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露水的世界
不過是露水的世界——
然而
——小林一茶
1
沿著新宿區羅生門崚嶒的簷頂，芝麻粒似的散著的烏鴉被一塊扔來的石頭驚起，飛向東京上空，這個東京的過去是灰燼，它還沒在這灰燼中積聚成型。在烏鴉撲扇的翅膀底下，這座城市幾乎不能稱其為城市。就在不久前，同樣的烏鴉以燒黑的屍首為食，屍體在那時被火肆虐的城區隨處可見。它們現在飛在一片被掀得底朝天的、焦黑的廣闊平原的上空，飛在怪異、擁擠的街區和迷宮上空，天空下面遊走著孤兒寡婦，神色頹靡、缺胳膊少腿的退伍兵——發瘋的，瀕死的，絕望的——他們的路徑不時地被一輛美國陸軍吉普車截過。在一九四六年嚴寒的冬天，戰後重建不過是一些帳篷、簡易房屋和用錫皮搭建的棚子，運氣稍好的蜷縮在裡面，其餘的湊合棲身在地鐵、火車站或者廢墟間的孔道空穴中。
以前扔過石頭的那個男人，中村天智，前大日本帝國陸軍第二鐵路團少校，正從苦雨中逃到一個奇形怪狀的廊道下面——房屋被炮火轟炸，樑柱和碎木料落下來，隨意的爆破加上一些考慮實用的挪置，就形成了這條拱廊，坐落在一條後街上。好像這廢墟是通向他們宏偉都市的凱旋門，必須通過這條髒亂通道往來於新宿區破毀狼藉的紅燈區的人們把它叫做“新宿區羅生門”。狐狸、老鼠、娼妓、小偷是新宿區羅生門最常見的居民，住在它的地洞、窩和半塌陷房間裡。即使從晃悠悠的大門，中村也能瞥見富士山又矗立在他們生活之上，跟一百五十年前偉大的葛飾北齋35畫它時一樣歷歷在目，瞬息萬變又不可更改，紋絲不動且永存。
然而，如今富士山主宰的人間真是命懸一線，每天都有人死去，但還得接著活。街上躺滿沒知覺的人，要麼喝了甲醇兌水的“燒酒”，要麼吃了從部隊庫房裡偷來的麻黃鹼，要麼兩者兼具——甲醇兌水是挨餓和絕望者的首選，廉價但足以致命。中村窮得叮噹響，他服用麻黃鹼的習慣中斷了，他下決心要擺脫這習慣。餓狗成群，很具威脅性，它們在曾經是馬路、現在塌陷了的羊腸道上遊蕩，比狗還餓的孩子在街上掏包、乞討、拉皮條。
狼，全是狼，中村想。
他們目光遲滯，動作突兀，他們身上有些特徵讓中村覺得古怪——弱不禁風，又讓人感覺受到威脅。看上去是瘦弱的六七歲小孩，實際上經常已經是十幾歲的少年。女人到處賣身，有些不賣給美國鬼子，從中發現一種讓人好奇的尊嚴，同時收入減少了，然而大部分都盡情享受做軍妓帶來的物資富足。一天晚上，他睡了一個這樣的女人，事後，他對她做的生意感到氣憤，從中看到他目下生活的反映，他問她怎麼能跟美國鬼子幹那事兒。把一支剛點上的好彩煙叼在微笑的紅唇上，她問他——
“我們現在不都是軍妓？”
自從兩個半月前從部隊遣散，中村就生活在這樣一片廢墟裡，在這兒，他什麼都不是，為此他感到高興。他只裝有一根撬棍，既用作工具來維持岌岌可危的生計，也用作防身武器——每隔幾分鐘，他都從發癢的身上抓下更多虱子，用棍子碾死它們。他從塌毀的建築下面，從曾是東京的瓦礫、泥巴、灰燼中撬出屋樑的斷塊，極盡所能把它們分開，把碎片賣給燒炭人。鼓搗著帝國曾經偉大的首都被燒焦的殘餘，他的心思時不時地轉到在哪兒也許能喝點兒醬湯，或吃一碗米飯。偶爾，這樣翻找會帶來意外收穫：一天前，他挖出一些置放很久的橡樹果，深埋在瓦礫堆裡連老鼠都沒發現。但從吃完它們到現在，他什麼別的都沒吃。
為了把心思從飢餓上轉移開，他撿起踩在地上的一張報紙。報紙是幾天前的，他費力讀完幾個故事，一個字也沒讀進去，直到一則報道突然使他全神貫注。他讀得很仔細，也很焦急。報道講的是美國人發佈通告要逮捕更多可能犯有戰爭罪行的前戰俘營管理人員，結尾是被通緝疑犯的名單，在名單中間，他看到讓他這麼長時間生活在恐懼中的事——他被列為一名待審的B級戰犯。
中村又渾身發癢。他壓根兒不是戰犯，美國人才是戰犯，但如果可能，他們會把他殺了，把他的經歷編造成謊言。狂怒在他的胸中醞釀。但在憤怒的下面，在日復一日想著怎麼活下去的間隙，他感到一種鈍滯卻又無法擺脫的恐懼，像一隻野獸意識到厄運將臨。到處好像都有美國人拙重喧囂的身影，中村聽說他們正以殘酷不妥協的效率追捕他們認為是戰犯的人，跟戰俘有關的人列在名單最上面。中村鐵了心要活下去，要不被抓住，要不被處決，他的榮譽感要求他必須這麼做。渾身刺癢難捱，他把手伸進褲子，在恥骨處猛抓，揪出像傷口結痂似的混著皮膚、毛髮和虱子的一團，把它甩到地上。
等著天氣好轉，中村把手指在撬棍暗澀的綠色表面滑上滑下，壓死他手上停在指甲和撬棍間的虱子。他仔細考慮自己的處境：靠撿木頭沒法活；撬棍頂頭起釘子的一個鐵齒斷了一半，他側臉一陣陣發疼——兩天前，一根帶齒缺的梁木冷不防落下來，砸在他身上，把他砸傷了；嚴酷的寒冷躲也沒處躲，只讓他感覺更餓，眼下美國人在追捕他。又看著報紙名單中他的名字，中村恐懼地意識到美國人追捕他少說已經好幾天了——有條不紊地尋找線索，排除錯誤的信息，集中精力抓捕他——每過一小時，他們都更逼近他，他都更接近絞索上的死亡。他意識到要活著他必須做些什麼，這意味著他將不得不考慮鋌而走險。但緊接著，這種抗爭情緒讓位給一種徹底絕望和失敗的感覺。他能做什麼？什麼？中村想，要衛護榮譽就得像其他人一樣自殺。
正當他決心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尊嚴地死去時，他聽到上方傳來被悶住的叫喊。他滿腦子是無法遏制的好奇，想知道是怎麼回事，好像幹點兒什麼，隨便什麼，都強過沉思他的霉運。
他從那個空處爬出來，站在雨裡，慢慢轉頭，留意聽。他聽到女人的噓聲來自頭上某個地方，在那堆形成“羅生門”左手部位的廢墟裡。
在瓦礫堆上盡量不弄出聲響，中村緊抓撬棍，悄悄地爬上由松落的磚石和斷壁頹垣構成的大山包——這山包形成了拱廊的左翼。在廢墟裡，他看到拳頭大小的一個洞。從洞口看進去是一個房間被轟炸後的殘餘，原先該是裡牆上部的地方開著口，光從那兒進來。中村能看出這房間原先或許整齊悅人，但現在，菊花圖案的牆紙透過一層厚厚的灰土和煤煙的污漬只隱約看得出來，在中村眼裡，這房間變得跟獸穴一樣了。一張朽壞的榻榻米剩餘的部分加上一些墊子組成一張床，靠著它是一張三條腿的桌子，被破磚支起，桌上擺著一面髒鏡子。
