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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今世

我們行走在地獄的屋頂

凝視繁花

——小林一茶

1

中村天智的嗓子沙啞幾個星期了,為了他在代理的賬目部副經理職位,他接受了一次長時間面談,之後,他摩挲僵硬的脖子,摸到一個不正常的腫塊,嗓子自此就沙啞了。他沒在意,他確實沒有時間精力去在意,他在人事部門的工作比任何時候都忙,他又很可能要升到高級主管的職位,讓自己記掛病痛不可能不對升職產生負面影響。

但嗓子更疼了。開始時,他覺得吞嚥很痛,他把食量減到最低,主要靠喝醬湯維持。直到開始咳血,他才改變想法去看醫生。診斷結果板上釘釘:中村得了喉癌。

腫瘤被割除,手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嗓音,但中村毫無怨悔地承受了這個打擊。他已經把自己看作倖存者,微弱尖細的嗓音成了他隨身佩戴的榮譽標記。他覺得蒙受恩寵超乎他相信他所應得的。可是三個月後,把手指沿脖子摸過,他摸到一個小突起,緊致又不尋常。他把這件事置之腦後。但突起在變大,他經歷更多手術,伴隨化療,化療導致他虛弱衰老得遠超過他的年紀。唾液腺被毀,現在只能吞流食,甚至連這都很困難。通過這次磨難,他認識到郁子是一個多麼特別的女人。她全身心投入對他的護理中,無論多困難,永遠明媚悅人,她似乎不在意他身體乾巴巴的,還有氣味。在對身體的損傷中恢復的過程裡,他強烈地意識到她聞著總那麼清新甜美,皮膚總那麼光潔亮麗,好像她的身體是全部美好東西的總和。有時他被她散發的健康圓滿深深打動,她沒完沒了、懶洋洋的微笑好像把這種健康圓滿體現到了極致。

每天早晨離家上班前,她都會早起兩小時——為了把他需要的東西全安頓好。他欽佩她講求實際的天性,但只有她的身影和觸摸讓他覺得自己離不開。過了一段時間,為了讓她挨著他坐,為了讓她把手指背面輕輕滑過他的側臉,他願意使出千方百計,不計任何代價。雖然她覺得這樣坐著什麼也不做——她是這麼說——純粹是浪費時間,但這種無所事事卻是中村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東西。在這樣的時候,他感覺不到害怕,疼痛在短時間內又可以忍受,他很納悶怎麼會這麼長時間對妻子的好品行視若無睹。

還有更多:妻子的好品行帶出那麼多他身上的好品行。他不哼不哈地忍受病痛,還有幽默感。他找時間去看望其他病得比他重的人,竟然還替一個為老人送飯的慈善機構做事。他更好心,更體諒別人:家人,朋友,鄰居,甚至陌生人。從自身發掘出這樣的善良品行,中村天智很吃驚。我是好人,他考慮後得出結論。這給予他無比的安慰和面對癌症的處變不驚,後者讓認識他的人全都驚歎不已。

2

正當虛弱的中村天智在恢復體力期間,正當他認識到他在生活中蒙受了多少恩寵時,一封來自友川亞紀的信找到了他,在鐵道上,這個人是他分隊中的一員。這個他原先手下的下士找他的指揮官找了很多年,信中寫道,他希望這封信或許終於把他找到了。

友川狹隘諂媚,過去總讓中村惱火,但現在他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他原先手下的下士,他把他看作一個和他共過甘苦的高尚好人。中村也被他的忠誠感動了,在他看來,這忠誠跟妻子的良善似乎同類,跟每晚都坐下同他講話的女兒的良善似乎也同類,它要求他必須用行動來回報其好意。自從那天在新宿區羅生門從疑犯名單上讀到他的名字,中村就定下準則,避免跟原先的同伴有任何接觸;除了最後為幸田工作這件鬼使神差似的事,他迄今為止一直堅守這一準則。

但眼下,他覺得這種態度非常自私,非常荒謬。盟軍施行報復的時期早過去了。幾經遷移,現住北海道北島的友川好像找到了他們原先同事中的很多人,好像還瞭解到他們彼此各異、被改變的命運。而且,他們原先團裡的鐵路工程師甚至組團回過泰國,這個以前被稱作暹羅的地方,找到了一九四四年駛完暹羅到緬甸全程的第一列火車頭正生銹的殼子。他們在對它進行修復,最終目的是把它運回日本。

得知這一驚人之舉,中村天智意識到,在他隨年齡漸長而累積的福祉中,也包括他不再需要害怕了。隨著畏懼的消失,他希望對自己感到驕傲,希望分享其他人的驕傲。友川的來信標誌了他心路歷程中的一個時刻,他終於從畏懼的羈勒中逃脫了,從在新宿區羅生門的那一天起,他一直都生活在這羈勒之下。中村決定,儘管生病,他也要到遙遠北方嚴冷的札幌,去再見一次他原先的弟兄。

到達時正值隆冬,為札幌年度冰雪節要做的準備正如火如荼地在進行。中村從電視上知道一九六六年冰雪節主題是變得非常受歡迎的日本電影和電視中的怪獸。從札幌機場坐出租車前往友川公寓,他看到日本自衛隊的士兵在幫著製作奇大無比的冰雕。

司機一定要在開過時點出它們的名字:加美拉,吐火的海龜;哥斯拉,機器巨獸;生著龐大額頭、上齒凸出的紅眼鏡蛇;魔斯拉,奇大無比的毛毛蟲;長著大頭和觸鬚的斷頭台皇帝。這些名字沒有一個對中村有哪怕一丁點兒意義,然而他欣賞這精湛的日本工藝。

友川住在一所政府高層住宅樓裡,中村在樓區中迷了路。等找到那個單元,尋找的過程和天氣的寒冷已經使他筋疲力盡。友川!再見他有多好!他胖些、禿些,甚至還矮些了,中村想,但還是那個腦袋像白蘿蔔的友川,即便這白蘿蔔也沾上一些他臉上斑駁的黃褐斑,讓中村覺得類似爬行類動物。就算他仍然有些讓人不舒服,友川見到過去的長官那麼高興,那麼坦誠,那麼毫不做作,中村當下決心要把友川身上他原先認為令人惱火的東西看作是可親愛的,甚至還討人喜歡。

友川太太比友川還矮,而且很遺憾,她下齒咬合在上齒前面,這使她有時給人印象在把正說的話吃下去,而不是在講話。儘管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她信心十足,就中村的喜好而言,她在這方面表現得有些過分,但他寧願把她冒昧地跟他套近乎看作是證明她熱情、善良,看作是突顯了友川太太作為一個獨特的女人的為人品質。

“您真是一個多才的人,指揮官。”友川太太說,一邊領他走進會客室,會客室裝修成西洋風格,其點睛之筆是兩張非常大的軟乎乎的扶手椅。“您不僅是一個軍人,商人,還是咱們自己的北齋!”

中村天智用一個微笑來掩飾他的困惑,他不能肯定她是把他跟那位不朽的畫家弄混了,還是只不過把半個詞吃下去了。但她弄混了。

“您還畫畫兒嗎,指揮官?”

