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大公司為所欲為，縱容逐利的心態，不會有利於建設一個更宜居的世界。
——湯姆·肖爾茨（Tom Scholz）
接受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訪問
在討論促進平等所應採取的措施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專注於各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並不意味著忽視富國與窮國之間的不平等。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縮小富國內部的收入差距，有利於富國對窮國的需求作出更積極的回應。我們在第4章中（圖表4.6）曾指出，更加平等的國家往往會提供更多對外援助。與最不平等的國家相比，某些最平等的國家提供的對外援助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了前者的四倍。此外，更加不平等的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往往也更加好鬥。較不平等國家的「全球和平指數」得分往往較低（該指數涵蓋了軍事狀況、國內外衝突狀況，以及安全、人權和穩定狀況，由「人類願景」組織和經濟學人信息部聯合發佈）。
如果轉而考察各國在國際貿易協定或是有關減少碳排放的談判中的表現，我們會發現更加平等的國家往往會持有更加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立場。
不平等似乎不僅僅會影響人們對待本國同胞的態度，還會影響關於國際問題的規範和期望。成長並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會影響到人們對人性所持有的觀點。我們已經探討了不平等與信任程度、社群生活、暴力行為的關係；還探討了不平等是如何影響人們早年生活的質量，進而影響到人們的同情心和侵略性的。顯然，這些問題都與日趨激烈的對社會地位的爭奪和消費主義態度有關。這表明，如果能夠促進國內的平等，我們也許會更加友善地對待發展中國家。
轉型
然而，我們如何才能促進平等？對平等的討論會令有些人感到憂慮。在國家政策協會於華盛頓召開的一場關於健康不平等狀況的會議上，我們試圖緩解人們的憂慮情緒。我們指出，由於我們使用的數據都來自發達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而且我們所探討的只是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因此不必通過革命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這場會議發行的一本小冊子名字就叫作《不必革命》（It Doesn 』 t Take a Revolution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仍有些人認為需要通過革命才能解決這一問題。
正如平等基金會的創始人比爾·克裡（Bill Kerry）所言，如果想要大幅縮小收入差距，並且對全球變暖作出有效回應，我們就需要推動社會的轉型。這種轉型只能通過和平方式才能實現，但僅僅對政策的細枝末節進行修補，是無法取得成功的。以爭取平等為目標的社會運動需要持久的方向感，需要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實現必要的經濟與社會變革。變革的關鍵就在於找到新社會從將要被它取代的舊機構中脫胎而出的方式。與其等待政府行動，我們不如自己立刻開始。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場宏大的革命，而是一以貫之的、不斷湧現的小型變革。我們的目標在於建設更加友善的社會，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避免會導致不安、恐慌和強烈牴觸情緒的動盪；牢記這一點有助於增加我們成功的可能性。我們的目標在於增加人們的安全感，減少恐慌情緒；在於讓所有人都感覺到，與等級森嚴的不平等社會相比，更加平等的社會中不僅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能夠更好地實現個人的價值。
在過去，有關不平等的爭論關注的是窮人的貧困狀況和受到的不公待遇，減少不平等的方式則在於勸誘或是恐嚇富人，令其以更加友善的態度對待窮人。然而，如今我們已經意識到，不平等會造成各種惡果，會影響到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因此，關於不平等的爭論也應發生改變。社會轉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促進平等有助於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質量，也有助於建立可持續的經濟制度。
常常有人認為，因為人與人之間並不平等，因此我們無法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但這種觀點並不正確：平等並不意味著一模一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原則並未使得人們變得一模一樣；減少物質不平等也不會導致人人都變得同樣平庸。財富，尤其是繼承來的財富，無法反映一個人的優良品質。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曾指出：「只有實現了財富平等，優良的品質才能脫穎而出。」（第71頁）也許正因如此，由瑞典來頒發諾貝爾獎是再合適不過了。
沒有證據表明，更加平等社會的知識、藝術和運動成就會低於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相反，令大部分人感到自己不受重視，當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水平。儘管棒球隊不足以代表整個社會，但一項為期九年、對29支球隊的超過1600名球員進行的精心研究表明，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中收入差距較小的球隊表現明顯更好。我們在此前各章中已經發現，更加平等的國家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政策失敗
人們曾經認為，通過政治可以改善人們的經濟環境，從而增進人們的社會與情感福祉。然而，在過去的數十年間，政治已經失去了這一功能。人們現在傾向於認為心理福祉取決於個人層面的措施，例如採取認知行為療法，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或是重申宗教或「家庭」價值觀。然而，政策制定者顯然可以通過收入分配這一途徑來增進所有人的心理福祉。政客有機會大有作為。
通過專門服務來應對健康及社會問題，既昂貴，又不太有效。即使治安和醫療等最重要的服務，對於犯罪率與健康狀況的影響也是有限的。社會工作及戒毒等服務的目的在於為服務對像提供治療，而不是緩解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政府出台了旨在預防各種社會問題（降低肥胖率，減少健康狀況的不平等，降低吸毒率）的政策時，這看上去也僅僅像是面子工程：通過傳達善意，讓人們以為政府真的在努力解決問題。當某些政策遠不能實現目標時，人們不禁要懷疑，政策制定者是否真的相信這些措施能產生效果。
以健康狀況的不平等為例。在十年時間內，英國政府一直承諾要縮小富人與窮人之間健康狀況的差距。一名荷蘭專家在對各國政策進行了獨立審視後也指出，英國在執行以減少健康狀況不平等為目標的政策方面居於領先地位。然而，英國健康狀況的不平等並未得到改善。似乎顧問和研究者在潛意識裡都明白，不應嚴肅地考慮那些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
旨在解決健康及社會問題的那些動議並未觸及不平等的現狀，反而幾乎都是在試圖打破社會經濟方面的弱勢地位與由此產生的問題之間的聯繫。其潛在的希望是，人們（尤其是窮人）將繼續生活在相同的環境中，但不會染上心理疾病、青少年生育、教育失敗、肥胖症或吸毒等問題。
根據這種思路，每個問題都需要有自己的解決方案，而且這些方案之間並無聯繫。人們被鼓勵多健身，不要發生無保護的性行為，不要嘗試毒品，試著放鬆心情，在工作與生活之間找到平衡，並且多陪陪孩子。所有這些政策的唯一共同之處在於，政策制定者相信必須教育窮人，使其更加理智。但這些問題的共同根源在於不平等和相對貧困，這一赤裸裸的現實卻被忽視了。
