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民初國會是唯一的一次全民參與的民主選舉，北洋時期之後再沒有過這樣的選舉了。民國政府時期，因為沒有統一全國，所以也沒有過全民參與的選舉，包括蔣介石的第一個國大，叫作萬年國大，其實也是土豪劣紳的國大。但說這期間完全再沒有過民主選舉，其實也不準確，因為後來還是有過民主選舉的，只不過是發生在邊區而已。而且邊區的民主選舉比民初國會更進了一步，不管你有沒有財產，不管你是男還是女，也不管你有沒有固定資產，是不是小學或等同小學學歷，甚至你是文盲也沒關係，只要你是人民，你就享有投票權，或者說是「投豆權」，因為邊區是用豆子來投票的。
美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的這一套選舉辦法，實際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我們邊區辦的民主選舉並沒有完全仿照美國，而是打破了一切藩籬，採用了所有選民一人投一票的方式。然而，這種選舉方式從一開始就遇到了問題，雖然賦予了選民投票的自由，但最初的時候，各個村的村民還是不約而同地把手裡的豆子投給了本村的地主。在抗戰時期，我們實行的是統一戰線政策，沒有打土豪和地主，不像紅軍時期。所謂的土豪和地主，其實就是鄉紳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其實並不壞，在鄉里辦小學、辦祠堂，在村民中頗有威望，村民們早就習慣了聽從鄉紳的領導，所以即便有了自由選舉的權利，還是把豆子投給鄉紳。不過這種問題很快就被解決了，因為人們逐漸意識到自己真的有權利了，不一定非得把豆子投給鄉紳，為了改變村子裡落後的狀況，首先就要先讓鄉紳下台，讓其他更有能力的人上台，所以到了第二屆和第三屆選舉的時候，就出現了更多有意思的現象。
人民的民主選舉意識不斷增強，邊區的選舉制度也在不斷改善。最開始是競選者背對著選民，不能讓參選的人看到誰選了自己，誰沒選自己，以防止打擊報復。所以投票的時候，在每個候選人背後放一個碗，選民想要選誰，就把豆子投到誰的碗裡。但豆子掉到碗裡是有聲音的，而且候選人和選民都是同一個村子的村民，大家彼此之間都很熟，候選人雖然背對著碗，但用餘光還是能掃到選民的，然後他只要豎起耳朵聽聽有沒有豆子落碗的聲音，就知道這個村民有沒有選自己了。所以這種所謂的「不記名投票」，基本上形同虛設。怎麼解決這種問題呢？我們純樸的勞動人民也是非常聰明的，大家在經過每一個候選人身後的時候，都把手裡的豆子丟進碗裡，讓候選人聽見聲音，然後再悄無聲息地把豆子拿出來，這樣一來，就神不知鬼不覺了。
慢慢地，大家開始不再把豆子投給鄉紳和地主了，而是投給了各村的八路軍幹部。那個年代的八路軍幹部又清廉，又能幹，經常幫孤寡老人挑水，還反對婦女纏足，提倡自由婚姻，給村民辦了很多的好事，深得人民的愛戴。人民就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把手裡的豆子投給了八路軍幹部，沒想到還真行，大家都不選鄉紳，鄉紳居然真的就下台了。人民發現自己真的有權利了，所以最後在邊區就發生了大量八路軍幹部當選、鄉紳落選的情況。為了扼制這種情況，不得不專門出台了一個「三三制」，從延安到各地邊區都要執行。「三三制」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選舉出來的人員一定要分配好名額，要保持三成的地主和鄉紳，因為這些人對我們穩定基層有很大的作用，他們得用手裡的錢協助我們辦小學、辦祠堂等；還要有三成的黨員幹部；另外，還得有三成的民主人士。所有的選舉結果都要嚴格符合「三三制」的規定。
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三三制」的出台是非常有意思的，人民當然是堅定地要選共產黨員來領導自己的，但共產黨卻堅持要執行「三三制」，黨員幹部只能佔據被選上台的1/3的名額，這樣一來，其實就打破了「一人一票」的初衷，其實又朝著美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選舉模式靠攏過去了。這也充分說明，只要是真心地搞民主選舉，不論一開始採取了什麼方式和辦法，最終都還是要向著加權指數選舉的方向走去的。所以我一定要對邊區辦的投豆子選舉誇讚兩句，因為這種選舉是非常民主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選票的結果和「三三制」的出台，都充分證明了共產黨確實獲得了人民的大力擁戴和支持。
