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些自由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們總是帶著懷舊的情緒，回顧19世紀英國的優勢地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主導地位。人們認為在這兩個時代中，擁有絕對優勢的經濟和軍事資源強國，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對世界的看法，執行一項國際秩序計劃。就如吉爾平所說的：「同羅馬治下的和平一樣，英國治下的和平與美國治下的和平確保了一種相對和平和安全的國際體系；大英帝國和美國創造和確保了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規則。」（Gilpin, 1981, p.144）
這項陳述成為霸權穩定論的兩個中心命題之一（Keohane, 1980），也就是說，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個主導國家創立的。既然機制構成一種國際秩序的要素，這就意味著國際機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賴霸權國家的存在。霸權穩定論的另一個中心命題是：國際秩序的維持需要霸權國家的持續存在。就如金德爾伯格所說的：「要使世界經濟穩定，需要一個穩定者，而且只能有一個穩定者。」（Kindleberger, 1973, p.305）這意味著合作（我們在下一章把它定義為國家間政策的相互調整）仍然依賴霸權國家的持續存在。
在闡述關於合作和機制的概念之前，我要探討一下霸權問題，因為我所強調的像機制之類的國際制度怎樣促進合作這個問題，只有在合作和紛爭不是簡單地由利益和權力決定的情況下才是有意義的。在本章，我要論證，霸權穩定論僅僅依賴現實主義關於權力和利益的概念，從而得出的一種決定性的看法，實際上是不正確的。霸權穩定論的第一個命題，即霸權國家能夠促進某種程度的合作，從謹慎的意義上講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並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霸權國家的存在是合作性關係出現的必要或者充分條件。而且，我的這項論證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霸權穩定論的第二個命題是錯誤的：國際機制建立以後，合作並不必然需要一個霸權領導者的存在；霸權後合作是可能的。我在闡述合作和國際機制理論之後，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將對戰後國際政治經濟中霸權和合作到底是怎樣相互關聯的問題進行詳細的分析。本章的任務是初步研究霸權概念在合作問題研究中的價值及其局限性。第一部分分析霸權穩定論的主要觀點；第二部分簡單地探討世界政治經濟中軍事力量和霸權的關係；最後一部分試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考察，加深我們對霸權概念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者的霸權概念，與現實主義的觀點極其相似，他們使用不同的語言闡述同樣的觀點。然而，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關於意識形態的霸權概念，的確為唯物主義者的論證提供了極有見地的補充，不管對現實主義者還是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如此。
對霸權穩定論的評估
霸權穩定論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應用，一個重要的含義是把霸權的概念界定為物質資源上的優勢。其中，四項資源非常重要：霸權國家必須控制原料、資本的來源、市場以及在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上具有競爭優勢。
控制原料資源的重要意義，為傳統的領土擴張和帝國主義，以及非正式影響的擴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釋。我們在第九章將會看到，對石油資源所在地控制權的轉移，是怎樣對國家權力和國際機制的演變產生影響的。另外，作為權力的一項來源，有保障的資本進入雖然並不明顯但也可能是同樣重要的。那些擁有組織良好的資本市場的國家可以很便宜地借款，並能夠為其同伴提供信貸，或者拒絕為其對手提供信貸。荷蘭在19世紀的政治經濟權力源於其資本市場的質量；英國在18世紀和19世紀也一樣；美國在過去的15年中同樣受惠於此（DE Cecco, 1975; Feis, 1930; Ford, 1962; Kindleberger, 1978c; Lindert, 1969; Wallerstein, 1980）。潛在的權力也可能源於某國出口市場的規模。切斷某一特定國家進入自己的市場，而允許其他國家繼續進入，是一種「有力的、在歷史上的確是重要的經濟權力武器」（Mckeown, 1983a, p.78）。相反，為了換取對方的妥協或順從，向其開放自己國內巨大的市場，也可能是一種有效的影響手段。某國內部的市場越大，該國政府對關閉或開放其市場的自由度越廣，那麼其潛在的經濟權力就越強。[1]