不平等的趨勢
在過去數十年間，許多發達國家的不平等狀況都有所加劇，但並非所有發達國家都是如此。圖表16.1和16.2表明，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英國和美國窮人與富人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了。圖表中展現的是兩國最富有的10%人口與最貧窮的10%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兩國的不平等狀況迅速加劇，於1990年代初達到峰值，此後沒有經歷大的變化。兩國的不平等程度一直保持在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最高水平。在同一段時間內，很少有其他發達國家的不平等狀況加劇程度如此劇烈，不過，只有極少數國家（例如荷蘭）徹底避免了不平等加劇的問題。其他國家（例如瑞典）的不平等狀況起初並未惡化，但從1990年代初起開始迅速加劇。
這兩張圖表明確無誤地表明，在這段時間內，兩國的收入差距大幅增加，達到了1970年代時的1.4倍。
既然事情變化的速度如此迅速，我們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能力將實際生活質量和人際關係質量提升到遠高於現在的水平。
只要政府真的有意促進平等，就會推行許多相關政策。歷史證據表明，政治意願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通常不會推行促進平等的政策，除非當它們認為自己的存亡與之息息相關。世界銀行於1990年代初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平等狀況的改善構成了東亞各國及地區經濟迅速增長的基石。該報告指出，這些政府之所以會推行促進平等的政策，原因在於它們面臨著合法性危機，需要贏得民眾的支持。例如，韓國需要對付朝鮮，新加坡和菲律賓則需要對付游擊隊。在1994年的一份世界銀行出版物中，約翰·佩奇（John Page）詳細描述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策：
圖表16.1：自1975 年至2005、2006 年，英國最富有的10% 人口與最貧窮的10% 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了。
圖表16.2：自1975 年至2004 年，美國最富有的10% 人口與最貧窮的10% 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了。
這些政府通過明確的機製表明，所有人都能分享未來的財富。韓國和台灣地區執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計劃；印度尼西亞制定了關於大米和化肥價格的政策，以此來增加農民收入；馬來西亞通過啟動財富分享計劃，來提高馬來人的生活水平；香港和新加坡推行了大規模的公共住房計劃；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政府為工人的合作組織提供幫助，並鼓勵中小規模企業。無論形式如何，這些措施表明，政府希望所有人都能從經濟增長中獲益。
日本之所以能夠成為最平等的發達國家，部分原因就在於整個統治階層都在二戰中受到了羞辱，與此同時，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手下那些無私而富有遠見的美國顧問為政治和經濟重建提供了幫助（包括起草新的憲法）。
其他國家也是通過類似的方式促進平等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之所以推行社會保障政策，是為了贏得民眾對於統一德國的支持。英國的平等程度之所以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幅提高，也是為了讓民眾感到負荷得到了公平的分擔，從而支持戰爭。正如蒂特馬斯所言：「要想贏得大眾對於戰爭的支持，就必須減少不平等，社會分化的金字塔必須被推平。」
瑞典平等程度的大幅提高源自社會民主黨在1932年的大選中獲勝。此前，勞資爭議引發了部隊向鋸木廠工人開槍的暴力事件。在瑞典重整軍備和參戰之後，於1932年至1946年間幾乎一直擔任首相的佩爾·阿爾賓·漢松（Per Albin Hansson）實現了令瑞典成為「無階級社會」和「人民的家園」這一目標。
反觀不平等程度加劇的那些國家，政治在這一過程中發揮的中心作用同樣明顯。圖表16.1和16.2顯示，英國和美國不平等程度加劇的現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尤為嚴重。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美國不平等程度加劇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表示，傳統觀點認為原因在於，信息技術的發展加上廉價商品進口數量的增加，導致對熟練工人的需求上升，令非熟練工人被取而代之。然而，克魯格曼並不認可這種觀點，他指出，計量經濟學研究表明，這種觀點的解釋力非常有限。他還指出，這些因素並不能解釋最富有階層（例如CEO）的收入為何瘋狂增長，而這恰恰是不平等加劇的重大特徵之一；克魯格曼還強調，儘管所有富裕國家都出現了上述現象，但只有少數國家的收入差距擴大了。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加拿大、法國、日本、荷蘭、西班牙和瑞士等國的不平等程度均未加劇。
克魯格曼對美國的情況進行了專門研究，他認為，促使不平等加劇的並非市場力量，而是「機構、規範和政治權力」的變化。他尤其強調了工會的削弱、生產力分享協定的廢棄、右派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及政府稅收和福利政策的改變。此外，最低工資相關立法的失效也值得一提。
儘管各國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但美國收入分配狀況在20世紀的總體趨勢與許多其他國家是一致的。在1929年的大蕭條前夕，不平等狀況達到了峰值；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這段「大壓縮」時期，平等程度大幅提高；隨後，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此時，收入差距開始再度擴大，截至最近一次金融危機時，不平等程度已達到了192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關於收入分配的多數研究都對總體趨勢進行了細分：工資差距擴大起到了多大作用？稅收和福利政策的改變起到了多大作用？無人工作的家庭和兩人工作的家庭數量同時增多，這種現象起到了多大作用？進一步的，工資差距的擴大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工會的削弱，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對非熟練工人需求的減少？事實上，任何國家收入分配狀況的重大變化都不能僅僅歸因於市場力量對工資水平產生的影響。克魯格曼所指出的「機構、規範和政治權力的變化」往往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稅前收入差距擴大，稅率累進程度降低，福利被削減，工會被削弱，等等——這些現象清晰地表明，規範與政治觀念均發生了變化。如果沒有發生這些變化，如果收入差距擴大在政治上仍是不可接受的，那麼政府就會採取旨在縮小而非擴大收入差距的政策。在英國，直到1997年的執政黨更替之後，政府才開始努力縮小收入差距。
二戰前後收入差距的縮小，更是政治觀念的反映。在大蕭條的背景之下，失業率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社會騷亂激增，再加上對共產主義蔓延開來的恐懼，促使政府採取了行動。在美國，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於1930年代初開始實行「新政」；戰爭爆發後，許多政府更是大幅縮小了收入差距。
