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時擁有最多玩具的人是贏家。
——美國的汽車保險槓標語
對於下一代人而言，防止全球變暖失控——如果失敗的話，則是應對其後果——將成為政治的主導話題。富裕國家的平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到五倍。但令其碳排放量降至世界平均水平還不夠，世界碳排放總量已經過高，而且必須向貧窮的國家提供補貼，以刺激其經濟增長。
追求平等和減少碳排放的政策如何能夠並行？鑒於不平等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競爭式消費的推波助瀾，那麼這兩項政策不僅僅是互補的，而且前者似乎還是後者的前提條件。
可持續性與生活質量
自從《勃蘭特報告》（Brandt Report）於1980年發佈以來，人們便愈發認識到，社會與環境的可持續性是緊密相關的。幸運的是，在人類意識到環境無法容納更多碳排放的同時，我們還意識到了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不再有助於人們的健康、幸福和其他福祉。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不必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依然有多種方式可以改善富裕國家人們的生活質量。
如果我們不必進行更多消費，更少的消費會導致何種結果？減少碳排放會意味著富裕國家的物質生活水平下降到人們不願接受的程度嗎？可持續性與保持生活質量是相容的嗎？
以圖表15.1為基礎，我們可以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圖表15.1展現的是各個國家預期壽命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聯。由於國家越富裕，碳排放量往往也越大，因此這張圖看上去與圖表1.1（預期壽命與人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聯）十分相似。然而，我們發現有些國家預期壽命高達近80歲，但碳排放量只相當於富裕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小部分。因此，即使僅僅憑借當下主要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的低效技術，富裕國家仍完全有可能在不降低民眾健康和福祉水平的情況下，大幅減少碳排放量。
圖表15.1：在低碳排放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實現低嬰兒死亡率。
在當前的技術條件下，圖表15.1左上角圓圈裡的國家付出較小的環境代價，換得了良好的健康狀況。穿過圓圈中心的那條直線代表的是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這表明，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都有潛力在不超過平均排放量的情況下，收穫較高的預期壽命。
然而，由於目前的全球排放已經導致了全球迅速變暖，我們需要大幅降低碳排放水平。只有通過更加有效率地使用能源和開發可再生能源，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如果我們能夠實現這樣的轉變，那麼該圓圈（代表著用最小的環境代價能夠實現的最高健康與福祉水平）將繼續左移，乃至上移。
對於可持續性與維持高水平的生活質量是否相容這一問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同樣給出了答案。該機構對各國生活質量與人均生態足跡大小之間的關聯進行了分析，用於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是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該指數綜合考慮了預期壽命、教育水平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等因素。圖表15.2使用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分析數據，展現了各國人類發展指數得分與人均生態足跡大小之間的關聯。除了古巴之外，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同時具備高水平的生活質量（人類發展指數高於0.8）和可持續的生態足跡。儘管古巴的收入水平較低，但其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幾乎與美國相當。
