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任何作者來說，他的著作在二十多年後仍然被閱讀和引用，是一個令人感到萬分滿意的消息。但一本關於當代世界政治的著作在這個急劇變革的時代還能保持如此的生命力，其作者也會感到驚訝。自《霸權之後》出版以來，蘇聯已經解體；美國保持了對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經濟優勢，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軍事主導地位；恐怖主義取代了對國家間核戰爭的恐懼，成為對美國人民安全的主要威脅。
「霸權之後」，確實是這樣！本書的標題似乎稀奇古怪地不合於當代現實。在1945年至1984年這段時間裡，資本主義大國之間保持著引人注目的合作關係。許多理論家將這一事實歸因於美國霸權（例如，Gilpin, 1975; Krasner, 1976）。然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霸權國似乎在走向衰落：事實上，過去的20年時間裡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中的比重非常顯著地下降了（參見表9.1，第192頁）。我沒有預期未來會出現陡然衰落，但我認為我們進入了一個後霸權時代。被我稱作霸權合作（hegemonic cooperation）的詞組和霸權國表現出來的衰落框定了我這本書的核心議題：「在沒有霸權的情況下，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如何才能發生？」（第13頁）。這一問題似乎有著緊迫的政策關聯，因為許多人認為美國霸權的持續衰落預示著高烈度衝突將會重現，促進國際合作的國際制度將會解體。
我的這一立論框架很快被證明範圍太過狹窄。我的朋友和合作夥伴約瑟夫·奈在看到《霸權之後》的草稿時告訴我，將軍事—安全關係的分析排除在外是有誤導性的。但我發現，為了建立並試圖評估（如果不是真正檢驗）一個前後一致的思考路徑，我需要縮小我的立論範圍。所以我退而求其次，用一段話來解釋我不論及安全議題（第136—137頁）。奈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將經濟和安全議題結合起來。他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提出，美國比人們一般認為的更加強大——它「必然會領導」（Nye, 1990）。蘇聯的解體加上戰爭技術的革命，使他的觀點也許比他預想的更加合乎現實。
此外，儘管自1984年以來，中國、印度以及其他快速發展中的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大於美國，但歐洲和日本兩個美國當時的競爭對手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有所下降（World Bank, 2004）。至世紀之交，美國已取得了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優勢，相對於其他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優勢也進一步拉大（Wohlforth, 2002, p.105）。因此，我們沒有真正看到對制度是否會在「霸權之後」維持下來這一問題的檢驗。實際上，當前的問題是，這些制度能否經受住高度單極結構的考驗，尤其是在「9·11」事件引發美國對外政策發生根本變化以後。
理論觀點
因此，在我看來，《霸權之後》之所以沒有因其錯誤而遭到嘲笑，沒有成為圖書館裡不被人們理會的積聚灰塵之物，是因為本書的核心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受到其過時的立論框架的影響。本書的第二部分沒有將合作等同於和諧，而是將其概念化為在實際和潛在的紛爭情勢下進行相互調整的強政治過程（第53頁）。我同意肯尼思·華爾茲「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自動生成的和諧」（Waltz, 1959, p.182）這一觀點，並進一步探詢在這樣的條件下合作如何成為可能。
我審慎而明確地以現實主義尤其是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來回答這一問題。國家進行合作通常不是出於利他主義或移情於他國的困難處境，也不是緣於追求它們設想中的「國際利益」。它們為本國人民尋求財富和安全，並為此而尋求權力。漢斯·摩根索（Morgenthau, 1948）和阿諾德·沃爾弗斯（Wolfers, 1962）的讀者不會對《霸權之後》中的行動單元和國家動機感到陌生。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說的：「我們需要超越現實主義這種認識，而不是拋棄它。」（第14頁）
然而，我在這一現實主義地基上建立起了一座制度主義大廈。我的核心觀點是第六章中的「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這一觀點在兩年前的一篇論文《對國際機制的需求》中就已初步提及（Keohane, 1982）。根據我的觀點，國家為促進互益性合作而建立國際機制。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這一國際貿易機制是我經常提到的一項制度；實際上，可以這麼說，我的理論是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經驗通則化。國際機制——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的組合——降低了國家間交易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了機製成員在相互評估政策時面臨的不確定性。如其他政治制度那樣，國際機制可以從自我利益的角度進行解釋。進一步講，它們主要通過改變各種備選政策的成本和收益來影響國家政策。它們沒有使自我利益失效，而是影響了對自我利益的計算。