如果「市場力量」真的是導致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因素，那麼戰後格局就不會維持長達三四十年時間，使得收入差距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再度擴大。戰後共識的終結顯然與政治觀念的右傾有關。新右派得意洋洋地鼓吹自由市場的益處，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學說則被裡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奉為圭臬，共產主義不再構成實實在在的威脅，許多政府將國有的公共設施私有化。
只需要回想一下1848年震動多個歐洲國家的革命洪流、1960年代的激進主義，以及1989至1990年代蘇聯、羅馬尼亞等共產黨政權的垮台，我們就能意識到政治觀點是如何席捲全球的。1980年代以來收入差距的普遍擴大正是政治風向再次轉變的結果，證據在於，除了加拿大以外，收入差距擴大最為迅速的都是奉行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推行旨在使得勞動力更具「彈性」的政策的英語國家（英國、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語言和意識形態上的密切關係導致這些國家迅速交叉感染，並且染上了重病。
對1980至1990年代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日本、瑞典、英國和美國不平等變化趨勢的研究發現，最為重要的因素在於工會成員數量。這項研究表明，高失業率削弱了工人的議價能力，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最重要因素是工會成員數量的下降。
會對工資協定產生影響的，除了工會化的程度以外，還有公司中工人代表的比重。歐盟委員會對規模較大的公司中工人代表與參與協商的最低標準作出了規定，但各國實際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相關規定不得而知。日本的管理層與工會之間的關係通常要密切得多。根據日本僱主聯合會的數據，大公司中15%的董事是前工會領袖。在歐盟各成員國，集體工資協定涵蓋了多達70%的僱員，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15%。英國的這一數字是35%，在歐盟各國中處於最低水平。
促進平等的不同路徑
與其提議通過某條特定的路徑或是某些特定的政策來縮小收入差距，不如指出存在著多種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我們在第13章中曾指出，儘管更加平等的國家通常都是通過再分配性質的稅收和福利政策、通過龐大的福利國家這一工具實現這一目標的，但日本在採取稅收和福利政策之前就已經實現了較高程度的平等。日本稅前收入的差距較小，不大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再分配。因此，儘管日本的社保轉移支付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要低於美國，但平等程度卻高於美國。雖然在我們的分析中，美國和日本分別屬於最不平等和最平等的國家，但其社會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很低，分別排在倒數第二和倒數第三位。
美國各州的情況同樣表明存在著實現平等的不同路徑。各州總稅負占收入的比例與其不平等狀況之間並不存在關聯。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相互毗鄰，都位於新英格蘭地區，它們之間的對比格外令人感到震驚。佛蒙特州的稅收負擔位居全國之首，新罕布什爾州的稅收負擔則僅高於阿拉斯加州，位居全國倒數第二位。然而，新罕布什爾州在「健康與社會問題指數」上表現最為出色，佛蒙特州則位居第三位。這兩個州的平等狀況也十分良好：儘管稅收政策差異極大，但它們的平等程度在全國分居第四和第六位。是否需要執行再分配政策，取決於稅前收入的差距。
國際和美國國內的情況都揭示了同一個道理：可以通過不同的道路促進平等，從而改善健康狀況，減少社會問題。正如我們在第13章中指出的，重要的是實現平等這一目標，而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然而，這些圖表同樣表明，執行低公共開支、低稅收的政策是存在風險的。如果政府沒有辦法緩解嚴重的不平等，那麼就需要更多的監獄與警察，就會面對更加嚴重的心理疾病、吸毒等各種問題；如果實行低稅收、低福利的政策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那麼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可能迫使政府加大公共開支的力度，以應對這些問題。
也許存在著這樣的選擇：當不平等狀況十分嚴重時，通過公共開支來應對社會問題；當不平等狀況不嚴重時，將公共開支用於支付社會福利。1980年代以來的美國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劇惡化，可謂公共開支的兩種用途之間關係失衡的一個實例。在這段時期內，用於監獄的公共開支增長速度是用於教育的公共開支增長速度的六倍，許多州用於監獄的公共開支甚至超過了用於教育的公共開支。
人們更願意生活在用於教育的開支高於用於監獄的開支的社會。不僅僅如此，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的政策還會意味著，許多囚犯也會掙得收入和支付稅收，而不是僅僅成為耗費公共資金的負擔。正如我們在第8章中看到的，學前補助可以成為一項能帶來豐厚回報的長期投資：獲得補助的孩子日後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可能性更低，成年後的收入更高，依賴於福利或走上犯罪歧途的可能性也更低。
可以認為，存在著實現平等的兩條不同路徑：一是通過稅收和福利政策來實現貧富之間的收入再分配，一是在再分配之前就實現較小的稅前收入差距。這兩種策略並非相互排斥的，我們可以同時使用這兩種策略來促進平等。僅僅單獨憑借某種策略無異於束縛住了自己的手腳。無論如何，需要注意的是，主張促進平等並不意味著主張擴大政府規模。既然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促進平等，那麼重要的就是激發必要的政治意願。
政治意願
既然一切最終都歸結於政治，那麼我們如何才能激發必要的政治意願，從而縮小收入差距？用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更加平等的社會才是更加美好的社會，將對民意的轉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人私底下對於平等和公正都懷有強烈的信念，但他們往往擔心其他人並不持有相同的觀點。越來越充分的證據表明，不平等會對社會造成傷害，這些證據將人們私底下的信念轉變成了公開陳述的事實，因而格外有力。這將大大加強懷有此種信念者的信心，激勵他們採取行動。此外，新的證據還會促使有些人轉變觀點。許多人都對社會失敗的種種跡象感到非常擔憂，並且試圖尋找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
政治分歧多源自對於解決方案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並非由於對問題出在哪裡持有不同的意見。無論持有怎樣的政治立場，幾乎所有人都更願意生活在更加安全和友善的社會裡。所有人都同意，各種健康及社會問題在美好的社會中較不常見。因此，人們爭論的焦點在於解決方案。儘管人們提出了許多為面臨特定困難的個人提供幫助的方法，但本書所引用的證據表明，促進平等將有助於解決全社會的諸多問題。此外，促進平等還是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相關政策的重要一環。近年來在英國對焦點人群進行的研究表明，認識到不平等造成的惡果，會極大地影響到人們對待不平等的態度。在研究中，社會背景、政治立場各異的參與者瞭解到了不平等對信任程度、兒童衝突、心理疾病會產生何種影響。他們不僅根據直覺就認為二者之間很可能存在關聯，而且還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許多人不再反對促進平等。在意識到平等能夠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質量後，就連那些對於促進公正無動於衷的人也開始主張促進平等。這些證據能夠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激發必要的政治意願，從而促使人們減少不平等。