然而，古巴這一事例表明，同時擁有高水平的生活質量和可持續的經濟這一目標是可能實現的。而且由於古巴並未使用最節能、最綠色的技術便實現了這一目標，因此技術更加先進的國家可以更加輕鬆地實現這一目標。通過使用可再生的、環保的發電技術，並推動社會變得更加平等，我們相信能夠將可持續性與高質生活這二者結合起來。在結束這段討論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人類發展指數得分較高的國家大多生物足跡也較大，原因在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人類發展指數的組成部分。
圖表15.2：人類福祉狀況與可持續性。
公平地減少碳排放
除了以較低的消費水平改善我們的實際生活質量之外，推動社會變得更加平等還可以從兩方面對減少碳排放這一目標作出貢獻。首先，要想公眾支持減少碳排放的政策，這些政策就必須是公平的。越富有的人對全球變暖的責任越大。富人消費導致的碳排放量可以達到窮人的十倍之多。既然富人的責任最大，那麼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應當最大。壓搾窮人、保護富人的政策是無法獲得公眾的廣泛支持的。
有人提出通過個人碳排放配額這一制度來公平地減少碳排放。可以將允許排放的總額除以人口數量，得出人均可排放配額。這一制度與英國在二戰期間採取的平等政策有著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要使公眾支持戰備政策，其負擔就必須被公平地分擔。在理查德·蒂特馬斯（Richard Titmuss）看來，這是採取配額政策和累進稅制、為生活必需品提供補貼、向奢侈品徵稅的合理理由。還有人提出，人們應該通過某種電子卡片支付燃料、電力和空中旅行的費用，花費少於配額者可以將未使用的配額出售給碳排放銀行，希望使用更多燃料及電力的富人則可以購買這些配額。在這種「可交易的碳排放配額」制度下，高消費者將補償低消費者，並且有助於實現富人向窮人的收入再分配。2006年，時任英國環境大臣戴維·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提出將於2007年在曼徹斯特小範圍試行這一制度。為了保護窮人，應當規定只有當期已被節省下的配額才被允許交易。
單憑新技術是不夠的
也許我們會希望，新技術能夠令我們避免採取嚴格的配額制度。然而，儘管能夠減少燃料消費和碳排放的綠色技術創新是至關重要的，但單憑這些技術還不足以解決問題。想像一下，假如新一代的汽車發動機能夠減少半數油耗，那麼駕駛將變得便宜，我們因此也能夠省下一筆錢。但我們幾乎肯定會把這筆錢用於別處：我們也許更長時間地開車，也許會買更貴的車，或是購買更加耗能的電子設備，例如大型冰箱。無論我們如何使用這筆被更具效率的汽車發動機省下來的錢，額外的消費都很可能導致更多碳排放，反而更加破壞環境。這一邏輯幾乎適用於各個領域，更具效率的洗衣機，或是保暖性能更好的住宅，對環境都是有利的；然而，如果我們將省下來的錢用在別處，就立刻會對環境造成破壞。當汽車變得更加省油，我們就會駕駛更長時間；當住宅變得更加保暖，我們對於室溫的要求也會進一步提高；當我們裝上節能燈泡後，也許就不會注意及時地關上燈。
節能創新就如同經濟增長一般，能夠刺激我們進行更多消費。儘管這些創新使得我們在相同的碳排放水平下，可以達到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會使得減排成果付諸東流。唯一的問題就在於，綠色科技帶來的收益在多大程度上被進一步的消費抵消了。在推廣了更加省油的小型汽車後，許多國家的碳排放水平往往繼續上升，並未因油耗的減少而下降。
處於恆穩態的經濟
顯然，我們需要努力達成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提出的「恆穩態經濟」這一狀態。然而，正如美國社會生態學家、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家默裡·布克欽（Murray Bookchin）所言，「無法『說服』資本主義制度停止增長，正如同無法『說服』人類停止呼吸」。既然如此，我們又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在戴利提出「恆穩態經濟」這一概念時，人們更加擔憂的問題是地球上礦產與農業資源被耗盡，而非全球變暖。戴利提出，應該對每人開採礦產的數量施加配額，從而防止資源消耗進一步加劇。限制石油與煤炭生產也許會十分有助於限制全球變暖，屆時，創新與變革的焦點將轉變為如何更加有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資源為人類謀利。
讓我們以正在使用中的物品的存量，而非從消費到浪費的流動速度，來衡量物質生活水平。物品磨損的速度越快，變為廢品的流動速度也越快。如果物質生活水平取決於使用中物品的數量，那麼物品的破損就意味著物質生活水平的下降。我們應當做的不是通過消費來幫助企業不斷賣出商品，而是製造和維護各種各樣的耐用品。
