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讓人們交到朋友，朋友們彼此交換禮物。
——馬歇爾·薩林斯，《石器時代經濟學》
三思而後行
儘管政治上的左右兩派對於不平等一直持有不同的態度，但很少有人會不願意生活在一個更加友善、暴力事件更少發生、心理健康狀況更佳、社群生活參與度更高的社會裡。關鍵問題就在於，在證明了減少不平等有助於建立更加美好的社會後，人們是否相信平等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當然，我們在分析中沒有將現實社會與不可能實現的、想像中的、完全平等的社會進行比較，我們要探討的既不是烏托邦，也不是完美的人性。我們的結論均來自對於各個現實中存在的、並非異常的社會的比較。我們尤其關注的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各個國家之間的差異，這些國家都享有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毫無疑問，人們可以在不平等程度極低的社會裡（例如日本和北歐國家）安居樂業。和有些人（他們可能來自政治光譜的任意一端）所認為的不同，我們的研究成果絕非不切實際，而是與市場經濟民主國家的制度結構相一致的。
也許有些人仍然不願意接受我們的結論。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看來，的確很難理解為何某些國家在如此平等的情況下依然能良好地運轉。似乎到處都有證據證明物質自利是主宰人類生活的法則。富有效率的市場經濟似乎證明了，正如經濟學理論所假設的一樣，貪婪才是主導人類行為的動機。就連犯罪這一負擔都是由於無法阻止人們不顧一切地滿足自私的慾望所導致的，人性閃爍出關愛與共享光芒的時刻少之又少。
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不平等對我們造成的嚴重傷害，以及我們所擁有的追求不一樣社會的潛力，有助於我們打消上述疑慮。我們需要認識到，不必重建我們的基因，平等就足以塑造一種更加友善的人性。
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在我們為本書進行的研究中，社會地位和友誼總是像對立的兩極一樣結伴出現。首先，二者都是決定個人健康狀況的因素。我們在第6章中發現，友誼及參與社交生活十分有利於健康，社會地位低、地位差距大、不平等程度嚴重則有害於健康。其次，二者在社會中的變化也是同步的。我們在第4章中發現，當不平等加劇時，社交程度（用社群生活的活力、人們互相信任的程度和暴力事件的發生頻率來衡量）也會隨之下降。第三，人們通常願意與和自己地位相近者交朋友：地位或財富差距越大，人們之間的距離也越遠。
什麼因素使得社會地位和友誼之間的聯繫如此緊密？答案很簡單，二者代表的是令人們匯聚到一起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式。如同動物世界裡的強弱排序一樣，社會地位分化實質上也是一種憑借強制力和特權來進行排序的方式，不顧及其他人的需求。最為赤裸裸和野蠻的形式就體現為「強權即真理」和「弱肉強食」這種態度。
友誼與之截然不同。這是一種基於互惠、互助、共享、義務、合作與顧及他人需求的關係。禮物是友誼的象徵，因為這表明了贈送與接受禮物的雙方不是在為生活必需品展開競爭，而是認識到並滿足了對方的需求。社會人類學家薩林斯的話一語中的：「禮物讓人們交到朋友，朋友們彼此交換禮物。」分享食物和聚餐具有同樣的象徵意義，這兩種行為格外有力，因為食物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物資稀缺的年代，爭奪食物有可能對社會構成嚴重的破壞。
是敵是友？
對我們來說，社會地位和友誼至關重要，因為二者代表了處理社會組織和政治生活中最根本問題的兩種不同方式。由於同一物種的成員有著相同的需求，因此它們有可能成為彼此最大的對手，爭奪食物、庇護所、性伴侶、一片綠蔭、一處適宜築巢的場所等必需品和舒適品。結果就是，儘管存在著來自掠食者的威脅，但衝突往往並非發生在不同物種的成員之間，而是發生在某個物種內部。社會地位較低的狒狒用於躲避強勢狒狒的時間比用於躲避獅子的時間還多，地位較低的動物身上的疤痕和傷口大多來自本物種的強勢動物。在我們的生活中同樣到處都是物種內部爭鬥的跡象，只需要觀察花園裡爭奪食物的鳥兒、打鬥的小狗，或是想像一下遭到禁止的鬥雞運動，就能意識到這一點：這些都是物種內部的衝突。
