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怒》引發的爭論
本書最初出版於2009年3月，距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爆發剛過去六個月時間。此次危機的大部分責任的確在於金融從業者不負責任的冒險之舉，他們的貪慾就如同其薪酬一樣高得出奇。我們在危機爆發多年之前就進行了此項研究，而且此次危機並未影響到研究的有效性，不過本書收穫的好評顯然也與這一時機是分不開的。在危機之前，許多人還認為金融行業的高額薪水和紅利是其得主的傑出貢獻及聰明才智的反映；危機之後，人們不再懷有這種想法了，因為他們意識到了在業績與報酬之間並不存在關聯。
時機已到？
本書收穫的好評不僅僅歸功於其問世的時機。自從本書出版以來，我們在許多國家一共進行了超過350次講座。我們與公務員、衛生當局、學者、慈善組織、宗教團體、智庫、專業協會、藝術節與文學節、工會、企業高層、社區團體、皇家學會、國際機構以及各個政黨展開了對話。儘管我們的聽眾往往都主張促進平等，但並非全部如此。然而，聽眾的反饋都非常積極，對我們表示肯定，這令我們感到在這方面存在著學術上的真空地帶，人們十分渴望瞭解我們提出的證據，彷彿這個世界上潛伏著許多隱藏的平等主義者。
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三種。首先，人們渴望弄明白，為何在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富足程度時，我們的社會還會受困於大量嚴重的社會問題。抑鬱與焦慮的心態為何如此普遍？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依賴毒品和酒精？暴力事件為何層出不窮？其次，正如我們在本書開始時指出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儘管「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與我們渴望和家人、朋友以及社群共處更長時間的價值觀和渴望背道而馳，但我們依然深陷其中，無法自拔。第三，我們的分析似乎確認了人們的直覺，即不平等會分裂並侵蝕社會。讀者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本書讓他們收穫了一個全新的、期待已久的、且易於辨識的世界，並且改變了他們看待身邊事物的觀點。
近期的一份報告從經驗上確認了我們長期以來所持有的印象：在十分不平等的國家，公眾對不平等的現狀十分反感。杜克大學和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隨機選取了5500名美國人作為樣本，詢問他們對於財富（而非收入）分配狀況的態度。研究人員向他們展示了三張代表不同財富分配狀況的餅狀圖。第一張圖代表的是財富平均分配的狀況，第二張圖代表的是美國的財富分配狀況，第三張圖代表的是瑞典的財富分配狀況。9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希望生活在第三張圖那樣的社會裡——無論受訪者是窮人還是富人，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波動的範圍僅僅是從89%到93%，差距並不大。當被問及美國的財富分配狀況如何時，受訪者作出的平均估測為，最富有的20%美國人掌控著59%的財富。事實上，這部分人掌控著84%的財富。當被問及心目中最理想的財富分配狀況是怎樣時，受訪者傾向於最富有的20%人掌控32%的財富。
不過，除了正面評價以外，本書還受到了嚴厲的批評與強硬的政治攻擊。本章的主要目的在於對這些意見作出回應，之後再就新的研究發現展開討論。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希望對數位評論人士的批評作出回應，他們似乎誤解了我們的觀點。
誰將從平等中獲益？
有些評論人士並不相信大多數人都將從平等中獲益。他們似乎認為，證據只不過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人們的平均狀況要更加糟糕。
在第175至182頁我們曾列出了多達五組數據（還引用了第109頁的一組數據），表明無論是按照教育程度、階級還是收入水平對人口進行分類，與較不平等的社會中相同類別的人相比，較平等社會中的人都要更加健康（或是識字率更高）。我們還提及了得出相同結論的其他研究。研究人員通過統計模型考察了不平等對於各個收入水平群體的影響。
我們並不認為更加平等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比較不平等社會中的所有人表現更好。我們並不認為更加平等社會中階級地位最低、收入最低、教育程度最低者表現也要優於較不平等社會中地位最高、收入最高、教育程度最高者。我們只是將處於相同階級、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人進行了比較，並且發現在更加平等的社會中，人們的表現更好。因此，就相同的收入與教育水平而言，與生活在較不平等社會的人相比，生活在更加平等社會的人生活質量要更高。圖表8.4、13.2、13.3、13.4和13.5揭示的正是這一點。我們的結論是，最貧窮者通常從平等中獲益最多，但即使富有者也能從中獲益。
正如我們在第176頁中指出的，就社會問題（包括心理健康、青少年生育、信任程度、兇殺案犯罪率和監獄人口）的嚴重程度而言，較不平等的社會與更加平等的社會之間存在巨大差距。這表明問題並不僅僅限於健康狀況和識字率等方面。如果只有最貧窮者才能從平等中獲益的話，二者之間的差距不會如此之大。
不平等、階級與社會地位