數十年來，由於無法構想更加美好的社會，進步政治遭到了嚴重削弱。人們提議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改善生活的方方面面，開展反對破壞環境行為的運動，主張以更加友善的態度對待尋求避難者，遊行反對進行軍事干涉。然而，這些運動都並非以使社會變得更加美好、適合大多數人生活為目標，無法起到激勵作用。沒有如此宏大的願景，政治很難激發人們的熱情。
然而，大多數人都渴望變革。在本書的第1章中，我們曾提到一份名為《渴望平衡》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多達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感到社會的價值觀出現了問題。他們感到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蓋過了更加重要的價值，例如友誼、家庭和社群生活。儘管政客也意識到了這一深層次的問題，並且以此來爭取選票，聲稱自己主張「變革」，但他們能夠考慮的變革往往僅限於改變自己的個人形象，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日常生活變得更加愉悅和有意義。
民調還顯示，公眾非常渴望縮小收入差距。根據英國民調，在過去二十年間，認為收入差距過大者所佔比例平均在80%左右，很少低於75%，儘管實際上多數人仍低估了收入差距。就美國而言，2005年的「馬克斯韋爾公民參與調查」顯示，超過80%的人認為嚴重的不平等已經構成了一大問題，幾乎有60%的人認為政府應當努力減少不平等。蓋洛普公司的一項民調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收入及財富的分配是公正的，在1984至2003年間，有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收入及財富的分配需要變得更加公正。
大公司的權勢：被置若罔聞的事實
之所以難以激發必要的政治意願，原因之一在於我們感到自己無力做出改變。我們也許都會譴責超級富豪的巨額財富，但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有證據表明，工會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並不足以改變這一結論：當今社會嚴重的不平等是經濟機構中權力集中的產物。畢竟，我們就職的這些經濟機構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源泉。價值的創造與分配都是在這裡完成的，需要通過再分配來調節的不平等也是在這裡形成的，也正是在這裡，我們被涇渭分明地按照森嚴的等級區分成了上級與下級、老闆與下屬。
2007年，美國最大的365家公司的CEO薪水達到了其僱員平均收入的500多倍，而且二者之間的差距還在越拉越大。許多大公司CEO的日薪超過了普通員工的年薪。2007年《財富》500強公司內部的收入差距達到了1980年時的十倍，彼時收入不平等剛剛開始加劇。
由於大公司與小公司之間、各個部門之間的CEO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之比差異很大，因此很難在國際範圍內對此進行比較。不過，一家權威機構進行了此類嘗試，他們的研究顯示，就製造業的CEO與普通員工收入之比而言，日本為16比1，瑞典為21比1，英國為31比1，美國則是44比1。
根據《衛報》（Guardian ）對CEO薪酬進行的年度調查，富時100指數所涵蓋的公司高管收入近年來分別增長了16%、13%、28%和37%（2006至2007年）；而在這段時間內，通貨膨脹率很少高於2%。大公司CEO的平均收入（包括分紅在內）約為290萬英鎊。在審視了經驗性研究之後，國際勞工組織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高管薪酬和公司業績之間基本不存在關聯；該組織指出，過高的薪酬很可能源自高管在議價時佔據的主導地位。
大企業的薪酬遠勝於公共部門。在美國，在上市公司就職的20名薪酬最高者的收入幾乎達到了非盈利部門20名薪酬最高者的四十倍，以及20名薪酬最高的將軍或是聯邦政府內閣秘書的200倍。
看上去似乎是主要產業的去國有化，加之大批原本由會員掌控的互助會、房屋互助協會、儲蓄互助會和信用合作社的私有化，導致收入差距如圖表16.1和16.2所示那樣日益擴大。在轉製成為盈利性公司後不久，CEO和其他高管的薪水往往都能大幅提升，這也許正是英國的不平等狀況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加劇的部分原因。英國電信公司於1983年被私有化，英國天然氣公司於1986年被私有化，隨後許多大型公司都於1987年被私有化。從一國範圍來看，收入差距擴大與私有化進程同樣是同步的。
如今，不少大公司的權勢甚至超過了許多國家。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表示：
在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根據附加值列出的最新榜單中，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實體中有29個是跨國公司。在2000年海外資產最多的200家跨國公司中，埃克森公司的附加值最高（630億美元）。在這份新榜單中，埃克森公司排在第45位，這意味著其經濟規模相當於智利和巴基斯坦。尼日利亞的經濟規模位於戴姆勒-克萊斯勒和通用電氣之間，菲利普·莫裡斯公司則相當於突尼斯、斯洛伐克和危地馬拉等國。
其他人使用不同的方法進行了估算，他們認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半數都是跨國公司，通用汽車的經濟規模大於丹麥，戴姆勒-克萊斯勒大於波蘭，荷蘭皇家殼牌公司大於委內瑞拉，索尼大於巴基斯坦。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於1791年在《人權》（The Rights of Man ）一書中抨擊了坐擁大片土地的貴族；與之類似，這些生產性資產實際上同樣掌控在極其富裕的極少數人手中，使得我們自認為實現了真正民主的說法如此蒼白無力。
在潘恩所處的年代，資本主義制度尚處於初始時期。作為平等與民主等價值觀的倡導者，他抨擊的主要是坐擁大片土地的貴族與君主。他似乎認為市場制度（當時的參與者主要是小販和工匠）將一直保持小型、平等的性質，因此能夠與民主制相容。如果他能夠預測到，今日的大型跨國公司所掌控的財富及非民主的權勢將遠勝於當年的貴族，他肯定也會將這些大公司列為自己抨擊的對象。如果不討論應該如何對待這些聚集了財富、權勢與特權的堡壘，那麼我們就無法討論應該如何縮小收入差距。
蘇聯和東歐等中央集權式計劃經濟體進行的國有制試驗以失敗而告終，但這種試驗的目的在於嘗試解決生產性權力愈發集中於私人之手這一問題。然而，將生產性權力集中於國家之手，不僅效率常常極低，而且會導致腐敗，使得人們的基本自由和公共生活遭到侵犯。這一試驗的失敗似乎令我們感到，在標準的資本主義模式之外不存在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使得我們無法有創造力地構想其他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措施。我們視而不見的是，其實存在著許多替代方案，有些方案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我們周圍蓬勃發展。
替代方案