人類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早在17世紀時，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曾將資源稀缺引發衝突的危險作為其政治哲學的基礎。由於我們有著相同的需求，爭奪稀缺的必需品會導致我們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持續衝突。霍布斯相信，由於這種危險的存在，政府的首要職責就是維護和平。他認為，沒有政府掌控大局，「自然狀態下的」生活將會是「孤寂、貧窮、骯髒、殘酷和短暫的」。
然而，霍布斯或許忽略了一項重要的因素。除了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之外，人類還具有相互合作、學習、友愛、協作這一獨特的潛力。鴕鳥或水獺固然不會幫助受傷的同伴，但人類會。我們不單單能夠關心和保護他人，由於多數能力都是習得的，所以我們還得依靠他人才能掌握生存技能。類似的，人類實現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獨特能力意味著我們具有從合作中獲益這一獨一無二的潛力。因此，我們不僅有可能成為彼此最大的對手，還有可能為彼此帶來慰藉和安全。
我們之所以關注友誼與社會地位，是因為社會關係的質量事關人們的福祉，決定了他人究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對手，還是安全感、合作與支持的來源。社會生活的這些維度是如此關鍵，以至於缺少朋友和社會地位低下成為了當下富裕國家的人們長期壓力的最主要來源。
儘管霍布斯正確地指出了同一物種成員之間的競爭會導致危險這一潛在問題，但他對於在有能力維持和平的政府出現之前社會所處狀態的觀點卻錯得離譜。如今我們更加瞭解狩獵與採集社會的情況，顯然我們的祖先並非生活在持續的衝突之中。相反，正如薩林斯指出的，他們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維持和平。為了避免「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他們建立起了以禮物交換和食物共享為基礎的、高度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生活，這有助於最大程度地減輕敵意，保持人際關係的和睦。購買、售賣和以物易物等與私利直接相關的交換方式一般都被認為是不可接受和不合法的。
這些模式證明了一條基本真理：物質與經濟關係實際上是社會關係。
經濟學試驗
傳統經濟學理論基於這樣的假設：將物質私利最大化這一內在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人類行為。然而，一系列經濟試驗證明，事實遠非如此。
在「最後通牒遊戲」中，志願者被隨機配對成「建議人」和「回應者」，但並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也不會碰面。「建議人」得到了一定數目的金錢，並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分給「回應者」一部分。「回應者」可以表示接受或是拒絕。如果「回應者」表示拒絕，那麼兩人將一無所獲；如果「回應者」表示接受，那麼兩人就按照這一方案分走這筆錢。
每一組只進行一次遊戲，因此沒有理由為了迫使「建議人」提出更加慷慨的報價而拒絕金額較少的報價。因此，從私利出發，「回應者」應當接受任何報價，而「建議人」應當提出盡可能少的報價。
試驗表明，黑猩猩的行為果真如此，但人類的行為並不是這樣。實際上，在發達社會中，「建議人」提出的報價一般在43%至48%之間，最常見的報價則是50%。我們傾向於犧牲自己的利益，與此前從未謀面、此後也不再有交集的陌生人平等地分享一筆財富。