她拿著一張部隊明信片,把它遞給中村,上面畫著友川一九四三年在鐵路上時的小像。很顯然,友川太太認為小像是中村畫的,因為在卡片背面,中村寫了問候語和很短的留言,說友川身體棒得不能再棒。

外面,雪雲堆積,天色暗黑。

“對不起,但我必須休息一會兒。”中村說。

他說要坐下。他發現西式扶手椅在精神層面上很粗陋,在實用層面上很不適,坐在裡面好像被什麼怪物摟得喘不過氣。旅行比他所能預期的更讓他疲憊,還有嗎啡,為了這次旅行,他試著把劑量減到最低,這樣他就不會看著神智昏然,它好像比平常對他的影響還大。

他體驗到一種奇怪的漂移和分離的感覺,並不全然讓他不舒服,他變得對室內每個聲音、每種氣味,甚至空氣流動都有強烈意識。傢俱陳設成了活物,連糟糕的扶手椅都是活的,他覺得對一切洞徹無遺,但每次他想把這感覺訴諸言辭,它都離他而去。他突然想回家,但他知道,不等造訪友川夫婦的虛文浮禮全部完成,他不可能回家。他繼續閉著眼睛,意識到環繞週遭,人世間活著,那感覺就像他從沒意識到它活過似的,當他終於把自己向這喜樂開放時,他意識到他要死了。

3

多里戈·埃文斯中年發胖,看上去變得體型闊大,任情善變,好像在各種意義上都過分誇張、過度緊張了,好像“收音機音量被上調到十一”,艾拉喜歡這麼說,近在眼前讓人感到威脅,但又保持一種古怪的距離,眼神奇怪,充滿疑問。對他的崇拜者來說,這表現了魅力,甚至高雅。對想把他從尊榮的高位拉下來的人來說,這又表現了他令人氣憤的與眾不同。他男人氣質的堅定沒變。他知道,配上身高和人到中年的上體前傾,這堅定經常被誤解為不苟言笑,他對誤解帶來的掩蔽不是不心懷感激。

戰後幾十年,他感覺他的靈魂在睡覺,儘管他盡力想喚醒它,通過不間斷、有時同時並進的婚外遇的驚情冒險,通過感情爆發,通過沒頭沒腦地同情別人,也通過膽大妄為的外科手術,但這些都不起作用。它繼續沉睡。他尊崇現實,作為醫生,他宣講現實,努力把它付諸實踐。他實際上不信任靈魂的存在。法老式奴隸制擁有一位神聖的太陽王的巔峰時期,他曾經是那體制中的一員,這使他把非現實看作生存中最強大的力量。他感覺目前生活是一個不朽的非現實,使他感到驚悚,感到困惑;在其中,每樣不要緊的東西,職業野心、對地位的個人追求、牆紙的顏色、辦公室的大小,或者有關專人專用停車位的問題,都被賦予最重大的意義;不知為什麼,每樣要緊的東西:快感、喜樂、友誼、愛情,都被看作不相關或不重要。在多數情況下,這讓他感到無聊,一般說來,這讓他覺得怪異。

他發現自己不再害怕封閉的空間、人群、街車、火車,所有把他向內心擠壓、把光屏蔽在外的東西,但他把許多別的看作對那光的避諱。他已經見過太多,不會再被餘下的填充物嚇到,它們填充夜晚、白天、歲月,有時還有生命中最好的部分,但他確實覺得這填充物很無聊。儘管如此,他依然能對付,也對付了——數不清的紀念宴會,籌款早餐,慈善活動,雪莉酒會,以及應酬晚宴令人眩暈的恐怖,後來,在醫院和大學理事會的會議上,在爭取到他做贊助人的慈善機構、俱樂部和協會的會議上。

所有的人和事都讓他感到無聊。艾拉讓他感到無聊。艾拉的朋友讓他感到無聊。家帶來一陣令人疲倦的頭疼。他讓自己感到無聊。常規手術越來越無聊,他知道特例手術應該盡量向常規手術轉化,非常規病例才發生併發症,才出錯,生命被毀或陡然終結,有時又被救過來。婚外情的性讓他感到無聊,他猜想這是為什麼他越來越熱切地追逐它們,幻想在某個地方肯定有某個人能打破這使他心如槁木死灰的咒語,打破他難以解釋的靈魂的睡眠。時不時地,一個女人會誤會他,幻想與他共度未來生活。他會馬上從她腦中驅除這個不健康的浪漫理想。從那以後,她們認為他只對肉體快感有興趣,事實上,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他覺得乏味。

他越向前衝,風車就向後退得越遠。他想起希臘人對懲罰的構想,在你最渴望得到的東西上,你不斷受挫。西西弗斯把岩石成功地推到懸崖頂上,只是為了它再次落下,回到原處,他不得不返回山腳下,第二天重複做同樣的工作。永遠又渴又餓的坦塔羅斯把諸神的食物帶給人類,因此受到詛咒:他站在湖邊,每次俯身喝水,水都退走;頭頂壓滿果實的枝幹,每次伸手取食,果實都升到他夠不著的高處。多里戈得出結論,或許地獄就這樣,相同的失敗被重複無數遍,或許他已經在地獄裡。蘇格拉底在喝下毒堇汁死去時發現靈魂不死,像他一樣,多里戈在真愛缺席的情境下發現真愛:當他跟不是艾米的其他女人在一起的時候。

當熱情開始離開他,他轉向感官享受的劇場,他發現比起不加裝飾的性,它更讓人沮喪。荒誕可笑,令人難以置信,也肯定不屬於墨爾本社交活動中可談的話題——這些活動是他生活其中的社會環境。他寧願在別人面前他嘲笑過自己,但這不可能。

他知道,在他內心裡,有一種沉睡的、威力巨大的躁動不安藏得很深很遠,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觸到,它也是一種空虛,一種未完成之事。他喝酒,他怎麼會不喝?午飯喝一點兒葡萄酒,有時喝早茶加一杯威士忌,晚飯前一兩杯內克羅尼雞尾酒(在大阪跟佔領軍一起,他從一位美國少校那兒學到這個習慣),吃晚飯喝葡萄酒,晚飯後白蘭地和威士忌,之後,更多點兒威士忌,再後來,又更多點兒威士忌。他的陰沉脾氣更加無法預測,無法控制,有時很惡毒。像冬天裡的獅子,用他的言語,他的漠然,他的盛怒傷害艾拉,這盛怒針對的是她的愛情和勤謹。她父親的葬禮結束後,他無緣無故或者甚至出於惡意地向她吼叫。他想要愛她,他希望他能愛她,他害怕他真的愛她,但不是以一個男人該愛他妻子的方式在愛;他想傷害她,直到她跟他達成共識,承認他跟她不合適;他想得到一個回應,這回應或許能把他從睡眠中劫取出來。他等待一個根本不會到來的結局。她的受傷,她的痛苦,她的眼淚,她的悲傷,沒有結束他靈魂的休眠,反而加深了它。

4

艾拉不能理解沒有愛的生活。她曾經被父母愛著,她回報他們以深愛。愛是她的全部,她一直尋找可傾注愛的對象。她傾聽多里戈談在醫院碰到的問題,他失去一個病人時,她同他一起悲悼。她分擔他跟蠢官僚作對所受的罪,他說這些官僚不僅會要他的命,還會毀掉澳大利亞醫療事業,他跟那些不贊同他的外科醫生做鬥爭,她分擔他在鬥爭中受的罪。

她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年事稍長的女人,漆黑的頭髮染過後更加出眾,皮膚黝黑,其他女人欽佩她高雅的平和氣質和著裝風格,欽佩她對人的同情心,欽佩她隨和的天性。不知是因為體態豐滿還是膚色光潔,她的外表充滿活力,這使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男人們喜歡她看起來的樣子,她活動時的樣子,夏天裡她黝黑的腿,以及她用心聽這些男人談他們自己時微笑的樣子。她唯一的瑕疵是鼻尖微微上翹,不知為什麼,這使她的臉從某些角度看幾乎像漫畫。大多數人根本沒注意到,但隨著年月逝去,多里戈越來越經常地看到它,直到有時候,比如早上剛睜眼,或下班後剛回家,除了這鼻子,他幾乎看不到她別的。

