰坦尼克號」擔任二副時幫助他度過險境的熱忱。
敦刻爾克退伍軍人協會各個分會替我收集了許多第一手資料，為此，我特別感謝格拉斯哥分會的韋伯（W.C.Webb），以及斯托克分會的霍德爾（A.Hordell）。我也要對我的朋友古魯特（Edward de Groot）致謝，他讓我注意到了凡漢默上尉（Lodo van Hamel），他是拉姆齊救援船隊中唯一舉著荷蘭國旗的艦長。有關凡漢默的詳細資料，則由荷蘭皇家海軍部海軍歷史局卸任局長范奧斯唐中校（F.C.van Oosten）慨然提供。
在法國，我很幸運得到海洋博物館（Musee de la Marine）副館長埃爾維·卡拉斯的全力協助。卡拉斯是「美洲豹號」驅逐艦和「愛蜜莉德尚號」掃雷艦的倖存者，這兩艘船雙雙在敦刻爾克沉沒。除了親身幫忙，卡拉斯博士還借給我重要的法國檔案，並且安排了兩場關鍵訪談：一場跟奧方少將，他說明了達朗總部的想法；另一場則跟土魯斯-羅特列克中將，他描述了「熱風號」驅逐艦被擊沉的過程。我真希望卡拉斯還在世，能讀到我寫給他的衷心謝詞。
桑默斯（F.Summers，當時叫作費爾南·史奈德）讓我得以一窺法國拖網掃雷艦上另一個層面的有趣生活。桑默斯先生是敦刻爾克本地人，格外與眾不同。他一開始加入法國海軍參戰，最後從英國皇家海軍退役——總而言之，他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觀點。
在德國，我專注於訪談老飛行員，因為德國空軍的成敗攸關了敦刻爾克的命運。我覺得我的問題得到坦誠的答覆，為此，我深深感謝法爾克（Wolfgang Falck）、嘉蘭德和曼奈特（Hans Mahnert）。埃勒曼上校（Rudi Erlemann）在一九四年還是個小男孩，但是等到我逼著他幫忙時，他已經是德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空軍隨員。他對德國空軍的表現充滿了精闢見解。
至於德國的其他面向，我受惠於五十六步兵師的信號員費格納（Willy Felgner）；盧格海軍中將（Friedrich Ruge）一名睿智的老水手，對德國海軍的表現有深刻評論；戈培爾宣傳隊的攝影師施密特（Georg Smidt），以及曾經跟希特勒親口談論敦刻爾克事件的斯皮爾（Albert Spper）。斯皮爾不經意地提起，任何人若是以為希特勒有意「放英國人一馬」，那就太不瞭解元首了。
有關敦刻爾克的書面資料浩如煙海，幸運的是，有一大群工作認真的文件管理員和圖書館員隨時準備好協助有心研究的學者。在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福朗克蘭博士（Noble Frankland）的熱心員工讓我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分子。特殊藏品管理員蘿絲·庫姆斯（Rose Coombs）是無數美國研究員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
海軍歷史分會的主管戴維·布朗（David Brown）熱忱歡迎我，他的助手瑟爾凱托小姐（M.Thirkettle）對於哪些船隻參與或沒參與敦刻爾克行動，具備了淵博的知識。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圖書館員安德魯·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軍博物館的理乍得·布萊奇（Richard Brech）都給了我許多有用的建議。
全英國各地各個軍團司令部的秘書都非常樂於幫忙。我尤其感謝冷溪衛隊的貝茨中校（F.A.D.Betts）、擲彈兵衛隊的林賽少校（Oliver Lindsay）、達勒姆輕步兵團的漢佛瑞中校（R.E.Humphreys）、格洛斯特軍團的雷迪斯中校（H.L.T.Radice），以及皇家愛爾蘭游騎兵團的查爾利中校（W.R.H.Charley）。維多利亞女王步兵團協會的金恩小姐（E.M.Keen）不僅提供數據，還幫忙安排一場會議，讓我跟許多加來老兵見面會談。
在航海方面，敦刻爾克小型船隻協會一直積極幫助我辨認各種船隻。這個組織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尋常的遊艇俱樂部：取得會員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通過協會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爾克小型船隻受到精心保存。協會的文件管理員約翰·奈特（John Knight）對這些船隻瞭如指掌，並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識。在此特別向佈雷馬爾號（Braymar）的船主哈利·摩斯（Harry Moss）致意，他招待我參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試航晚宴。