馬裡蘭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加爾·阿爾佩羅維茨（Gar Alperovitz）在《超越資本主義的美國：奪回我們的財富、自由和民主》（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 Reclaiming Our Wealth, Our Liberty and Our Democracy ）一書中總結了在美國已經出現的各種替代方案。他強調了規模龐大的非盈利部門。在美國最大的二十個城市，200家規模最大的單位中幾乎40%都是大學和醫療機構等非盈利組織。他提到，2000家市級電力公司為四千萬人提供了電力；由於這些公司不必為股東謀利，因此它們要比盈利性公司便宜（阿爾佩羅維茨表示，平均價格要低11%），而且會更加注重可持續性及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就地方層面而言，他還討論了4000多家「社會發展公司」這樣的組織，這些組織通過創設針對低收入者的住宅項目、為當地企業提供資金（有時候它們會親自管理這些企業），來支持當地社區的發展。美國有48000家合作性商業機構，成員人數多達1.2億；有10000多家信用合作社，資產總額達6000億美元，為8300萬美國人提供金融服務；有1000多家為客戶所擁有的互助性保險公司；30%的農產品通過合作社進行銷售。
在英國，大學、醫院和地方政府等機構常常是當地最大的僱主。由於醫療服務機構和大學幾乎都是公立的，管理這些機構的組織也需要對公眾負責。管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組織由校友以民主的方式組成。儘管在追逐利潤的熱潮中有大量互助會被出售，但如今英國仍然擁有63家房屋互助協會（有2000多家分支，38000名僱員），650家信用合作社，70家互助性保險公司，以及250家互助會，為其成員提供各種服務。英國有17萬家慈善機構，年度總收入超過440億英鎊。2007年時，資產達400億英鎊的英國合作銀行被「社區商業協會」這一具有影響力的慈善機構評為最具責任感的公司。近來經過翻修的6300家合作商店佔有的食品零售市場份額仍然高達5%，並且依然是英國最大的「鄰里」零售商，市場份額高達8%。就連國有化的經歷（曾經涉及電力、天然氣、自來水、電話、鐵路等產業）也並不糟糕。正如經濟學家、記者威爾·赫頓（Will Hutton）曾指出的，在1950和1960年代，國有產業的生產力不亞於、有時甚至優於私人部門。他表示，只是當政府搶走了這些產業的利潤，壓低其價格，以減少國民經濟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時，國有產業的名聲才開始變得糟糕了。
這些試驗的規模和多樣性明確無誤地表明，盈利性公司並非為人們提供關鍵服務的唯一有效途徑。我們所列出的各種組織與盈利性公司的關鍵區別就在於，後者的首要目標是賺錢，前者的首要目標則是在保證自己能夠生存的前提下為人們提供服務。這種區分並不新鮮，但仍然十分重要。儘管有些盈利性公司也有著很高的道德標準，但制度框架（常常是巨大的市場壓力）往往促使它們以剝削的態度對待社會。正因如此，也許我們需要發起一場「公平貿易」運動。也許正是由於動機不同，其他組織往往會形成以服務為核心的道德觀，並且將促進環境與社區利益作為自己的目標。盈利部門高管的薪水是政界、司法界和軍隊高層人員的數百倍，這一事實也足以反映其盈利動機。
能做些什麼？
那麼，如何才能遏制盈利部門推動不平等的勢力，並使其民主化？如何改造這些勢力，從而令其有利於促進平等？我們能夠採取哪些不會在以後被持相反立場的政府輕易推翻的措施？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們需要牢記的是，我們已經到達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根本轉折點。正如我們在第1章和第2章中所揭示的，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改善不再取決於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關鍵在於社群生活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要想遏制大公司高管的過高收入，我們也許需要堵住稅收制度中的漏洞，限制業務支出，提高最高稅率，甚至通過立法對公司裡的最高薪酬作出限制。然而，這些解決方案只不過是短期選項，很容易隨著政府的更替被逆轉：即使進行了有效的稅制改革，有著不同政治傾向的政府仍可能令一切作廢。考慮到保持平等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努力使平等更深地在社會結構中扎根，令其更難於被政府逆轉。我們需要解決權力的集中這一經濟生活中的核心問題。
民主的員工所有制可以解決部分問題。這不僅能夠避免權力集中在國家手中，而且比外部投資者掌控的組織在經濟和社會方面更具優勢。
許多國家的政府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來鼓勵員工所有制，因為政府認為，共享所有權能夠減少僱主和僱員之間的利益分歧，從而提升公司的業績。在英國，共享所有權的計劃如今已經覆蓋了僱員總數的近四分之一，以及公司總數的15%至20%。在美國，2001年的稅法為「僱員股份所有制計劃」提供了更多優惠，這一計劃如今已經覆蓋了10000家公司的800萬僱員，僱員所佔股權平均為15%至20%。
然而，許多共享所有權的計劃只不過起到了激勵作用，目的在於使僱員對管理層更加順從，有時還會起到誘使僱員退休的作用。結果就是，這些計劃顯得僅僅是表面文章，無法發揮改變就業結構的關鍵作用。研究表明，正是出於這一原因，單單是僱員分享所有權並不足以對公司的業績產生影響。印第安納大學和普度大學經濟學家帕特裡克·魯尼（Patrick Rooney）發現，僱員分享所有權並不意味著僱員能夠更加深入地參與公司的運營。他對各種所有制的公司中僱員參與決策的程度進行了比較。總體而言，僱員的參與程度都很低；即使是僱員分享所有權的公司，也常常不會告知員工相關信息及咨詢他們的意見；大多數公司都不允許員工在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要想有效地提升公司業績，在讓員工分享所有權的同時，還需要讓員工參與管理。如今，許多大範圍的嚴謹研究考察了數百家公司採取這些措施前後的業績差別，發現讓員工分享所有權並參與管理有助於帶來經濟收益。這些研究反覆證明，只有在讓員工分享所有權的同時，還令員工更多地參與管理，才能大幅提升公司的業績。有一項研究考察了1990年代許多英國公司的表現，發現員工分享所有權、分享利潤和參與管理均能起到提高生產效率的作用。研究報告總結道：
我們確信，同時令員工分享所有權並參與管理，將帶來大量收益。只是採取某種措施，只會零星地、短暫地發揮作用。
……讓員工參與管理，但不讓其分享所有權，由此產生的效果是短暫的……所有權發揮著文化粘合劑的作用，使得員工得以持續參與。
關於工作對健康會產生何種影響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正如我們在第6章中看到的，人們在能夠掌控自己的工作時往往會表現更加出色。對於在同一個英國政府部門工作的高級和低級公務員死亡率相差三倍這一現象，是否能夠掌控自己的工作是最強有力的解釋因素。這也許是由於人們能夠感到更強的自主性，不必直接服從他人。人們如今已經意識到，要增強對工作的掌控，需要加強工作時的民主程度。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工作時感到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會嚴重地危害健康。
認為外部投資者掌控公司會帶來益處的觀念越發顯得過時了。辦公場所、設備和可交易資產占公司價值的比例越來越小，員工的重要性卻越來越大。當購買和出售一家公司時，被購買和出售的實際上是該公司的員工及其技能和對公司制度及生產措施的瞭解。只有他們才能讓公司順利地運轉。當然，認為一群人可以被購買和出售，並且可以屬於外部人士的觀念是與民主截然對立的。
難道員工不應完完全全地掌控自己的工作及其收入的分配嗎？難道除了事前達成一致的資本利息外，外部股東真的應該獲得並非自己掙來的報酬？如果公司完全為員工所擁有，那麼員工參與、投入、掌控和分享利潤的程度也將最大化。公司可以通過借貸或按揭籌集資本，從而將控制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如今，證券交易市場上流動的資金只有極小一部分被用於幫助公司購買生產性資產。而且，長時間地向外部股東支付紅利會消耗公司的利潤，而公司原本可以利用這一部分利潤進一步改善自己的設施及技術。
英國研究員工所有制的專家羅伯特·奧克肖特（Robert Oakeshott）表示，員工所有制將令「公司從財產轉變為工作社群」。（第104頁）當員工擁有了多數股份，從而掌控了公司後，公司就從財產轉變成了社群。此時，管理層就不需要對那些只是在乎獲得回報的外部股東負責，而是需要對員工自己負責；公司會議就成為了管理層向員工匯報、並且與那些對工作進程瞭如指掌的人進行討論的場合。在員工買斷公司的所用權後，轉變傳統上「自上而下」的觀念將是一項長期過程，需要人們擺脫關於階級和能力的傳統觀念，不再令職位較低者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我們在第8章中討論了某些涉及種族和種姓的試驗，這些試驗表明，感到低人一等會對其表現構成負面影響。