令有些社會學家感到驚訝的是，本書所關注的僅僅是收入不平等這一問題，而沒有考慮為數眾多的關於階級分類的細緻研究。我們對此類研究懷有深深的敬意，但之所以未涉及這一話題，是因為對於本書的分析而言，階級分類這一主題有著兩項弱點。首先，各國都有著各不相同的分類制度，因此很難進行跨國比較。例如，早年間在對瑞典與英格蘭及威爾士各社會等級的健康狀況進行比較時，瑞典的研究人員不得不按照英國的職業分類標準，重新劃分數千名瑞典人的職業。我們在圖表13.3和13.4中展現了相關研究結果。然而，即使能夠對各國的情況進行比較，依然存在著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很難通過階級分類來衡量各群體間差距的大小。與之相比，我們不僅可以通過收入差距將人們區分為不同的階級，還可以衡量各群體間差距的大小。儘管收入不平等不能完美地反映社會地位分化的狀況，但依然能夠讓我們充分瞭解社會。
對其他常見問題（關於種族、移民、國家大小、當地的不平等狀況等問題）的回答，可以參見平等基金會網站的「常見問題」欄目。
公正的批評與無理的抨擊
圍繞著以流行病學為核心的公共衛生問題，歷史上出現過多次政治鬥爭：從19世紀關於下水道與潔淨用水的衝突，到當代防止人們身處危險場所的立法，莫不如此。當科學證據向種種既得利益——產業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發起挑戰時，政治鬥爭就會開始。
如今，學者和公共衛生從業人員幾乎一致同意，社會與經濟環境是影響健康狀況的最重要因素。20世紀下半葉最具影響力的流行病學家之一傑弗裡·羅斯（Geoffrey Rose）曾表示：「藥物與政治不能也不應被分開。」我們愈發意識到，社會結構會對人類的健康與福祉產生深刻影響，這將不可避免地使得科學與政治相遇。
任何領域的學者當然總會對彼此的研究成果提出批評，這是推動科學進步的正常過程。然而，顯然出於意識形態原因發起的抨擊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這種情況下，不是由熟知研究領域的同僚就研究方法和對證據的解讀展開爭論，而是由對相關文獻一無所知且毫無貢獻的人試圖通過媒體令大眾相信該研究會使人誤入歧途。
如今，試圖推翻大量具有深遠政治影響的科學證據這一做法已經非常常見。近來，美國學者娜奧米·奧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裡克·康韋（Erik Conway）在《販賣懷疑的商人：一小撮科學家是如何遮蔽吸煙和全球變暖等問題真相的》（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一書中講述了此類抨擊行為。在不同問題上，活躍的常常是同一群人，他們通過各種技巧使得公眾以為這些涉及公共政策的重大研究領域是充滿爭議的，但事實上科學結論早已十分明確。結果就是，公眾對殺蟲劑、煙草營銷、酸雨、臭氧層空洞、二手煙的危害，以及全球變暖的應對被嚴重推遲了。一名對本書進行攻擊的人士，近來還對禁煙政策和二手煙有害健康這一可靠的證據展開了抨擊——這就是此類「販賣懷疑的商人」的典型伎倆。幸運的是，他的作品不太可能有所成效：蘇格蘭、美國和加拿大部分地區、羅馬市、愛爾蘭和英格蘭在公共場合實施的禁煙令均促使死亡率下降，拯救了上千條生命；這一政策不太可能被取消。
抨擊為何不成立
在平等基金會的網站上，我們逐條反駁了「納稅人聯盟」、「民主研究院」和「政策交流論壇」等組織提出的批評。由於內容相當冗長，在此我們只簡要地概述這些批評與回應。
批評者採用的最主要策略是，認為提出在不平等與社會問題之間存在關聯的只有我們。隨後他們便逐條對我們揭示的關聯提出質疑，認為這是統計學上的偶然因素、刻意挑選研究對像和問題造成的。例如，他們認為某項分析應該將美國排除在外，另一項分析應該把日本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排除在外；或者如果加入較貧窮國家的話，此種關聯就會不復存在。
無論這種策略是否會對我們的研究產生影響，此類批評多半是零碎的、臨時拼湊的，沒有考慮其他學者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證明類似關聯的研究成果。如今有約200篇經同行審閱的論文檢驗了不同環境中收入不平等與健康狀況的關聯，50多篇文章檢驗了不平等與暴力行為的關聯，還有許多文章檢驗了不平等與信任程度及社會資本的關聯。因此，認為這些關聯並不存在的觀點很難令人感到信服。持有此類觀點的人並非是在提出學術批評，而是在進行政治抨擊。
熟悉本領域的研究者進行的學術討論主要關注的是該如何解釋此種關聯。因此，我們也對各種解讀的長處和弱點進行了討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此種關聯表明，是不平等導致了各種社會問題。除了少數例外，我們在前文中展示的一切研究成果都經過了同行審閱，並且曾發表在學術期刊上。
那麼，對我們的批評有哪些？我們又是如何回應的？
刻意挑選問題？
有批評人士認為我們刻意挑選了某些健康及社會問題。
《公平之怒》並不聲稱自己對所有社會問題都作出了解釋，本書所針對的是那些具有社會坡度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在下層社會更加常見。例如，我們並不認為不平等的加劇會導致飲酒量增大，因為在多數國家，下層社會人士的飲酒量並非更大。與之相反，酗酒這一問題的確具有社會坡度，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國各州，酗酒引發的肝臟疾病所導致的死亡率也的確更高。我們還指出，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導致的死亡率在下層社會並非更高，這一現象與不平等之間也不存在關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心臟病導致的死亡率，後者的社會坡度十分明顯。