經濟優勢的最後一個含義是商品生產的競爭優勢。沃勒斯坦從經濟學意義上將霸權定義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一個中心國家的產品生產是非常高效的，以致它們即使在其他中心國家也具有很大的競爭能力，因此這個中心國家將是最大化的自由世界市場中的最主要受益者」（Wallerstein, 1980, p.38）。作為一種經濟優勢的霸權概念是很有意思的，但是這個概念並不非常有效，因為在總的收支平衡的條件下，即使那些最貧困和不發達的國家也有比較優勢。1960年美國在紡織品、服裝和初級製成品上出現了貿易赤字，這個事實並不說明美國失去世界上的經濟主導地位（Krasner, 1978, p.68—69）。的確，人們應該指望經濟上佔主導地位的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或者生產成熟的技術產品。但是競爭優勢並不意味著領先的經濟實體出口任何產品，而是生產和出口最有利潤的產品，以及將會為未來提供生產更先進商品和服務的基礎。總的來說，在競爭優勢上的能力，是以領先國家的技術優勢為基礎的，儘管這種優勢能力還要依靠對那些能夠產生重要租金的有價值資源施行必要的政治控制。
因此，世界政治經濟中的霸權，是指一個國家必須能夠自由使用關鍵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資本來源，維持龐大的進口市場，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產上擁有比較優勢。一國如若具備所有這些因素，它一定是比其他國家更為強大的。霸權穩定論預言，具有這種實力的國家對世界政治經濟的主導能力越強，國家間的合作性關係就會越多。這是一個非常簡約的理論，是以我們第二章所說的「基礎性力量模型」為基礎的，在這個模型中，結果總是通過行為者的有形能力反映出來的。
然而，像其他許多「基礎性力量模型」一樣，這種粗糙的未經提煉的霸權穩定理論，總是導致不完善的預言。在20世紀，它正確地預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20年的相對合作狀態的國際關係，但是它在霸權衰落後合作的發展趨勢這一預言上，至少是部分地錯了。在1900年到1913年，英國力量的衰落，是與那時商業上的衝突減少而不是增加並存的。[2]就如我們即將在第九章看到的，最近國際機制的變遷也只是部分地與美國力量的衰落有關。如何解釋兩次世界戰爭中間年代中紛爭的盛行現象是困難的，因為在這20年中是否有哪個國家在物質意義上算得上霸權的，還不清楚。美國那時雖然在生產能力上是領先的，但是它並沒有取代英國，成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貿易總量上，它也落後於英國。在這段時間，儘管美國國內的石油生產完全能夠滿足國內的需要，但是英國仍然控制著中東的主要油田。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在這20年時間，阻止美國領導一個合作性的世界政治經濟的原因，與其說是美國缺乏足夠的經濟資源，還不如說是美國在政治上不願意為國際體系制定和執行必要的規則。儘管那時英國在為此不斷地努力著，但是它太虛弱了，不能有效地做到這一點（Kindleberger, 1973）。導致紛爭的關鍵原因在於美國的政治因素，而不是霸權穩定論所主張的在於物質力量的因素上。
與那種粗糙的「基礎性力量模型」不一樣，一種經過提煉的改良的霸權穩定論，不會斷定權力和領導權之間存在自動的聯繫。在經過提煉的霸權穩定論中，霸權被定義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一個國家是足夠強大的，能夠維持管理國家間關係的基本規則，而且它願意這樣去做」（Keohane and Nye, 1977, p.44）。這種解釋框架仍然強調權力的意義，但是它比粗糙的權力理論更加重視強國的國內特徵。它並不假設國家實力會自動產生激勵性的因素，將力量投射到海外。因此，在經過提煉的霸權穩定論中，國內態度、政治結構以及決策過程等因素是並重的。
這種既強調國家決策也強調國家權力能力的論述，屬於馬奇所說的那種「力量激活模型」（force activation models）範疇。決心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承擔領導的作用，對「激活」設想的權力能力及其結果之間的關係是必要的。「力量激活模型」本質上是一種後此推理（posthoc），即發生於其後者必然是其結果，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人們通過考慮為什麼一個行為者不去利用所有可獲得的潛在權力的原因之後，總是能夠挽救這種理論所作出的判斷。事實上，該修正結果是認為擁有優勢資源的國家將會成為霸權國家，除非這個國家不願意承諾去為世界政治經濟承擔必要的領導任務，但遺憾的是，它仍不能告訴我們是什麼因素決定這個國家不願去承擔領導的責任。作為一種因果理論，這種理論的用處不大，因為除非我們對其國內政治瞭解非常透徹，既有的權力佈局是否會導致潛在的霸權國家去維持一系列規則仍然是不可確定的。[3]