「回應者」往往會拒絕低於20%的報價。「回應者」不惜損失這筆錢，也要懲罰貪婪的「建議人」。這種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懲罰他人的慾望，被稱為「利他性質的懲罰」。這種懲罰對於強化合作行為、防止他人佔小便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儘管「最後通牒遊戲」這項研究與各個社會的不平等狀況無關，但其考察的仍是人們與他人分享財富的行為平等與否，考察的是人們願意以何種方式對待他人（即使與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會犧牲自己的利益）。「最後通牒遊戲」的結果表明，人們更加願意平等地對待他人，這對現實中存在的不平等狀況構成了極大挑戰。
黑猩猩與倭黑猩猩
有些靈長類動物社會等級更加森嚴。對這些靈長類動物社會制度的差異進行考察，我們往往會感到，衝突的嚴重程度、社會關係的質量和兩性之間的關係都會受到其等級制森嚴程度的影響。人類當然不會拘泥於某一種社會制度。我們有著良好的適應性，既可以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社會裡，也可以生活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裡。然而，等級制對於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雖然決定人類行為的因素主要是文化，而非本能。我們在第4章中發現，等級較不森嚴的社會受男性支配的程度也較低，女性的地位更高。類似的，在更加平等的社會中，社會關係也較為平和；人們彼此之間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加活躍（第4章）；暴力事件更少（第10章）；懲罰措施更為寬大（第11章）。
大約在600萬至700萬年前，進化樹發生了一次分裂，由此出現了兩種類人猿：黑猩猩與倭黑猩猩。從基因上看，二者與人類的親緣關係同樣接近，但它們的社會行為卻有著驚人差異，代表著解決爭奪稀缺資源這一霍布斯式問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
一群黑猩猩受到一隻居於支配地位雄性黑猩猩的統領，它在體型、力量和組建聯盟（常常需要獲得雌性的支持）的能力上都佔據優勢。對於任何物種而言，等級高低決定著獲取稀缺資源的機會是大還是小。對雄性而言，與雌性交配也屬於稀缺資源。等級次序是通過頻繁的競爭和展示武力得以確定和維持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和弗蘭斯·蘭廷（Frans Lanting）寫道：
黑猩猩通過精緻的儀式向他者表明自己的地位。尤其對於雄性而言，一隻黑猩猩會匍匐在地上，喘著粗氣；另一隻黑猩猩則站在一旁，作出溫和的恐嚇狀，清晰地表明二者之間的等級關係。（第30頁）
另一方面，倭黑猩猩的行為截然不同。與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的各個群體之間不僅更少發生衝突，而且在兩性地位上也要更加平等。雌性倭黑猩猩和雄性同等重要，等級制則沒那麼森嚴。儘管雄性的體型稍大於雌性，但雌性通常可以優先進食。倭黑猩猩常被稱為「友愛、共享」的類人猿，它們常常進行不論性別和年齡的性行為，包括互相自慰。對倭黑猩猩而言，性行為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繁衍後代，還在於緩解壓力，避免衝突。正如德瓦爾所言：「性是倭黑猩猩社會的粘合劑。」（第99頁）性行為可以緩解衝突，彰顯友誼，放鬆壓力。倭黑猩猩通過性行為來避免爭奪稀缺資源會導致的衝突。餵食時間顯然也是性行為的高峰時段，早在飼養員投入食物之前，雄性倭黑猩猩就已經勃起，雄性和雌性紛紛邀請同性和異性性伴侶來發生性行為。它們還通過同樣的方式避免稀缺資源可能引發的其他衝突。
儘管對於人類而言，性行為並非進食的前奏，但用餐依然是最重要的社交行為，無論是家庭聚餐、與朋友聚餐、盛宴，或是聖餐時分享麵包與酒的宗教儀式。
德瓦爾和蘭廷對黑猩猩與倭黑猩猩的行為差異作出了總結：「如果說，就性與權力這如影隨形的兩個概念而言，黑猩猩青睞的是後者，那麼倭黑猩猩顯然更加青睞前者。黑猩猩通過強權來解決與性相關的爭議，倭黑猩猩則通過性來解決關於權力的問題。」（第32頁）研究發現，也許正是由於這一差異，在完成合作任務時，倭黑猩猩的表現要優於黑猩猩。
那麼為何會出現如此不同的結果？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員發現，黑猩猩與倭黑猩猩在一段控制著社交、養育後代及性行為的DNA上存在著差異。也許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就這段DNA而言，與人類更加相似的是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這表明人類共同的祖先也許偏愛性行為勝於戰爭。