信息是一個變量，這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觀點。這一觀點為此後用博弈論探究世界政治的論證方式作出了鋪墊。世界政治並不是完全不確定的；制度化可以提供信息，提高可信性，生成聚焦點，從而減少不確定性。
我的判斷是，《霸權之後》的核心觀點已經站穩了腳跟。事實上，某些最嚴厲的批評者似乎已經接受了其基本要素。約瑟夫·格裡科（Joseph Grieco）在《國家間合作》的結尾部分斷言，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在國家試圖合作時，國際制度的確是起作用的」（Grieco, 1990, pp.233—234）。勞埃德·格魯伯（Lloyd Gruber）寫道：「現在，現實主義者已不再試圖摧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大廈，他們自己也在積極地為其添磚加瓦。」（Gruber, 2000, p.29）。
20世紀90年代，《霸權之後》發展出的合作和制度理論獲得了支持。現實主義者將國際制度視為超級大國衝突的反映，而不是國家從以功能界定的議題領域實現互益性合作的工具。他們以為，冷戰的結束會導致國際制度的解體（Mearsheimer, 1990, 1994—1995）。然而，20世紀90年代，歐盟制度得到了擴大和強化，北約的成員國增多，活動範圍擴大，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任務範圍拓寬，在爭端解決方面被賦予了實質性權力。一些觀察家擔心，國際制度會被再現勃興之勢的美國霸權所收編。但總體而言，我們很多人都看到了，儘管有超級大國的對抗，但合作卻可以在共同獲益的前景下得以維持。
自「9·11」事件以來，我們進入了一個以美國極力使用其前所未有的政治和軍事權力為特徵的新時期。美國在軍事上的主導地位促使布什政府自認為其對盟國的需要已大為減少。2003年，布什總統決定入侵伊拉克，這一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實現在中東地區實行民主治理的宏大目標。鑒於美國政策的根本性轉變，其歐洲和亞洲盟國試圖限制美國行動，就幾乎沒什麼出人意料的。美國與其盟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增大了。
這樣的利益衝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當代世界政治結構所決定的，這一點尚不明確。當然，我在1984年沒有預料到美國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會突然增大。相反，我認為合作的需求應該會不斷增大。不過，如大多數觀察家那樣，我相信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與蘇聯之間的爭鬥會一直持續下去。無疑，蘇聯的解體使歐洲和美國在安全議題上發生紛爭的可能性增大，這一紛爭也自然會影響到非安全議題。然而在我看來，美國在2002年和2003年的政策轉變受到了美國政府中當權者的意識形態傾向的深刻影響。如果2000年的大選出現不同的結果，美國就不會在沒有得到聯合國授權和傳統歐洲盟國支持的情況下攻打伊拉克。
《霸權之後》並不能令人預判2004年秋發生的美國與其歐洲盟國之間的爭執。但本書的觀點卻使我們可以預料到，美國在無視聯合國的情況下，無法成功運用軍事權力來實現其政治目標。美國沒有通過單邊主義實現其在伊拉克的目標，這支持了上述看法。如果《霸權之後》的觀點是正確的，未來的美國政府要在各個議題上實現其目標，就不得不在相當程度上依靠國際制度。
《霸權之後》的觀點——合作可以在沒有霸權存在的情況下發生，也意味著國際合作並不一定需要美國的參與。儘管美國沒有參加，但應對氣候變化的《京都議定書》生效了，國際刑事法院也創立了。這說明新的全球制度可以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美國與歐洲在價值觀上的差異與日俱增（與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也同樣如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美國參與的全球合作也是有可能發生的。諸如國家對經濟的管制、福利提供、死刑、尊重國際法等議題是人們所關心的。因此，新創立的沒有美國參與的國際制度在規則內容上會不同於美國充分參與的情況。
主要缺失
只有食古不化或沒有頭腦的思想家才會在這21年歷程中對一些重要問題固執原見。而且，年輕學者發現書中觀點的矛盾或不妥之處，或者找出其中的缺陷，是本書引起關注的表現。這是寫作本書帶來的樂趣之一。我來談一談我所認為的《霸權之後》中已經被找出的一些缺陷。
最明顯的缺陷是，《霸權之後》的理論探討部分將國家視為一元化的個體，沒有考慮國內政治及其中的主導性觀念的差異。這一缺陷是我有意所為。縱觀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對美國霸權政策的歷史敘述，對國內政治重要性的考量隨處可見，但在我的理論中，國內政治卻不起作用。前後不一致的原因很簡單：我不知道如何以令人信服並且簡約的方式，將一個精緻的國內政治理論融入我的分析。因此，《霸權之後》沒有提供一個國內政治與國際制度如何發生關聯的理論。學者們付出了諸多努力，來彌補這一缺失。由於很多學者都為這方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我不想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但應該指出的是，海倫·米爾納將國內與國際政治聯結起來的工作特別值得關注，並且很有影響力（Milner, 1997, 1998）。
《霸權之後》所遭受的最為嚴厲的批評，是其對制度化合作中的收益分配問題不予重視。《霸權之後》採用了後來亞歷山大·溫特提出的洛克式無政府文化，在這一文化中，行為體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競爭對手。它們相互之間不存在特定的敵意，也不會相互移情，它們都尋求自身的利益。在這一情境下，某種可被稱作合作的「效率收益」（efficiency gains）的好處，是我的觀點所強調的。我承認世界政治中的分配問題很重要，但我沒有強調這些問題，我的理論也沒有解釋協議收益如何分配（Krasner, 1991）。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發生了一場關於國際合作中的分配性問題的激烈辯論（Grieco, 1988; Keohane, 1993）。在我看來，辯論的結果是，雙方承認對分配性問題的重視程度應該比我所給予的更高，但這一問題可以在標準的效用和討價還價框架下理解（Powell, 1993, p.228; Powell, 1999, p.76）。在某些條件下，分配性問題會對合作產生重要影響，儘管在真實世界中，這一問題並沒有使這些條件下的合作變得不可能。