女人的噓聲又響起來，現在離他很近，朝這聲音傳來的方向扭過身子，中村看到房間那邊的一個角落。那兒站著一個軍妓和一個少年——也許十六歲或十七歲，拿著一把長長的廚刀。他們腳邊躺著一個穿制服的美國軍人，喉嚨剛被割開不久，血還在慢慢湧出。軍妓在斥責男孩，問他為什麼殺這美國人，但她沒傷心，只是很生氣。
躲在他們的視線之外，中村迅速地把一切全看在眼裡，但吸引他眼睛的不是所發生的事——他根本不在乎——而是躺在那張湊合用的破桌上的東西：兩個鍋貼和一塊美國巧克力。
2
中村小心翼翼從窺視孔那兒爬下來，沒弄出什麼響聲，他慢慢爬到“羅生門”頂部，繞到房間裡牆上部被炸開的缺口處。他慢慢把頭伸到一排鬆垮垮連著、原先用來撐持屋頂的鐵欄上往下看——軍妓在亂翻死人身上的口袋。她把美國人的屍體翻過來，他低低嘟囔一聲。她向後跳起來，但隨後意識到那不過是肺裡的空氣被擠出來了，又低身去搜他的衣褲，從衣服裡側一個口袋裡，拉出一卷美元鈔票。
但吸引中村全部注意力的是鍋貼。他回想在偽滿洲國時他們整天吃這個，那時他全不在意。回憶那時吃的鍋貼，想著眼下又能吃到了，他的嘴裡滿是口水。
除了特別想吃那兩個鍋貼，中村想不起別的，他蜷起身子把自己摔進缺口處，掉了下去。在房內，他就地一滾，跳起來，站好，舞著撬棍。一時間，在美國人屍體旁邊，三個人大眼瞪小眼盯著彼此——軍妓穿著價格不菲的印花衫、寬鬆便褲和發亮的黑色木屐式涼鞋，手拿一疊美元，男孩拿刀，中村拿撬棍。
男孩發出一聲吼，舉刀躍向中村，中村感覺自我意識被激發了——一種很恐怖也很寧靜的體驗——他的身體稍微下蹲來更好地保持平衡，揮舞撬棍像揮舞一把劍。撬棍在空中劃過一道角度很寬的弧線，在弧線的終結點上，砸在男孩頭上，發出輕柔的液體潑濺聲——像錘子砸進西瓜，陷在裡面。中村感覺這聲音在空中停留了很久。這詭異的永恆也只是一瞬間，男孩向前衝刺的狂暴勢頭戛然而止。在他悄無聲息倒地之前，中村感覺時間似乎不可理喻地停止了。
中村和軍妓都沒出聲。男孩的身體猛烈抽搐，但他們知道他死了。血開始流出來，抽搐減緩，最後停下；中村留意到男孩髒污的長髮蜂擁著虱群，好像遭受到了突如其來的恐慌。房內充斥著潮濕塵土冷颼颼的氣味，他開始對這氣味異常敏感。
軍妓開始嗚咽。中村兩步走到三條腿的桌子前，把兩個鍋貼一起塞進滿是口水的嘴裡。吞嚥的時候，他兩眼緊盯住她，腦子裡出現又一個想法。
他用撬棍示意，指著她手裡的美元。她抖著手把錢遞給他。他把錢放進兜裡，再用伸出的撬棍頭挑起她印花衫的邊沿。她慢騰騰地把視線從撬棍上抬起，看他的眼睛，接著，鞠一躬，退一步。她開始脫衣服。
脫光後她是羅圈腿。大腿瘦得讓人感覺不舒服，上面長滿的小瘡是毛茛花的黃色。胯部柔順的陰毛與毛下脫落皮屑的白皮膚形成鮮明對照。乳房不像乳房，而像凸起的腫塊，膚色很不健康。中村能聞見她身體的味道，她很久沒洗澡，滿是汗酸味，像冬末畜欄中的母牛。
她走到三條腿的化妝桌旁，在髒污的榻榻米墊上躺下，腳衝著他。他聽得見她呼吸發出短促的喘息。她令他作嘔，賣身給美國鬼子，又用她被糟踐過的下流身體為他服務。他撿起軍妓脫下的衣服，把巧克力裝進兜裡，走到缺口處，打算爬出洞穴時，他停下來一會兒，看著兩具屍體。
在他眼裡，美國人已經不存在了，日本男孩有一張長滿痘痘的臉。從殺戮中構想出的東西太多了，中村想。也許他該有悔意，該有負罪感——剛開始在偽滿洲國，他有過，但沒用多久，死人的臉就模糊了。他很難記起任何一張死人的臉。死人是死的，不過如此，他想。儘管如此，兩具屍體，一個美國人……如果不小心從事，這對他意味著麻煩——他已經被通緝了。
為避免踩到那一大窪黑血，中村在美國人跟前蹲下身。他聞到滴滴涕的氣味——被遣散時他們用滴滴涕給中村除過虱。他覺得這美國人屬於某個另類物種，塊頭看上去大得出奇，跟這地方好像格格不入。在叢林裡，澳大利亞人看著根本不這樣——像這個大塊頭、死翹翹的美國人這樣。
確保絕不觸碰到屍體，他靈巧地扭轉撬棍一頭，把它塞進美國人半張的拳頭，把撬棍橫置在胸口上。然後，他考慮了一會兒，把撬棍在這人手裡摩搓，把它向他手指上推壓，最後，讓撬棍落在那汪黑血裡。只要軍妓不見了，對誰都隻字不吐，美國人和警察會得出顯然的結論：拉皮條的想要劫美國人，他們打起來，結果雙雙斃命。
這樣想著，他轉身走到像獸穴入口的齊胸高的洞那兒，開始把自己向上拽，同時聽到在他身後軍妓站起來了。中村對她毫不留意，直到覺出她正要抓住他的腳踝。為了擺脫開，他不得不狠狠踹她兩腳，她四仰八叉向後倒在美國人的屍體上。
他滑下洞外的瓦礫堆，聽到身後傳來叫喊。他轉身看見軍妓胳膊環抱在粘血的乳房上，從洞裡探出身，好像在說美國人強姦她，她兄弟趕到，他只想保護她。中村沒聽懂她講的故事，也沒興趣聽懂。他手腳並用，快速爬回到洞口，緊抓她的肩膀，把一塊磚頭舉在她發出嗚咽的頭附近。
“把這事兒忘了，”中村說，“忘了他，忘了你兄弟，忘了我。”
軍妓更大聲地哀號，他把磚頭向她嘴上推。
“忘了你才活得了。”他怒沖沖地說。
他把她推回洞裡，手腳並用，快速地從新宿區羅生門爬下來，向城裡方向前進。
用從軍妓那兒搶來的五十美元，他買到假造的身份文書。把軍妓的衣服賣給另一個軍妓，他得來一些錢，買了去神戶的火車票。在所有窗戶被吹得大敞的三等車廂裡，他正穿過一個嚴酷冬天的夜晚，離開他作為前鐵路團少校中村天智的過去，進到他作為前大日本帝國陸軍二等兵木村芳雄的未來。
神戶情況不比東京好。同樣是彈坑和泥土，堆積成山的磚塊和像繩子一樣扭絞的鐵料，在這片糟爛中，日本人像蟑螂似的到處爬。但中村感覺在他和死去的那個美國人、那個男孩之間拉開了必需的距離。有幾個月，他只要有機會就小偷小摸，靠做黑市生意買賣勉強餬口。但他從來不覺得安全。有一回，他想他從遠處認出了從前戰俘營裡的一個高個子澳大利亞人。中村怕得要命，接下來有一周，他只在夜晚才敢出門到街上去。
一有審判戰犯的消息他就注意。他讀到一個日本兵被判犯有戰爭罪行被吊死，因為他打過一個幾次逃跑的戰俘。中村發現這難以理解。
打了一次？