善於社交的大腦
我們既可以對薩特（Jean-Paul Sartre）的「他人即地獄」這一論斷表示贊同，也能夠認識到他人也可以成為天堂；這一事實表明了我們在社會生活中是多麼的糾結。人們對影響心血管健康的最大壓力來自何處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與他人交往過程中的衝突與緊張關係是日常生活中給人帶來最大壓力的因素，對情緒會產生即時的和持久的影響」，這種壓力比工作、金錢或其他困境導致的壓力更加嚴重。社會互動對於人腦的進化有著重大影響，因為與他人關係的好壞不僅僅事關我們的福祉，還會影響到我們能否倖存和繁衍後代。
靈長類動物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最先指出，各種靈長類動物群體規模的大小（是否獨居、結伴生活，或是過著或大或小的群體生活）與其大腦中新皮質所佔比重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這一點充分證明了上述結論。群體規模越大，我們就需要更多新皮質來應對社會生活。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祖先所處的社群通常要大於其他靈長類，它們大腦中新皮質所佔比重也要比其他靈長類高。由於新皮質對於人腦的發育至關重要，因此，我們之所以變得比其他靈長類更加聰明，原因可能就在於我們過著更加複雜的社會生活。
人類十分在意社會互動，在意他人說了些什麼，在意他們可能的想法，在意他們是友善、隨性，還是粗魯，在意他們行為的動機，在意我們應該如何回應。所有社會過程都有賴於某些基本的社會技能，例如辨識並區分不同的面孔，使用語言，從肢體語言揣測他人的想法與感受，注意到他人的獨特之處，理解並留心社會能夠接受哪些行為、不能接受哪些行為，察覺並塑造他人對自己的印象，以及交朋友和應對衝突。然而，我們的大腦之所以進化成了進行互動的社會性器官，原因並不在於為了讓他人感到愉悅，而是由於對我們而言，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正因此我們才如此在意社會關係。其他人之所以會成為我們的地獄或是天堂，原因就在於他們既有可能成為我們最大的對手，也有可能成為合作、友愛和安全的最佳來源。
我們的雙重遺產
不同形式的社會組織具有不同的選拔標準。在某種環境中可能通往成功的某些特質，在另一環境中有可能無法助你成功。因此，人類開發出了不同的心理工具，既能適用於等級森嚴的社會，也能適用於平等的社會。支配與親和這一策略是我們深層心理結構的一部分。通過這一策略，我們既知道如何交友和維持友誼、如何爭奪社會地位，也知道何時應該交友、何時應該競爭。
支配策略幾乎肯定出現於前人類時代。在石器時代平等的狩獵與採集社會中，這種策略是不適用的。在前人類時代等級森嚴的社會中，我們不僅僅形成了某些有助於爭奪高社會地位的特質，還形成了某些充分利用低社會地位的策略（如果我們不幸地落得低下的社會地位的話）。尤其對於某些物種的雄性成員而言，危險在於社會地位低下就意味著進化之路走到了終點，為了避免這種局面，採取某些冒險的機會主義策略是值得的。
要想在爭奪社會地位時勝出，僅僅渴望高地位、憎惡低地位是不夠的，還需要對地位差異高度敏感，並且能夠準確地對實力和地位作出比較：至關重要的是準確地區分有勝算的衝突和沒有勝算的衝突。對於許多物種而言，在面對居於支配地位的動物時，知道何時該退讓，何時該挑戰，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事情。要想充分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就需要在他者眼中居於更加優越的地位。正是這一心理結構，為偏見、歧視和勢利心態的出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們越是感到來自地位較高者的鄙視，越是沒有資源可供依靠，我們就越是渴望表現出對更加弱勢者的優越感，從而重拾自尊。我們在第12章中提及的「騎自行車式反應」（如同自行車手的姿態一樣：對強勢者鞠躬；對弱勢者則蹬踹）可能就源於這種心理。