民初國會選舉完成後，全國上下都非常振奮，雖然各省都選出了不少軍人出身的議員，由督軍去擔任每一個行省的選舉監督委員會的頭兒，但這種情況並不是人為干涉的結果，而且當時十幾個省的督軍都是北洋軍頭，居然能選出國民黨為國會兩院的第一個大黨，這說明袁世凱確實沒有干涉這次選舉，各省的軍頭也沒有干涉選舉，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在辦共和。所以，最後選出的國會兩院的人員比例，我認為算得上非常合理的。國民黨雖然被選為參眾兩院的第一大黨，但它的選票並沒有超過半數，對於一個剛剛開始辦共和的國家來說，這個票數還是非常不錯的，要比今天普京的選票強多了，普京所在的黨，選票超過了全部選票的90%，這樣的絕對優勢基本上已經和所謂的民主背道而馳了。
在民初國會裡，國民黨雖然是第一大黨，但是由於它的選票在參眾兩院都沒有超過半數，所以它必須要聯合其他小黨才能超過半數，然後才能組閣，這正好給全國人民表演了一遍辦共和的過程。可就在一切都形勢大好的時候，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和袁世凱之間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分歧。在當時那個時代，中國並沒有做過特別科學的人口普查，所以在選眾議員的時候，每80萬人分配一個名額，事實上很難準確地核查出每一個名額之後到底有沒有80萬人。好在清末的時候，各個行省已經辦了咨議局，咨議局的人員也是按照人口來選的，所以，眾議員的數量就在咨議局的數額基礎上再除以三，最終全國選出了幾百位眾議員。
而且，我自己還獨創出了一個很有智慧的選舉法，用於解決因人口數量不明而導致的不公平問題：整個第一輪的4000多萬選民投票的時候，先朝著總獲選人數量的30~50倍那麼多的人去選，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參加競選，我可以選我爸爸，你可以選你爺爺，張家村的人可以選姓張的人，李家村可以選姓李的，總之，最後選出來的候選人，要是實際需要的數量的30~50倍；第二輪投票，由初選上來的候選人進行相互投票，只要是進入了第二輪的候選人，手中都有一票，大家可以選別人，也可以選自己。這個方法很有儒家的風範，也很符合中國的國情。大家都本著中庸之道，初選的時候範圍可以大一點，多選一些人上來，別讓那麼多人為了去爭稀少的幾個名額而去搞相互暗殺。隨後的第二輪投票，就不讓老百姓參與了，免得大家陷入混亂和械鬥，通過初選的人都到省城來，咱們坐在一起相互選，接著再讓選上來的人到國會裡去繼續選。
以上這套辦法，有效地避免了自由選舉可能會引發的混亂，聽起來是非常有智慧的，執行起來也是非常完美的。可惜到了中央之後問題就來了，由宋教仁領導的國會第一大黨國民黨認為，責任內閣的權力應該高於總統。直到這個時候，袁世凱才徹底明白過來，原來共和是這麼玩的，大家玩來玩去，最後這個國家要跟他袁世凱沒關係了。他袁世凱為了能把國家辦好，費了那麼大的力氣，中國的警署是袁世凱辦的，中國的鐵路是袁世凱督辦的，中國的新軍大多是袁世凱辦的，還有他對北洋大學的重視，等等。為了辦共和，袁世凱還逼著清帝退位。他有著北洋六鎮的赫赫軍威，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完全有能力權傾朝野，但他為了能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而妥協了，接受了南北議和，也接受了國會的各種共和舉措，連孫中山先生都說他袁世凱是共和的最大功臣，結果國會搞來搞去，要把內閣的權力凌駕在總統之上，袁世凱終於被激怒了。