在日本軍隊他一直被打，打別的兵是他的職責。不是嗎？受訓期間，他被打昏兩次，有一次導致耳膜破裂。因為清洗上司的內衣顯得“不夠熱忱”，他被用棒球棍打屁股。當新兵時，因為聽錯命令，他被三個軍官打得失去知覺。他被命令一整天立正站在操場上，當體力不支倒下了時，他們因為他不服從命令就撲到他身上，把他打得不省人事。
那麼，怎麼打了一次戰俘就讓他成了戰犯？再說，戰俘是什麼人？《戰地行為準則》不是特別寫道被俘軍官要自裁嗎？戰俘是什麼人？什麼都不是，就是這。沒羞恥的男人，沒榮譽感的男人。一無是處的男人。
打了一次？
他是一個好心的軍官，對大部分違紀行為，他只處以抽耳光的刑罰，其他軍官中的一些人為此訓過他。
“你太有同情心了。”他記起幸田上校對他說——在中村為友川下士行為不當扇他耳光之後。“這樣的事只扇耳光？要是我就用鞭子抽得他永生不忘。”
想到這裡，中村恨不得對著神戶清朗的天空尖叫：“戰俘是什麼人？什麼人啊？”
3
崔勝民在黑暗中坐在一把竹凳上——作為被判有罪的人，這是給他的優待。他聽說一些前戰俘在曼谷妓院裡找到李金，乾脆把他從樓頂拋下去。在他看來，這做法合情合理。他只希望在被甩出去摔死之前，李金吐他們唾沫了。跟他一樣，李金是看守，殺過戰俘，所以，戰爭結束他們殺了他。這似乎完全可以理解，跟他的處境不同，他的處境不可理喻。他鄙視澳大利亞人的偽善，把報復掩飾成執行正義的儀式。他內心知道他們一直想把他也殺了，那麼，這些假惺惺所為何來？
他沒表也沒鐘。除了憑直覺，他沒法知道這夜晚還會持續多久。但直覺似乎不再管用，夜晚長得漫漫無期，卻總從他身邊匆匆離開。樟宜監獄夜間上鎖了——也許在兩小時前。如果想到此，他會推斷現在將近午夜，然而事實是他想不起任何事。崔勝民迷失在思考無法觸及的地方。時間流逝，他的心情在兩種感受之間翻覆。一是恐慌，像一陣無法抑制、沒完沒了的咳嗽突如其來，使他在樟宜牢房內發瘋似的來回走，想找到逃跑的法子，結果發現沒法逃，逃不出牢房，也逃脫不了近在眼前的死亡。
然後，他的心情會猛然轉向憤怒，不是因為厄運將臨或是無法逃走，而是針對一個讓他備受折磨的事實：既然他被當作日軍一員被關押，那麼，他們必須支付他五十塊錢的月薪，但戰爭結束到現在兩年了，他一塊錢都沒拿到過。他的憤怒不是源自於算術或貪婪，而源自於一個關於動機的認識，也是一種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感覺。五十塊錢是他在戰俘營當看守的唯一理由，那麼為什麼不讓他拿到這五十塊錢？
他心裡明白再也不會收到錢，他知道這五十塊錢荒誕至極，但他又覺得這五十塊錢被莫名其妙地搶走了，他的心情回復到恐慌，又開始在牢房裡來回走，手指在牆上四處摸，手在窗戶上、鐵欄上、牢門上推著、摸著，尋找逃走的辦法，直到再次發現不可能逃跑，他的心情又變成憤怒——對被剝奪五十塊錢而感到憤怒。
審判在一個澳軍軍事法庭上進行，持續兩天。除了向他直接發問，各種程序全用英文，他幾乎什麼也沒聽懂。法官的臉像被風吹的蠟燭，嗓音像掘墓的，審判結束，他第一次直視崔勝民對他講話。翻譯把視線堅定不移地膠著在法官的嘴唇上，對著崔勝民的耳朵低聲說著七零八碎的日文句子。
翻譯說：“由於——由於提呈的證據——書面形式的證詞顯示的矛盾——對曾經參與殺害——澳大利亞帝國軍隊弗蘭克·伽迪納下士的指控——不成立。”翻譯轉而用隨便一些的語氣加上一句“這是非常好的消息，非常好”。
說完，他繼續磕磕絆絆地翻譯。
“對下令殺害二等兵瓦特·庫尼——的指控——成立——以及其他幾個情節較輕的指控——虐待，包括不供給食物藥品，導致可以避免的痛苦和死亡——被判為B級戰犯——你將——被——被——處以絞刑。”
這一次，翻譯沒加自己的註釋。
還說了更多，但崔勝民再也聽不見了。法庭向他提問，他想解釋作為一名韓國中士，他根本不能下令處死俘虜，但澳大利亞律師徵引對一個叫幸田上校的日本軍官的審訊供詞，說命令是他下達的。幸田的證詞在讓幾個韓國籍和中國台灣籍看守獲罪中起過作用。崔勝民還聽說他後來無罪獲釋。崔勝民提出，當處決令被下達的時候，庫尼不在那個戰俘營。但營裡的記錄亂七八糟，缺東少西，沒材料證明情況是他說的那樣。
判刑宣佈後，澳大利亞籍辯護人勸他向法庭提交請求寬大的呈文——辯護人滿身肉疲塌塌的，濕漉漉、亮閃閃的眼睛讓被判絞刑的韓國人想起手術刀的鋒刃。崔勝民下定決心要死在國外，他看不出把這精神折磨拖延得更久有什麼意義。崔勝民，還有其他關在樟宜監獄、被判為B級和C級戰犯的韓國人和中國台灣人，注意到盟軍勝利者常常會釋放跟日本貴族有紐帶關係的軍官，讓他們這類級別低的人當替罪羊被吊死。崔勝民想到中村少校——他根本沒被捕，毫無疑問也永遠不會被捕；他想到幸田上校——他又自由了。這兩個人也許都正在哪兒為美國人做事。
“都一樣。”崔勝民說。
“什麼？”辯護人問，濕漉漉的眼睛像刀刃似的四處割。
“都一樣。”崔勝民說，他想表明他對人事聽天由命，全盤接受，但辯護人把它理解成崔勝民同意他著手使他免於絞刑，爭取減刑。律師提交了請求寬大的呈文，崔勝民的生命和精神磨難被延長了四個月。
崔勝民注意到在樟宜的每個人對自己的命運都有不同構想，並依此編造自己的過去。有些人對指控乾脆直接否認，但儘管這樣，他們不是被絞死，就是會被監禁很長時間。有些接受罪責，但拒絕承認澳大利亞人有審判他們的權力。同樣，他們不是被絞死，就是被監禁更長或短一些的刑期。另外有些人否認自己有責任，他們指出，地位低下的看守或士兵不可能拒絕認同日軍體制的權威，更別說不按天皇意志行事。私下裡，他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他們和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只是天皇意志的表現，那為什麼天皇還是自由的？為什麼美國人支持天皇而把他們絞死？他們不過曾被用作天皇達到目的的工具而已。