無疑，分配性問題比《霸權之後》中所認識到的更加複雜。我對世界政治中的協議必須自我實施的強調是正確的。因此，只要行為體的協議收益等於逆轉點（reversion point）收益——行為體在沒有協議情況下的所得，它們就會遵守這些協議。國家或國家集團可以通過國際協議來改變現狀，從而減少逆轉點對其他國家的價值。我沒有充分注意到這一事實的含義。在這一情況下，後一類國家會面臨一種令人不快的選擇，要麼接受差於先前狀態的協議，要麼在同樣差於先前狀態的條件下不作出承諾（Gruber, 2000）。
這一批評牽涉到我們對國際機制的倫理評價：我們應該持比我在1984年時更強烈的懷疑立場。我曾告誡說，由於國家可能被排除在機制之外，並且可能是機制直接針對的對象，所以國際機制並不必然增進福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和其他國際制度非常明確地反映了大國和富國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因而遠遠不符合普世性的倫理標準。我曾對此進行了批判（第247頁）。不過，我還是相信，相較不存在這些制度的情形而言，它們不會惡化窮國的境況。但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談判清楚地說明了勞埃德·格魯伯指出的問題。世界貿易組織的基礎協議的規定是，如果國家希望從烏拉圭回合條款中的任何一條中獲益，就需要接受所有條款。這些條款可能會惡化窮國的境況，尤其是在談判很複雜，窮國與其富國談判對手相比，專業人員嚴重欠缺的情況下。
尚未解決的問題與研究方向
《霸權之後》認為，國際制度對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現象有著顯著的影響。內生性問題（endogeneity）是書中未提及的基本理論問題。在我的理論中，制度是用權力和利益來解釋的——我們還可以加上參與者的觀念或世界觀以及國內政治體制的特性。也就是說，制度是內生於這些制度以外的因素的。那麼，制度的影響何在呢？「只要我們接受了制度起源和功能的理論，制度的獨立解釋力似乎就消失了。」（Keohane and Martin, 2003, p.98）
然而，基於以下三個原因，制度的獨立解釋力其實沒有消失。博弈論結果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意味著，無論是否加入觀念和國內政治因素，都不存在由權力和利益決定的唯一的制度結果。因此，制度特徵可以影響均衡結果的特性——即使在決定唯一的均衡結果方面並不比權力和利益的作用更大。其次，組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續存在，即使在制度形成時的權力、利益和觀念格局發生變化後，它也產生影響。最後，代理理論表明，代理方（比如國際組織）可以在委託方施加的限制下——有時限制範圍很廣——施加影響（Keohane and Matin, 2003）。
在這三個制度影響的原因中，每一個都表明了《霸權之後》分析的不足，並提示了某些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首先，博弈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意味著，《霸權之後》在解釋合作和紛爭方面做得很不好。它提供了一個分析這些現象的框架，但沒有給出一個可以檢驗的理論。這樣的理論需要具體給出有成立條件的假設以及測量和經驗評估的策略，其假設還需要清晰的可以檢驗的含義。由此，學者們才能檢驗假設。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問題很複雜，涉及多個層面。社會科學還沒有達到可以建構和檢驗關於這類問題的理論的程度。
其次，即使從難度較低的層面看，《霸權之後》對組織及其動力機制的關注也是不夠的（Barnett and Finnemore, 1998）。本書的框架旨在理解國家如何經過互動，建立被概念化為規則的制度化結構的國際機制。現在看來，這一框架是有用的，但尚不完善，機制的組織特徵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因此，由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是內部官員參與戰略行動、不完全受規則約束的大型組織，我的框架對分析世界貿易組織幫助較大。對研究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幫助較小。
再次，《霸權之後》缺乏一個授權理論。有意思的是，書中聚焦於國家互動的功能理論，可能太過相信其試圖批判的現實主義無政府範式。我在1984年注意到，正如我引用的阿克洛夫、科斯和威廉姆森等學者的著作所認為的那樣，不完全合約和不對稱信息問題是基本問題。但為確保可信性和減少不確定性，不完全合約需要權威性解釋，這就需要在國際法中進行授權——通常授權於法院（Goldstein et al., 2001）。在複雜組織中，規則的解釋及其有效執行需要授權。但授權於代理方意味著權力有可能轉移，委託方難以控制。近來，代理理論被用於探討國際組織中的這些問題。這是一種大有可為的研究路徑（Nielson and Tierney, 2003）。
