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因的第一本書《紐約》是在特別的心情下完成的，他一直有被自己家鄉遺棄的感覺。因此從法國回到紐約，就像要報仇一般，把相機當成武器和這個大都會作戰。
同時，那陣子的克萊因深受「反藝術」觀念的吸引。他覺得：「我幹嗎不去拍一些『反照片』或『反好』的照片呢？」他回憶自己當時的創作動機時說：
那陣子攝影的模式就是「布列松式」，而攝影的字義就是「客觀」「高雅」「距離」「顧慮周到」「分寸把握」等，我偏要從相反的方面進行，把客觀的那一套都拋開。我自己搞出一套法子來，把任何事情都當成獨家新聞來拍。
我將這本書看成怪獸城市的每日號角，在清晨三點鐘吹出它的醜聞和獨家報道。《紐約》這本書是視覺日記也是個人報紙，我希望它看起來像是新聞。
克萊因的這種反傳統的攝影觀點，使他拍出一大堆焦距不是很準確、顆粒相當粗糙、構圖也無章可循、相機也不是拿得很穩的照片。他剪裁照片，故意把照片調子的反差弄得很大，令人有一種髒兮兮的感覺。就品質來看，好像是一般攝影家的失敗之作。然而在克萊因所拍攝的街頭人群當中，這些極度反技巧的暗房工作，卻使照片透露出一股騷亂的氣氛，將熙熙攘攘的街頭罩上不祥的預兆，好像他看到每一個人潛在的恐懼與隱藏在寧靜生活下的悲劇。這就是克萊因的反攝影所形成的強烈風格。在此之前沒有人這麼拍過街頭，攝影的表現領域在克萊因的手中又大大邁進一步。
激進的克萊因通常只花幾個月的時間去拍攝一個題材，然後花上整年的時間去挑選照片、編輯成書。繼《紐約》之後，《羅馬》《莫斯科》《東京》都是在歐洲出版的，美國始終不接納他這個怪人。這四本書的拍攝時間前後只有七年，這七年正是他創作的閃電期，石破天驚地劃空而過，卻立即消失。他在三十七歲就放下了照相機，打算再也不拍照了。他說：
我在攝影上已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這就夠了。
一直沒有歸屬感的克萊因，這回在攝影上也找不到避風港，因為他不是用藝術來平息自己的心，而是把自己不穩定的性格借藝術表現出來。他不只在生活中自我放逐，連在藝術表現上也是如此。
克萊因拍起政治電影來更是激進，他不遺餘力地諷刺企業界、藝術界、政客、社會倫理、傳統教條……其實他也正諷刺了自己所做的事，因為他現在也成功了，而他一直是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