但他們心裡明白，天皇不會被吊上絞索，而他們會。原先為了天皇，他們施行毆打、酷刑、殺戮；跟這同樣千真萬確的是現在為了天皇，否認罪責的人將被吊上絞索。他們被吊在絞索上，與承擔罪責和矢口否認被指控罪行的人一樣被吊在絞索上，一樣可怖；他們一個接一個在活板門下來迴盪悠，他們的腿都抽搐著，肛門仍然拉著屎，猛然腫脹的陰莖噴射出尿和精液。
審判中，崔勝民知道了很多事——《日內瓦公約》、軍令的約束力、日本軍事構架等，此前他對這些只有似有若無的認識。他發現他原先既怕且恨的澳大利亞人曾把他當作異類，用不尋常的方式戒備他：一個他們稱為巨蜥的怪物。得知在他們的仇恨中他如此具有威脅性，崔勝民沒有感到不快。
他感到澳大利亞人蔑視他，他知道日本人蔑視他，兩種蔑視是同樣的。就他理解，他又什麼都不是，跟小時候在韓國一樣，被逮住小聲說韓語而不講日語，他在教室後頭被罰站；跟原先在日本人家做活兒一樣——他的位置比不上那家的寵物；跟在日本部隊裡一樣，一名看守，比級別最低的日本兵還低賤。李金的下場比他好。然而，他認識的有些人幹過的事比他或李金幹過的要壞得多，但他們的命被保住了。怎麼會這樣？為什麼？這全都沒道理。
從另一個角度說，打澳大利亞俘虜原先很有道理。不管為時多麼短暫，打比他個頭大那麼多的澳大利亞兵，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人物，他知道他想抽多少耳光就可以抽多少耳光，他可以用拳頭，用棍子、鋤把、鐵槓打他們。這使他成為某樣有價值的東西，某個有性格的人，即使這只持續到澳大利亞人猛然倒地呻吟。他隱約知道有人被他打死。不管怎樣，他們也許都要死。那種地方，那種時候，無論你怎麼冥思苦想，你對所發生事情的理解也不會有多少的區別。現在，他唯一後悔的是沒殺更多人。他惟願他從殺戮中得到過更多快感；活著有那麼大的部分都跟殺戮相關，他惟願他從那樣活著得到過更多快感。
在審判期間，澳大利亞人彼此交流，崔勝民突然明白這審判不止於仇恨。它是一種對生活有把握的感覺，他從沒有過這感覺，高高在上的日本人一直有。被賦予了對澳大利亞人生殺大權，最初他打他們不過因為他從小被教養的日本習慣，他看不出打一個他覺得幹活太慢或在偷懶的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在釜山，他經受了跟大日本帝國陸軍二等兵同樣嚴格的軍事訓練。不過他們不是日本人，全是韓國人，所以他們壓根兒不會成為士兵：他們將看管軟弱得不敢自殺才投降的敵軍士兵。除了行軍、射擊、捅刺刀，他也被教過“面打”，就是抽耳光，日本人連最細枝末節的錯誤都非抽耳光不可。即使只有一個人犯錯，所有人都得挨耳光。他們每天讓所有受訓的韓國看守面對面站成兩排，每個受訓者必須抽站在對面的受訓者，右手抽左臉，左手抽右臉，兩排輪流挨耳光，直到被抽得臉高高腫起才停下。所有命令必須服從。崔勝民的生活就是“面打”和服從——右手抽左臉，左手抽右臉。他想逃回家，但他知道，如果這樣做，日本軍方會找他家人的麻煩。再說，他不用多久就能每月賺到五十塊錢。
他記得自己悄悄地跟站他對面的受訓者說他不會使勁抽他——如果對方也同樣行事。他們的計謀很快被日本教官發現。教官長相俊美，新手都仰慕他。崔勝民甚至模仿他走路和轉身的姿態——當有人對他講話時，他總是緩慢地、不偏不倚地轉過身。教官對著崔勝民震耳欲聾地叫喊。
“想裝？”他吼道，“那麼假裝這不疼。”
他用短鐵棍狠擊崔勝民的左右腎，過後好幾天他都尿血。第二天早上，新手又站成兩排，彼此抽耳光；帶著不管不顧的狂怒，這狂怒從未完全離開過他，崔勝民抽對方耳光，右手抽左臉，左手抽右臉。
剛被派到荒遠島上的叢林，他小個子，乾巴瘦，是一個十六歲的韓國孩子。他怕比他個子高得多、年紀大得多的澳大利亞人，他們寬背、粗胳膊，是大腿毛茸茸的猩猩。他們總在吹口哨、唱歌。在他的經驗中，韓國人和日本人在公共場合不怎麼會這麼做，他恨死這種他不熟悉的快活勁兒，因此懲罰他們的時候，他比嚴格來講該做的要做得過火——為了讓他們牢記他比他們更有男人氣，為了表明他們的快活勁兒該收場了。過了一些時候，這些人個頭開始變小，開始變得有氣無力，胳膊在萎縮，腿肌在銷蝕，口哨吹得少了，只有時唱唱歌。
老實說，俘虜們罪有應得。他們想方設法曠工，躲不過就潦草馬虎，懶洋洋地幹活。儘管比先前少多了，他們還會時不時吹口哨或唱歌——當他在附近的時候。他們什麼都偷，什麼都被他們偷走——食物、工具和錢。如果能把活兒干糟，他們把這看作勝利。人皮加骨頭，他們會正幹著活就那麼一撒手，死在工地上。走去上工他們會死，下工走回來他們會死。睡覺時他們會死，等吃飯時他們會死，挨打時他們有時也會死。
這讓崔勝民對人世間感到憤怒，對他們感到憤怒——當他們死了。沒吃的、沒藥不是他的過錯。發生瘧疾、霍亂不是他的過錯。他們是奴隸不是他的過錯。那是命，身在戰俘營是他們的命，也是他的命。死在那兒是他們的命，死在這兒是他的命。他必須每天滿足日本工程師要求的上工人數，要多少就得有多少；他必須確保他們上工，毫不懈怠地干日本工程師要求完成的活；他別無選擇。這些他做到了。沒吃的、沒藥，但鐵路線必須建成，任務必須完成，最終，情形變得跟它們一直以來就朝其發展的結果一模一樣，對他們、對他都如此。但他做了這些事，他完成了他的職責，由他們負責的路段建成了。崔勝民感到驕傲，這是他短短一生中唯一的成就，除此之外，他一事無成。他做了這些事，這些事讓他感覺很好。
怒火完全失控，他感到無比陶醉。在他暗昧無知的生活中，這樣的時刻讓他感到自由，此外，它們讓他生氣勃勃，這在他生命中前所未有。當使別人受罪時，他的仇恨和恐懼，他的憤怒和驕傲，他的勝利和榮耀，全都集聚起來，或者說，在他目前看來好像是這樣，在那麼短促的時間裡，他的生活擁有了某些重要性，或者說價值。在這樣的時刻，他從仇恨中脫身了。
工程師要把鐵路建成的壓力確實逼人，但他從中也感到快感和趣味——他打得越狠，他們的男人味兒就越少，他們很少吹口哨或唱歌了，他知道他比他們男人氣概多得多。只要他不停地用腳踹，用拳頭揍，用棍子打，他就從壓抑禁錮中解放了。他聽說過在新幾內亞，大日本帝國陸軍吃掉過澳大利亞人和美國人，在他看來，這不只是由於飢餓，還有其他說不清的原因。他知道無論原因是什麼都不能作為辯護理由，對澳大利亞人來說，對眼睛像手術刀的澳大利亞律師，或者對像蠟燭滴淚一樣的澳大利亞法官，這全會被看作扯談。當看守，他像獸一樣活著，他的行為像動物一樣，像動物一樣去理解，思考。他認為這獸性的人從來都是他獲准成為的唯一有人形的東西。