戴維·埃達爾（David Erdal）在《本地英雄》（Local Heroes ）一書中描述了這一調整與解放的過程。他講述了蘇格蘭「法恩灣牡蠣公司」員工買斷該公司的故事。這一過程將彌補階級不平等所造成的傷害；但由於這些觀念依舊根深蒂固，這一過程將很艱難。然而，關鍵在於我們所處的工作環境。
合作社和員工買斷常常是在傳統的所有制和管理措施失靈後，對令人絕望的環境作出的回應。在艱難的市場環境下，員工通過這些措施來避免公司倒閉和失業。即使如此，他們依然能夠不時地取得超出預期的成功。例如在1995年，南威爾士「塔礦」的礦工買下了這座礦井，並成功地運營了十三年時間，直到煤炭資源耗盡。許多完全由員工擁有的公司都有著值得驕傲的表現。例如：倫敦交響樂團、卡爾·蔡司公司、戈爾特斯公司、寶麗來公司，以及約翰路易斯合夥公司（這是英國最成功的零售商之一，有著68000名員工/合夥人，年銷售額達64億英鎊）。由員工多數控股的美國大公司包括：大眾超市、海威超市、科學應用國際公司、CH2M工程公司，以及《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和《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的發行商論壇公司。這些公司平均擁有55000名員工。
位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蒙德拉貢公司是最著名的合作社集團之一。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這家公司發展成了擁有超過120家合作社的集團，有著40000名員工/老闆，銷售額達48億美元。蒙德拉貢公司的盈利水平是西班牙其他公司的兩倍，其生產效率在西班牙位居第一。若不是員工所有制及對決策過程的參與的確能夠減少利益衝突，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就難以解釋為何這些公司能夠取得成功。
對多數勞動者而言，在工作中與他人的互動比在家庭裡更為密切，也更有潛力感到身處社群之中。在第3章中我們看到，在過去五十年間，隨著地理和社會流動性的增強，社群生活遭到了削弱，導致焦慮感大大上升。平等固然有助於提高社群的凝聚力和信任程度（見第4章），從而提升居住區的生活質量，但短期內我們很難重新享受到過去那種親密的鄰里關係。不過，在工作中人們依然有可能收穫友誼，感到受人尊重。然而，將人們按照森嚴的等級區分為命令者和服從者的做法，卻破壞了這種可能性。這導致員工無法構成共同體，而是像財產一樣，聚在一起只是為了給他人的資本掙取回報。我們近來造訪了兩家剛剛被其員工買斷的小公司。我們詢問員工感受到了哪些變化，兩家公司的員工均表示，當走進工作區時，「人們開始直視你的眼睛」。而在過去，人們都避免直視對方的眼睛。
尤其是通過提高自由與民主的程度，員工所有制有利於促進平等。這樣的公司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儘管我們不知道人們認為多大的收入差距算得上是公正的，但他們似乎都認為公司高管的收入應該只是自己收入的數倍——或許是三倍，最多甚至是十倍，但肯定不能達到數百倍的程度。只有拒絕採取任何經濟上的民主措施，才能維持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
只要員工擁有的公司仍然只佔整體經濟的一小部分，其工資標準就不可能與其他公司截然不同。如果和其他公司相比，員工擁有的公司為低級職員支付較高薪水，為高級職員支付較低薪水，那麼低級職員將永遠不會離開，公司也將很難招聘到高級職員。然而，當員工擁有的公司在整體經濟中所佔的份額擴大後，人們遵從的規則與價值觀，例如不同的工作應該獲得多少薪水，多大的差距是可以接受等，也會發生改變，至少會更加接近於公共部門和非盈利部門的標準。此外，極其富有的私人部門老闆令人難免心生羨慕之情，甚至認為這樣高的薪酬也許是合理的；如果這些人不再存在，那麼非盈利部門也許也會變得更加平等。或許，我們不該再將令個人收益最大化當作生命中一項值得讚美的目標。
塔利斯·拉塞爾集團前主席、巴克西合夥公司董事埃達爾曾經考察了合作社中就業狀況對其所在社區的影響。他對意大利北部的三個城鎮進行了比較：伊莫拉有25%的勞動力就業於合作社，法恩扎有16%的勞動力就業於合作社，薩索洛則沒有合作社。此次調查的範圍很小，而且回復率很低。埃達爾得出的結論是，就業於合作社的人口比例越高，當地在健康、教育、治安和社會參與等方面的表現就越出色。
作為促進平等的一種方式，員工所有制和參與管理具有許多優勢。首先，這種方式使得人們成為了團隊的一員，實現了解放。其次，它將收入差距置於民主掌控之下：如果員工願意，就仍然可以保留較大的收入差距。第三，它實現了從外部股東到員工的財富及收入再分配，這一作用尤其重要。第四，它有助於提升生產效率，因而具有競爭優勢。第五，它使得人們能夠重新獲得社群生活的體驗。第六，它有助於使得整個社會變得更加友善。然而，真正的回報並不在於在一個被等級森嚴和追逐地位的心態統治的社會裡建立起幾家員工擁有的公司，而在於令人們免受等級分化之苦。只有通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員工所有制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不僅僅適用於某一種管理與工作體制。它只不過是將最終權威賦予了員工，讓他們自己去尋找最合適的制度。因此，制度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而發生改變。關於工作團隊的形式、董事的任職期限、不同部門的代表性、公司委託制度、每週例會和年度會議的形式等問題都可以進行各種嘗試。擁有選舉權的員工既可以直接行使權力，也可以將權力下放。漸漸地，人們將認識到不同制度的優點與缺點，哪種民主形式最適合公共和私人部門，以及如何代表消費者和當地社群的利益。
不過，要想使得實行員工所有制的公司數量增多，重要的是避免員工將公司重新出售給外部股東。儘管多數員工擁有的公司都得到了良好的保護，但員工出售公司、進而失去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案例也時有發生。
作為推動社會轉型的一項手段，員工所有制的優勢在於它能夠與傳統結構的企業共存。在適當的法律支持和稅收激勵幫助下，社會轉型可以立即開始。這使得我們能夠以有序的方式推動社會的根本性轉型，在舊社會中孕育新社會。政府可以通過額外的刺激與支持來鼓勵員工所有制。也許可以要求公司每年向員工轉移一定股份，有時候退休的老闆也會願意將公司轉交給員工。
儘管在實行員工所有制的公司中，當地社群和消費者的代表在管理機構中並沒有一席之地，但很容易就能彌補這一缺陷。反對員工所有制的另一條理由可能在於，它並沒有解決市場的不道德這一根本問題。不管對公司如何嚴加控制，想要賺取更多利潤的慾望依然驅使著公司採取不利於社會的行為。誠然，有些道德水平很高的公司支持公平貿易、保護環境、回饋當地社群，等等；但同樣有煙草公司不顧會導致上百萬人死亡的後果，仍然試圖在發展中國家擴張市場；有公司在缺少淨水和基本衛生條件的地方，仍然鼓勵母親購買嬰幼兒奶粉，而不是用母乳哺育嬰兒，從而導致了許多本可避免的嬰兒死亡案例；還有一些公司以破壞生態環境、土地及水供給的方式開採礦產資源，當地政府要麼過於軟弱，要麼過於腐敗，無法阻止它們；還有一些公司利用手中的專利，阻止以低廉的價格向較貧窮的國家出售能夠拯救生命的藥物。
有理由認為，儘管同樣以盈利為動機，但員工擁有的公司將保持較高的道德水平。在傳統的僱傭制度下，人們並非為了自己的目標而從事某項工作，他們需要用自己的專長實現僱主的目標。你也許並不贊同自己工作的目標，你甚至並不知道什麼是自己工作的目標，但你並不能對此發表意見，這不是你應該關心的問題。如果你的工作是想方設法擴張市場、提高利潤、避開媒體的關注，那麼很可能你不應該從道德的角度考慮這些問題。你的任務是用自己的專長實現其他人的目標，你不僅不需要負責制定目標，甚至也不需要為實現這些目標而採取的行為負責。正是出於這一原因，人們經常聲稱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自己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著名的米爾格拉姆試驗表明，即使在被要求做出非常糟糕的事情時，我們依然非常有可能服從命令。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進行的這項以「學習」為內容的試驗表明，每當試驗中的「學生」答錯問題時，參與試驗者總是願意對「學生」施以殘忍的、乃至危及生命的電擊。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受到了一名身著白色大衣的試驗人員的要求。即使聽到了「學生」遭受電擊後發出的慘叫，參與試驗者也依然會服從命令。