只有更粗糙的理論才作出預測。因此，我所說霸權穩定論，指的實際上就是這種「基礎性力量模型」。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理論的最主要內容——霸權既是合作的必要條件，也是合作的充分條件——在本世紀的歷史經驗中並不能得到有力支持。如果從更長的大約150年的時間來考慮，這個命題也是很模糊的。[4]在19世紀中後期的英國霸權時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20年的美國主導時期，國際經濟關係維持著相對的合作狀態。但是正是在美國主導的時期，出現了已有規則的瓦解和持續增加的紛爭趨勢；而對英國霸權經驗的仔細考察，也會使我們懷疑英國霸權在19世紀促進國際合作中的作用。
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都比工業化革命以來的其他國家更能滿足霸權的物質先決條件。1880年，英國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它既在其帝國統治範圍內，也通過在其帝國範圍外的投資，控制廣泛的原料來源；它在世界上擁有最高的人均資本收益，擁有兩倍於其主要競爭者法國的世界貿易和投資份額，只是在累積經濟的規模上它落後於美國（Krasner, 1976, p.333）；英國佔有的世界貿易份額儘管在1880年後的60年中逐步衰落，但是在1938年，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大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4%；此外，在19世紀，英國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雖然其後急劇下降。正如表3.1所告訴我們的，儘管直到1970年左右，美國一直維持著比75年前英國霸權時期還要高的相對勞動生產率水平，但是19世紀晚期的英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大致來說是旗鼓相當的。
表3.1 作為霸權國家的英國和美國的物質資源：世界貿易份額和相對勞動生產率
*和世界經濟中其他成員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相比較。
數據來源：Lake, 1983，第525頁的表1和第541頁的表3。
然而，英國擁有強大的物質力量，但它並不能一直執行它所希望的規則。英國當然希望維持公海自由原則，但是19世紀80年代以後，它不能誘使歐洲大陸強國去保持自由貿易的政策。最近關於這個主題的一項研究認為，英國作出了努力，去制定和執行規則，但是既不全面，也不是很成功，這個結論與霸權穩定論所告訴我們的那個結論是大不一樣的（Mckeown, 1983a：特別見第83頁）。[5]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世界政治經濟制定和執行規則所做的努力，要比英國在過去所做的更加有效。1945年後，美國並不是僅僅複製了早期英國的經驗，相反，19世紀英國霸權和二戰後美國霸權之間的區別是很明顯的。我們已經看到，在與其他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比較上，英國從來沒有像美國那樣在1945年以後擁有絕對的優勢。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的依賴上，也從來沒有英國過去那樣高。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經濟夥伴也是它的軍事盟國，美國霸權可以施加影響是因為美國制定規則，而這些規則很難推及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而英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一直是它的主要軍事和政治對手。另外，英國維持自由貿易機制相對無效的一個原因，是它從來沒有廣泛地使用貿易互惠原則（Mckeown, 1983a）。因此，英國在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時候，放棄了對那些傾向於保持自我克制行為國家的潛在影響能力。在面臨對它們的出口產品關閉的英國市場和相互降低關稅的選擇時，這些國家的政策本來就是很容易改變的。最後，英國擁有一個可以退卻的龐大帝國，向那些殖民地出售不很先進的產品，而不是與它們在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上進行競爭（De Cecco, 1975; Hobsbawm, 1968; Kindleberger, 1978b; Lewis, 1978）。綜上所述，美國的霸權很難說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本質上，在一個霸權國家所使用手段的範圍和功效上，以及它們獲得的成功程度上，美國的霸權是獨一無二的。