他從他的動物性中發現了他的人性，他對此並不感到恥辱，他只對他身上的動物性引領他到達的狀態感到困惑不解。被處絞刑的判決被翻譯給他聽，他像動物一樣承受，根本沒聽懂，但他又有一個鈍滯模糊的意識：他擁有過屬於他的自由，現在他結局已定。
法官的眼睛像蠟燭芯似的躍動著火苗，朝下看他，他用已經無神的眼睛朝上看，頭來回擺動，感覺一個龐大可怖的東西降臨到他身上。他想問法官他的五十塊錢呢，但他什麼也沒說，現在他再次發覺自己在牢內亂走，尋找一個或許能逃走的辦法。但沒有，從來沒找到過。
4
他們的人數不可思議地急劇減少，死於車禍、自殺和悄然而至的疾病。他們的孩子好像大多生來帶著毛病和麻煩，或者殘廢，或者智障，或者明顯與眾不同。太多婚姻搖搖欲墜，如果維繫下來，那經常更多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準則和習俗，而不是他們自身具有把所有不對勁之處糾正過來的能力，對他們中的有些人，事情不對勁得難以承受。他們與世隔絕，離群索居，他們跟其他人住在城裡酗酒無度，他們變得有些瘋瘋癲癲，像公牛赫伯特，酒醉開車，駕照被沒收，想喝酒就騎馬進城。他想喝一杯的時候太經常了——他跟老婆定下自殺協議，一同喝下毒藥，醒來看到老婆死了，自己活著。他們要麼悶悶不語，要麼滔滔不絕，後者像公雞麥克尼斯——撩起衣服炫耀割除闌尾的疤痕，喋喋不休地講日本人怎麼用刺刀捅他。伽利波利·凡·凱斯勒有一天走進墨爾本的寬草地退役軍人聯盟，正趕上這場表演。
“別擔心，”公雞麥克尼斯說，“那不過是凱斯。捅我的日本人叫‘山獅’，戰後審判這雜種，我做證來著。”
不過，他們喝酒。他們喝，他們喝，無論喝多少，都不能讓自己醉過去。退役時，部隊的江湖騙子對他們和他們家人說不要談論戰俘營，還說談也無益。本來不是什麼英雄傳奇。不是澳軍、日軍對壘的科科達戰役，不是德國魯爾河谷上空的四引擎蘭卡斯特轟炸機。不是德國“提爾皮茨號”戰艦，不是關押危險戰俘的科爾迪茲要塞，不是英國和軸心國爭奪的托布魯克。那是什麼？“是給黃種人當牛做馬。”在“希望與錨”酒吧集會上，大馬哈魚費伊這麼說。
“真不是什麼吹牛的事兒。”羊頭莫頓說。
夥計們不知怎麼了，全怪兮兮的。有的消失了。羅尼·歐文娶了一個意大利女人，她告訴羊頭莫頓的太太薩莉，說結婚兩年她才知道他先前當過兵。就這樣。
“布洛克貝克好多年對戰俘營一字不提，後來，有一天晚上，”吉米·比奇洛說，“他拿著一把短槍走到烤箱那兒，把它打了個稀巴爛。看著像奶酪刨絲器的背面。然後他又什麼也不說了。”也就這樣了。
“可憐的老夥計蜥蜴布蘭庫西。”羊頭莫頓說。他的故事太讓人傷心，沒人想再提起。在不同戰俘營間輾轉，在駛往日本的地獄船上，他隨身帶著妻子的鉛筆速寫；在長崎三菱船廠，他當牛做馬，在原子彈爆炸中，船廠消失了，而他居然活著，他還保留著它。他把它帶到山裡安全地帶，經過像劈柴一樣漂著填滿河道的死人，還有奔逃的活人，皮膚脫落成海草似的長飄帶；他跌跌撞撞經過炭化的人像，人像或走著，或騎著車，或跑著；他經過在燃著藍火焰、下著黑雨的喧囂地獄中受煎熬的日本人，跟他記得的戰俘一樣，他們臨死前喊媽媽。在這樣的行程中，他始終想看見兔子亨德裡克斯所畫的梅西，在早晨，在敘利亞一個小村裡，村子散發著人類處於困境的氣味。
他盡力要把她想像成世界上獨有的造物，跟他眼前所見天壤之別，那麼，只要她在，他就不會死，不會瘋，只要她在，世界就是好的。在搭乘一架美國運輸機去馬尼拉的途中，他把畫著速寫的明信片給美國海軍看，他們一致認為他運氣很好。他坐上開往墨爾本的船，途經弗裡曼特爾時下船，在那兒給家裡打電話。
“這是戴維和梅西家，”一個男人的聲音回答，“我是戴維。”
蜥蜴布蘭庫西把電話掛了。他乘坐的船噴著蒸汽駛出弗裡曼特爾，在船上的第一晚，有人看見他無聲無息從船側翻過去，再沒被找到過。
啤酒，猛然間對他們而言像燃油。他們喝酒，想使自己對火一樣感覺跟正常人不喝酒時感覺一樣，戰前他們不喝，現在他們喝是想跟那時感覺一樣。那個晚上，他們覺得自己強勁有力，毫髮無傷，還沒被毀掉，對所有發生的事，他們大笑不已。當他們笑著說戰爭根本不算什麼時，每個死人都在他們心裡活著，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微細到點點滴滴，就那樣在體內震盪跳躍，那麼猛烈，他們得馬上再喝一杯——為了讓這種感覺慢下來。
那個晚上，蜥蜴布蘭庫西在他們心裡活著，小瓦特·庫尼在他們心裡活著，澳洲小龍蝦布羅斯、傑克·彩虹、小不點兒米德爾頓在他們心裡活著，那麼多死去的人。羊頭莫頓說，他有時甚至寬容地想起公雞麥克尼斯，那個拆爛污的下賤雜種該死了才對。伽利波利·凡·凱斯勒來時穿著一條粗紡羊毛的舊褲子，褲邊磨損得好像褲子是從稻草人手裡買的，他提起土人伽迪納，吉米·比奇洛開始唱——
“每一天，在每個方面，都在變得好那麼一點兒。”
那天晚上，他們在“希望與錨”的壁爐周圍站著，爐火把屁股烤得太熱，這又迫促他們再喝一杯。一九四八年，也可能是一九四七年。不管哪一年，那都不太像夜晚，在屋裡待著真好，暖洋洋的。退伍後他們還沒聚齊過。吉米·比奇洛不怎麼說話。他回來後發現婚姻生活跟他參軍離開前完全兩樣，也可以說他跟參軍離開前的那個他完全兩樣了。
“我在盡量往好的做。”他在聚會上說。
孩子。他有四個孩子，被稱作家庭型男人。他不是。他是一個有四個孩子的男人。關於土人伽迪納，沒人再多說什麼，只有伽利波利·凡·凱斯勒說：“尼基塔瑞斯？”
“是啊，”羊頭莫頓說，“該死的尼基塔瑞斯魚店。他老說起，是不？”
5