另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是遵守問題。在《霸權之後》中，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聲譽來解釋國家對國際承諾的遵守（第105—116頁）。事實上，我接下來的研究項目就是要說明聲譽之於遵守的重要性。然而有意思的是，研究揭示出出乎意料的結果，我的發現並不符合我的預期。在檢視美國是否遵守其國際承諾的過程中，我發現遵守狀況比我預想的更差（在1776年至1989年這段歷史時期）。儘管確實有聲譽考量，但它對政策的影響小於我的預期。由於我還沒有建構出一個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釋我所發現的遵守水平大幅變化的理論，這項研究的大部分內容就沒有發表。不過，這項研究使我在遵守的聲譽動機問題上更加明智和謹慎。近來，一些關於這一主題的優秀作品（Simmons, 2000; Hathaway, 2002）揭示出，聲譽在國家綜合考量中很重要，但聲譽考量不能保證國家遵守國際承諾。
結論
在寫作《霸權之後》時，「全球化」一詞還沒有進入我們的專業用語詞典。互聯網還只是國防部裡的一些科學家頭腦中閃現的一絲靈光。跨國非政府網絡的數量可能至少比今天少一個數量級。我和奈曾經討論過被我們稱為跨政府關係的現象（Keohane and Nye, 1974），但與現在的情形相比，當時的跨國非政府網絡尚無足輕重（Slaughter, 2004）。學者們還沒有將「議題倡議網絡」（Keck and Sikkink, 1998）或「全球公民社會」（Keene, 2003）確定為重要的分析主題。因此，對於21世紀而言，《霸權之後》似乎太過國家中心主義。
如果今天重寫一本關於「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的書，它需要將三方面的分析整合起來。如《霸權之後》那樣，它需要考察國家如何建立國際機制，如何遵守或違反其規則。同時，它需要探討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決策如何受到它們嵌處其中的非政府組織以及跨國和跨政府網絡活動的影響。此外，它還需要運用當代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和研究成果，將國家和跨國行動的分析與國內政治聯結起來。
在自傳式的語境下，我用如下的表達方式來說明這一點。如果今天重寫《霸權之後》，需要回歸我和奈於20世紀70年代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探討的某些主題。1984年，我沒有推翻我們在上一個十年提出的觀點。但為了讓概念化工作做得更加清晰，從而達到理解國家間合作的目的，我將復合相互依賴的某些內容擱置一邊。在我看來，全球化是相互依賴模式的強化和轉型，我近來的一些工作——如《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權力與治理》中的工作——可以被視為試圖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合作之努力的開始。不過，近來出現的全球政治經濟方面的最好的學術成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於關於國內政治的精緻模型以及定量和定性證據——這些是我的履歷所缺失的。
一本書一旦出版，所有讀者就都有解讀的權利。在此方面，作者沒有特權地位，並且他的解讀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個人利益和記憶紊亂的影響。別人的評價至少有同等的價值。我希望，在其下一階段的有用之年，《霸權之後》不僅將繼續提供論辯的動力，還將激發新的思考和更加嚴密的研究。
（劉宏松譯）
參考文獻
Baldwin, David A.,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arnett, Michael, and Martha Finnemore, 1999. The politics, power, and path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4 (Autumn), pp.699—732.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3.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Gilpin, Robert, 1975.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Goldstein, Judith, et al., 2001.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Grieco, Joseph, 1988.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Summer), pp.485—507. Reprinted in Baldwin, 1993, pp.116—140.
Grieco, Joseph, 1990.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ruber, Lloyd, 2000. Ruling the World: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thaway, Oona A., 2002. Do human rights treaties make a difference?Yale Law Journal, vol.111, no.8 (June), pp.1935—2042.
Ikenberry, G. John, ed., 2002. America Unrival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1999.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Keck, Margaret,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eene, John, 2003. Global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O., 1982.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pp.325—355. Reprinted in Krasner, 1983, pp.141—171.