這種只由一個例子，或者至多不超過兩個例子支持的霸權穩定論，使人們懷疑其普遍有效性。即使這種理論的主要支持者，也不願意堅持這個理論所主張的觀點。在198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金德爾伯格似乎接受了這樣的看法，即「有可能有兩個或者更多的國家共同承擔提供領導權的責任，以加強合法性，共同承受負擔，以使領導權不致被別人懷疑為控制和剝削」（Kindleberger, 1981, p.252）。吉爾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一書中，推廣了一種具有高度決定論的霸權循環的概念：「一次霸權戰爭的結果是下一次增長、擴張、衰落循環過程的開始。」（Gilpin, 1981, p.210）然而，吉爾平並不認為他的觀點是決定論性質的，他斷言：「國家可以在它們理解的利益概念上，學會變得更加明智和開明，使它們的行為變得更具有合作性。」（Gilpin, 1981, p.227）儘管霸權衰落了，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前國際體系中的失衡可以通過不訴諸霸權戰爭的手段得到解決」（Gilpin, 1981, p.234）。
所以，支持霸權穩定論有效性的經驗證據是不足的，即使這種理論的主要支持者，對該理論的有效性也抱懷疑態度。另外，該理論的邏輯論據也不能不使人提出質疑。金德爾伯格強烈主張的單一霸權國家領導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以集體物品理論為根據的。他認為：「我們面臨的危險不是國際經濟中的權力太多，而是太少了，不是主導權的擴大，而是潛在的搭便車者過多，它們不願意承擔集體物品供應的責任，而寧願等待別人來供應，自己坐享其成。」（1981, p.253）就如我們在後面章節裡將會詳細看到的，霸權國家生產的有些物品本質上並不是「集體物品」，儘管這個事實的含義並非像初看起來那樣，必然就會危害這種理論的基礎。而更多的批判則集中在這樣的事實上，即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少數行為者很明顯地擁有資源上的優勢。這個事實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集體物品理論並非固有地預示少數國家之間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奧爾森使用這個理論最初的一個目的是為了說明，在一個只有少數行為者構成的體系中，這些行為者「能夠在不依靠任何積極性的勸誘（除了物品本身以外）的條件下，為它們自己提供集體物品」（Olson, 1965，p.33；引自Mckeown, 1983a, p.79）。所以，邏輯上講，在一個少數壟斷者控制的體系中，霸權並不是該體系中合作出現的一個必要條件。
由此看來，霸權穩定論只是暗示性的但決不是確定性的理論。單單強調權力因素在創造一個合作可以盛行的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的意義，還是不充分的，那種認為霸權是合作出現的必要條件，在理論和經驗上也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把霸權重新界定為一個強大國家制定和執行規則的能力和意願，並由此進一步認為霸權是合作出現的充分條件，那麼這種表述在本質上只是同義反覆。
粗糙的霸權穩定論確立了一種有用的——如果還是有點簡單的話——分析國際合作和紛爭的起點。而經過提煉的霸權穩定論，對於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史上的一些時代，提出了一系列鬆散的但卻具有積極暗示意義的解釋性的問題。這種解釋框架並不構成一種可作補充說明的體系理論，但是它卻幫助我們以另一種方式思考霸權問題，即很少把霸權只作為一個概念，從權力的意義上解釋世界政治經濟的結果，更多的是從領導權由單一國家執行的意義上，來描述國際體系。權力是合作出現的充分或者必要條件，這種說法並不能夠作為科學概括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願意去領導和有能力去領導的意義上去界定霸權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思考潛在霸權國家面臨的激勵問題。也就是說，在什麼樣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下，一個霸權國家將會決定致力於規則和制度的建設呢？
對霸權國家面臨的激勵問題的注意，提示我們還要注意系統中其他國家面臨的激勵問題，這個問題常常被忽略了。它們在考慮是挑戰還是順從潛在領導者地位的問題上，面臨著什麼樣的估算問題？對次級國家態度的思考，向我們提出服從或順從問題。任何霸權理論，不僅要解釋主導國家決定介入規則制定和規則執行的問題，而且還應該解釋為什麼次級國家要服從霸權國家領導的問題。也就是說，這些理論需要解釋霸權機制的合法性以及合作的共存問題。我們在本章後面將會提到葛蘭西的「意識形態霸權」，這個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線索，去理解合作和霸權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
世界政治經濟中的軍事力量和霸權