她那麼相信多里戈和多里戈生命中好的東西,以至於她重複著他的看法,好像這些是她自己的看法,她這麼做總讓他感覺受挫。“該死的官僚活見鬼,他們不只會要病人的命。”她會說。要麼她會開始絮叨蠢大夫在醫療方面如何孤陋寡聞,還會提供一些細節。

他聽著,他只能看見她稍微上翹的鼻子,還有鼻子怎樣使她的臉看上去令人發笑,這張臉曾經看著非常美麗,他想她其實根本沒那麼美,正相反,她長得很怪。每次聽她重複一個月前或一星期前他說過的話,他都會對這話的平庸無奇感到吃驚,又對她重複這些話表現出的忠誠深感詫異。然而,如果她當時大膽暗示他說的話平庸愚蠢,他會怒不可遏。他想要她跟他意見一致,但像這樣無條件得到他想要的,他又鄙視它。

有關孩子的事她也會跟他意見一致,這讓多里戈很惱火。

“父母的責任是養育,他們的責任是生活。”他會對她說。

說完了,他會盡力藏起他的不滿,為了不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她的鼻尖上,不得不把視線從她臉上移開——

“但我跟你想法一樣,”她會說,“真的一模一樣。如果父母不養育孩子,我們在這兒幹什麼?”

多里戈,孩子們,她的朋友,以及她非直系的親屬,他們是她憑直覺瞭解世界的途徑。這世界有他們比沒他們是廣大得多、神奇得多的地方。儘管她希望從多里戈那兒得到愛的回報,儘管在希望中她失望了,她並不覺得沒有他的愛是不去愛他的理由。問題在於她愛他。她的愛沒理由,也永遠不會被理性說服而放棄。儘管渴望得到相應的回饋,在終極意義上,她的愛對此並不強求。

但當他夜不歸宿時,她會醒著躺在床上,無法入睡。她會想著他跟她,感到排山倒海的悲哀。她也許是一個依賴型的女人,但絕不愚蠢。她重複他的話,模擬他的看法,不是因為她沒有自己的想法,而是她希望按他人的意願來生活,這是她的天性。如果沒有愛,世界是什麼?只有目的、手段、光亮、黑暗。

該死的官僚見鬼去。蠢大夫。噢,那個差勁得不能再差勁的男人,她會說。一說再說。然後,難以解釋地,她會哭起來,直哭到再也哭不出來。

5

中村天智有幾分鐘一言不發。他努力想記起那個參戰前他對之充滿信心的日本,他曾經為之服務。然而,想起戰俘在暹羅給他和他的手下畫肖像,他被困擾了,但為什麼這回憶困擾了他?他根本不知道。因為回憶很費力,或者由於嗎啡的藥效,無論他剛才在想什麼,他緊接著就把它們置諸腦後。他能想起的事都在視線之外,被凍結的怪獸在隱約中掌控著這座城市,在來友川家的路上途經的怪獸,在返回機場的途中會再次經過機場下面的怪獸。他意識到友川在對他講話,他想集中注意力,但目前怪獸好像在房間裡。

“您知道,”友川說,但友川看著像怪獸加美拉,“剛開始我嚇死了,怕他們會點我當戰犯。過去我常想,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他們只在乎我們對盟軍俘虜幹的事。”

中村聽見那聲音是友川,但看見的是巨龜嘴裡在噴火。

“我想到了我們在偽滿洲國對中國人幹的事。”海龜在說,帶著地獄硫黃火的呼吸。

中村立刻全醒了,不安地四下望,但他意識到友川太太在廚房裡,聽不到這些話。

“啊,您全記得,我肯定。”巨龜繼續說,中村必須提醒自己眼裡的巨龜事實上是友川。“所以,我認為戰俘過得挺舒服的,他們靠鐵路和我們取得那麼大成就,他們應該驕傲。但為了戰俘把我們吊死,而不是為我們對中國人幹的事,真的,再怎樣也說不通,反正我這麼想。”

友川太太端著吃的回到屋裡,友川突然間看著又像人了,他換了話題。但中村不能不想友川的話,還有包含其中的常識性智慧。他們用十五個月建成一條鐵路,英國人說用五倍於它的時間都不能建成。他揉著脖子,在那兒,新長出的腫塊甚至在當天又變大了一些,或者說在中村看來是這樣,他堅信他能感覺腫塊在他體內越長越大,在吞噬他,在每天的每小時,在每小時的每分鐘。當然,他盡力不去感覺它。經過努力,他能夠不去想它,而把心思轉而集中在越來越令他揪心的題目上:戰爭,因為它在他身心裡也正愈演愈烈。

他們曾經與疾病、飢餓、盟軍空襲對抗。讓病人做工不容易,但如果單純依賴少到幾乎不存在的幾個健康人,鐵路怎麼可能建成?他明白,先前他有可能被控殺害也許成百的“勞務者”和戰俘。多少人?他壓根兒不知道。

但在沒有盡頭的叢林裡,交通困難,每一天都伴隨著疾病死亡,他堅信靠著獻身精神和榮譽感,他懷著尊敬無私地履行了他的職責。鐵路是大和魂的捷報。他們取得了大和魂能夠在技術高強的歐洲人連試都沒敢試的事情上取得勝利。沒能力造出修路所需的鐵料,他們戰略性地拆卸了全帝國境內那些不重要的鐵路線——在爪哇、新加坡和馬來亞——把它們運到暹羅。缺乏大型建設所需的機械設備,他們求諸於精神作用於肉體所能產生的奇跡。要讓不再死人不是他力所能及的,因為為了天皇,鐵路必須建成,採取任何其他途徑,鐵路都不可能建成。懷著一種讓他覺得自己很高尚的哀傷之情,他憶起他和友川的弟兄,包括在叢林裡死於疾病的,也包括後來被美國人吊死的兄弟們。

他的思緒迅速跑開,迅疾奔向童年時代,他盡力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這個孩子依照不言而喻的自然秩序和諧地生活。但他知道他不再是那個孩子——不知為何,他在某個地方與那孩子對世界的理解斷裂了。他再次聽到郁子的聲音,看到那傻得讓人生氣的笑容,一種羞恥感充溢了他整個人,那也是恐懼。他先前覺得正確、真實的全是錯的、假的,跟它們一道,他也成了錯的、假的。但怎麼可能這樣?一個人的一生怎麼可能到了如此境地?他開始害怕就要來臨的死亡,害怕不是因為他會死,而是因為他感覺到他從沒真正像他所願望的那樣活過。中村天智不理解為什麼會這樣。

他的妻子、女兒愛他內心的善良,為蚊子保命的善良。這種善良不像郁子的耐心護理——上班前早起兩小時,還用手指觸摸他的臉頰。為了他,中村狂暴地殺過人,也會心甘情願地自殺。他告訴自己,通過服務於這種至大無極的善,他發現他不是單獨一個人,而是很多人,他會做出最駭人聽聞的、在其他情況下他或許看作邪惡的事。他愛詩勝過一切。

然而,這首詩變成了恐怖、怪獸和屍體,怎麼會這樣?他盡力不想去細究。他知道他曾經在自己身上發掘出幾乎無窮盡的扼殺憐憫的能力,用他覺得直白爽快的方式從殘酷中取樂。有一刻,友川家悶熱的扶手椅正把他吃進去,他想:如果這是給最可怕的邪惡配備的面具,那怎麼辦?

