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倫霍爾姆並不是一開始就拍那些悲慘的人與絕望的事，他是在「巴黎專科學校」學習製圖藝術之後，才開始以製圖手法走入攝影的。他加入了一個名叫FOTOFORM的攝影團體，作品曾登在即物主義的刊物中，如Subjektive Fotografie、Art d』Aujour d』Hui等書。這是他最早的面貌，也是當時典型的品位——形體構成、物體外在與內在的描繪：如一面白牆的細部組合啦，光與暗的對比啦……
這些在當時蔚成風尚的路子並不能使他滿足，很快地他就繼續追求自己在當導演時偶爾嘗試的拍攝題材，那就是「人與存在」的關係。
斯特倫霍爾姆一直拍得很雜，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他在巴黎的PLACE BLANCHE酒吧碰到了變性人之後，才把精神全部投入到這個單一的主題上。
斯特倫霍爾姆在這個題材上充分顯示了他藝術家執著的個性。他可以經年累月每天晚上都泡在變性人聚會的酒吧裡，與他們打成一片。他往往是在對像還是正常男性時就開始拍攝，而一直到他們完完全全變成女性為止。一拍就是十多年之久。
斯特倫霍爾姆的第一次個展是在四十七歲那年（1965），於故鄉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以《給我自己的回憶》為題展示，並以同名出書。
次年他又舉行了第二次個展——《死亡之照》。之後他在攝影界消失了有十年之久，整個20世紀70年代他沒有在刊物上發表過任何東西，沒有展出半張作品，攝影界對他幾乎不聞不問，好像從來就沒有這個人存在過一樣。
到目前為止斯特倫霍爾姆所發表的作品只是他所拍攝的極少極少的一小部分。他在自己的住所設了一個龐大的檔案室，除了少數幾位知己之外，沒人有緣目睹他那可觀的檔案照片。據他親近的友人說，光是斯特倫霍爾姆一個人，就有足夠的能力開一個像《人類一家》的展覽（註：該展覽為20世紀50年代紐約現代美術館攝影部主管——攝影家斯泰肯從六十八個國家的二百七十三位攝影家的作品中，選出五百零三幅，而舉行的全世界巡迴展）。
在這些極少部分的照片裡，斯特倫霍爾姆被討論最多的主題，除了「變性人」單元之外，就是「兒童」。
斯特倫霍爾姆在重新被肯定之後，才從檔案中拿出了二十多張沒發表過的廣島原子彈悲劇下的兒童舊照片，立刻又給了攝影界震驚的一擊。
他拍的兒童很少是微笑的，通常是在哭泣，有些則浮現著極為特別的神情——「一種大人般的嚴肅表情」。
評論家彼得·維斯說：
攝影對斯特倫霍爾姆而言，就像寫日記一樣，是他的自我披露。斯特倫霍爾姆從不願提起他的童年，也許是有太多的不愉快與憂傷吧！可是從照片上，他把自己的情愫反映了出來，就像自我分析般地充滿痛苦。
斯德哥爾摩現代美術館館長奧勒·格蘭瑟對斯特倫霍爾姆凝住的兒童表情曾如此評述：
孩子的臉上寫著：「因為大人們錯待了下一代，而造成無意義的傷害。」而這種被錯待的表情是成人無法接受的。斯特倫霍爾姆的兒童照片給人的就是這股痛苦之極的感受。
斯特倫霍爾姆將一張原子彈受害者的女童照片及一張柴堆覆蓋下的男童照片並排在一起。女童的臉頰潰爛、雙眼全盲，那雙不見瞳仁的眼睛卻睜得大大的面對著鏡頭，好像意識到自己被人所獵取。男童因得了傳染病，即將活活被燒死，然而他卻毫不知情，只是在烈日下淌著汗，不安地望著鏡頭。
這兩張並排的照片，令人感到錐心而無法出聲的痛楚。他表達出事物中所存在的「殘酷之極限」，而這不是每個人都承受得了的。
斯特倫霍爾姆的日記本裡，每頁都是「存在的陰影」，他那成排成排的檔案照片，正是日記本裡夢魘的字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