我們之所以在第2章中對富裕國家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福祉指數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聯進行分析，就是為了表明我們在論證過程中並未進行刻意挑選。該指數綜合考慮了40項關於兒童福祉的指標（這些指標不是我們選擇的），但與我們自己編製的健康及社會問題指數如出一轍：與收入不平等有著強有力的關聯，但與國民平均收入水平並無關聯。
哪些國家？
批評人士還認為我們刻意挑選了某些國家作為研究對象，以符合我們的結論。我們本應加入更多較貧窮的國家。
我們通過一系列嚴格的標準，才選出了作為研究對象的這些國家，無一例外。我們的資料來源於2004年4月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我們首先選取了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位居前50的國家——世界銀行採用「圖譜法」，將所有國家分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類——然後去除了那些無法獲得可供比較的關於收入不平等狀況數據的國家和人口少於300萬的國家（目的是將避稅港排除在外），最後還剩下25個國家。我們之所以只考慮最富裕國家的情況，不是因為不平等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關聯只在這些國家才存在，而是因為這些國家位於第7頁的圖表1.1右上角那段平坦的曲線上。這表明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會再對預期壽命長短產生影響，因此更容易區分相對收入水平和絕對收入水平造成的影響。
如果我們將較貧窮的國家也作為研究對象，就會面臨兩大問題。首先，我們很難獲得關於這些國家青少年生育率、心理疾病、社會流動性、社會凝聚力等問題的可供比較的數據。其次，這些國家的物質生活水平仍較低，提高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仍然大有好處；如果將這些國家也納入研究範圍，我們就必須在統計時對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行對數轉換，這樣才能揭示出不平等造成的影響。採取如此複雜的方法並不利於眾多讀者瞭解本書的主題。儘管如此，即使我們將較貧窮的國家也包括在內，研究結果也不會發生明顯改變。對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兇殺案犯罪率——相關數據較易獲得——的研究表明，對處於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而言，平等都是有益的。
為了符合自己的結論，精心挑選出某些國家，這樣的做法會使得本書毫無意義。我們使用的是最為權威的數據，並且保留了所有對我們不利之處。例如，我們在討論嬰兒死亡率時並未將新加坡排除在外，儘管該國是非常明顯的離群點：作為我們考察的國家中最不平等的一個，該國卻有著最低的嬰兒死亡率（見第82頁的圖表6.4）。
如果我們能夠展現其他研究者收集的數據，我們就能揭示出不平等與各種社會問題之間更加強有力的關聯。然而，這樣勢必引發能否相互比較的問題，因為其他研究者往往使用了不同方法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並且考察了不同國家的情況。我們的目的在於揭示不同的問題呈現出了相同的模式。因此，我們希望在分析各種社會問題時，使用同一種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並且考察同一組國家；為了確認我們的結論，再以美國的50個州為研究對象，重複我們的分析，並加以對照。
本書試圖盡可能簡單、透明地展現收入不平等與各種健康及社會問題之間的關聯。不需要任何數學和統計學知識，就能夠理解圖表的內容。在每章中，我們都指出研究發現不能歸結於偶然。多數讀者都不會感到書中存在任何難以理解的內容。但對於有此感受的讀者，我們在平等基金會的網站上提供了更多數據與統計細節。
文化差異？
有人認為，我們揭示的關聯是各國文化差異的反映，而非不平等造成的後果。
這種批評體現為兩種形式。首先，有人認為，收入差距反映了潛在的文化差異，後者才是導致健康及社會問題的真正決定性因素。其次，有人認為應該將某些國家排除在分析之外，因外它們的文化不同於其他國家。
用「好」與「差」就足以衡量收入差距。但從數量和質量上衡量文化差異的標準卻有無數種。在第13章中我們提到，瑞典和日本儘管在健康及社會問題方面表現都十分良好，但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差異卻很大，在女性就業率和參政率、核心家庭所佔比例、實現平等的路徑（是通過再分配，還是通過縮小稅前收入差距）等方面都是如此。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文化上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直到1970年代中期，這兩個國家都處在專制統治之下。然而，正如本書一再表明的，如今葡萄牙的不平等程度要比西班牙嚴重得多，其健康及社會問題同樣更加嚴重。因此，文化差異並不一定會導致各國表現不同（例如瑞典和日本），文化相似性也並不一定會導致各國表現相近（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重要的是收入差距的幅度，而不是文化因素。