這想法太恐怖,他不能多想。在一個越來越少的神智清醒的時刻,中村意識到,在他體內將要進行的不是一場生死之間的較量,而是另一種較量,一方是他有關自己是一個好人的夢想,另一方是由冰制怪獸和緩慢爬行的屍體組成的噩夢。他鐵一般的意志力曾經在暹羅叢林、在新宿區羅生門、在日本血液銀行幫了他那麼大的忙,以同樣的意志力,他決心從現在起必須把他一生的事業理解為做好人的事業。

他的頭腦突然平靜了。他過去出力總是為了帝國和天皇的利益。他希望告訴孩子們,他將要安靜地到死者的王國裡去,帶著善良願望,在那兒,他的父母和弟兄們在等他。然而,要繼續認為他自己是善良的正變得越來越難。這想法就要全面崩潰——當郁子撫摸他,當看到她的皮膚在她的年紀還依然美麗,她稍顯傻氣的微笑。他本能地懂得了,從本質上說,他並不擁有她的善良。他盡量回想生命中的好事那些與天皇意志無關,與軍令和權威無關的好事,用這些來建構另類的關於善的看法,這看法也許能提供證據證明一種美好生活。他記得自己曾向一位澳大利亞大夫提供奎寧。他對一次毆打表現的暴力感到絕望。但這些記憶被一種普遍的絕望的感覺取代了,混溶著骨瘦如柴的生物在雨裡、泥裡爬行的意象;除了怪獸,他開始看到友川公寓裡也到處爬行著屍首——在無休止的雨中,在地獄的烈火中。中村天智懂得了,當迎接死亡的時候,那些棲身於糟糕的身體裡的人不比將很快要迎接自己死亡的他更想死。

“您記得那個畫畫兒的俘虜吧?”友川問,“我告訴過她,畫畫兒的不是您,但她根本聽不進去。畫畫兒的是一個澳大利亞人。他過去跟那個中士打得火熱。那個中士總唱一首關於夜晚的歌。關於我們,他們講的故事多嚇人!但俘虜還唱歌——情況沒那麼糟吧。”

我們是怎麼活的,中村想。

“那是我生活中最快活的日子。”友川說。

在中村思想的界域之外,白雪成陣,無邊無際橫掃世界,正抹除所有存在。很快他會死去,所有好的,所有壞的,全歸於虛無。怪獸會融化,流入黑色大洋。有一刻,他想他聞到滴滴涕,看到很多:佐籐從棋盤上抬起頭要說什麼,虱子逃離死了的男孩的身體,一個根本不像人的人猛地癱倒在叢林空地的淤泥裡。他有一種實現感,好像他的生命逃脫了其命定的軌跡。身體猛地抽動一下,他醒了。他完全不知道他睡了多久。

“來一些鯉魚壽司吧,指揮官?”友川太太用奇怪的方式法問他——半像是說話,半像是咀嚼。

中村覺得感情完全麻木,但身體在顫抖,他想像美國人心臟被放在上面,醫院的稱重儀曾經一度這樣顫抖。

“我從市場上買的。有點兒鹹味,但我們喜歡稍微帶點兒鹹味的鯉魚壽司。”

中村搖搖頭。

第二年春天,友川夫婦收到中村太太寄來的卡片,說她丈夫去世了。她沒對他們提到他的臨終譫語,他為細枝末節就發作的壞脾氣,還有他對看護他的她和她女兒的惡毒攻擊,連撫摸他的臉頰或只是微笑這樣最單純的事,他都會攻擊她們。她反而寫道,在他去世的前一晚,他知道他的時間不多了,在某種程度上,他是一個業餘詩人,也是要遵從傳統,急切地寫下他的辭世詩。

“到死都是一個謙卑的人,”中村太太繼續寫道,“他冥思苦想幾個小時,但病痛讓他很虛弱了,他得出結論說,辭世詩要寫得超過百花非他所能,百花把他要表達的情感已經都表達了,但表達得要美得多,他無論多努力都達不到。”中村太太又說,她覺得中村先生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是受了年前訪問冬天札幌的啟發,因此,她隨信寄給他們一份。中村太太最後說,他死的時候,家人都在身邊,他們知道他是好人,看到動物受苦都於心不忍。他確信他受神庇佑,很幸運,度過了美好的一生。

友川太太拿起那張抄錄了辭世詩的分頁,向她丈夫大聲念出來:

冬冰

融入清水——

清澈的是我的心。

6

“有時我想他是世界上最孤獨的男人。”有一天,在招待外科醫師協會執行委員會的晚宴上,艾拉·埃文斯公開這麼說。所有人都笑了。親愛的老夥計多瑞?她想他們在想。所有男人最好的朋友,所有女人私密慾望的對象?

但他堅信她知道。在婚姻裡,他是孤獨的;跟孩子在一起,他是孤獨的;在外科手術室,他是孤獨的;在他加入的醫學、休閒、慈善和退伍軍人組織裡,他是孤獨的;在千名戰俘集會上發表講話,他是孤獨的。環抱他的是內容被抽乾的空洞,他人無法進入的真空罩住了這個對同事友善尊重出了名的人,好像他已經生活在一個跟此地不同的地方,他永遠不願從中逃離——一個永遠在解開又捲折起來的無邊際的夢想,或者說,一個總也做不完的噩夢,很難知道兩者之間到底是哪一個。他是一座燈塔,燈塔的燈不能重新點燃。在夢裡,他聽見媽媽從廚房裡叫他:“孩子,到這兒來,孩子。”但他走進去,裡面又黑又冷,燒焦的屋樑和灰,聞到煤氣味,沒人在家。

然而,多里戈·埃文斯不把他的婚姻看作荒原。遠非如此。原因之一是他強烈感覺到把他的婚姻看作失敗或想著他沒愛過艾拉都於事無補。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在致力養成愛情,以一種包辦婚姻講求實際的態度——這婚姻誠然是由他們自己包辦的。他剛認識艾拉時,每個人都想著他們會結婚,他就只把她看作一個很可能會成為他妻子的女人。他年輕,缺乏歷練,認為愛情或多或少就是婚姻織錦一樣繡上詩句。給一個顯然會成為成功人士的男人做妻子,艾拉似乎無可挑剔:充滿愛心,耽溺於情,甚至比他還鐵了心要看到他發達。艾拉遵從習俗,又跟文學鉚在一起。他假定這些就是愛情;雖然婚後這些很快顯得不夠,但他相信婚姻必須維持下去。

接下來,在生孩子期間,艾拉的身體變成了光彩煥發的循環往復,豐滿的乳房和黑色乳頭令人驚歎,想法出人意料,散發的靈氣不易解釋,但絕不乏味,他那時非常愛她。當他外遇頻繁到她不再能忍受跟他做愛時,他會緊靠她的背,聞著她的氣息,體驗一種他在其他情形下體會不到的內心寧靜。他沒有費工夫向她解釋——對他來說,跟人發生性關係不是對她不忠,跟別人一同入睡才是對她不忠。他永遠不會跟別人一同入睡。

三個孩子——傑西卡、瑪麗、斯圖爾特——朝著異域或遠方航行得越遠,他就越深沉地愛他們。他的態度是一種溫存、善意的漠視,他沒料到他們會在彼此間戲劇化地重現他跟艾拉的關係。他覺得他們對彼此的敵意和冷漠難以忍受,這使他心碎,他希望這不會長久,看到他們重演他對艾拉表現的殘酷狠心,他懇求他們不要這樣。他承認自己不適合做父親,但他堅持到底,因為在所有事情上他都堅持到底。他不知道這是否是臣服於他自己從不示人的內心恐懼。