Keohane, Robert O., 1993.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Baldwin, 1993, pp.269—300.
Keohane, Robert O., 2002.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1972.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1974.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27, no.1 (October), pp.39—62.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1977/2001.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Keohane, Robert O., and Lisa L. Martin, 2003. Institutional theory as a research program. In Elman and Elman, 2003, pp.71—108.
Krasner, Stephen D., 1976.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28, no.3 (April), pp.317—343.
Krasner, Stephen D., e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asner, Stephen D., 1991.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43, no.3 (April), pp.336—366. Reprinted in Baldwin, 1993, pp.234—249.
Mearsheimer, John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Summer), pp.5—56.
Mearsheimer, John J., 1994—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Winter), pp.5—49.
Milner, Helen V., 1997.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lner, Helen V., 1998.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Autumn), pp.759—786. Reprinted in Katzenstein et al., 1999, pp.119—146.
Morgenthau, Hans J.,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Nielsen, Daniel, and Michael Tierney, 2003. Delega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gency theory and World Bank environmental refo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2 (Spring), pp.241—276.
Nye, Joseph S., Jr.,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Powell, Robert, 1993.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Baldwin, 1993, pp.209—233. Reprinted fro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4 (December 1991), pp.1303—1320.
Powell, Robert, 1999.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mons, Beth A., 2000. International law and state behavior: commitment andcompliance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4, no.4 (December), pp.819—838.
Slaughter, Anne-Marie, 2004. The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einberg, Richard H., 2002.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2 (Spring), pp.339—374.
Waltz, Kenneth,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hlforth, William, 2002.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Ikenberry, 2002, pp.98—120.
Wolfers, Arnold, 1962.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感謝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莉薩·馬丁（Lisa L. Martin）、海倫·米爾納（Helen V. Milner）、查克·邁爾斯（Chuck Myers）、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貝思·西蒙斯（Beth Simmons）等傑出同事和朋友對本序言初稿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