顯然，要想應對此類問題，必須給予富國和窮國不同的待遇。印度每年人均碳排放量為1.6噸，美國每年人均碳排放量則為24噸，兩國不應獲得同樣的待遇。監管制度中還應包括有關「緊縮與趨同」和「上限與交易」的政策，目的在於逐年降低允許的碳排放量，最終實現全球人均碳排放水平的趨同。
恆穩態經濟並不意味著停滯與缺乏變化，恰恰相反，向可持續的恆穩態經濟轉型的過程將激發大量的創新與變革。盡最大可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一直是創新與技術變革的主要驅動力之一。設定資源消耗與碳排放的上限，將對創新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我們在下一章中將談到，數字化、電子通信和虛擬系統等不斷取得進展的技術變革，創造出了許多「無重力的」經濟部門，能夠更加輕鬆地將高生活水平與低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結合起來。
人們常常認為，創新與不平等是緊密相關的，並且需要以經濟激勵作為前提。然而，圖表15.3表明，事實恰好與此相反：更加平等的社會往往具備更強的創造力，人均註冊專利數要多於更加不平等的社會。原因可能在於，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更多才能未得到充分開發，或是森嚴的等級制度會迫使人們循規蹈矩。無論如何，這都表明不平等會削弱社會的變革能力。
圖表15.3：更加平等的社會創造力也更強。
不平等與消費主義
不平等與全球變暖之間的另一項關聯在於消費主義。消費主義使得經濟活動難以維持在可持續的水平上。對購物的癡迷使得許多人認為，我們已經輸掉了阻止全球變暖的戰役。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不僅僅導致我們像鴕鳥一樣拒絕承認其造成的各種後果，還使得政府陷入了癱瘓狀態，不敢採取任何會造成實質性變革的政策。我們如何才能改變這種文化，減少對地球造成的威脅？
促進平等對於減少促使人們消費的文化壓力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人們更加直言不諱的年代，前美聯儲理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亨利·沃利克（Henry Wallich）曾指出：「經濟增長是收入平等的替代品。只要經濟還在增長，人們就會抱有希望，也就會容忍巨大的收入差距。」然而這種關係也是雙向的。不僅僅經濟增長可以替代平等，而且平等也能夠減少經濟增長的必要性。這正是恆穩態經濟的前提條件。
助長消費主義的一大因素在於對社會地位的爭奪。在多數人看來，這更像是防禦，而非競爭：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我們就會落伍，一切都會變得寒酸、陳舊、過時。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指出，生活品質的高低總是相對的，取決於與他人的比較。他在《落伍：不平等加劇如何傷害中產階級》（Falling Behind: How Rising Inequality Harms the Middle Class ）一書中寫道：
沒有人會否認，在1950年代令人感覺速度飛快的汽車，在今天只會令人感覺行動遲緩。類似的，對於相同面積的住宅而言，如果相鄰的其他房屋都較小，那麼它會顯得更加寬敞一些；身著比其他面試者更加好看的正裝，才是最合適的。簡而言之，物品的價值總是取決於所處的環境。（前言第viii至ix頁。）
問題在於，二流的商品會讓我們看上去像是二流人物。與富人和名人相比，我們難免相形見絀；而且差距越大就越容易被人察覺，越令人感到在意。由於不平等導致對於社會地位的爭奪更加激烈，我們不得不拚命努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富人也許認為，自己之所以願意為手錶、汽車或其他奢侈品花費巨資，是因為自己「專注於細節和精緻的工藝」；但奢侈品消費的真正意義在於，這表明了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地位差距。所有廣告商都明白這個道理：需要令人們感到自己是出類拔萃之人；只有最優秀的人，才能擁有最優質的商品。
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在於，富人的消費降低了其他人的滿足感，令他們感到低人一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表現中心創始人萊亞德在《幸福》（Happiness ）一書中指出，其他人的不滿足感這一成本應該歸咎於富人。就如同工廠排放的廢氣一樣，他認為富人也應為此項成本買單。然而，他並未意識到不平等與健康及社會問題之間的關聯，而僅僅是根據其他人所損失的幸福感來估算這一成本。他認為，為了彌補這一成本，應該向富人徵收60%的稅（前提是這一數字高於其他人支付的稅率）。