跟他人共處時,他和艾拉狀態最好,他們都覺得彼此令人欽敬——甚至“可愛極了,可愛極了!”——在一次晚宴上,他聽到艾拉這麼說。為了她跟他在一起,他欽佩她,可憐她。他聽到她滿心真誠地對朋友說戰爭和戰俘營不放過他。她似乎想把他解釋成一個悲劇,他目睹過很多悲劇,看到她竟然如此天真,如此自我誇飾,不惜把她丈夫變成加諸其上的又一個悲劇,他感到氣憤。他希望她乾脆咒罵他,因為他已經變成一個混蛋。但艾拉會覺得這麼做太直截了當,再說,她以自己的方式在愛他,那就是說,儘管他早已自暴自棄,她還是拒絕放棄對他的期望。她開始把頭髮剪成像弗朗索瓦斯·哈代38,還抽起紫色壽百年香煙,想造就一種時髦有品位的距離感,指望它也許對他有魅惑力——這距離感證明對別的男人有魅惑力。她的脆弱一直最讓他好奇,這脆弱一如既往——儘管越來越多地包裹在香氣四溢的煙霧中,這煙霧令他嫌惡。

“你想要什麼?”艾拉會問,一邊從唇上取下壽百年——這個問題確實沒答案。如果他撒謊說什麼也不要,或者撒謊說要寧靜,或者撒謊說要你,或者撒謊說要我們,她會說:“但你到底要什麼,阿爾文?告訴我,什麼?什麼?”

確實,要什麼?他想知道。

“只是身體,性,是嗎?”她說,她的平靜遠比憤怒傷他傷得厲害。“就是要弄濕你下面?”她說,“是嗎?”

她的平靜,她惡毒的開放坦誠,她不可估量的悲哀,她變成這樣是因為他嗎?

“你想要的就這些?”艾拉會說,一邊噴出更多壽百年,“就這些?”

就這些?他恨死那煙霧了。他擔心他使她變粗糙了,她過去絕不這樣。他想著世界這樣安排,結果人類文明每天犯下罪行——一個人犯下這些罪行會被終生監禁。他想人們對這現象見怪不怪,要麼不理不睬,把它稱為時事或政治或戰爭,要麼辟出一個跟人類文明無涉的空間,把它叫做私人生活。在這種生活中,他們越是跟人類文明分割開來,這種生活就越成了一種內心生活,他們就越感到自由。但事情不是這樣。你從來不能擺脫這個世界的影響,分享生活就是分擔罪責。沒有什麼能消解他的感受。他抬頭看著艾拉。

“就這些?”艾拉說。

“不是這樣。”他說。

他回答的用詞聽起來做作僵硬,令人難以相信,兩個人都這麼覺得,更糟的是它聽起來缺乏說服力,她只是搖搖頭。雖然她那麼說,她總寧願聽到令人信服的謊言,也不要聽缺乏說服力的真理。

除了新近養成的開放坦誠,人到中年的艾拉開始習慣用味道濃烈的香水,那味道跟壽百年煙氣形成的滯悶絞纏起來,賦予她週身一種氛圍,他發覺這氛圍偶爾讓他興奮,甚至很色情,但大部分時候,而且越來越經常,讓他感覺不新鮮,讓他像被幽閉似的透不過氣來,像塞滿要專贈給慈善機構舊衣服的衣櫥。他真希望她不要用那香水,不要抽壽百年,不要把頭髮做成像弗朗索瓦斯·哈代。因為他體會到這些是偽裝,一個用她的勇氣、她的驕傲、她巨大的哀傷拼接而成的偽裝,那麼令人痛苦,在家中四處震顫。他多麼希望他沒有使她變得心如鐵石。

7

跟艾拉在一起的最初幾年,他經常想著艾米。他想知道他跟艾米經歷的是什麼。他完全不知道。它似乎是一種超乎於愛情之上的力量。他回想他們第一次見面,覺得很平常。他注意到她嘴唇上方的痣被塵粒遮蔽得模糊了,不是因為她漂亮,而是因為透過飄滿塵粒的光柱,她給他很深的印象。他想著他們奇怪的對話,不是因為它讓他意亂神迷,而是因為它讓他隱約覺得開心好玩。他記得第二天回店裡去買卡圖盧斯詩集,他記憶最深的是書,而不是她。跟戴紅茶花女孩的偶遇是新奇有趣的邂逅,他認為他會很快忘掉。

如果說戰後最初幾年他沒忘記她是千真萬確的,同樣千真萬確的是有一段時間,艾米曾是他生存的全部理由,那麼,現在她開始在他腦中隱去也千真萬確。記憶會導致災難,他想從中逃脫,在此過程中,他發現追尋過往不可避免地只會導致更大損失,他感到極度悲哀。在腦中存留一個姿態、一種氣息、一個微笑就是把它澆鑄成不能變化的東西,一個石膏制的死亡面具,一碰它就會在指間碎掉,再變成塵屑。在過去這些年裡,他對艾米的記憶在霧化,艾拉成了他最堅不可摧的盟友和最信賴的顧問。被激怒時,她安撫他,遇到阻礙時,她鼓勵他,就這樣,一點兒又一點兒,一件事又一件事,在生命的翻騰和泥石流中,他對艾米的記憶被緩緩掩埋,直到他根本很難想起關於她的事情。整整幾星期過去,然後,他意識到他沒想過她,接著變成月份,再接著,連著幾個月過去,他都沒特別想到過她。在自己身上,他開始聞到那種古怪的復合氣味,來自共享的瑣屑物事——食物、毛巾、餐具和杯子,一種由共同奉行的生活樣態結合而成的目的性——在基思·馬爾瓦尼身上聞到這氣味,他曾經覺得很倒胃口。

在他和艾拉之間生成了一種經驗上的協作關係,好像撫育孩子,致力通過實用溫情的方式支持彼此,後來變成幾十年的私下談話,以及屑小的私人細節,對方醒來時的體味,孩子不舒服時對方呼吸顫抖的聲音,很多次生病,很多哀怨關懷,柔情,無法預測,不請自來,好像這些都比愛情——無論它是什麼——更有約束力,更意義重大,更毋庸置疑。他跟艾拉綁在一起了。然而,在多里戈·埃文斯身上,這一切生成了一種最絕對徹底、最牢不可破的孤獨感,如此喧囂,如此堅執,以至於他一次又一次跟不同的女人發生婚外情,想打破它那使人耳鳴的靜止無聲。甚至當活力像被瀝濾過一樣漸漸流失,在不計現實考慮的艷遇中,他依然非常努力。要說這其中沒有真情實意,要說這麼做很危險,這反而加強了他想要得到的效果。但這麼做根本沒使他的孤獨發出的尖叫停下來,這麼做使這尖叫被放大了。