吉米·比奇洛什麼也沒說。他在努力，這是關鍵，是這樣吧？但他不講話。他希望成為一個音樂人，具有重要性的人，有價值的人，但沒做到。他是錫器廠的倉庫管理員。他喜愛的多人爵士伴舞樂隊不時興了。時下流行打擊樂和現代爵士樂，在他聽來，它們不是音樂，是假裝從交通擁堵也能創造出音樂的強噪聲。你不能隨之舞蹈，不能隨之墮入愛河，吉米想。這不是阿爾·鮑裡。這不是本尼·古德曼。這不是杜克樂隊。這是音樂的終結。對像吉米·比奇洛這樣的人來說，這是希望的終結。雖然還沒解散，但多人爵士伴舞樂隊大都不景氣。
很多他堅信的東西正向海洋出發，在消失，永遠找不到了。他原以為他正回歸到它們中來。那些他指望自己能成為的，那些他指望能實現他生命的，現在一文不值。他對生活不再有歸屬感，生活在停止運作，那些合乎正軌的——工作、家庭——好像在分崩離析。他想使他和妻子的關係正常化，他想使他和生活的關係正常化，他想使他和打擊樂、搖擺舞的關係正常化，可是都完了。他願意把事情正常化，他想，但這不可能。
但並不是因此他們才離開酒吧，走上伊麗莎白街，走向尼基塔瑞斯魚店，去把錯的糾正過來。他們離開是因為快半夜了，酒吧關門的時間早過了，他們喝醉了，被趕出來了，他們沒有別的更好的事做。
那些霍巴特春夜的一個夜晚，冷冰冰的，雪密集地落在山上，帶著一股強力，港口奔湧著泡沫，雨夾雪在抽打、抓撓窗戶和錫皮屋頂，像被鎖在屋外的酒瘋子。
他們步伐堅定沉重，走在伊麗莎白大街上，跟隨大步流星走在最前邊穿一條破褲子的伽利波利·凡·凱斯勒，向尼基塔瑞斯魚店走去。你就是朝街上發射迫擊炮彈也打不著誰。魚店不像他們在戰俘營想像的那樣：滿處是人、蒸汽、食物煎炸的味道，土人的女朋友坐得筆直，在等他們走進來，做他們必須做的事。不，根本不是這樣。
“門像修女的口頭禪一樣嚴絲合縫。”到了魚店門口，羊頭莫頓說。
尼基塔瑞斯魚店關著——門上鎖了，店內一片死寂，燈全滅了，只剩下照亮店前長水箱的燈。魚在玻璃後面來回游。幾條扁頭魚，一條刺魚，兩條銀鲹，一個皮夾克。除了盯著水箱的他們，被夜色舔得油光水滑的街上空無一人。
“嗯……不能說它們看上去一點兒也不快活。”羊頭莫頓說，“也許在戰俘營，我們也不是任何時候看著都不快活。”吉米·比奇洛說。
他們散開站著，手插進口袋，縮起肩膀避寒，交替兩腿跳著，像在等午夜列車到達，或者說等它離開。
“沒有什麼人比一幫醉鬼還沒用，連女人都能幹點兒什麼。”伽利波利·凡·凱斯勒說。
吉米·比奇洛覺得除了別人看得見的外在表象，他的心裡空空如也。他覺得發生感情很難。他希望有感情，但那不是希望有就有的。他撿起一塊石頭，放在手掌上轉弄。他抬頭看魚店窗戶。窗戶由大塊的平板玻璃組成一體，每塊上面都漂亮地漆著“尼基塔瑞斯魚店”的字樣，醒目花哨。他把手揚起，直到身後，然後，猝不及防地使出渾身力氣，把石頭向窗戶砸去。
他們聽到玻璃裂開。不是一下子全裂開，而是像時間，一條長長的裂縫慢慢張開，帶著一聲歎息。吉米·比奇洛笑了，像有什麼人把他的嘴從兩個嘴角那兒割開了。
然後，他們都在扔石頭，窗戶破了，碎塊掉了，他們進了魚店。伽利波利·凡·凱斯勒具有一個果農的天賦，湊合用手裡有的就能辦成事，他抓起炸薯條用的煎鍋，用它把魚舀出來。雖然有幾次意外，他們還是把魚全裝進兩隻涮拖把的圓桶，沿著街道下坡走回碼頭，一路上小心不讓水潑出來。
漲潮居然從那麼遠的海上一直深入到港口裡來，幾隻捕小龍蝦和蔻塔魚的船在長浪中搖擺，聽得見港灣外的海域刮著令人痛苦的腥風。站在憲法碼頭靠海的邊沿，羊頭莫頓把頭伸進一隻桶裡吼道：
“你他媽自由了！”
把桶翻一個底朝天。
魚落入水中。
6
第二天晚上，在“希望與錨”，這件事被興致勃勃地傳講，但越來越強烈的羞恥感也在圍困他們。最後，吉米·比奇洛說他們得去見尼基塔瑞斯，賠他窗戶錢。天還早，店裡亮著燈。窗戶已經換好，但還沒漆上字。
裡面有幾個老婦人在煎鍋上正忙乎，在店內賣魚的地方，一個男孩正使著渾身勁兒擦洗展示櫃檯。羊頭莫頓問尼基塔瑞斯先生在不在。這個工作狂不見了，接著又從店面後頭冒出來，身邊跟著一個小個子老頭——乾巴巴的身體完好保留了年輕時當泥瓦匠時說話不多卻堅定不移的氣派。他滿頭銀髮，皮膚是一種有人想擦乾淨但又沒擦乾淨的污漬的顏色，黑眼睛潮乎乎的，有一種荒蕪、貧瘠的感覺，身上散發著煙草和八角香料的氣味。
“尼基塔瑞斯先生，我們……”吉米·比奇洛說。
“想吃什麼到那位女士那兒點。”
“我們……”
“帕菲迪斯太太在那兒，她會照應你們。”他一邊說，一邊用一根骨節凸出的手指點著。
“我們來向你說對不起。”吉米·比奇洛說。
“我們有一個同夥。”羊頭莫頓開始說。老希臘人這次沒說話，聽羊頭莫頓講關於他們的故事。他身體前傾，彎得很低，很難看到莫頓的眼睛，而莫頓則一直盯著鋪著黑白瓷磚的地面。
羊頭莫頓講完了，吉米·比奇洛說他們想賠錢給老夥計尼基塔瑞斯——打破的玻璃，那些魚，還有所有別的損失。
老希臘人遲遲不作答。他抬起眼睛四下看，轉著頭把他們逐個打量，微微點著頭。
“他是你們的夥計？”
跟所有移民一樣，對不是母語的英語中那些歷史最長、意思最實在的詞，他似乎有一種無懈可擊的直覺。他說“夥計”的語氣完全沒有“同夥”這個詞容易發生歧義的滯重感。
“他是我們的夥計，”羊頭莫頓說，“我們大家的夥計。”
羊頭莫頓掏出錢包。“該付多少錢，尼基塔瑞斯先生？
“我的名字是馬庫斯，但叫我馬可。”他說。
“尼基塔瑞斯先生。那是你的窗戶，可是我們把它砸碎了。”
他伸出一隻顫巍巍的蒼老的手，把它擺著。
“不，”他說，“把錢拿開。”
他問他們餓不餓，不等回答就說他要請客，說他們不得推辭。
“坐下吃，能吃是好的，孩子們。”老希臘人說。
這些兵互相看著，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們是我的客人，”他說，一邊拉出一把座椅，把一隻手放在吉米·比奇洛肩上，“請，請坐下，你們一定得吃。”
就這樣，這些兵坐下了。
“你們喜歡葡萄酒？我有些紅葡萄酒，你們也許會喜歡。按理說我不能給來店裡吃飯的客人上酒，所以別大張旗鼓，但你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孩子們。”
他走到煎鍋那兒，給濾網內裝滿薯條，走回來。