有證據表明，不平等的確增加了人們的競爭壓力，進而促進了消費。在美國與英國不平等狀況加劇的這段時間裡，儲蓄率下降、負債增多了。弗蘭克指出，儘管美國經濟在1998年時空前繁榮，但每68個家庭中就有一個申請破產，這一數字是不平等尚未迅速加劇之前的1980年代初的四倍。截至2002年，平均每位持卡人背負的未償付信用卡債務高達9000美元。弗蘭克考察了十年內的變化，發現在不平等加劇速度最快的美國各州，破產率的增速也最快。不平等加劇使得人們難以維持相對生活水平。消費壓力的增加使得人們儲蓄更少，借貸更多，以至於消費需求的增加成為了長期經濟繁榮與金融投機的一大推動力，而這種繁榮與投機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經濟危機。隨著不平等加劇，廣告支出也會上升，這一事實也能夠佐證我們的結論。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廣告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更高：美國和新西蘭的廣告支出比重高達挪威和丹麥的兩倍。
各國工作時長的變化與不平等的關係同樣能夠證明不平等加劇了消費壓力。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榮譽博士薩姆·鮑爾斯（Sam Bowles）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工作時長進行了研究。他發現，不僅僅更加不平等的國家工作時間往往更長，而且工作時間的變化是與不平等狀況的變化同步的。圖表15.3表明，更長的工作時間是與更嚴重的不平等狀況相伴的。生活在更加不平等國家的人們相當於每年要多工作兩至三個月，不平等導致人們付出了每年少度假八至十二周的巨大代價。
另一項對美國國內狀況的研究發現，如果姐妹的丈夫比自己的丈夫掙得多，那麼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可能性會更大。另一項類似的研究指出，如果生活在較不平等的環境中，那麼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可能性也會更大：當夫妻生活在男性收入不平等程度嚴重的地區時，妻子外出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關於儲蓄、債務、破產率、廣告支出和工作時間的許多數據都足以證明，不平等的確加劇了人們的消費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他人、追逐社會地位、跟隨潮流等因素導致了消費主義盛行，其實質在於社會表象和社會地位。正因此，儘管經濟增長並不能令我們獲益，但我們依然會將之作為追逐的目標。人們之所以希望獲得更多金錢，是因為這有助於改善自己的相對地位。因此，每個人對富裕的渴望，並不能匯總成全社會對經濟增長的渴望。一項簡單的試驗足以證明，人們之所以渴望獲得更多收入，實際上是因為渴望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受訪者面臨這樣的選擇：是願意成為富裕社會裡的窮人，還是願意成為貧窮社會裡的富人。50%的受訪者表示，即使需要放棄半數實際收入，也願意成為貧窮社會裡的富人。這項試驗證明了我們是多麼重視社會地位，並且解釋了各富裕國家內部收入差距之所以比這些國家之間收入差距更加重要的原因。一旦我們擁有了足夠多的生活必需品，相對地位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圖表15.4：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裡，人們的工作時間更長。
當鮑爾斯和帕克首次證明不平等狀況與工作時長之間的關聯時，他們引用了索爾斯坦·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的一句話：「只有通過不斷地展示自己的購買力，才能讓冷漠的旁觀者佩服你的財力。」維布倫的《有閒階級理論》（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一書出版於1899年，是首部探討消費與社會分化之間關係的著作。他提出了「炫耀性消費」這一概念，並且強調了「財富競賽」和「攀比行為」的重要性。廣告商需要利用我們對於自身形象的不安心態，於是它們會使我們更加在意消費心理。不過，早在廣告氾濫之前，維布倫就提出了相關理論。因此，與其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廣告商，我們更應該認識到，廣告商只不過是利用並放大了早已存在的不安心態。如今經濟學家用「維布倫效應」一詞指代人們根據社會價值而非使用價值來挑選商品這一現象。研究同樣證明了，在挑選那些容易被他人察覺的商品時，人們往往更加看重這些商品能夠帶來的地位與威望。