此外我們還知道，在20世紀的下半葉，在預期壽命和不平等程度的排行榜上，美國和日本的位置發生了對調。1950年代時，美國比日本更加平等，健康狀況也更加出色。但隨著美國變得愈發不平等、日本變得愈發平等，日本的預期壽命也超越了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如果關鍵因素在於文化而非不平等，那麼，這兩個國家經歷的眾多文化變革為何並未改變其健康及社會問題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聯？
越深入地思考強調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觀點，越會覺得它無法成立。如果這種觀點成立，那麼文化的這種神奇力量不僅僅會導致心理和生理疾病、學校中的霸凌現象、更加嚴酷的判決、肥胖症、青少年生育等問題，其導致問題的嚴重程度還必須與收入不平等的幅度相一致。
批評者還以文化差異為由，主張將某些國家排除在分析之外。例如，有人主張將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或英語國家排除在外，有人甚至主張將二者都排除在外。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使得我們無法瞭解為何在某些問題上，有些英語國家表現要優於其他英語國家：例如，美國的心理疾病發病率和青少年懷孕率高於英國，英國又高於新西蘭（當然，美國的所有州都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更加根本的因素在於，各國的不平等狀況對其文化會產生強有力的影響，因為不平等會損害社會的信任程度、凝聚力以及社群生活的質量。
可惡的離群點以及統計學
有批評者認為，我們揭示的關聯有賴於「離群點」。
除了主張以文化差異為由將某些國家排除在外，還有人提出，出於純粹的統計學理由，應該將某些「離群」的國家排除在外。所謂「離群點」指的是本書圖表中遠離符合各國或各州狀況的「最佳配適線」的各個點，例如第82頁的圖表6.4（關於收入不平等與嬰兒死亡率之間的關聯）中的新加坡以及第67頁的圖表5.1（關於收入不平等與心理疾病發病率之間的關聯）中的意大利。有可靠的方法來衡量某個點對「最佳配適線」的影響有多大，但並沒有明確的統計學規則規定何時應該將離群點排除在外。我們之所以決定保留所有離群點，是出於三個原因。首先，它們代表的是關於健康及社會問題的實實在在的反常現象；其次，將離群點排除在外會顯得我們是在刻意挑選研究對像；第三，我們一以貫之地以同一組國家為研究對象，展示不平等與其健康及社會問題之間的關聯。
批評人士不僅錯誤地指責我們刻意挑選研究對象，還試圖通過將離群點排除在外，來質疑我們結論的可靠性。例如，有批評者認為，在分析不平等與對外援助之間的關聯（第61頁的圖表4.6）時，應該將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作為離群點排除在外，但實際上日本顯得更像離群點。將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排除在外意味著二者之間的關聯在統計學意義上將變得不再顯著，但如果將日本也一併移除則將使得該關聯重新變得顯著。
在討論肥胖症時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批評者認為，我們應該將美國作為離群點排除在外，這也會使得收入不平等與肥胖比例之間的關聯變得不再顯著。但希臘的離群程度更加嚴重，如果將希臘也一併移除，則將使得該關聯重新變得顯著。在討論兒童超重這一問題時，批評者希望移除美國，而非更加離群的加拿大。如果將二者一併移除，則將使得該關聯依然保持顯著。
由於我們考察的國家數量有限，將某些國家排除在外有時當然會對我們的研究結果產生影響。儘管如此，與不平等相關的諸多關聯都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潛在的關聯是多麼強有力。
這些批評之所以不成立，有兩點理由。首先，這樣的做法並不會對其他上百份關於健康狀況與不平等之間關聯的分析以及我們對美國50個州情況的分析產生影響。其次，將某些國家排除在外後，我們所揭示的關聯依然存在。在第174頁的圖表13.1中，我們將國際範圍內關於健康及社會問題的證據綜合成了一項指數。即使將瑞典、挪威、芬蘭、日本、美國和英國這些最平等和最不平等的國家一併移除，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在健康及社會問題與不平等之間依然存在高度顯著的關聯。
總之，我們相信自己使用的數據是十分可靠的。而且正如我們所言，其他研究者在不同的環境下已經多次證明了某些關聯的確存在。例如，有研究報告表明，無論是就俄羅斯各地、中國各省、日本、智利各縣而言，還是綜合考慮富國與窮國的情況，健康狀況與收入不平等之間都存在關聯。那些不喜歡我們結論的人士，無疑同樣希望將這些省、縣和國家也排除在研究報告之外。
其他因素？
有批評者指出，對於其他可能導致收入不平等與健康及社會問題之間關聯的因素（例如人均國民收入、貧困程度、種族構成或是福利措施），我們應該加以控制，或是給出解釋。
出於多種原因，我們決定不把其他因素包含在內。首先，我們希望最簡明易懂地展現收入不平等與健康及社會問題之間的關聯，讓讀者自己體會這種關聯是否是強有力的。其次，流行病學分析方法論中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不應對構成因果鏈的因素（也就是能夠解釋不平等是如何導致某個特定問題的因素）加以控制。例如，如果我們認為在收入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人們健康狀況更差的原因在於糟糕的社會關係導致長期壓力變得更加嚴重，那麼我們在分析具體的因果次序時就需要多加小心。在統計模型中加入信任程度和社會凝聚力等指標，會導致收入不平等與健康狀況之間的關聯消失；然而，實際上不平等很可能的確會導致健康狀況變得更糟，因為不平等會分裂社會。第三，將與不平等無關，或是與具體問題無關的因素包括在內，會導致不必要的干擾，從而使我們的方法出現錯誤。