袁世凱一開始還試圖跟宋教仁商量，希望大家能各退一步，起碼內閣和總統能各自擁有一半的權力，沒想到宋教仁領導的革命黨非常幼稚，幼稚到毫不妥協，不僅不妥協，他們還在報紙上公然挑釁。袁世凱擔任總統的時候，輿論還是非常自由的，既沒有控制媒體，也沒有限制報紙，所有的媒體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於是宋教仁就到處接受採訪，在報紙和媒體上發表各種各樣的言論，今天說他馬上就要組閣，明天又去談談他打算要怎麼組閣，後天又激情澎湃地說，他準備讓誰來擔任部長，甚至連各行省的省長他也要染指。總之，宋教仁每天都在報紙上暢談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策。袁世凱看到這些東西，心裡當然極度鬱悶，他好歹也是大總統，坐了這個國家的第一把交椅，你宋教仁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你好歹也跟大總統商量一下再去到處公開宣揚吧？大總統雖然不太懂怎麼辦共和，但他至少比宋教仁有治國經驗，因為袁世凱當過許多行省的巡撫，當過直隸總督，還在朝鮮當過外交官，當年孫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之後，曾經跟袁世凱兩人促膝長談了一天，最後連孫中山都在日記裡盛讚袁世凱非常有治國之才，還說袁世凱非常瞭解中國。而宋教仁呢？他除了在日本鬧騰過之外，在國會中具體做出過什麼功績呢？並沒有。
如果大家今天回頭看看，在張勳復辟之前的六年裡，真正在支撐著這個國家、把這個國家不斷往前推進的第一流人才，其實只有袁世凱一個人。而且他對於外交、內政、軍事和經濟等方面都非常有經驗，袁世凱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孫中山都要厲害，比如孫中山曾經在跟袁世凱聊天的時候說，你去當大總統，我來當鐵路督辦。袁世凱說，我完全支持你，不過你打算修多少鐵路呢？孫中山說，我打算幾年內修出十萬英里的鐵路。袁世凱一聽孫中山這麼說，心都涼了一大半，為什麼呢？因為袁世凱是真正修過鐵路的人，孫中山一說出「十萬英里」這個數字，袁世凱就知道他對修鐵路這件事完全是一竅不通。十萬英里鐵路是什麼概念？中國至今都沒能修出十萬英里的鐵路。
結果，就是這樣一群完全沒有治國經驗，也不懂經濟的人，現在天天在報紙上暢談政治理想，還想將自己的權力凌駕在袁世凱之上。宋教仁太激進了，迫不及待地想要甩開袁世凱，因為他覺得大總統只要負責蓋章就可以了，別的事情都由責任內閣來管就行了。其實南北議和就是一個妥協的結果，袁世凱一路妥協，支持辦共和，想好好地搞三權分立，結果他現在被宋教仁逼到了牆角，已經無法繼續妥協下去了。袁世凱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氣憤的，在他眼裡，要解決越來越猖狂的宋教仁，連小手指頭都不用動，眼睫毛眨兩下就可以了，於是就發生了刺殺宋教仁的血案。
宋教仁一死，情況就急轉直下了，國會開始鬧，國民黨的議員也鬧，後面發生的事情，我們的歷史課本裡都講了。袁世凱確實做了許多不應該做的事，很多事情，一旦動了第一次手，就再也沒有辦法停下來了，於是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公民請願團。這些請願團包圍國會，要求改變國體，強烈要求袁世凱稱帝，導致袁世凱最終走上了不歸路，因為他覺得，與其讓這些沒有治國經驗的人去管理這個國家，去辦所謂的共和，不如把權力收回到他自己手裡算了。其實袁世凱稱帝這件事，並不能算是復辟，因為袁世凱沒有像張勳一樣把清朝皇帝抬出來，他不想讓中國回到黑暗的明清時代，也不想把大家都變回奴才，他只是想在中國搞君主立憲，他也依然需要國會，但要把國家的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
西方只有共和與君主立憲兩條路，中國既然學美國搞共和沒能學好，那麼就去學英國。當時「一戰」還沒有爆發，包括英國、日本和德國在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君主立憲國家，真正的共和國只有美國和法國等少數幾個國家，我們中華民國是全亞洲第一大共和國，而且我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以和平的方式讓皇帝退位的，沒有血流成河，真的是非常光榮，如果繼續這麼辦下去，全世界的共和國都會以中國為標桿，結果我們卻放棄了共和，走向了君主立憲，而且也沒能走下去。因為經過六年的努力，辦共和在中國已經是大勢所趨，就算袁世凱基本能控制住國家和軍隊，還有善後的借款在手，經濟實力也很強，但他想要完全推翻六年的共和心血，倒行逆施，讓自己當上皇帝，還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後來各方面實力都遠遠不如袁世凱的張勳也想要復辟，那簡直就是癡人說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