很久以前的隕石撞擊將目前的大湖解釋,艾米的不在場也同樣決定性地影響了一切,甚至當他沒想她,有時尤其在這樣的時候。他拒絕造訪阿德萊德,不做任何解釋,甚至當重大的職業活動或退伍軍人活動在那兒舉行,他也不去。他對園藝表現的唯一興趣是把一株非常碩大美麗的紅茶花連根拔出——當他們搬進圖拉克的新房時——這讓艾拉非常生氣。除此之外,他都把花園交由艾拉和園丁照管。他經年累月在性方面不忠實,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實踐了他對有關艾米記憶的忠誠,好像通過不斷背叛艾拉,他在尊重艾米。他不是有意這麼想,如果有人把這想法講出來,他會覺得駭人聽聞,但這些年他遇見的女人沒有一個對他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在這種情形下,女人來了又離開,她們憤怒、感到費解和震驚;婚姻持續下來,工作繼續進行,聲望、地位在增長。他負責主持很多部門,很多考核,很多全國性健康調查,他發現人們的善意常常跟他們的地位成逆反關係;在一次晚宴上,他聽到一個發言人把他自己的生活不惜筆墨地描寫成“一個光彩奪目的事業”,他感覺被徹底挫敗了。這種感覺過去了,微妙地變成了一種無所針對的失望感。情勢迫使他經常旅行,在長時間的枯燥和等待的中間插進不必要的會見——會見那些跟他一樣飽受成就導致的眩暈之苦的人。在密不透風的房間裡度過無眠之夜——房裡隱約著驅之不去、令人不快的化學品的氣味——他納悶為什麼讓他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少。難以理解的是,他的聲譽持續攀升。報紙上的生平介紹,電視採訪,專題研討,委員會,他必須出席的社會活動枯燥乏味,沒有第二個人能感同身受,這些活動都千篇一律,沒完沒了,他唯恐如果看得太專注,他會看到地球弧形的外緣。世界是怎樣就怎樣,他會想。它就這樣。

有天晚上,他很晚被叫回醫院做一個緊急闌尾切除手術。年輕病人名叫艾米·蓋斯科依格尼。

“艾米,愛蜜,愛慕。”他仔細擦洗手和胳膊,喃喃自語。

站在旁邊水池前的護士長聽慣了這個外科醫生的背誦,笑著問這一句是從哪首詩來的。他們正走進外科手術室,多里戈·埃文斯意識到,這是幾年來他第一次有意識地想起艾米。

“我忘了。”他說。

他從太陽那兒偷取到光,落到地球上。有一刻,他不得不從手術桌前離開,讓自己鎮定一下,這樣,組裡的其他人就不會看到他的手術刀在顫抖。

8

就是在這些年,多里戈·埃文斯恢復了跟他哥哥湯姆的聯繫。他從中找到了針對他孤獨的某種安慰,在其他情形下,他總感到這種孤獨,即使跟艾拉和孩子們在一起,特別是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在跟湯姆一起度過的時間裡,他發現了有時兄弟姐妹間那種很特殊的親密無間,他們先是一個月通一次電話,過了一段時間,變成每年隆冬之際到悉尼看望,接下來,隨著聲望日長,他去悉尼更經常了。這是一種彼此相伴的寬舒自在,大部分事都能不訴諸言表,尷尬和口誤可以忽略不計——一個神奇難解、彼此共有的靈魂,對這靈魂奇怪的感應能通過最瑣屑的閒談表達出來。除了血緣關係,他們幾乎沒有共同點,但跟湯姆在一起,多里戈·埃文斯越來越覺得他只是一個更宏大整體的一個方面,他哥哥是這整體中某個跟他不同但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們的會面不是對自我的肯定,更是自我在彼此間的消解,這讓他們感到愜意。

他們的父親比母親只多活了幾年,一九三六年死於心肌梗塞,作為七個孩子中最小的,多里戈跟哥哥姐姐幾乎沒來往,他們在大蕭條到來前的那幾年四散到澳大利亞各地找工作。四個姐姐去了維多利亞省西部地區的毛紡廠,他從沒真的瞭解過她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她們被生活壓垮,相繼去世,他出席了葬禮。他把她們的孩子和丈夫看作陌生人,但他們來找他,他還是每個人都幫。他們中的最後一個,也是最大的,馬西,他一個人供養了他十多年,而他一九六二年在墨爾本死於未確診的癌症。他最大的哥哥阿爾伯特在昆斯蘭頂北部找到砍甘蔗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死在那兒制糖廠的爆炸事故中。湯姆幾經周折在悉尼落腳,結了婚,但沒孩子,在雷德范火車場的眾多龐大車間裡當工人,退休後把時間用在照看他在巴爾梅恩區房子後院裡的蔬菜和在當地酒吧玩投鏢。

一九六七年二月,艾拉規劃了一個長達一周的假期,要帶孩子到塔斯馬尼亞去,住在最近跟丈夫一起搬到那兒的她姐姐家。這些被設計好的假期全沒有多里戈的參與,在作為他們共同生活中幸福時刻的幌子下,這其實是他們作為家庭的最後遺跡。艾拉把它們制定出來,他表示贊同,他們都把假期看作一種糾錯的懲治形式,對它們感到厭憎,這被稱為“與家人共度的時光”。

就在他們要飛往霍巴特的那個星期六,他接到電話說他哥哥湯姆突發心肌梗塞,這引起他混雜的感情。一方面令他不安,另一方面又讓他有充分理由躲開在塔斯馬尼亞的最初一兩天。他設法當晚飛到悉尼,但週日湯姆用了太大量的鎮定劑,講話含混不清。直到星期一,多里戈才能較長時間同他談話。

湯姆告訴他怎樣在肯特酒店突發心肌梗塞,一頭栽倒,剛好在要甩出一支正中靶心投鏢的時候。

“正中靶心?”

“把它帶在包裡呢,”湯姆說,“這麼離開酒店怪不好意思,真是。躺在地上一汪尿裡頭,還戴手套拿一支投鏢。我情願在沒那麼多人的地方,比方在西紅柿壟裡。”

他哥哥好像跟往常不同,很想說話,多里戈很快發覺自己沉浸在對他們在塔斯馬尼亞度過孩童時代的回憶中。那時,湯姆把克利夫蘭的故事輪唱一遍,再從頭來,一個沒頭尾的循壞,其中有些多里戈知道,很多他從沒聽過。道非·葉芝的名字被提起,湯姆想起道非經常自誇能比火車跑得快。有人不信,要他證明,他就脫到只穿白色長內褲,跟從朗塞斯頓開往霍巴特的火車賽跑,穿越薄荷桉和克裡夫蘭灌木形成的銀白色籬牆。火車鳴著笛,繞過通往科那拉關口的拐彎處,從視線中消失,道非向地上一倒,渾身擦傷,筋疲力盡,不得不承認比輸了。

“他對什麼都有興趣,什麼都想試試,道非。”多里戈說。

“八十五歲還一個人跳舞,”湯姆說,“最後收集到利蘭P76型轎車。你放不了手的一輛車。他叫人把他肚子朝下埋在墓地,這樣,從今往後,每個人都必須親他的屁股。但我老想他穿著白色長內褲跑過灌木叢。跟生活很像,是吧?你想你能跑過它,你比它強,但每次它都把你給耍了。它把你打垮,然後,鳴著笛,噴著蒸汽開走,快活得像一個自鳴得意的傢伙。”

他們笑起來。

“你知道道非是傑基·馬圭爾的表親嗎?”湯姆說。

多里戈不知道。他溫情地談起他給湯姆和傑基·馬圭爾讀詩歌和羅斯姨媽建議專欄的往事。

“傑基老夥計,”湯姆說,“一個好人。夥伴中最好的。對野地的活兒門兒清。他太太是土著,你知道嗎?”

有一兩秒鐘,多里戈·埃文斯根本想不起傑基·馬圭爾太太是誰。接著,一個蟄伏很久的記憶用力推擠向前,出現在他意識最顯要的位置,這記憶曾以某種方式困擾他,塑造他,遠超過他有意識知道的。儘管他聽到過模糊的傳聞,說她有西班牙貴族血統,這是塔斯馬尼亞由來已久的不在場證詞之一,但多里戈不知道她是原住民,這使他問起他總想問的問題。

“那時候,那麼多年前。在她消失前,我看見你跟她在一起。”

“傑基·馬圭爾太太?”