儘管人們常常認為，追逐社會地位是雄性的特質，但我們不應忘記的是，其原因可能在於雌性更加青睞社會地位更高的雄性。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權力是終極春藥。」
儘管現代社會中似乎充滿了不平等，但就人類歷史和史前史而言，如今這種不平等社會佔據主流的現象才是反常的。在人類歷史的90%時間裡，我們幾乎都生活在高度平等的社會中。在過去的二百萬年間，也就是我們「在解剖學上變得現代」（也就是說和如今的我們看上去十分相似了）的大多數時間裡，人類都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狩獵、採集或是放牧社會中。隨著農業的發展，不平等的現象才蔓延開來。在更加平等的社會中能夠通往成功的特質，與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中有利於人們成功的特質，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對現代狩獵與採集社會的研究表明，這些社會並非得益於無私心態的大爆發，而是得益於交換食物和互贈禮物的制度，以及所謂的「反支配策略」。這些社會具有「警覺的」分享機制，意思是人們會警覺地關注自己得到的份額是否公平。根據「反支配戰略」，所有人結成了一個聯盟，反對那些對該群體的自治與平等構成威脅的人，由此維持了社會的平等。靈長類動物學家發現，兩到三隻動物常常會組成聯盟，對抗並廢黜居於統治地位的雄性首領。「反支配策略」可以被視為靈長類動物此類行為的升級版本。對現代放牧社會的觀察研究表明，反支配行為既包括取笑與嘲諷，也包括排擠與暴力，這些行為會施加在任何試圖成為支配者的人身上。這些社會證明了，個人追求財富與地位的私慾是可以被遏制的，從而減輕這種慾望對社會構成的傷害。
有些心理特質有助於我們在平等的社會中安居樂業，這其中就包括了對公平的重視。這一特質使得人們能夠避免衝突，分享稀缺資源。早在幼年時期，我們就形成了強烈的公正感，以至於我們會好奇人們為何能夠容忍那些不平等的社會制度。類似的，收到禮物之後的感恩之情（如今人們已經承認這是人類共有的情感）促使我們互利互惠，避免佔便宜的行為發生，從而能夠維持長期友誼。正如前述經濟學試驗表明的，我們會被不公激怒，進而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懲罰這種行為。
另一項重要的特質在於，那些與我們一同分享食物和其他資源的人，往往更容易令我們產生認同感和相互依賴感。這些人一同構成了被稱為「我們」的能夠產生共鳴的內部集團。在許多宗教機構和政治組織中，人們都通過分享的方式來建立兄弟姊妹之情。「分享群體」的規模大小（即遠親之間是否也共享資源）也決定了一個社會是由「大家庭」還是由「小家庭」構成。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托克維爾就表示，物質生活水平差距過大會阻礙人們產生同情心。我們在第4章中曾提到，托克維爾認為物質條件的差異導致法國貴族無法體會到農民承受的苦難，也導致美國奴隸主對於奴隸的處境無動於衷。他還認為，自己在1830年訪問美國期間觀察到的白人間活躍的社群生活正是「社會地位平等」的反映。
平等的社群中社會融合程度之所以很高，重要原因在於當我們滿足了他人的需求時，會感到強烈的自我實現感。這種感覺經常被認為是神秘的、無法解釋的。我們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感覺，原因當然在於，我們需要感到別人重視自己，而當別人對我們的行為表示感激時，我們就會覺得受到了重視。確保我們被合作性的狩獵與採集社會接納，避免遭到驅逐、排擠和攻擊的最佳方式，就是做對他人有益之事。如今，無論是善於烹飪、講笑話，還是以其他方式滿足他人的需要，都有助於我們產生自我價值感。早在市場機制和僱傭勞動興起之前，正是這種感受（如今在養育子女時體現得最為明顯）使得人類得以建立相互依賴的合作性群體，並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中獲益。
可見，對於不同的社會組織，我們有著不同的策略。一方面，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中，重要的是追逐私利和爭奪地位，個人必須依靠自我，其他人主要是爭奪食物和伴侶的對手。另一方面，在平等的社會中，重要的是相互依賴和合作，每個人的安全都依賴於與他人的良好關係，自我價值感來自於造福他人，而不是對社會地位的爭奪。親和策略所依靠的是互助、互惠、同情和情感上的聯繫，而不是對物質私利的赤裸裸追逐。