儘管如此，其他許多考察健康狀況與收入不平等之間關聯的研究對貧困程度、平均收入、個體收入等因素進行了控制。還有一些人細緻地探討了收入不平等與公共支出、社會資本以及種族構成等因素是如何相互影響的。我們在第13章中對相關內容進行了討論，在下文中也會再度提及這方面的最新進展。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簡單地認為，與不平等狀況無關的個人物質生活水平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沒有人會懷疑，當窮國的許多人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時，其健康狀況一定不會好。然而，物質生活水平很難解釋為何即使在富國，社會地位越高者健康狀況仍會更佳（見圖表1.4）。人們提出了「新物質主義」這一概念，用社會心理之外的因素解釋這一現象。該觀點認為，隨著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更加舒適與奢侈的生活將使得人們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改善。即使這種說法成立，也無法解釋為何更加平等的社會健康狀況更佳。然而，圖表1.3、2.3和2.7分別顯示，對富裕國家而言，預期壽命、健康及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兒童福祉均不會再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進一步改善。我們在第6章中曾提及一篇研究評論，該評論在檢驗不平等與健康狀況的關聯之前，對貧困程度和個人收入水平等因素進行了控制。隨後我們還提及了另一篇重要的新評論。傳統觀點認為，物質生活水平是最為重要的因素；我們認為應歸因於不平等的那些問題，都應該歸因於物質生活水平。我們需要牢記於心的是，大量證據並不支持這一觀點。
用實踐來檢驗
本書所呈現的證據格外有力之處在於其驚人的一致性。幾乎所有與社會地位相關的健康及社會問題都會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而變得更糟；除此之外，就單個問題而言，數據同樣具有一致性。例如，在第7章中我們發現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肥胖問題更加嚴重；與我們預計的一樣，證據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人均卡路里攝入量也更高。類似的，我們不僅發現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教育表現更差，而且還發現這些社會中輟學率、失業率和未接受進一步培訓的比例都更高。
我們在第11章中曾指出，導致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監禁率更高的最重要原因在於其判決更加嚴酷。在本書出版以後，我們進一步考察了這一結論是否同樣適用於兒童。我們發現，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刑事責任年齡要更低，兒童更有可能被當作成人審判。
對未知的事物作出可供證偽的預測，是檢驗任何理論是否有效的最佳途徑。我們在第195頁已經對根據我們的理論（不平等加劇會導致具有社會坡度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作出正確預測的事例進行了討論。在此，我們還可以探討兩個例子。關於這兩個例子涉及的問題，我們起初只掌握了有限的數據。當我們於2006年首次考察收入不平等與心理疾病患病率之間的關聯時，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具有可比性的數據只涵蓋了八個發達國家。當我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初步分析成果後，批評人士指出，我們的結論依賴於美國嚴重的不平等程度和心理疾病患病率。在本書的初版問世後，我們又獲得了另外四個國家的數據。新的數據不僅沒有推翻我們的結論（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人們的心理健康狀況更差），還填補了空白，進一步確認了二者之間的關聯（見圖表17.1和17.2）。這四個國家的心理疾病患病率符合根據其不平等程度所預估的水平。
對社會流動性的考察同樣如此。當《公平之怒》剛剛出版時，我們只能獲得八個國家有關社會流動性的具有可比性的數據。有批評人士聲稱，因為考察的國家數量太少，我們的結論（不平等與低社會流動性之間存在關聯）是錯誤的。儘管最初只獲得了八個國家的數據，但我們依然將這一研究保留在了書裡，原因不僅僅在於二者之間的關聯具有顯著性，還在於研究報告表明，隨著收入差距擴大，社會流動速度會變緩，因此收入差距擴大很可能導致社會流動性降低。自本書出版以來，我們又獲得了另外三個國家的數據。正如圖表17.3和17.4所顯示的，這三個國家的數據使得我們原先的結論更加完整、可靠。
圖表17.1、17.2：新近獲得的四個國家的數據確認了此前八個國家收入不平等與心理疾病患病率之間的關聯。
圖表17.3、17.4：新近獲得的三個國家的數據確認了此前八個國家收入不平等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關聯。
新的證據
死亡率與自我匯報的健康狀況