“你們喜歡星鯊還是蔻塔魚？有人喜歡星鯊，可是聽我的，蔻塔魚骨頭多，這沒錯，但味兒好。非常好。你們一定得吃。能吃就好。”他說。
他把魚和薯條拿來，放到桌上，在櫃檯後面用小玻璃杯斟滿紅葡萄酒，也拿過來了。他跟他們坐在一起。他們吃，他讓他們聊天。他們說得沒勁了，他撿起話頭，說今年冬天這樣，預示明年夏天杏兒的長勢會好，是的。然後，他第一次說起他自己，說他來自利普索斯島，那兒生活很美，但也很嚴酷，他說起死去的妻子，他說他們都年輕，日子還很長。富足的日子。好日子。是的。他說起人們跟他說，來他店裡吃飯讓他們感覺快活。他希望真是這樣。
“我真的希望是這樣，那就沒白活著。”
“你有孩子嗎？”吉米·比奇洛問。
“三個女兒。好女孩。結婚有了好人家。還有一個男孩。好孩子。好……”
老希臘人結巴了一會兒，聽不清在說什麼，臉好像從它原本就艱於維繫的主軸上歪斜了。他把一隻指節凸起的手抬到臉上，像修剪過的杏樹老枝在強烈秋風裡晃動，好像他想用那隻手把臉重新撐起來，使它回復先前對萬事有把握的表情。
“一九四三年，他在新幾內亞被殺死了，布干維爾島戰役。”他說。
店裡客人慢慢少了，店員打掃，收拾，鎖門，離開了，店外街聲靜下來，只很偶爾地，一輛車開過水窪，濺起水花。在店裡，他們止不住地跟老希臘人談這說那，直到時間晚得沒一個酒吧還開著門。但他們不在乎。他們繼續坐著。他們談起釣魚、食物、風向和泥瓦匠的活兒；他們談起種西紅柿、養家禽、烤羊肉、捕小龍蝦和扇貝；他們談起講故事，說笑話；他們談的是什麼意思根本不重要，他們談得如行雲流水最重要——這本身是易碎卻美好的夢。
很難講明白炸魚、薯條、便宜紅葡萄酒下肚感覺有多好，嘗起來味道很好。老希臘人自己給他們做咖啡，裝在小杯子裡，又濃又黑又香，他給他們吃女兒做好的核桃糕點。一切很異樣，又親切熱情。椅子簡簡單單，讓人安適，這地方也同樣讓人賓至如歸，心滿意足，吉米·比奇洛想，只要夜晚不到頭，除了待在這兒，世界上隨便哪兒他都不想去。
7
一九四八年秋天，多里戈·埃文斯在悉尼走下道格拉斯DC-3運輸機，看到她在等他，感到既驚駭又深受觸動。日本人、德國人或許在一九四五年屈服了，但多里戈·埃文斯還沒有也不打算屈服。他要英勇地繼續他的戰爭，熱情接受每個送上門來跟逆境、陰謀、風險外交、冒險行動打交道的機會。這些機會自然送上門來得越來越少。多年後，他覺得很難承認，在戰爭期間，他在某種本質意義上是自由的——雖然有三年半他是戰俘。
因此多里戈·埃文斯盡可能推遲回國，在遍及東南亞的各種部隊機構裡做事——經手遣返軍人、建陣亡者墓地、戰後重建等各項事宜。這樣工作了十九個月，資金用罄，他面臨一個選擇：繼續軍隊裡的常規職業還是考慮平民生活的諸多可能性。他完全不瞭解這些可能性會是什麼，但突然間它們似乎很有吸引力，而軍隊不再是無拘無束找樂子的短途旅行，它的失敗，它的勝利，還有活著的人——活著的人！——它們不斷地把既定的東西撕成碎條，把每樣緊實的東西溶解成空氣。財富、名氣、成功、吹捧——所有這些後來發生的事好像只會加劇那種漫無目的的感覺，他將在平民生活中體驗到這種感覺。他從未能向自己坦承，是死亡賦予過他的生活以意義。
“逆境使我們的潛質得以最好發揮，是平常日子在毀掉我們。”坐在他旁邊的那個矮胖的陣亡者墓地委員會軍官說——當時那架DC-3上下顛簸得非常厲害，正向下盤旋，穿過一陣強氣流，進入悉尼上空。
他穿過停機坪，向一小群他從未打過交道的陌生人走去，他決心已定，要有效應對他不熟悉的平民生活，在他們最後一次見面之後的七年間，他克服了那麼多障礙，這次也同樣——憑著魅力和勇氣，知道時間會很快沖刷掉之前做過的種種蠢事，時間好像對世間萬物都這樣，或者說在他看來如此。
“向前衝。”他對自己低聲說，同時把臉收聚成一個他認為被人看作是很有魅力的微笑。
一個按大眾標準說很漂亮的女人揮動著一隻戴手套的手，他知道這個手勢約定俗成的意思是傳達滿腔的感情，這些感情約定俗成——欣悅、狂喜、釋然——那是愛，他假定；是被確證的忠誠，他害怕。這些對他全值不得什麼，因為他對它們一無所感。雖然談了幾句，他認出她的聲音，但這兒的暑氣好像溫乎乎、空蕩蕩的，在習慣了亞洲必有的熱氣蒸騰之後，這空氣不知怎的讓他感到受挫；他們親吻，甚至到這時候，他還記不起她的名字。她的嘴唇似乎很乾，很讓人感覺受挫——像親吻塵屑——然後，謝天謝地，他終於記起來了。
“艾拉。”他說。
對，就是這個名字，他想。這名字感覺比銹鐵還被銷蝕得嚴重。
“噢——艾拉。”
“噢，艾拉。”他更柔聲地說，希望只要使勁說她的名字，說的次數夠多，別的什麼話——自圓其說的話，把這名字、他和他們連貫起來的話——或許會滾到舌尖上。但是沒有。艾拉·蘭斯伯瑞只是微笑。
“什麼也別說，親愛的，”她說，“不要說假惺惺的話。我不能忍受假惺惺的男人。”
“但我徹頭徹尾地假惺惺。除此之外，我什麼也不是。”他說。
他話音未落，她又在笑——索然無味，無所不知，又全然無知——他會發覺這笑越來越令他不快，那出乎意料的乾巴巴的嘴唇告訴他事情全安排好了，他什麼都不用擔心。他想起一九四一年他向她求過婚，為了親吻她的乳房。他記得那是最後一晚，大家將得知那晚是他出征前和艾拉共度的最後休假時間，他無法停下來不想艾米。為了從艾拉的追問中得到解脫——她問他為什麼還沒求婚——為了逃避他對艾米無休止的念想和由此而生的負罪感，他努力想在這迷徑交錯中找到脫身之計，結果被領到艾拉的乳溝，結果他不得不向她呈上那個高深莫測的疑團：“艾拉，你會跟我結婚嗎？”
她真的還不知道他那時其實在想什麼？她真的還不知道？
在她的乳房間他沒找到遺忘。跟艾拉相關的每樣東西只讓他越來越痛苦地想起艾米。那時他感到羞愧，現在他比羞愧還難受。
“就為了這個，我愛你，阿爾文。”她說。
阿爾文？有一會兒，他完全摸不清她說的是誰。然後，他記起阿爾文是他。這稱呼也感覺比生銹了還被銷蝕得嚴重。
“因為除了不假惺惺，你無所不是，無所不能。”
