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與我們相似的人，就是「我們」；其他任何人，都是「他們」。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lping），
《我們與他們》（We and They ）
在某些過去及當代社會中，幾乎不存在任何社會流動性。在印度教種姓制度、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以及奴隸制度中，宗教或法律制度規定了每個人的社會地位，沿著社會階梯向上或向下流動的可能性都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但在現代市場經濟民主國家中，人們在有生之年可以向上或向下流動（一代人之內的流動性）；相對於父母而言，後代也可以向上或向下流動（代際間的流動性）。當談論機會平等時，我們所指的實際上就是社會流動性：即憑借個人價值和辛勤努力，每個人都能夠令自己以及家人獲得更高的經濟與社會地位。與實質平等不同，至少在理論上，持各種政治立場的人都珍視機會平等。即使他們並未積極推動社會流動性，也很少有政客會公然反對機會平等。那麼，富裕市場經濟民主國家的社會流動性究竟如何呢？
社會流動性並不容易衡量，這需要長時段的數據，對人們進行跟蹤研究，考察他們的起點與終點。一項權宜之計是通過收入流動性這一指標來衡量社會流動性，考察人們一生之中的收入變化，或是將其收入與父母進行比較。要衡量代際的流動性，這些長時段研究的覆蓋範圍就必須長達三十年，此時才能確定下一代人的收入水平。當獲得了父母及其後代的收入數據後，就可以利用二者的相關性來衡量社會流動性。如果父母與孩子收入的相關性很強，這就意味著若父母富有則孩子往往也富有，若父母貧窮則孩子往往也貧窮。如果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很弱，這就意味著父母的收入狀況對孩子的影響不大。（如今的平均收入比過去要高，但這一事實並不會影響比較的結果。）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們只能獲得少數幾個富裕國家有關代際社會流動性的數據，以此進行國際比較。我們使用的數據來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家喬·布蘭登（Jo Blanden）及其同事進行的研究。研究人員對八個國家進行了大範圍、具有代表性的長時段研究，考察了孩子出生時父親的收入水平以及孩子30歲時的收入水平，並且用二者之間的關聯來衡量社會流動性。儘管數據僅來自八個國家，但代際社會流動性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聯仍非常強有力。圖表12.1顯示，收入差距越大的國家，社會流動性往往越低。事實上，與「美國夢」這一意識形態宣傳的相反，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在八國中位列最末。英國的社會流動性也很低，聯邦德國位居中游，加拿大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社會流動性明顯更高。
由於數據來源國家有限，我們需要更加謹慎，尤其是考慮到我們無法獲得美國國內的此類數據，來估算各州的社會流動性，並獨立地檢驗社會流動性與不平等之間是否存在關聯。但通過多年來對社會流動情況、公共教育開支、地緣隔離狀況的變化、社會學家對品位的研究和心理學家對錯位攻擊行為的研究，以及所謂「群體密度」對健康狀況的影響加以觀察，我們有理由認為圖表12.1揭示的現象是可信的。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在經歷了1950至1980年間的緩慢提高後，開始迅速降低。與此同時，在二十世紀的後幾十年，收入差距急劇擴大了。
圖表12.1：更加不平等的國家，社會流動性也更低。
圖表12.2使用的數據來自「2006至2007年度美國工作狀況報告」。每一欄的高度代表的是父親收入水平對於兒子收入水平的影響力，也就是說，每一欄越低，表明父親收入水平對於兒子收入水平的影響越弱，也就意味著社會流動性越高。每一欄越高，就表明父親富有往往意味著兒子也富有，父親貧窮意味著兒子也貧窮，也就是說社會流動性越低。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數據表明，對收入水平位列最低五分之一的父母而言，其子女一代有36%的人在成年後收入水平同樣位列最低的五分之一；對收入水平位列最高五分之一的父母而言，其子女一代也有36%的人在成年後收入水平同樣位列最高的五分之一。上層人士依舊保持著自己的財富與地位，底層人士難以攀登收入階梯，不過中間階層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在收入差距擴大的那段時間內，英國的代際社會流動性同樣降低了。
圖表12.2：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於1950 至1980 年間有所提高，隨後開始降低。
其次，我們注意到，教育開支的變化也促使我們更加相信，收入不平等加劇會削弱社會流動性。教育被普遍視為現代民主國家中促進社會流動性的主要發動機：教育程度更高者，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我們在第8章中探討了不平等對教育成就和志向的影響。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們能夠獲得社會流動性相關數據的八個國家中，公共教育（包括中小學階段）開支水平與不平等程度之間存在強有力的關聯。在八國中最為平等的挪威，幾乎所有（97.8%）教育支出都是公共開支。相較之下，在八國中最不平等的美國，只有約三分之二（68.2%）的教育支出是公共開支。這對於不同階層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將產生重大影響。
向上爬，向外爬
第三，我們注意到，社會地位差距越大，就越容易導致富人與窮人之間在地理位置上隔離開來。這一點也有助於確認收入不平等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關聯。