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需要澄清一下世界政治經濟中的霸權分析與軍事力量問題之間的關係。一個霸權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從而有能力去保護它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免遭敵對國家的侵犯。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經濟議題——如果它們對基本的國家價值是非常關鍵的話——可能會成為軍事—安全議題。例如，日本1941年對美國珍珠港的襲擊，部分是因為美國對日本在美國的資產進行了凍結，「不准日本獲得在它控制之外的急需的關鍵性供應物品，特別是日本急需的石油資源」（Schroeder, 1958, p.53）。二戰期間和二戰以後，美國利用它的軍事力量確保自己能夠獲得中東的石油資源，1974年，國務卿基辛格曾經警告說，如果石油出口國威脅要扼住工業化國家的石油進口，美國可能會訴諸軍事行動，以保護石油的正常供應（Brown, 1983, p.428）。
然而，霸權國家並不需要在世界範圍內都是軍事上的主導者。美國和英國從來都沒有達到這一點。英國在19世紀遭到法國、德國特別是俄國的挑戰；即使在二戰後美國力量的頂峰時期，美國也面臨著蘇聯的強硬對抗，同時還與中國打了一場戰爭。可見，如果經濟上佔據優勢的國家有充分的軍事力量防止其他國家的侵犯，阻止它們進入其經濟活動的主要區域的話，經濟霸權與軍事條件就結合在一起了。
因此，霸權的力量根源含有這樣的意思，即霸權國家要有充分的軍事力量去阻止和扼住其他國家可能的進入或關閉世界政治經濟中重要領域的企圖。但是在當代世界，不管怎麼樣，一個霸權國家很難和它的軍事夥伴和軍事同盟一起，直接使用軍事力量去維護其經濟政策目標。在聯盟自身不成問題的情況下，美國的盟國不可能受到武力的威脅；除了特殊情況以外，只要其盟國很有信用地遵守霸權國家擬定的經濟規則，美國也不會威脅說要停止保護它們。二戰後美國主導的霸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許多關係，與理想的現實主義類型相比，要更加接近理想的「復合相互依賴」類型——多層次的議題、社會之間多層次的接觸渠道、軍事力量對大部分政策目標的無效性（Keohane and Nye, 1977，第2章）。
這並不意味著軍事力量變得沒有用了。由於德國和日本幾乎無法忽視美國軍事力量保護它們免遭蘇聯威脅這樣的事實，即使在美國與其最緊密的盟國關係之間，軍事力量也扮演著間接的作用。在中東，軍事力量甚至扮演著極其顯著的作用，美國有時在那裡還直接使用軍事力量，美國在那裡的軍事援助也是非常明顯的。然而，軍事力量關係的變化已經不是影響二戰後發達國家間合作和紛爭模式的主要因素。只是在中東石油危機這個例子上，軍事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種力量對國際經濟機制的變遷產生了作用。但是即使在這個例子上（我將在第九章分析），經濟相互依賴，以及經濟權力的轉換等因素，也是更重要的。在1945年到1983年這段時間，美國維持著比它的任何盟國都要強大的軍事力量，它是唯一有能力保護它們免遭蘇聯威脅的國家，並有足夠的力量對許多像中東這樣的出現反對勢力的地區進行有效的干預。本章對霸權和秩序關係問題的解釋，以及第八章對霸權狀態下的合作和第九章對霸權機制衰落的考察，主要關注的是權力的經濟根源，以及經濟權力的轉換對解釋世界政治經濟變遷的意義。通過將經濟議題從軍事議題中抽像出來，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注意到各種變遷的經濟根源。
有些讀者也許會批評這個觀點，認為軍事力量一直比我們這裡說的要重要。我歡迎這樣的批評，在這裡，我把軍事力量只看作戰後美國霸權的參考性條件而不是一個變量。然而，任何對這個觀點的批評都應該記住，我在這一章和第三部分試圖解釋的問題不是霸權的根源（其根源主要在國內制度、基礎性的資源和技術發展上，而不是在軍事力量上），而是霸權的變化對發達工業化國家間合作關係造成的影響上。我試圖解釋美國主導地位對國際經濟機制產生的影響，以及這種主導地位的衰落對這些機制的影響。如果這些問題（而不是其他可能讓人感興趣的問題）只有通過更深入地研究軍事力量關係的變化所產生的影響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那麼，這個假設性的批評才可能危及我的論證。
馬克思主義對霸權的理解
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的根本性力量是階級鬥爭和不平等的發展；國際史是動態發展的和辯證的，而不是循環的；國家的行動是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和發展過程中矛盾的反映。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在當代世界體系中，如果不在由進化模式和資本主義功能需要而塑造的資本主義背景下理解霸權或者國際制度的運作，談論霸權或者國際制度的運作是沒有意義的。決定論者把這些東西視為必要的規律。而歷史決定論者可能認為這種模式為我們理解一個漫無止境的歷史過程提供了一些線索，這個歷史過程很明顯地受到過去發生事件的影響：人們創造他們的歷史，但不是按照他們所希望的方式來創造。