我從塔夫造船廠之行得到了豐碩成果，得知這些小船是如何集結和分派人手。這個家族企業目前的老闆，羅伯特·塔夫（Robert O.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廠中有關撤退行動的檔案。我無法前往蒂爾伯利，但那並不妨礙蒂爾伯利承包集團的秘書塞吉維克（C.E.Sedgwick）幫忙，該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爾克，他大方地為我影印三位船長當年遞交的報告。
德國文件管理員跟他們的英國同行一樣有耐心且樂於助人。他們似乎怎樣都不嫌麻煩，毫不厭倦地找書和記錄供我閱讀。衷心感謝弗萊堡的德國聯邦軍事檔案庫、斯圖加特的當代史圖書館，以及慕尼黑的當代歷史研究所（Institut fu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傑出館員。科布倫茲（Koblenz）的聯邦檔案館擁有豐富的照片館藏，我也十分感激這裡的館員為我提供一切所需。
作家永遠用得著有幫助的線索，幸運的是，大西洋兩岸有許多知情人士願意為我指點迷津。在英國，這支忠實的樂隊包括庫珀、科爾林（David Curling）、迪凡恩、霍夫（Dick Hough）、肯普（Peter Kemp）、勒溫（Ronald Lewin）、梅契爾（Roger Machell）、米德布魯克（Martin Middlebrook）、李察斯、羅斯基爾和索隆（Dan Solon）。在美國則有霍靈（Dolph Hoehling）、馬洪尼（Tom Mahoney）、米克（Sam Meek）、米德爾頓（Drew Middleton）、皮諾（Roger Pineau）、謝弗（Ed Schaefer）、希布魯克（Jack Seabrook）、斯坦普（Bill Stump）和托藍。有些人（例如勒溫和托藍）中斷自己的寫作來幫助我——或許只有另一個寫作之人才能真正體會這是多大的犧牲。
有一項極不尋常的饋禮，值得在此特別一提。一九七年，已故的羅伯特·卡爾斯（Robert Carse）寫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許多第一手描述的有趣作品。讓我又驚又喜的是，十年後，卡爾斯先生的女兒珍妮·米契爾（Jean Mitchell）及一位家族朋友——退役的美國海軍中將高登·麥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爾斯先生的筆記以及他跟許多敦刻爾克參與者往來的書信轉交給我。雖然這些數據最後沒有出現在這本書中，但卻提供了極其珍貴的事件背景，並有助於核實我自己的數據源。我深深感激米契爾小姐和麥克林托克將軍的細心周到。
還剩下長期直接參與這項寫作計劃的人。瑪莉耶爾·霍夫曼（Marielle Hoffman）擔任我的法文翻譯，完成了種種壯舉。德文翻譯卡勞拉·吉利許（Karola Gillich）也是一樣。我還虧欠我的朋友羅蘭·豪瑟（Roland Hauser）許多，他替我掃瞄德國媒體在一九四年的敦刻爾克報道，並且承擔多項特別研究任務。
在英國，卡羅琳·拉肯（Caroline Larken）非常擅於安排訪問，進行查核，並且幫助我篩選媒體。亞歷山大·彼得斯（Alexander Peters）幫忙在國家檔案局搜羅數據。蘇珊·乍得維克（Susan Chadwick）有效率地處理湧進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的數據。我在那裡的編輯——艾裡歐·高登（Eleo Gordon）——則不斷提供超出他責任範圍的服務。
在紐約，史考特·薩普利（Scott Supplee）原本前來此處是打算寫一部短篇小說集的，後來卻成了這座城市中、關於英國軍團歷史的最權威著作。普雷斯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的父親曾在一九六年替我進行研究工作，如今他克紹箕裘；他的流利法語偶爾也在關鍵時刻派上用場。派翠西亞·希斯坦（Patricia Heestand）不僅完成她負責的研究工作，還擔起了彙編貢獻者名單與索引的重責。科林·道金斯（Colin Dawkins）提供他的銳利眼光，幫忙遴選和安排插圖。而我在維京出版社（Viking）的編輯艾倫·威廉斯（Alan Williams）則始終保持耐心，他的意見永遠鞭辟入裡。
最後，有一些人幾乎成天與這本書為伍。桃樂絲·赫芙琳（Dorothy Hefferline）負責處理大量的書信往來，並且幫忙應付各式各樣可怕的緊急狀況。長期受苦受難的佛蘿倫絲·加拉格爾（Florence Gallagher）負責破譯我難辨的字跡，她已有三十四年的資歷，有資格贏得一枚獎章。
儘管這些人貢獻卓著，但若非後面這份名錄中的參與者予以配合，這本書就不會存在。他們不需要為我的錯誤負責，然而對於敦刻爾克在那難忘的一九四年春天展開的事件，不論這本書提出了怎樣的新觀點，功勞全歸於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