自從我們於2008年春完成本書的寫作以來，有許多研究揭示了不平等與健康狀況之間的關聯。有9項研究專門考察了富裕發達國家的情況。其中的7項得出了和我們相同的結論，即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人們的健康狀況更差。另兩項與我們產生分歧的研究考察的都是不平等與自我匯報的健康狀況（受訪者常常被詢問自己近來的健康狀況是很好、好、一般還是差）之間的關聯。儘管能夠用自我匯報的健康狀況來預判該國國民的壽命，但對各國情況的比較顯示，在預期壽命較短的國家，自我匯報的健康狀況要更好。因此，這兩項研究不僅沒有推翻我們的結論，反而揭示了人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狀況的。
為何在跨國比較時，自我匯報的健康狀況與實際健康狀況並不相符？也許是因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對於社會地位的爭奪更加激烈，聲稱自己的健康狀況良好有助於維護強健的自我形象？也許是因為在更加平等的社會中，人們不太願意誇耀自己？我們並不知道確切的原因。這說明，在進行跨國比較時，使用客觀的健康及社會問題指標是十分重要的。
因果路徑
近來湧現了三項重要的新證據，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地瞭解收入不平等與健康狀況之間的關聯。首先是刊登在《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上的一篇對所謂「多層次研究」的評論文章。438多層次研究分兩個階段對收入水平與健康狀況之間的關聯進行了考察。首先考察的是個人收入水平與健康狀況之間的關聯；其次考察的是不平等是否會對社會的整體狀況產生額外影響。這篇評論文章使用了來自26項多層次研究的數據，涵蓋了超過6000萬人。該文章明確無誤地表明，不平等會損害健康，這種影響與絕對意義上的貧富程度無關。其結論是，即使在對個人收入水平（包括貧困程度）或受教育程度加以控制之後，單單是減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不平等，每年就能夠減少150萬起死亡案例（幾乎占15至60歲之間全部死亡案例的十分之一）。這一估計有可能過於保守，因為對個人收入水平能夠加以控制往往意味著對個人社會地位同樣加以了控制，這一點恰恰是不平等的重要體現，並且會對健康狀況產生影響。
第二項新證據是一篇發表在《社會科學與醫學》（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上的文章。該文章為考察長時段內不平等及健康狀況變化的研究作出了補充。在全世界範圍內，預期壽命在繼續增長，但在1970年至2000年間收入不平等惡化最為嚴重的美國各州預期壽命的增長幅度要小於其他各州。
第三項證據發表在《美國公共衛生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上。這項研究檢驗了收入不平等與健康狀況之間的關聯在多大程度受到了信任程度和政府對於醫療服務開支的影響。該研究確認了我們在第6章中得出的結論：信任程度的確是一大因素，對醫療服務的開支則不是。收入差距擴大會使得信任程度降低，進而對健康狀況造成傷害。
友誼與健康
在本書中，我們討論了社會關係對於人們的健康狀況和福祉的極端重要性，並且證明了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會損害社會結構。現在，對幾乎達150項研究進行的一項重大的全新評審確認了社會關係對於健康狀況的重大影響。與社會關係較弱者相比，社會關係較強者在該研究跟蹤期間去世的可能性要低二分之一。這份報告的作者發現，社會關係對於存活的影響力至少相當於吸煙，要比酗酒、鍛煉或肥胖等因素更加重要。研究人員發現，當綜合考慮婚姻狀況、孤獨感、社交網絡大小和社交行為參與程度等多種因素時，社會關係對於健康狀況的影響顯得尤為強烈。
暴力
正如我們在第10章中曾指出的，有大量證據一以貫之地證明，在不平等與暴力行為之間存在關聯。近來的研究進一步確認了二者之間的關聯。2010年發表的一份對33個國家進行的研究表明，社會凝聚力（以信任程度來衡量）導致了收入不平等與兇殺案犯罪率之間的因果關係，用於醫療和教育的公共開支則沒有這一作用。
加拿大麥克馬撕特大學的馬丁·戴利對美國各州的暴力行為是否（如有些人所認為的）應歸因於「南方的文化」或種族因素——而非不平等所造成——進行了分析。他表示，與這種觀點恰恰相反，無論是對於南方各州還是北方各州而言，不平等與暴力行為之間都存在關聯；無論兇手是白人還是黑人，在不平等程度更加嚴重的地方，暴力事件的發生頻率都更高。
在寫作本書時，我們並不瞭解其他關於不平等與兒童衝突之間關聯的研究。不過，近來一項對37個國家進行的研究發現，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霸凌行為的發生頻率也更高。在家人和朋友提供的支持較多的地方，霸凌行為發生的頻率較低。但這一因素以及家庭財富狀況的影響均不如收入不平等的影響重要。
平等與可持續性
平等、公正、可持續性與經濟均衡等相互交織的問題在全世界獲得了越來越大的關注。「地球之友」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等環保組織正在發起關注人權和自然資源的公平分配等與不平等相關問題的運動。英國綠黨也在2010年將經濟平等列為了競選宣言的核心內容。
不斷有新的證據表明，更加平等的社會留下的碳足跡更輕，更能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留下的生態足跡更重，製造的垃圾更多，消耗了更多的水資源，人均飛行里程也更長。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在於，在更加平等的社會中，人們容易形成更加強烈的集體責任感，這一點對於採取政治行動、應對氣候變化而言是至關重要的。與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相比，更加平等社會中的商業領袖更有可能認同本國政府應合作參與國際環保協定的觀點。如今，首屈一指的政策專家指出，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阻礙了各國就應對氣候變化展開合作。