任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政治理論都是從分析資本主義開始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生產力的進步是不可能持續很久的；矛盾是注定要出現的。這些矛盾以利潤率的停滯和衰落趨勢等形式表現出來（Cohen, 1978; Fine and Harris, 1979; Mandel, 1974），但是，即使在沒有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矛盾同時也會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中反映出來（Habermas, 1973/1976）。任何「霸權的危機」本質上將必然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危機（Arrighi, 1982; Campen and MacEwan, 1982; Sweezy and Magdoff, 1972）。
馬克思主義者常常使用霸權的概念，含蓄地把它簡單界定為一種主導地位，作為分析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現象的一種方法。對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重商主義者來說，財富和權力是相互補充的，它們彼此互相依靠。就如席爾文（Sylvan, 1981）所指出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布勞克（Fred Block）的分析與作為現實主義者的吉爾平的分析是非常接近的，兩者都強調美國霸權在創造戰後世界秩序中的作用，以及美國霸權衰落給人帶來的令人不安的影響。
沃勒斯坦的研究同樣說明了這一點。他竭力強調現代世界的歷史應該被看作是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除了因為地理因素、獨特的歷史原因或者運氣而產生的相對小的偶然事件外，「世界市場力量的運作加速了差異的出現，使它們制度化，並在長時期內是不可能被超越的」（Wallerstein, 1979, p.21）。雖然如此，當考慮到特定的時期時，沃勒斯坦強調的仍是霸權和軍事力量的作用。17世紀荷蘭的經濟霸權不是被世界市場體系的運作或者資本主義的矛盾所毀滅的，而是由英國和法國的武裝力量所毀滅的（Wallerstein, 1980, pp.38—39）。
使用重商主義範疇進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了一些分析上的模稜兩可之處，從而不得不處理資本主義和國家的關係問題。使用這種分析方法的馬克思主義者很難維持階級中心的分析，因為為了解釋國際事件，分析的單位轉換到國家層次而不是階級層次上。這是布勞克和沃勒斯坦共同面臨的問題，他們採用的國家中心的分析方法把階級的概念降格到政治經濟的朦朧背景之下（Brenner, 1977; Skocpol, 1977; Sylvan, 1981）。國家和資本主義關係的困境還反映在很早時候列寧和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論戰上（Lenin, 1917/1939, pp.93—94）。列寧聲稱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無法克服的，以反對考茨基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保持相當長時期的聯合而得到克服的觀點。
美國霸權在戰後20多年的成功運作，支持了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可能是穩定的預言，而對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觀點提出了質疑。[6]但是，這還不能解決「超帝國主義」在沒有霸權存在的情況下是否能夠維持下去這個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分析當代形勢，將會堅持認為超帝國主義的一種形式——美國霸權——正在逐步地崩潰，從而導致持續增加的國際無序狀態。當前的議題是「這種霸權的崩潰最終導致的是一種新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還是世界社會的一種革命性的重構，抑或是搏鬥中的階級和國家的共同毀滅」（Arrighi, 1982, p.108）。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就是「超帝國主義」是否能夠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新的協調努力中得到復興，或者相反？資本主義內部或者資本主義與國家系統並存中的本質矛盾，是否使這種復興變得根本不可能？