人們常常認為，消費主義反映了人類根深蒂固的自利與佔有慾，然而，這種觀點與事實並不相符。乍看上去出於本能的消費慾望，實際上反映的是我們的社會性。生活在更加不平等、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中，財富往往能夠令我們獲得良好的個人形象，避免在他人眼中顯得無能。消費主義表明了他人對我們的影響是多麼的強有力。一旦擁有了足夠多的生活必需品，財產本身的使用價值就變得愈發不重要了，我們更加關注的將是財產對個人形象有何幫助。理想狀況下，我們對彼此的印象取決於社群生活中的面對面互動，而不是在不瞭解對方的情況下僅僅根據外在表象作出判斷。這讓我們回想起了第4章中得出的結論：不平等會削弱社群生活。社群生活的削弱和消費主義的盛行之間存在關聯。
為了減少碳排放，我們需要嚴厲地限制富裕國家的經濟增長；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需要以犧牲實際生活質量（包括健康、幸福、友誼、社群生活等因素）為代價。除了減少奢侈品（這些商品使得我們無法認識到更加本質的需求）的消費量外，還必須減少不平等。我們需要建設更加平等的社會，滿足真正的社會需求。應對全球變暖的政策不應該僅僅讓我們感到物質生活水平受到了限制，還應該有助於我們以全新的方式提升生活質量，促進社會的平等。我們需要實現歷史性的變革：將人類滿足感的來源從經濟增長轉變為建設更加友好的社會。
在代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接受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時，拉金德拉·帕喬裡（Rajendra Pachauri）指出，全球變暖導致農產品、食物和水的供給減少，將影響到上億人的生活，導致衝突加劇（在他發表講話之前，人們還未認識到生物燃料是導致世界食品價格上漲的一大原因）。我們必須認識到應對全球變暖這一威脅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所有人（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國家）都覺得自己理應避開管制、尋找漏洞（在面對稅收時，人們對這種做法早已習以為常），那麼我們就一定會失敗。就在此時，大量生物燃料正在穿越大西洋，從歐洲運往美國，之後再返回歐洲；原因在於，如果在美國額外補充少量石油，即可獲得美國政府提供的補貼；但在歐洲同樣可以補充少量石油，並且還能避免兩次橫穿大西洋的麻煩。正是這種利用管制措施為自己謀取私利的態度，導致我們很難對全球變暖作出必要的回應。
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需要全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合作。如果所有人都試圖避開管制，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成功。避開管制、追求短期私利的行為不僅僅是反社會的，更是反人類的。旨在減少碳排放的政策，需要我們具有更加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合作意識和公共精神。證據再一次表明，更加平等的社會在這些方面表現更加出色。我們在第4章中曾發現，更加平等的社會凝聚力更強，信任程度更高，從而有助於促進公共精神。我們還發現，這同樣會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更加平等的社會提供的發展援助更多，其「全球和平指數」得分也更高。圖表15.5表明，更加平等的國家中人們有著更強的社會責任感，這有助於應對環境問題。該圖表顯示，更加平等的國家垃圾循環利用率也更高。這些數據來自澳大利亞的「地球方舟」基金會。我們在圖表中列出了各國垃圾循環利用率的排名。此外，對全球商業領袖進行的一項調查也能夠證明，更加平等國家中人們有著更強的社會責任感。正如我們的同事羅伯托·德沃利（Roberto De Vogli）和戴維·希梅諾（David Gimeno）指出的，來自更加平等國家的商業領袖更加支持本國政府遵守國際環境協定。
圖表15.5：更加平等的國家垃圾的循環利用率也更高。
因此，嚴重的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並不意味著我們注定無法建立可持續的經濟制度。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些態度並非不可改變，也並不是人性的反映。恰恰相反，這些態度反映了各個社會的不同特徵。從根本上而言，減少不平等就是要實現從地位爭奪驅使之下分裂性的、自私的消費主義，到更加和睦、友好的社會的轉變。促進平等有助於提升協同一致的公共精神，這一點對於應對我們所遭受的威脅至關重要。戰時領袖早就認識到了，如果想要讓全社會凝聚在一起，就必須執行公正的政策，縮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