當然，在任何社會中都既存在著上帝，也存在著財神。誰能夠佔據上風，取決於生存環境、經濟制度和個人差異。
早年經歷
人類社會的差異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從年幼時起就必須努力適應所面對的社會制度。成長於一個必須對他人投以懷疑眼光、小心謹慎、做好殊死搏鬥準備的社會，你所需要的技能與成長於一個以同情、互助和合作為特徵的社會時是截然不同的。心理學家總是告訴我們，孩子的早年經歷會對他們成年後的性格產生影響。許多動物（甚至植物）都具備在早年便適應所處環境的特殊能力。對於人類而言，從胚胎時期直到幼年，應激反應都以一種微調的方式塑造著我們的情緒和心理特徵。女性在孕期感受到的壓力程度會對未出生的嬰兒產生影響。壓力荷爾蒙會穿過胎盤這一障礙，影響到胎兒的荷爾蒙水平和發育狀況。
兒童在幼年親身經歷的壓力也會對他們的成長產生重要影響。撫養的質量、與父母的親密程度，以及成長環境中發生衝突的頻率，都會對孩子的壓力荷爾蒙水平及情緒與認知能力產生影響。儘管這一假說尚未得到證實，但幼年的敏感經歷可能會產生某種「外生」作用，導致特定基因被開啟或是被關閉，從而對長時段的成長模式產生影響。研究表明，母鼠養育行為的差異會對後代的基因表達產生影響，令其根據幼年的經歷來適應環境。
過去，人們往往僅認為壓力非常大的幼年生活才是「有害的」。然而，人們愈發意識到，不同的早年經歷會導致孩子適應於截然不同的社會現實。在不得不自食其力、小心謹慎、做好殊死搏鬥準備的社會中生活，與在以同情、互助和合作為特徵，安全依賴於與他人的良好關係的社會中生活，所需要的性格特徵是截然不同的。在幼年時期曾感受到更大壓力的孩子往往會更具侵略性，更少同情心，也更善於解決衝突。事實上，你會根據幼年經歷來判斷成年後需要應對何種社會關係。
這一過程是如此重要，因此，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父母也會將自己逆境中的經歷傳遞給孩子。人們有時會提及某些父母缺乏養育孩子的技巧，事實上，父母對待孩子的方式會將自己逆境中的經歷傳遞給孩子。這一過程往往是無意識的，父母只不過是感到了暴躁、抑鬱或是不知所措。不過有時候這一過程也是有意識的。在近來的一起案件中，三名女性被認定鼓勵自己的孩子相互扭打，蹬踹摔倒在地的兄弟姐妹。孩子的祖母對此並不感到懊悔，她堅稱「這會讓他們變得強硬」。顯然，這些女性從自身經歷出發，認為孩子們需要具備這樣的性格。許多研究表明，成年人的行為會反映出其童年經歷。例如，經歷過暴力和虐待的孩子在成年後很有可能會對他人施暴。
早年經歷的影響是持久的。幼年時期曾感受到壓力的孩子，或是其母親在孕期曾感受到壓力的孩子，在中老年時期更有可能患上許多與壓力有關的疾病，例如心臟病、糖尿病和中風。結果就是，收入差距擴大所導致的許多社會問題也會長期存在。不平等加劇意味著更多家庭只能憑借低收入生活，許多研究都證實了這會對孩子的成長產生負面影響。父母經歷的逆境越多，家庭生活就越艱難，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的關愛就越少，就更有可能以對立的心態處理人際關係。
社會地位之爭對成年人造成的影響，引發了許多與不平等有關的社會問題。然而，還有許多與不平等相關的問題，影響的對象是兒童。這些問題包括青少年衝突，糟糕的同學間關係和教育表現，兒童肥胖症，嬰兒死亡及青少年生育。這些問題表明，不平等和社會地位低下導致的壓力已經滲透到了家庭內部。不平等會導致人際關係惡化，從而引發各種社會問題。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兒童福祉指數排行榜上，瑞典、芬蘭、挪威等國之所以表現出色，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其福利制度有助於保持較低的家庭相對貧困率。
鏡像神經元與同情心
認為追求平等無異於將社會強行塞入一雙過於擠腳的鞋裡，持這種觀點的人並未意識到人類的潛能。如果充分瞭解社會的需求和敏感性，我們就會發現，減少不平等有助於為社會找到一雙尺碼更加合適的鞋，大幅緩解嚴重的健康與社會問題。