本書的關鍵問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在沒有美國霸權的情況下是怎樣維持的——本質上提出的是同樣的問題。這裡採用的觀點與考茨基及其追隨者的問題是一樣的，雖然我們使用的術語是不同的。我的看法是，由國際機制的效應而培育出來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共同利益，足以使持續的合作成為可能，雖然並不一定是必然的。人們不應該像默裡（Murray, 1971）和海默（Hymer, 1972）在關於資本國際化項目的研究中所理解的那樣，認為資本主義國家間存在的強大利益維持著競爭之中的合作。在一個國家體系背景下所存在的不平等發展的事實，使得鬥爭成為經常性的，從而合作也是不完全和脆弱的（Chase-Dunn, 1981），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鬥爭必然發展為暴力，也不意味著能夠給各方帶來利益的協調努力就是不可能的。
儘管我的研究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存在相似的地方，但是在我的研究中，我並不接受後者的研究範疇。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規律的分析，是依賴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國家間關係，或者為了分析未來的國際合作而推理出來的，這種分析並不是很充分和完善的。當認為根本性的矛盾存在於資本主義範圍內時，這些矛盾當然會對未來的國際合作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這種矛盾的存在和特徵，因為太模糊了，並不能夠納入到我的分析框架中去。[7]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際霸權的認識，部分源於其將作為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霸權概念和資本主義矛盾的論述結合在一起。但是這並不只是馬克思主義對這場論戰的貢獻，在葛蘭西及其追隨者的思想中，霸權與完全的主導地位又是有區別的。就像考克斯所表述的：
葛蘭西使用霸權這個概念去表述客觀物質力量和道德—政治觀念之間的聯合，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中，則是結構和超結構的聯合。在這種聯合之下，通過主導集團和從屬集團之間存在的一種糅合了服從和一致的意識形態，使因為對生產的支配地位而取得的權力被合理化了（Cox, 1977, p.387）。世界秩序的一種霸權結構是指，箇中的權力首要的是以各方共同同意的形式而出現的，這與非霸權的世界秩序是有區別的，在後者那裡，相互競爭的大國是明顯存在的，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確立其主導地位的合法性（Cox, 1981，p.153，注27）。
這個霸權概念的價值，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個霸主的夥伴為什麼願意去服從霸主的領導。各種霸主都需要服從，這樣它們才能構造一種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而要獲得這樣的目標，使用武力手段的成本太高了，也許還是得不償失的。畢竟，霸權和帝國主義的關鍵區別是，霸主和帝國是不一樣的，它不通過臃腫的政治超結構來主導社會，而是通過等級控制和市場力量運作相結合的方式，來監督各個政治上獨立的社會之間的關係（Wallerstin, 1974, pp.15—17）；霸權依賴於次級國家中精英們的主觀意識，這些精英們認識到在霸主意願的下面，犧牲有形的短期利益可以獲得無形的長遠的收益。
意識形態霸權的概念是有價值的，它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服從」——這個詞應該謹慎地使用它——的問題。首先，我們不應該認為，當次級國家的領導們接受霸權的意識形態時，他們並不必然就是「錯誤觀念」（false consciousness）的犧牲品，或者認為這些次級國家的領導們構成了一個小的寄生的精英，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出賣了國家的利益。這個概念也提醒我們，就像吉爾平所做的一樣，在英國治下的和平時期和美國治下的和平時期，不是霸主，而是霸主之外的國家變得繁榮起來，實際上許多國家的增長速度比霸主自身的增長速度還要快（Gilpin, 1975, p.85; 1981, pp.175—185）。在有些而不是所有的條件下，霸主的統治不僅僅符合邊緣國家中精英們的自身利益，對他們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是有作用的，如果他們服從霸主的統治的話。[8]
我們可能去懷疑，意識形態霸權是否如它在國內所表現的那樣，在國際上也是一種持久的現象。強有力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不受霸主歡迎的，儘管這種現象發生在其國家之外，但卻是它的敵人。霸權的反對者們常常把民族主義作為弱國的武器，他們還可能使用普世主義的意識形態力量，去消解霸權的合法性，而不是與霸權的合法性意識形態站在一起。當代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意識形態，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對霸權意識形態的潛在挑戰是一直存在的。