然而，在由員工擁有和掌控的公司裡，員工重新擁有並掌控了自己工作的目標。如果你知道某種設計或製造程序會損害兒童的健康，你會希望作出改變，並且咨詢同事們的意見。你將不再感受到無法暢所欲言的壓力，你也無法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處理這一問題，同時你也不必擔心提出令人難堪的問題會令你面臨丟掉工作的危險。儘管實行員工所有制的公司難免也會做出對社會不利的舉動，但至少它們會使得此類行為的數量有所減少。
自由與平等
冷戰期間，人們似乎產生了這樣的想法：自由與平等是不可兼得的。蘇聯和東歐的國有經濟體制似乎表明，只有以犧牲自由為代價，才能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這一冷戰意識形態造成的沉重代價在於，美國放棄了致力於平等的悠久傳統。對潘恩這樣建國初期的美國人而言，如果沒有平等，是無法實現真正的自由的。奴隸制更加證明了這一點：奴隸既不享有平等，也不享有自由，只有平等才能讓人們免受專斷權力的侵害。「無代表，不納稅」、「無代表，不立法」這兩項歷史性的要求就表明了這一原則。美國《獨立宣言》指出，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並且享有自由這一不可讓渡的權利；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同樣將自由、平等、博愛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許多民主思想家都指出，自由與平等是可以互補的，這其中就包括了社會哲學家倫納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他認為所有領域的自由都要以平等為前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機會平等，以及契約各方的平等。
如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並非體現了自由和民主，而是否定了自由和民主。除了極為富有的人之外，誰還會願意給予公司高管和金融界精英上百萬美元的紅利，與此同時令那些從事著至關重要、有時並不令自己感到愉悅的工作（例如照顧老年人、清掃垃圾、提供應急服務）的人無法獲得合理的收入？事實上，正是由於民主被排除出了經濟領域之外，不平等才會變得如此嚴重。因此，我們需要將民主延伸到工作場所之內。從員工所有制、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作制，到員工代表制，我們需要嘗試各種形式的經濟民主措施。
順著技術大潮前進
黛安·科伊爾（Diane Coyle）在《失重的世界》（The Weightless World ）一書中指出，儘管在二十世紀，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都提高了20倍左右，但世紀末產品的總重量與世紀初大致是相同的。她還指出，在1990至1996年間，價值一美元的美國出口品（經歷了通貨膨脹調整）的平均重量減輕了一半。失重這一現象部分地源自服務部門和「知識經濟」的興起，但同樣也和技術變革和小型化趨勢有關。許多現代消費品所消耗的物質資源的重量都要比以前更輕，這將有利於保護環境。此外，導致失重這一現象的潛在原因對於促進平等也能發揮重要作用。
經濟學的入門課程對「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進行了區分。固定成本指的是工廠的建築、機器等成本，邊際成本指的是每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需要投入的成本。傳統上，邊際成本主要由額外需要的勞動力和物質成本構成，因為並不需要再對設備進行額外投入。經濟學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性市場中，產品價格將降至與邊際成本相同的水平。如果價格高於邊際成本，那麼通過生產和消費更多產品，生產商依然能夠賺取少許利潤；如果價格低於邊際成本，那麼生產哪怕一件商品的成本也會高於銷售該商品能帶來的收入。
數碼產品的邊際成本如此之低，以至於一個「免費」的經濟部門得以興起。人們試圖通過加強專利和版權保護，來限制人們獲得此類商品，從而保證公司依然有利可圖。然而，技術進步的邏輯是很難阻擋的。通過打破保護版權的體制，商品獲得了「解放」。有些時候，廣告收入可以保證消費者免費使用此類商品；有些商品則是徹底免費的，例如「免費軟件」和「共享軟件」。互聯網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無數免費信息，不僅僅包括書籍、百科全書、字典、報紙，還包括越來越多的在線期刊。人們還可以通過合法或者不合法的途徑，免費下載音樂和電影。如今，有些服務商還會提供無限的免費存儲空間。電話費用已經大幅降低，並且可以通過電腦連接的方式免費撥打。郵件和即時通信同樣也是免費的。
邊際成本下降這一趨勢在許多其他技術領域也有體現，雖然不如數碼經濟領域那麼明顯，例如納米技術、生物技術、電子打印技術和遺傳工程技術。這些新技術孕育著研發出更高效的太陽能、更廉價的藥物和更經濟的新材料的可能性。
在數碼產品生產商看來，這樣的變革並非能夠提升人類生活水平和快樂程度的新機遇，而是對自身利潤的巨大威脅。因此，許多制度不僅沒有充分利用新技術帶來的益處，反而在限制其潛力。邊際成本的迅速降低使得企業利潤最大化與公眾利益最大化之間的分歧也變得愈發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需要動用自己的權力，幫助建立新的制度，而不是維護限制新技術的種種舊制度。
有人認為，邊際成本接近於零的商品本質上就是公共物品，公眾應該免費獲取。在數碼時代來臨之前，道路和橋樑常常被當作此類公共物品的典型。一旦社會付出了修建道路或橋樑的成本，那麼不通過收費來限制使用，才能使最初投資的收益最大化。因此，應該讓人們免費使用這些道路或橋樑。正是出於這種經濟上的原因，除非政府試圖通過收取過路費來彌補成本，否則道路和橋樑的所有者往往都是公眾。
在付出了初始成本後，分享收益的人越多越好。如果當地的互聯網服務是由政府提供的，那麼就沒有理由限制對網絡的使用。在維多利亞時代，當人們建立起了免費的公共圖書館時，他們遵循的是同樣的邏輯：多次閱讀同一本書，並不會產生額外的成本。我們或許應該建立由公共資金支持的非盈利機構，就價格展開協商，並購買下版權，為整個國家服務；我們或許還應該建立國際組織，爭取讓全世界都能免費獲得教育與商業資源。從社會整體的立場出發，促使邊際成本降低的技術變革正在迅速地使得以逐利為目的的大公司掌控此類物品的銷售變得弊大於利。漸漸地，這些公司只能依靠專利或版權帶來的壟斷地位。我們需要發明新的方式，在向作出了提升生活質量的研究與創新的個人及組織（他們才是社會的財富）支付費用的同時，不限制人們享用這些研究和發明帶來的益處。也許，我們需要通過慈善組織來為世界範圍內免費軟件的研發提供資金。我們還需要徹底地修訂有關版權與專利的法律，在令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者獲得回報的同時，避免限制人們享用他們的產品。
政客和公眾面臨的問題是，是否能夠在不限制人們享用其產品（包括能夠拯救生命的藥物、能夠解決饑饉問題的農業創新，以及令發展中國家的大學能夠免費閱讀科研及學術期刊）的同時，向大公司支付研發費用。如果新技術的確會進一步降低邊際成本，那麼這一問題就將變得越發緊迫。
也許在未來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物品的使用權將不是由收入來決定，我們的財產也不會起到社會分化的作用。我們也許會成為同一個社會中地位沒有差別的成員，只是由於共同享有多種興趣才聚到了一起。
未來的平等
被日常瑣事困擾的我們，常常忘記了從更長的時段來看，通往平等的歷史潮流幾乎是無法阻擋的。這條人類進步的河流起初對國王的「神授」（且專斷）權力施加了憲政限制，隨後又漸漸地形成了民主與法治的原則；它奔騰著廢除了奴隸制，並將權利賦予了沒有財產的人以及女性；它建立了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為失業者和患病者排憂解難的最低工資制度；它通過立法保護了員工、房客和少數族裔的權利；它削弱了森嚴的等級秩序，廢除了死刑和肉刑；它為不同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信仰的人們點燃了對機會平等的渴望。在過去五十年間，遊說集團、社會研究機構和政府統計機構愈發重視不平等與貧窮等問題，並且試圖建立互信的文化。