“你在吻她。”

“吻她?在哪兒?”

“聖安德魯客棧後面的舊雞棚裡。”

“我沒吻她。”

“你們兩個我都看見了,她摟著你。”

“我去射兔子回來。她把洗好的衣服掛起來。我沒別的事做,就幫她一把。現在回頭看,我能想明白她肯定正難受。但那時沒怎麼覺得。我們就是說說話。講家裡的事。周圍人的事。我開始講我還沒真的跟誰講過的事。我見過的事。關於戰爭。然後,我承受不住了。這我記得。我開始喘不過氣,沒法兒好好講話。垮了。她像摟小孩兒一樣摟著我。事情是這樣,差不多吧。”

“你把臉埋在她脖子裡。”

“我在哭,多瑞。哭啊,看基督的分兒上。”

“她怎麼樣了,湯姆?為什麼她不見了?我一直想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

“老夥計傑基,他時不時揍她。他愛她,但她比他年輕二十歲,她不快活,他知道。但你能怎麼辦?羅斯姨媽也幫不了你。一個好夥計,傑基,但也會喝起酒就停不下,然後給她一頓揍。我就知道這些。但她去了哪兒,我根本不知道。很多年都不知道。後來,從她那兒來了一封信,把我在悉尼這兒找著了。她去了墨爾本,後來去了新西蘭。在那兒,在奧塔古,跟一個砌磚的結婚了。關於他,她什麼別的也沒說。這信其實沒說什麼。信裡有她在那兒的女兒寫的一張條子,說她媽媽讓她在她死後把信寄給我。事情就這樣。我猜是因為那兒的人會讀這信,所以信裡沒提老夥計傑基,也沒提在塔斯馬尼亞這邊她自己家裡的人。”

談話轉到克利夫蘭的足球賽,又轉到喬依·派克的運貨馬車,又轉到上校卡梅倫的人帶槍追趕湯姆的狗,進到他們家廚房,說狗一直在殺死上校的綿羊,湯姆拿著槍,從臥室出來,說殺死我的狗,我就殺死你。

現在湯姆累了。多里戈起身道別,把他哥哥安置舒服,告訴他有最好的看護在看護他,然後走出病房。到了走廊,他聽到身後一個蒼老的嗓音嘶啞地說。

“露絲!”

多里戈·埃文斯停下腳步,轉過身。在病房砷綠色的光暈裡,他哥哥在努力把自己支起來,靠回到疊放的枕頭形成的很陡的斜面上,突然間,他看著一點兒不像湯姆,而是一個非常蒼老、病得很重的人——直到此刻,在他弟弟的腦子裡,湯姆一直定格為青春的生機和力量最合適的形象代言人。

“她的名字叫露絲。”

多里戈·埃文斯站在那兒,盯著這個是他哥哥的陌生人,他拿不準湯姆的話是什麼意思,或者他想要什麼。他走回病房,在湯姆床邊坐下。湯姆吮著嘴唇,準備再說話。多里戈等著。湯姆把身體從鬆垮垮的一堆拽起到坐著的姿勢,接下來,他講話了,不看他弟弟,而是看遠處的牆。

“傑基·馬圭爾太太。她的名字叫露絲,多瑞。露絲。露絲有一個小嬰兒。”

他停下來。多里戈一言不發。湯姆把自己又扯起來,靠到枕頭上,喉間咕嚕響,咳嗽著。

“是,一個小嬰兒。一九二年七月份。她的第三個孩子。她用什麼法子把它藏起來,我不知道。但她藏起來了。傑基不在家,想在大陸上找一份工作,我想他在迪亞曼蒂納河上游找到一些活兒,他在那兒有一個同夥。傑基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克裡夫蘭沒人知道。她渾身上下穿得像一個袋子,就跟,怎麼說呢,你記得那兒是什麼情形,不是巴黎,是該死的中世紀,不管你幹了什麼,你總能擺脫麻煩。就這樣,她藏得很好,我想。她在朗塞斯頓生下孩子。一個男孩。他們把他送到霍巴特。那天我講到戰爭,嗯,可以這麼說吧,她哭起來,我跟你說她抱著我。她把嬰兒的事告訴我。她剛曉得嬰兒出啥事兒了。”

“但為什麼,湯姆?”

湯姆水汪汪的眼睛變得目光尖銳,羸弱的身體緊繃起來,多里戈覺得這個在孩提時代他那麼崇拜的男人又有些什麼在眼前重現輝光了。

“我是那個該死的父親,這就是為什麼。”

湯姆終於轉過頭,看著他弟弟。他的眼睛直盯著多里戈,瞳孔小得出奇,空空如也,像用火柴在舊報紙上燒出的洞。

“一家姓伽迪納的在撫養這孩子。家境很好。這讓她生氣。讓我生氣。但有什麼法子?不是為了有人照看孩子生氣,是為我們沒照看而生氣。沒人會去追著找回孩子,把孩子領回來,把每個人的日子弄得一團糟——他的、他們的、她的、我的、傑基的。不,沒有哪個傢伙會這麼幹。這件事你必須忍下來。後來,去年,我碰到住在霍巴特的一個夥計,認識這家人。他們管男孩就叫弗蘭克。他在戰爭中死了。我唯一的兒子,我根本連見都沒見過。在一個該死的戰俘營,在泰國,你在裡面待過。”

9

悉尼到處是從越南來休假的美國普通步兵。下午三點過後,市裡熱氣蒸騰。為了躲避炎熱和那些美國兵,為了找辦法消化湯姆剛告訴他的事,多里戈·埃文斯決定採納他向病人提出的走路是最佳治病良方的建議。

他從醫院出發,向環形碼頭走,然後,他發覺自己起步從讓他極受逼迫的人群走開,正穿過悉尼港口大橋,想去造訪一個住在基裡比利的醫生朋友。混雜在閒散漫步的觀光客中很愉快,橋上人行道很寬,從橋上看,悉尼景致開闊,讓人又信心十足。

他在橋的中段停下。一陣從東而至的輕微氣流把清爽的海風吹過來,他盯著橋下很深處的海水吐著白色和藍色的浪花。在很近的位置,赭紅色塔形起重機像站崗的步哨,圍繞著新建歌劇院巨大裸露的帆棚形頂部,歌劇院構架錯綜繁複,讓多里戈想起干桉樹葉上細緻精巧、蕾絲樣的筋絡。天邊,傍晚的太陽正把這座城市疊進堅致而耀眼、由光影對照形成的條帶中。正當他把自己戀戀不捨地從欄杆邊拉回到人行道上,又開始抬步走時,他最先遠遠地瞥見了她——她正從一個傾斜的長條形的暗處踏步進入光亮中。

過了一會兒,他又看見她,她正走向他,砂岩建成的龐大橋塔支撐著大橋北端,橋塔的拱頂把她框在下面,周圍的行人是一層翻滾的浪,她的頭在上面一起一伏,像沉船後被棄置的貨物。在很寬的人行道上,他在靠邊的位置,置身於大橋龐大的鐵製架構投射的陰影裡。他全身心都投入在這個陌生人身上,她在人行道內側走,離他越來越近,一個行走在陽光裡的幽靈,接著,她又從他視線中消失了。