結論
對霸權穩定論的一般有效性的看法，常常被過分誇大了。單一大國的主導地位也許在特定的情況下對世界政治中秩序的形成是有意義的，但是這並不是世界秩序形成的一個充分條件，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這是個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霸權的論述，都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洞見，他們的觀點將被融進本書第三部分關於霸權合作的運作和衰落的解釋中。
霸權是以非常複雜的方式與合作和像國際機制之類的制度相互關聯的。成功的霸權領導，自身也依賴一定形式的非對稱的合作。霸主扮演著一種獨特的地位，為其夥伴提供領導，換取服從的回報。但是與一種帝國的權力不一樣，霸主在沒有其他國家一定程度同意的基礎上，是不能制定和執行規則的。就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經驗所告訴我們的，單單物質上的主導地位還不能夠保證國際體系的穩定和有效的領導。實際上，霸主可能還不得不將許多資源用於國際制度的建設上，以確保它所偏愛的規則能夠指導其他國家的行為。
國際合作可能通過霸權的存在而培育起來，同樣，霸權也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來制定和執行國際規則。霸權與合作並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相反，它們常常是相互的共生的關係。為了分析霸權與合作的關係，我們需要一種關於合作的概念，這個概念必須考慮到這樣的事實，就是強制因素在世界政治中一直是可能的，利益的衝突從來沒有消失，即使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就如我們在下一章將要詳細看到的，合作不應該被定義為沒有衝突——衝突至少是國際關係可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在紛爭的事實下刺激政策的相互調整。
注 釋
[1]對這個問題的經典陳述是由赫希曼作出的（Hirschman, 1945/1980）。最近阿格爾威爾以紡織品為例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探討，見Aggarwal, 1983，p.622。阿格爾威爾指出，一個龐大商品進口國不僅可以對該種商品的出口國施加影響，而且也可以對該種商品的其他買主施加影響，後者擔心如果一個巨大的市場遭到關閉後，進口商品會轉向它們本國的市場。
[2]見Krasner, 1976。克拉斯納的分析強調把自由主義或者開放性，而不是秩序或者合作作為依附性的變量。合作與自由主義在概念上是不一樣的，而且我們將會在第九章看到，兩者在經驗上也是可以作出區別的。然而，在克拉斯納對過去150年世界政治經濟的高度集中的分析中，這種區別並不起重要的作用，因為開放的體系總體上比貿易保護主義的體系更可預測和更少衝突，即更有秩序。
[3]按照我們第二章的觀點，同樣的事實是，經過提煉的霸權穩定論並不是一種體系理論，因為這種理論的解釋力量依靠的是行為者的內部特徵變量。
[4]見註釋2。
[5]從分析的意義上講，英國是否一貫地信奉自由主義，與其制定和執行規則的能力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因為自由主義是不應該與合作問題相等同的。然而，正如我們在本章第2個註釋所說明的，英國在19世紀所竭力追求的秩序，是一種自由主義式的秩序。關於英國霸權的興起在歐洲以外地區可能導致對貿易進行限制的例子的探討，見Laitin, 1982，以及Lawson, 1983。
[6]對這種論戰的不同解釋，可參考Mandel, 1974，pp.332—342。
[7]「長波理論」（long waves）或「康德拉季耶夫曲線」（Kondratieff waves）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所存在的唐突、模糊以及缺乏經驗支持的特點。該理論還被曼德爾（Mandel, 1974）以及像羅斯托（Rostow, 1975）這樣的非馬克思主義者所採用。埃克蘭德（Eklund, 1980）在關於「長波理論」文獻的一篇精彩評論文章中，認為試圖確定和解釋清楚長波現象的努力「已經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8]這並不是說霸權在總體上是有利於小國或者弱國的。當然我們也沒有把握說這就是事實。霸主可能阻止中等國家去剝削小國，並構造一種有利於世界經濟增長的秩序結構。但是，霸主同樣會從經濟上剝削小國，或者通過政治、經濟和軍事干預來改變這些國家的自主發展模式。由於存在太多的其他因素，霸權是否有助於弱小國家這個問題，是不能以絕對的方式給予回答的。除非我們發展出一種更加復合和成熟的霸權狀態下各種關係的理論，並考慮到其他因素，而且世界福利的確得到增長，否則這個問題在經驗上仍然是一個未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