不平等、市場與民主
我們與其他研究者均列舉了眾多證據，而且，這些證據還在迅速積累之中。這些證據清晰地揭示了收入不平等與社會功能失調之間的重大關聯。然而，出於政治動機的、毫無根據的批評可能起到混淆視聽的作用，使得人們無法完全認識到這些證據的效力。例如，有人會表示氣象學沒有考慮到各大洋不同鹽度所產生的影響（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並不熟悉該學科的讀者無法核實這種說法，因而有可能會認為鹽度是一項未被考慮的重要因素。
媒體上的所謂「平衡討論」常常會誤導讀者，即使在證據確鑿的科學領域同樣如此。例如，如果有98%的氣候變化科學家都贊同某一問題，僅有2%的科學家持有異議，那麼從兩個陣營中各邀請一人參加新聞節目或是公共辯論，就會令人們誤認為該問題仍存有爭議。只有非常勤勉與熱情的讀者才會刨根究底地探討相關問題。在我們看來，反對促進平等的人士不會留意我們對出於政治意圖的批評作出的回應，而只是會認為該問題仍存有爭議，因此大可對此視而不見。
在這樣的形勢下的最佳策略也許是直接反駁這些批評背後的動機。在《販賣懷疑的商人》一書中，奧雷斯克斯和康韋指出，同一群個人和機構之所以會對禁煙和氣候變化這樣迥異的問題均提出抨擊，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出於捍衛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考慮。除了捍衛自由市場之外，他們還認為自己是在反抗「大政府」這一趨勢，並且是在保護民主。對不平等會損害社會這一結論的抨擊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然而，這一信念卻是嚴重的概念錯誤導致的。不平等加劇實際上會增加對大政府的需求：需要更多警力、監獄，以及各種醫療與社會服務。這些服務大多既昂貴，作用又有限，但只要嚴重的不平等繼續催生各種健康及社會問題，我們就仍將需要它們。如今，美國有些州用於監獄的支出已經超過了用於高等教育的支出。事實上，實現小政府的最佳、最人道途徑就是減少不平等。類似的，認為只有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才能促進平等的觀點（正是出於這一理由，納稅人聯盟對本書提出了批評）也是錯誤的。在第13章中，我們花費了許多篇幅指出，有些國家通過徵收相當低的稅收同樣促進了平等，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稅前收入差距較小。
沒有什麼比腐化墮落和不加節制的貪婪更容易腐蝕民主和市場的正常運轉。儘管目前可以獲得的關於腐敗程度的國際數據主要衡量的是窮國的腐敗狀況，但這些數據仍然強有力地表明，不平等加劇可能導致政府和社會中的腐敗更加嚴重。我們在第4章中曾表明，不平等會削弱信任程度和社群生活的活躍程度。這指的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程度，還包括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美國人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人民對待各自政府的態度差異是人盡皆知的。此外，國際數據以及美國各州的數據都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人們更加不信任政府。來自不實行強制投票制度國家（例如澳大利亞）的數據還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投票率會更低。無論是否反映了巨大的利益分歧以及尖銳的「我們與他們」之別，這種現象無疑都表明過於嚴重的不平等會危及民主。
有經濟學家指出，市場就如同民主投票制度：我們的開支模式事實上是在就生產性資源應如何分配於各項相互競爭的需求而進行投票。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收入比別人高二十倍者也就擁有了比別人多二十倍的投票權。結果就是，不平等嚴重地扭曲了經濟滿足人們需要這一功能：由於窮人住不起更好的住房，他們對更好住房的需求就變得「無效」了；富人的支出則導致稀缺的生產性資產轉而被用於生產奢侈品。
不平等、債務與金融危機
除了收入差距過大造成的這些普遍性影響之外，如今有證據表明，不平等是導致1929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
我們在第228頁和第270頁曾指出，不平等會導致債務增加。有證據表明，在不平等與債務之間的確存在著密切的關聯。近來，波士頓學院經濟學家、美聯儲理事馬泰奧·亞科維耶洛（Matteo Iacoviello）考察了1963至2003年間的數據。他發現，就美國而言，在債務增加與不平等加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他認為，長期債務增加只可能是不平等加劇導致的。我們考察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關於債務的最新數據，同樣發現，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無論是短期家庭債務占家庭資產的比例，還是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都要更高。
圖表17.5：1929 年和2008 年的金融危機發生於不平等（一條連續的線段）和債務（兩條斷開的線段）均十分嚴重之時。