所有這些都是平等狀況不斷改善的表現。此外，儘管政治觀點不同，但很少有人會不歡迎這些歷史進展。這些歷史進展背後的力量確保了大多數人都希望這一趨勢能夠繼續下去。的確，這條人類進步之河偶爾會遭到阻礙，乃至泛起漣漪，但我們不應無視它的存在。
此前數章揭示的不平等與嚴重的健康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關聯表明，如果美國將不平等減少到日本、挪威、瑞典、芬蘭等最平等的富裕國家的水平，那麼信任他人者在人口中所佔比例將上升75%，社群生活的質量也將隨之改善；心理疾病和肥胖症的患病率將降低三分之二；青少年生育率將下降超過二分之一；監獄在押人數將減少75%；人們的壽命將延長，每年的工作時間則將減少兩個月。
類似的，如果英國也將不平等減少到日本等四國的水平，那麼信任程度將上升三分之二；心理疾病患病率將下降超過二分之一；預期壽命將延長一年；青少年生育率將降低三分之一；兇殺案犯罪率將降低75%；每年的工作時間將減少七周；政府可以關閉全國範圍內的許多監獄。
為了建設更加美好的社會，至關重要的是發起一場致力於此項目標的持久的運動。需要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持之以恆地制定符合這一目標的政策。為了做到這一點，社會應該明確自己的目的。為此，我們在平等基金會的網站（www.equalitytrust.org.uk）上提供了（並將繼續提供）研究結果、圖表和其他相關信息。
初始任務是要令廣大公眾認識到這涉及哪些問題。然而，為了避免這一理念在短暫地吸引到人們的注意力後就遭人遺忘，我們需要發起一場社會運動，為實現這一理念而努力。為此，眾多平等小組應該在各個場合聚集起來，分享理念和行動心得：既在家中，又在辦公室裡；既在工會裡，又在政黨裡；既在教堂裡，又在學校裡。此外，關注與平等相關各種問題——無論是健康問題還是青少年生育，是監獄人口還是心理健康，是吸毒還是教育表現——的壓力團體、慈善組織和服務機構也應該為了這一目標而努力。除此之外，還需要應對全球變暖這一迫在眉睫的問題。在所有這些環境下，我們都需要大聲疾呼，說明更加平等的社會具有的優點。
我們並不應該對這樣的想法感到擔心：向富人增稅會導致他們集體移民至海外，進而導致經濟災難。我們知道，更加平等的國家具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社會環境；我們也知道，經濟增長並非衡量一切的準繩；我們還知道，經濟增長不再有助於提高我們的實際生活質量，而且消費主義會危及地球。我們也不應該懷有這樣的想法：富人是稀少、珍貴、更具聰明才智的上等人，其他所有人都得依靠富人。這種想法只不過是財富與權勢製造出來的幻覺。
我們不應對富人心懷感激之情，而是應該認識到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2008年年末爆發的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發生的衰退向我們展示了，向高管支付巨額報酬是多麼的危險。超級富豪的存在不僅導致掌管金融機構的人士將所有人的福祉置於險境，還加大了其他人追逐消費潮流的壓力。引發金融危機的長期投機泡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消費者支出增長的推波助瀾。不平等程度加劇導致人們減少儲蓄，增加透支和信用卡債務，並且通過次級貸款來滿足消費慾望。不平等除了為經濟繁榮與蕭條的週期添加投機元素之外，還轉移了我們對於迫在眉睫的環境與社會問題的注意力，轉而令我們對失業、不安定和「如何讓經濟再度運轉起來」感到擔心。減少不平等不僅僅將使得經濟制度更加穩定，還十分有助於增強社會與環境的可持續性。
現代社會將愈發依靠具有創造力、適應力、信息靈通且靈活的社群，這些社群能夠慷慨地對每個人的需求作出回應。需要依賴富人的社會不具備這些特徵，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被不安定感驅使著。只有人們彼此平等、齊心協力、互相尊重的社會才具備上述特徵。此外，由於我們的目標是在舊社會中孕育新社會，因此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勢必會對新社會產生影響。我們還需要努力改變公眾的價值觀，使得炫耀性消費不再激發嫉妒之情，而是被視為問題的一部分，被視為正在摧毀我們社會與地球的貪婪與不公的標誌。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曾說過：「宇宙的道德之弧很長，但終歸通向正義。」在史前，我們曾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社會中，保持著穩定、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即所謂「原初的富足社會」。也許可以將之想像為一道弧形，重新指向公正與平等這兩大基本原則——在任何正常的社會交往中，我們仍然將這兩大原則視為美德。不過，在任何階段，建設更加平等的社會都需要人們直抒胸臆、提出主張、建立組織、發起運動。
政府不可能不對收入差距產生影響。在許多國家，政府都是最大的僱主。不僅如此，幾乎所有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都會影響到收入分配狀況。稅收與福利政策是最顯而易見的途徑。其他有力的政策領域包括：有關最低工資的立法，教育政策，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是否維持低失業率，是否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徵收不同稅率的增值稅和銷售稅），公共服務，退休金政策，遺產稅，低收入補助，基本收入政策，兒童撫養福利，累進的消費稅，產業政策，再培訓計劃，等等。我們在本章中還提出，通過更加根本的變革，將收入差距置於民主掌控之下，確保平等更加深刻地在社會中紮下根。
就目前的階段而言，激發促進社會平等的政治意願比專注於減少不平等的具體政策更加重要。是否能夠激發出政治意願，取決於我們能否提出既可實現、又能鼓舞人心的關於更加美好社會的願景。我們希望自己已經表明了，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在這個更加平等的社會中，人們不再被區分為不同等級；我們將重拾社群感，將克服全球變暖的威脅；作為共同體的成員，我們將民主地掌控自己的工作，並分享日益壯大的非貨幣化經濟部門帶來的收益。這並非烏托邦般的夢想。證據顯示，即使不平等程度得到小幅改善，也將有助於生活質量的提高——在某些富裕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這已經成為了現實。我們的任務在於，認識到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並利用各種制度與技術來努力實現這一目標。
無論我們是否為之努力，更加美好的社會都不會自動出現。我們可能無法阻止全球變暖這一災難；我們可能會放任社會變得更加不友善；我們可能無法認識到這背後存在的問題；我們可能無法反抗那一小撮富人，自私的觀念會令他們反對更加民主與平等的世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會不斷地遭遇問題與分歧——為了進步的鬥爭總是如此——然而，只要我們明白自己的目標是什麼，必要的變革就是可以實現的。
數十年來，我們一直苦悶地認為，沒有替代方案能夠解決現代社會面臨的環境與社會問題。如今，既然知道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們應該重拾樂觀的心態。我們知道平等有助於遏制消費主義和應對全球變暖。我們能夠預見，現代技術的發展將使得追逐利潤的機構變得越發對社會不利，新技術大大提高了生產公共物品的潛力，威脅到了這些機構的存在。我們正處在從量變到質變的邊緣，即將創造出一個令所有人都感到更加美好、更加友善的社會。
為了維持必要的政治意願，我們必須牢記：我們這一代人肩負著完成重大轉型的歷史使命。在富裕國家，經濟增長已經無法進一步提高生活質量。我們的未來取決於是否能改善社會環境的質量。本書的作用就在於指出，只有在平等這一物質基礎之上，才能建立更加良好的社會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