他從人叢裡第三次找到她,這次更近了。她戴著入時的遮陽鏡,穿著無袖深藍色裙裝,裙裝的臀部帶一圈白色條紋。她帶著兩個孩子,小女孩,每人拉著她的一隻手。車輛行駛的噪聲在大橋用鉚釘固定的腔骨似的鐵製構架中迴響,他能看見兩個孩子,笑著,喋喋不休,她回答她們。雖然聽不見,他還是確定不疑:她絕不是魅影。

他想過她死了,但她就在這兒,朝他走來,看得出老一些了,但在他眼裡,時間沒有消減她的美,反而使她更美了。好像年歲沒有減損,反而彰顯出她到底是誰。

艾米。

歲月的深淵——創造歷史的戰爭,著名的發明,難以數計的恐怖,非凡的豐功偉績——所有這些都近於電光泡影。原子彈、冷戰、古巴和晶體管便攜式收音機對她傲然的步態、她不圓熟的行事方式、她渴望解放的乳房,以及她妥帖藏起的眼睛根本無法施加影響。她用過脫色劑的頭髮顏色稍淺,比天然髮色更加悅目,要說稍瘦了一些的她的身體,使她更加神秘莫測,因為刻畫其輪廓的皺紋,她的臉略顯憔悴,洋溢著一種得之不易的平靜自若。

在阿德萊德的書店,透過漂浮塵粒的光柱,他第一次看到她,從那時起,四分之一的世紀過去了,對他而言,她的變化,其重要性如此微乎其微,他感到震驚。那麼多他認為永遠失落的情感當下回歸了——帶著跟他最初體驗時同樣強烈的震撼。

他應該停下來,還是接著走,從她身邊走過?他應該痛苦地大聲喊,還是什麼也不說?他必須做決定。只有這麼少的幾個瞬間用來評估、對比已知和未知的生活,他現在的生活,他們那時的生活,他構想不出她眼下的生活。他能看到兩個孩子,看得夠清楚,他識別出她們身上的屬於她的特徵。她們有些什麼不是她的,這讓他痛苦,其程度遠超過他認為可能的範圍。也許在她的婚姻中她很幸福。他感覺呼吸費力。他不停步地走向她,腦子裡飛速閃過一千個令他發瘋的愚蠢念頭。他告訴自己他不能粗暴地闖進她的生活,引起大混亂,他對自己說他必須這麼做——如果什麼都沒丟失,如果他們能重新開始。

她更近了。他的思緒加速,變得越來越快,他試著放慢腳步。他的胃部翻攪,平衡感不穩定了。他離她很近了,能看見那顆突顯她上唇形狀的小痦子。他想的不是她一如既往,如此美麗,或者說他根本不想她很美這回事。他只想他渴望得到她。她戴著一條項鏈,啟動了記憶的一次暴動,其勢頭之猛使他無法控制。她看到他了嗎?他要向她痛苦地大聲喊。他要!這時,在她身後飽滿陽光的襯托下,他看見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裙裝,把它向上拽,拽到乳溝上端。有那麼一瞬間,也許吧,他信心十足地期待——在那超越的光裡,她終於要把他接納到她的懷抱和她的生活裡去了。

然而,只在萬物之始才有光。

他開始要說什麼,他意識到他們擦肩而過,沒說一句話。他在陰影裡不停步地走,繼續直視前方。他把事情搞錯了。她,他,他們,愛情——特別是愛情——如此徹底地搞錯了。他把時間搞錯了。他覺得難以置信,但他不得不信。她的死,他的生命,他們和每件事,每件事都搞錯了。他無意中犯下錯誤,後果如此嚴重,如此勢不可擋,他不能跟它對抗,不能轉過身,大聲喊,跑過去。直到走到橋的另一端,他才終於找到力量,轉過身。

哪兒都看不到艾米。

站在人行道中間,周圍人流洶湧,好像他不過是城市空間中又一個障礙物。一個路障,一個垃圾桶,一具屍體。他想到羅得的妻子39,他想這故事真是個謊言。你不轉身、不回頭看才會變成鹽柱。他意識到他應該攔住她,他意識到他再也不能了。他從來就不該不停步地走,然而,他這麼做了。

他做過選擇嗎?她呢?那兒有過什麼可供選擇嗎?或者說生活就這樣,毫不留情地驅策人們,先是一道兒,再各奔東西。

在他四周,在他身後,在他伸手不及的地方,全是人,向所有可能的方向移動。光裡混亂無序飛揚的顆粒很久前就不見了,就像他知道現在什麼都不見了,消失在鐵料中,消失在石頭裡,消失在海洋、太陽、無雲的藍天中,沉浮的熱氣裡,消失在赭色塔形起重機裡,和轟鳴的高速路上。

又過了一會兒,他還站在那兒,在高聳的鐵質半環形的群組中和咆哮的車聲裡,在藍色白晝和瀲灩海水中,一個渺小的身形。他想:失去了你愛的人,世界多麼空虛。

他又轉回身,開始不停步地走,所有道路都沒有人跡。他曾經認為她死了。但他終於懂得了:那時活著的是她,死了的是他。

10

等過了橋,艾米在環形碼頭上給兩個外甥女買了冰激凌,趕上開回在曼利姐姐家的渡船。很多年,她認為他死了。只在最近一個時期,當他聲譽鵲起,她才知道戰時他沒死。為什麼,為什麼,看著波光閃閃的海水退去,坐在渡船的後甲板上,她又一次想,為什麼他沒回來找她,既然他一直都活著?為什麼?回到姐姐家,她想。為什麼?在床上躺下,她想,怎麼這麼累。她不能原諒他違背諾言。

她根本沒想過他或許以為她在爆炸中喪生了,而不是跟她一樣,第二天早上才得知爆炸,當她開著那輛篷式轎車從他們最先去過的海灘回來,基思對她說他死了,她悲痛欲絕,開車到那兒去思念多里戈,結果那天晚上睡在了那兒。

最近幾年,她時常有去找多里戈的虛幻念頭,幾次要躍躍欲試,甚至找到他的號碼,把它寫下來,但她還沒真的把什麼付諸實施過。每次考慮跟他聯繫,她都覺得感情上承受不起。她想要他什麼?他會想要她什麼,如果她有什麼是他想要的?有時她懷疑他是否真的會牢牢記住她。再說,不管情形如何,她見面說什麼?說她以為他死了?

怎麼同他談起很豐裕的遺產,基思死後她繼承的遺產;她的第二次婚姻,戰爭結束很久了,很愉快,很搞笑,跟一個比起掙錢更會賠錢的出版人,因為糊塗,他把錢弄得精光就不見了,據說去了美國。這次婚姻大概就這些。跟一兩個別人,過眼煙雲,或多或少。總得說來是少。怎麼同他講這都不是愛情,連跟那編書的也不是?某種輕鬆一些的東西,一頂帽子,一件裙裝,或者一片雲。但誰會對一片雲念念不忘?

只要想提筆寫信,想給他打電話,她眼前就出現一個巨大的障礙,那就是他對她的拒絕——他從沒盡力要找到她,戰後沒回到她這兒來,他這樣許諾過。現在,他們的地位全變了:他是家喻戶曉的多里戈·埃文斯,永遠在上升,她什麼都不是,在沉陷。接著,診斷出來了。怎麼把這件事告訴他?

她姐姐第二次在叫她。

“就來了,”她說,“再過一會兒。”

她這麼疲倦。關於他,她遺忘了那麼多。但那是他。他沒死,她也還沒死。這足夠了。她把項鏈摘下來,把珠子在指間滾動。她被很多事觸動。接著,她把它放下。他成了一個重要人物,或者說超乎於一個重要人物,她看得出他正在隱去,變成沒有鮮活個人特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