鏡像神經元這一例子驚人地證明了，人類是社會化程度極高的動物。當我們觀看某人做某事時，我們大腦中鏡像神經元的反應就如同我們也在做同一件事一般。鏡像神經元的作用似乎是讓我們通過模仿來學習。觀看某人完成一系列動作——某項研究使用的案例是行屈膝禮——並不能讓你親身掌握這一系列動作，但如果你的大腦活動就如同你在親身行動一般，那麼這將有助於你學會這套動作。要想學會某件事，就得在腦海中對它加以體會。
當然，通常而言我們無法觀察到這一在腦海中親身體會他人行動的內部過程。不過，我們可以在肌肉中檢測到鏡像神經元所觸發的電子活動。有人認為，正是這一機制使得我們能夠對他人心生同情，甚至在看到某人遭受痛苦時向後退縮。我們的反應就彷彿感同身受一般。
儘管具備同情他人的潛能，但這一潛能的開發和運用程度還是要取決於人們的幼年經歷。
催產素與信任
名為「催產素」的一種荷爾蒙能夠對我們信任他人的程度產生影響，這同樣能夠證明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是結合在一起的。在第4章中我們發現，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社會的人們往往更不願意信任他人。對於任何社會而言，信任當然都是一項重要的元素；但對於相互依賴程度極高的現代發達社會而言，信任變得更加至關重要了。
對於許多動物而言，催產素都會影響到母親與孩子以及性伴侶之間的親密程度。性交、生育和哺乳等行為會刺激催產素的分泌。對於包括人類在內的許多哺乳動物而言，催產素還會對社會交往中的接觸與迴避行為產生影響。
有一項「信任遊戲」檢驗了催產素與信任程度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注射了催產素的人對伴侶的信任程度更高。類似的試驗還證明了這種效應是雙向的：不僅僅注射催產素有助於提升人們的信任程度，而且被人信任也有助於增加體內催產素的含量。即使人們使用電腦終端，僅僅通過數字來傳達關於信任與否的信息，上述結論依然成立。
合作令人愉悅，被排斥令人痛苦
其他試驗考察了合作行為是如何刺激大腦的獎勵中樞的。即使沒有面對面的接觸或是實實在在的溝通，合作行為依然會激活大腦的獎勵中樞。研究人員認為，這一神經網絡的作用在於鼓勵互助互惠，避免自私行為。
與合作令人受益不同，被社會排斥會讓人感到痛苦。通過對大腦進行掃瞄，研究人員發現，大腦受到刺激的區域和感到肉體疼痛時受到刺激的區域是同一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學家娜奧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讓志願者與另外兩名玩家一同玩一款電腦擊球遊戲。按照程序的設定，一段時間之後，這兩名虛擬玩家只會給彼此傳球，將參與試驗的志願者排斥在外。對大腦的掃瞄顯示，在本次試驗中大腦受到刺激的區域與感受到肉體疼痛時受到刺激的區域是同一個。對於許多種類的猴子而言，當孩子呼喚母親、母親提供保護時，大腦的這片區域均發揮著作用。
人們對這種聯繫早就有了直觀感受，「受傷」和「心碎」等說法描述的就是親密的社會關係破碎、遭到排斥時痛苦的感覺與肉體上的疼痛之間的聯繫。進化心理學家已經證明了，排擠拒絕合作者、將其驅逐出合作的共同進程之外，能夠強有力地維持高水準的合作行為。「最後通牒遊戲」顯示，人們情願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懲罰提出不公平報價的人；與之類似的是，我們也希望排擠那些不願意合作的人。
被拒絕當然會令人感到痛苦，與之相反的是，受到他人的重視和感激、自我價值得到實現會令人感到愉悅。包容與排斥的強有力影響表明，融入社會是人類的根本需求，這也足以解釋為何友誼和社會參與如此有益於健康（見第6章）。
階級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幾乎肯定會令人感到痛苦。不公、不平等、被拒絕都是不同形式的排斥行為。將試驗對像標記為弱勢者（第8章中分別為低種姓的印度學生和非洲裔美國學生），然後考察其表現的試驗證明了遭到排斥的確會令人感到痛苦。與之類似的是，遭受羞辱所引發的痛苦有時會觸發暴力行為（見第10章）。
對於一個享受友誼、合作與信任，有著強烈的公正感，能夠通過鏡像神經元來學習生活方式的物種而言，不平等、恃強凌弱、排斥他人的社會結構顯然會讓人深感痛苦。由此，我們不僅可以認識到為何更加不平等的社會功能更加失調，也能夠更加堅定地認為，更加人道的社會要比我們身處的如此不平等的社會更加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