在數位最受尊敬的經濟學家幫助之下，一部名叫《瑕疵》（The Flaw ）的紀錄片揭示了不平等與債務的加劇是如何引發1929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兩次危機都爆發於過去一百年間不平等最為嚴重之時，長期以來不平等的加劇導致債務急劇增多。正如圖表17.5所示，兩次金融危機的走向極為類似。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的估算，不平等日益加劇，以至於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每年從剩餘90%人口處吸取的財富數量達到了約1.5萬億美元。結果就是，富人用於投資和放貸的財富越來越多，其他人則越來越難以維持相對收入水平，或是實現自己的抱負。無論對於投機者而言，還是對於普通居民而言，房產價格的飆升都使得投資房產成為了令所有人趨之若鶩的熱潮。人們竭盡所能地擠入房產市場，當價格進一步上升時，便進行風險很高的再次按揭。對這些債務進行交易和投機的金融機構的利潤占所有公司利潤的比例從1980年的15%上升到了2003年的40%。隨著泡沫越來越大，當它最終不可避免地破滅之後，後果也變得愈發嚴重。
讓民主變得可行
促進平等不僅不會危及民主和市場，還會起到捍衛這二者的作用。即使不承認平等的益處的人，也能夠從平等中獲益。
在本章開始時我們曾提到，有研究顯示，超過90%的美國人表示更原意生活在收入分配狀況類似於瑞典而非美國的社會裡。在英國進行的一項研究同樣顯示，人們認為收入差距應該縮小，儘管他們大幅低估了實際的收入差距。世界上有許多人都更加青睞平等的社會，其正義感也比我們通常認為的更加強烈。我們之所以會產生錯覺，部分原因在於，近幾十年來富裕國家的多數人都被說服了，對平等價值觀的可靠性和必要性產生了懷疑。1980和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觀念的興起導致平等主義理念從公共辯論中消失了，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們成為了隱藏的平等主義者。
現在到了平等主義者重回公共舞台的時刻。我們需要更加自信，因為我們的直覺被證明是正確的，這甚至出乎我們自己的意料。有證據顯示，很少有人意識到現實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有多麼嚴重，也很少有人意識到大多數人都受到了不平等的傷害。因此，首要任務就是提供信息，教育人們瞭解現狀。
增進對這些問題的瞭解，已經改變了許多政客對待不平等的態度。在英國，持各種政治立場的人們都對本書表示了讚許。在2009年末發表的一份重要演說中，保守黨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稱本書表明「更加不平等的富裕國家在幾乎每項與生活質量相關的指標上表現都更加糟糕……就預期壽命、罪案發生率、識字率和健康狀況而言，人均GDP的影響遠不如貧富差距的影響重要……我們內心都知道，只要在富人身旁還生活著許多極為貧困之人，那麼我們所有人都會因此變得更加貧困。」2010年9月，在當選工黨黨魁後發表的首次重要演說中，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說道：「我相信，這個國家太過不平等了。貧富差距不僅傷害了窮人，更是傷害了我們所有人。」他還表示：「看看全世界就會發現，更加健康、幸福、安全的國家也正是那些更加平等的國家。」聯合政府中來自自由民主黨的閣員文斯·凱布爾（Vince Cable）和琳恩·費瑟斯通（Lynne Featherstone）都承諾將致力於減少不平等。
言語還只是開始。要想改變政策和政治，改變我們社會的結構，就需要讓更多人認識到相關證據。沒有什麼比這一任務更有意義了：正如本書所揭示的，我們的民主制度、社會及其人民的健康都有賴於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
平等基金會
如果你在閱讀本書之後，希望為促進平等出一份力，那麼請登錄平等基金會的網站（www.equalitytrust.org.uk）。在網站上，你將發現可以下載的幻燈片和DVD教學片、對證據的簡要概括、對常見問題的回答，以及對開展運動的建議。
在揭示了不平等對社會造成了多麼嚴重的傷害之後，我們感到需要盡可能地讓更多人瞭解相關證據。平等基金會是一個非盈利組織，目的在於讓人們瞭解平等的益處，並開展相關運動。平等基金會的運作有賴於持有相同見解的個人與組織的捐贈。
我們希望你簽署《平等憲章》，接受我們發出的簡報，進行捐贈，提出意見，參與或是組織本地的平等小組。我們尤其希望你傳播這些證據，說服別人相信減少不平等的必要性。對政治而言，言語就是行動。
平等基金會並非大型組織，無法代表你來執行政策、開展運動或是協調組織。其目的在於增進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瞭解，並通過提供資源來激發或是強化其政治行為，或是教育他人的行為：例如與朋友和同事交談，傳播我們的網址，撰寫博客，在當地開展運動，向報紙和政客寫信，在主流媒體上提出相關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激發支持促進平等的民意。沒有民意的推動，政客很難有所作為。無論持有何種政治觀點，許多人心底都懷有平等主義的理念。多數人都知道消費主義對我們造成了多大傷害，也知道沒有什麼比與朋友或地位平等者待在一起放鬆更加令人感到愜意。他們知道，家庭、朋友和社群才是促進幸福的重要因素，也知道目前的生活方式正在毀滅地球。過去數十年的文化使我們淪為了隱藏的平等主義者；現在是時候挺身而出、制定清晰的路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