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其產生和所獲得的支持而言，本書是一本很傳統的書，基本上是學者個人勞動的成果，而非集體研究或巨額資助的產物。然而，在7年的研究和寫作中，我還是得到了許多機構的幫助。在我閱讀和思考的最初階段，我得到美國German Marshall基金會的一筆資助，於1977—1978年在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從事研究，這段經歷使我獲益匪淺。我的大部分研究是在斯坦福大學及其後的布蘭德斯大學進行的。斯坦福大學為我的輔助研究提供了資金，並資助我於1981年訪問位於巴黎的國際能源機構。布蘭德斯大學的Mazur基金會給予我資金支持，使我得以影印我的手稿並分發給同事們評閱。感謝在1983—1984學年中，布蘭德斯大學慷慨地為我提供一個學術休假年，使我能於1983年7月到1984年1月這段時間裡，全身心地投入書稿最後的處理工作中。韋斯理學院允許我使用其便捷且管理完善的圖書館及計算機系統，大大加速了我的工作。圖書館和計算機中心的工作人員都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對這一切，我深表謝意。
儘管發表在《國際組織》雜誌1982年春季號上的《需要國際制度》一文包含了本書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核心思想，但本書觀點就整體而言未曾發表過。第三部分主題的內容——實踐中的霸權與合作的互補性——也是首次發表，除了其中的一些實例材料以前出版過以外。第八章是在《50年代「漫長十年」中的霸權領導與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一文的基礎上寫成的，此文收集在由William Avery和David Rapkin主編的《變化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美國》（New York: Longman, 1982）一書中。第九章部分是基於《霸權穩定論和國際經濟機制的變遷（1967—1977）》一文而寫就的，此章的一些內容即是這篇文章的翻版，由出版社授權從Ole Holsti、Randolph Siverson和Aleander George主編的《變化中的國際體系》（Westview Press, 1980）一書中翻印而來。第十章的部分內容也曾出現在《國際機構和可能的藝術：以國際能源機構為例》（《政策分析與管理雜誌》1982年夏季號第1卷第4期）一文中。
給予本書幫助的朋友、學生和同事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我竭力避免把他們一一列出，以免有所遺漏。本書的某些章節，以草稿或前期發表文章的方式，在極少數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中傳閱過，我因此得到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對這些建議我都認真地對待並有選擇地吸取了。學者們心甘情願地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和智慧，互相幫助以提高研究的質量，這是當代學術生活中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就我個人而言，深感幸運的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中有眾多極有天賦且慷慨大度的學者。
我應該指出少數幾位為本書作出特殊貢獻的人，Karen Bernstien和Shannon Salmon是出色的研究助手，他們為第八章和第十章搜集了有用的資料。我與Helen Milner共同對早期的書稿進行了探討。她對我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精闢的批評，並在我最初的論證可能陷入無望的混亂狀態時給予我極大的鼓勵和幫助，對這一切我深表感謝。Joseph Nye，我的親密朋友和從前的合作者，對我而言是精神和學術上的雙重力量源泉。Vinod Aggarwal, Robert Axelrod, James Caporaso, Benjamin Cohen, Robert Gilpin, Peter Gourevitch, Leath Haus, Harold Jacobson, Peter Katzenstein, Nannerl Keohane, David Laitin, Helen Milner, Joseph Nye, Susan Okin, Robert Putnam, Howard Silverman等學者，全部或部分地閱讀了本書的初稿，並給予了極有價值的建議。
同樣重要的是那些我竭力比仿的資深學者們，他們極富創造性，尊重並關注年輕學者，不躲在名譽和頭銜後面以自我保護。這些學者總是設法提出新的思維，並讓它們接受來自各方的檢驗。他們知道社會科學的進步不在於事實的苦苦積累，而在於思想的辯證性交鋒，因此，對自己的觀點被批評甚至被證明為錯誤，絲毫不感到畏懼。在這些導師中我尤其要指出，Alexander George, Ernst Haas, Albert Hirschman, Stanley Hoffmann, Charles Kindleberger, Robert North, Raymond Vernon, Kenneth Waltz。他們性格各異，但有一點，都富有想像力，在學術上講求誠信，思想活躍。
有兩位曾給予我諸多鼓舞和激勵的人已經不在人世了。其一是英年早逝的Fred Hirsch。他是一位想像力豐富的政治經濟學家，《增長的社會限制》的作者。另一位是我的父親，Robert E. Keohane，他十分睿智，雖然從未作出過重大學術成果，然而在我的記憶中，他的淵博知識，他的正直，一直在警示我，使我遠離膚淺和機會主義。
我家庭的其他成員對此項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中，我的母親Mary P. Keohane，給予我諸多母愛，並予我以道德信念和學術熱情。對我而言，她永遠是一位支持者、批判者和榜樣。我對世界政治中合作問題緊迫性的認識，因對兒女們未來的關注而加強，儘管他們自己常常提醒我，學術成就與生活樂趣相比有時應該處於次要地位。最後，用語言是難以表達我妻子Nannerl O. Keohane對我的意義的。在我的生活中，她極為重要，扮演著多重角色。她的個人著作在研究的深度、表述的清晰以及風格的優美上達到了很高水準。而她作為大學校長所取得的成就既讓我欽佩，又使我堅信，處於這樣位置且性情專一的人，同樣可以創造愉快的學術研究生活。她對我工作的批評和高期望值促使我更加努力。除此而外，她還是愛、道德支持和家庭幸福的源泉。
羅伯特·基歐漢1984年1月於馬薩諸塞州韋斯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