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寫給宋振庭
1984年9月30日
宋振庭的來信震動了夏衍，很快，他給宋振庭寫了回信。
振庭同志：
惠書拜讀，沉思了許久。足下大病之餘，總以安心靜養為好，過去的事，該忘卻的可以淡然置之，該引以為戒的也可以暫時擱置一下，康復後再作審慎的研討，心理要影響生理，病中苛責自己，對康復不利。現在中國的平均壽命已為六十九歲，六十歲不能算老，說「黃泉在望」之類的話未免太悲觀了。
你說上次見面時「欲言又止者再」，這一點，我當時也已感覺到了，我本來也想和你談談，但後來也因為你有點激動而沒有說。任何一個人不可能不受到時代和社會的制約，我們這輩人生活在一個大轉折的時代，兩千年的封建宗法觀念和近一百年來的駁雜的外來習俗，都在我們身上留下了很難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點錯誤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擺著的反動派作戰，目標比較明確，可是一旦形勢發生突變，書生作吏，成了當權派，問題就複雜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難，對此，我是在60年代初文化部、文聯整風時才有了初步的體會。
不久前我在拙著《懶尋舊夢錄》的自序中有過一段反思獨白：「我又想起了五四時期就提過的科學與民主這個口號，為什麼在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還會遭遇比法西斯更野蠻、更殘暴的浩劫，為什麼這場內亂會持續了十年之久？我從痛苦中得到了解答：科學與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思想，沒有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扎根。兩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礙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後十七年，先是籠統地反對資本主義，連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東西也統統反掉。60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又提了『斗私批修』『興無滅資』之類的口號，相反，十七年中卻沒有認真地批判過封建主義。我們這些人也真的認為封建主義這座大山早已經推倒了，其結果呢，封建宗法勢力，卻『我自巋然不動』……我們這些受過『五四』洗禮的人，也隨波逐流，逐漸成了『馴服工具』，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勇氣。」
這些話出自內心，並非矯飾，這是由於不尊重辯證法而應該受到的懲罰，當然也可以說是「在劫難逃」。人是社會的細胞，社會劇變，人的思想行動也不能不應順而變。黨走了幾十年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作為一個虔誠的黨員，不走彎路，不摔跤子，看來也是不可能的。在激流中游泳，會碰傷自己，也會碰傷別人，我解放後一直被認為是「右傾」，但在30年代王明當權時期，我不是沒有「左」過，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都有。1958年「大躍進」，我也一度頭腦發熱，文化部大煉鋼鐵的總指揮就是我。吃了苦，長了智，「覺今是而昨非」即可，沒有懺悔的必要。我在文化部工作了整整十年，回想起來，對電影、外事，由於比較熟悉，所以犯的錯誤較少，但對戲曲、文物等等，則處理具體問題時往往由於急於求成，而容易急躁「左」傾。這就是說，「外行領導內行」，一定要特別審慎。從你的來信中我也有一些聯想，你對電影是外行，所以犯了錯誤，傷了人；但你熱愛乃至醉心書畫、碑帖、考古，所以在1962年那個「階級鬥爭要天天講」的時刻，你竟能擔著風險把劃了右派的張伯駒夫婦接到長春，給他摘了帽子，並讓他當了吉林博物館館長。這件事是陳毅同志告訴我的，當時我很佩服你的勇氣，當然，沒有陳老總的支持，那也是辦不到的。
對於1957年後的事，坦率地說，由於整過我的人不少，所以我認為你只是隨風呼喊了幾聲而已。況且你當時是宣傳部長，上面還有文教書記，他上面還有第一書記，再上面還有更大的「左派」，所以單苛責你一個人是不對的。明末清初，有一首流傳很廣的打油詩：「聞道頭須剃，而今盡剃頭。有頭皆要剃，不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1974年在獄中偶然想起，把它戲改為：「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往事如煙，錄此以供一笑，劫後餘生，何必自苦？病中多宜珍攝，順祝早日康復。
夏衍
國慶前一日（1984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