從她擁抱他的體態，在令人窒息又無法逃避的煙障中，接下來幾天他見到的所有人都確信他們要結婚了——七年前，在戰爭龐大嚇人的陰影中急匆匆行了訂婚禮，接著，他即將出征海外，目前人們相信，這毫無疑問會很快達至一個結果，這結果不再需要仔細思量和重新考慮。在這七年間，他經歷了幾次生命，而她唯一的生命——或者說在多里戈·埃文斯看來——奉獻給了一個關於他的觀念，他幾乎認不出這個觀念中的他來。他時不時地感到內心有種憤怒，叛逆，但他還感到從未有過的厭倦；讓更清晰顯明的公眾意願來安排生活？還是按他自己個人的、非理性的、毫無疑問被錯置的強烈恐懼來安排？前者似乎簡單得多。無論怎樣，他覺得他的頭腦是充滿恐懼的戰俘營。他賦予它一定的重要性，但不希望超出他所必須賦予的。他意識到身邊有那麼多人為了他的婚禮將至而興奮不已，他們比他清醒得多，理性得多，這清醒和理性與他越來越古怪的想法如此不協調，他讓自己屈服於他們的清醒和理性，盼著他們也許能把他拽進一個他未曾經歷的、更令人滿意的所在。孩子氣也是他天性的一部分，未曾經歷的未知事情帶來興奮感，總是吸引他，尤其當它們讓他害怕的時候。沒有什麼比跟艾拉·蘭斯伯瑞結婚更讓他害怕的，所以三周後他跟她結了婚——在酒精導致的恍惚中，穿著一件她選中的新西裝——之後，他總覺得他看上去裝腔作勢，跟他們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的婚禮一樣。
甚至到該親吻了，他又忘了他的名字，在她的香粉氣味中，他感到迷茫，然後，他終於想起來了。阿爾文，是的，就是這名字——“我，阿爾文。”他說。他轉身看她——臉上、身上全裝飾起來，框在蕾絲花邊和橘黃色花朵裡，但他看見的只有那張窄臉，奇怪的鼻子，總讓他有些反感，細細的彎眉毛，他看不到她有任何吸引力。“接受你，艾拉。”他更柔聲地說。而艾拉·蘭斯伯瑞——很快就是艾拉·埃文斯了——只是微笑，嘴唇微張，但什麼也沒說。
在婚禮後的招待會上，他想說，我不是阿爾文，我全是在假裝。但相反，他撒謊，他談起愛情，他說，經歷了長達七年的分離，愛情依然存在，七年是神秘的數字，配得上尤利西斯和他的隨從。雖然跟他類似的唯一古典英雄是神話裡的山羊——聽眾嘩然大笑——但艾拉真是他的珀涅羅珀，他很高興終於到達他的伊薩卡島——滿堂掌聲。
在接下來的全部生活中，他將服從客觀情勢和他人的期望，漸漸把壓力稱為責任，他跟這壓力格格不入。他對他的婚姻越覺得愧疚，對他開始當丈夫、後來做父親的失敗越覺得愧疚，他越是全身心從事只在公眾生活中才是有益的事，越像要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有益的事，職責所在，永遠都最容易到手的退路，躲也躲不過，正合他的心意，這些全都是別人期望於他的。一無是處、不道德的是他本人，他想——他第一次跟不是他妻子的女人睡覺，是在蜜月過後的第二個月，她是他妻子最好的朋友，名叫喬依·紐斯泰德，有著催人入眠的潮濕嘴唇，笑容狡黠。下午三點，在蘇連托，一個簡陋的木屋，其他人都不知哪兒去了，這正合適。
迄今為止，所有經歷都是拱門，透過它
微光閃耀著行者從未踏足的世界……
事後，他對她耳語，一根手指在蚊帳上面滑動，轉回身，朝向她，把頭放落下來，用下唇邊緣撥弄她深色的乳頭，誦讀丁尼生，呼吸輕柔，觸著她那只乳房：
……它的邊界退後
總在我走向它的時候
那天晚上有一個戶外烤肉晚會，肉掛在冷藏櫃裡，因為天氣熱開始變壞，儘管剛取消對肉的配給供應，好好兒的肉如果浪費，他們還是覺得難受。也許喝多了，也許喝得不夠多，他後來想，反正他頭很暈，肚子痛得像針扎。他覺得脹得滿滿的，繃得緊緊的——有些什麼橫插在他和艾拉之間，像龐然巨物，不道德又不見天日——從現在起，他不想有任何事瞞著艾拉，而喬依·紐斯泰德又妒忌多里戈關注她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他在幹什麼？他不懂。他希望被發覺？
牛肉被切成厚塊，在一床火熱的赤桉木炭上炙烤，但等他切進去，肉還沒全燒透，有一會兒，他又回到那兒，那一天，在季風雨中，在“計程器”期間，穿過營地去進行每日巡視的第二部分。接近潰瘍病人住的小棚，多里戈被籠罩在腐爛的肉散發的惡臭裡。他記起壞肉的臭氣那麼強烈，吉米·比奇洛會時不時必須到外面去嘔吐。
8
被判刑後，崔勝民被轉到樟宜P廳，在那兒，所有犯人作為同類住在一起——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他領到一件標有英文CD字樣的土棕色制服。有人告訴他這兩個字母意味著他被判了死刑。崔勝民注意到那兒的每個CD都像熱鍋上的螞蟻，想用這樣或那樣的活動填充時日，每個人看著都既不頹喪，也不明顯擔憂未來會發生什麼。他自己感覺一塊石頭落地，有些別的什麼東西正慢慢像裹屍布似的罩住他，他感覺這兩種情形都千真萬確，他一直都有說不清的害怕和自卑的情緒，它們似乎煙消雲散了，那些都不重要了，因為現在輪到他要被殺了。
每天早晨，他們被趕出牢房，被迫洗漱，開始又一天填滿空虛的時間。他們不穿襯衣，坐在牢房圍起的熱得像烤爐的廊道裡要麼下圍棋，要麼下象棋，要麼重讀手頭上的幾本書或某本雜誌，要麼獨自坐著。每隔幾周，一個印度籍上尉會過來宣佈處決令，他戴銀絲邊眼鏡，鏡片後亮晶晶的蝌蚪眼慢悠悠地左右游動。犯人們會一言不發地等著，嚇得一動不動，想知道要死的是誰，聽到不是自己而是旁邊那個人，每個人都如釋重負。
印度籍上尉第三次到訪，崔勝民知道他要死了，這不是因為他自己有這樣的感覺，在那個時刻，他好像什麼感覺也沒有。他也不是從遞給他的那張紙上知道的。他拿著那張紙，有人告訴他紙上寫著什麼，但他無法把他自己、他的命跟那內容聯起來。
他抬頭四下看P廳。那是一張紙，一點兒價值沒有，而他是一個男人。一個男人有價值，很重要，崔勝民在心裡這樣理論。一個男人充滿那麼多念頭，那麼多變化，崔勝民想說。一個男人，無論好壞，都意義重大。這個毫無價值、永不變化的東西不可能意味著在他內心裡活動變化的東西的終結善的、惡的、宏大的。
然而，它的確意味著這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