在美國，自從1970年代以來，隨著不平等愈發嚴重，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隔離也變得愈發嚴重。政治經濟學家保羅·亞爾戈夫斯基（Paul Jargowsky）對1970、1980和199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在這段時間內，窮人的居住區域變得愈發集中了。貧困集中率衡量的是一個城市中有多大比例的窮人生活在高度貧困的區域。根據亞爾戈夫斯基的估算，1970年時，大約每四名貧窮的黑人中就有一位居住在高度貧困的街區；到了1990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了三分之一。在這二十年間，白人的貧困集中率翻了一番，與此同時，收入差距也擴大了。當貧困集中率很高時，人們不僅需要克服自己的貧困，還需要應對鄰里的貧困所導致的後果。亞爾戈夫斯基指出，人口普查數據表明，1990至2000年間貧困集中率有所降低，對於生活在內城區的非洲裔美國人來說尤其如此。這一現象是與我們在第10章結尾處所討論過的最貧窮美國人相對地位的改善相一致的。然而，儘管內城區的貧困集中率下降了，但城郊內環地區的貧困集中率卻上升了。鑒於近年來美國經濟在下滑，亞爾戈夫斯基警告稱1990年代以來的進步趨勢有可能被逆轉。
在英國，當收入差距擴大時，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隔離同樣變得更加嚴重。富人情願花費更多錢，與窮人隔離開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經濟地位不同者彼此隔離開來的現象愈發嚴重。正如美國貧民窟一樣，英國貧困街區的景象同樣將下層階級的窮困狀況暴露無遺。
大西洋兩岸的研究者都明確地意識到，貧富隔離程度愈發嚴重，原因在於不平等加劇。窮人集中於貧困地區，會導致生活中的壓力和困窘雪上加霜：對需要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人來說，通勤時間大大增加了；此外他們還面臨著更高的交通意外風險、更低的學校教育水平、更加劣質的服務、更容易被黑幫暴力事件波及、生活環境遭到污染等問題。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在對內城區貧困狀況的經典研究中將生活在貧困街區的窮人稱為「真正的弱勢群體」。美國的兩項研究表明，貧富隔離會導致人們的死亡風險上升；另外一項研究表明，更加不平等的城市貧富隔離程度也更加嚴重。這種狀況自然會進一步削弱社會流動性。
品位問題，文化問題
可見，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裡，社會流動性更低，貧富隔離更加嚴重。不平等似乎導致社會結構更加僵化，沿著社會階梯上下流動更加困難。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同樣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在等級次序更加森嚴的社會裡，社會流動性更受限制。布爾迪厄指出，在金錢與資源等差異的外部，還覆蓋著文化差異，後者則是勢利態度與偏見的來源。我們都會根據一個人的品位來判斷其處於哪個社會階級：口音、著裝、語言、閱讀偏好、收視偏好、食物、運動、音樂、是否欣賞藝術等都是我們評判他人的標準。
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人士口音純正，知道在「文雅的社會」中如何舉止得體，還知道教育能夠擴大自己的優勢。他們將這些見解都傳遞給了子女，於是下一代同樣能夠在學校裡和工作中取得成功，締結美好的婚姻，找到高收入工作，等等。正是通過這種方式，這些人成為了精英，並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精英地位。
人們既可以利用「良好的品位」等社會階級的標誌來維持自己的地位，還可以通過歧視和偏見等手段阻止社會地位較低者提升自己的地位。儘管現代社會主張機會平等這一意識形態，但品位及其反映的階級問題依然導致人們不敢相信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我們在第8章所提及的「臉譜化造成的威脅」這一試驗揭示了他人的看法會對人們的表現產生多麼嚴重的影響。布爾迪厄將精英為維持自己的獨特地位而採取的行動稱為「象徵暴力」，簡單來說，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歧視和勢利。儘管種族偏見受到了人們的普遍譴責，但與之類似的階級偏見卻很少被人提及。
社會中的品位體系決定了哪些品位是高雅的，哪些是低俗的。其具體內容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但品位體系本身一直存在。布爾迪厄於1960年收集的事例如今看上去已經過時，但仍然很能說明問題。他發現，不同的社會階級喜愛不同種類的音樂：下等階級喜愛《藍色多瑙河》的悅耳曲調，上等階級則喜愛更加複雜的《平均律鍵盤曲集》；上等階級喜愛抽像藝術和實驗性小說，下等階級則喜愛具象繪畫和情節清晰的小說。然而，要是所有人都開始欣賞巴赫、畢加索和喬伊斯，那麼上等階級又會改變品位，轉而欣賞某種新鮮事物——維持精英地位的方式就是重新劃定界限。布爾迪厄所描述的現象是一種「文化產品體系」，這種體系中的不平等就如同收入不平等一樣，能對人造成深遠的影響。
人類學家凱特·福克斯（Kate Fox）在《觀察英國人》（Watching the English ）一書中描述了英國社會中代表社會階級的標誌物：例如對話、住所、汽車、服飾、食物，等等。約瑟夫·愛潑斯坦（Joseph Epstein）在《美國版本的勢利》（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 ）一書中對美國進行了類似研究。兩本書都既有趣，又博學，對於我們自己的虛偽表現和他人的糟糕品位，很難不報以嘲笑。
例如，你可以通過某人對晚餐的稱呼（「tea」「dinner」或者「supper」）、對母親的稱呼（「mam」「mum」或者「mummy」），以及對外出聚會的稱呼（「do」「function」或者「party」）來判斷此人是工人階級、中產階級，還是上等階級。
愛潑斯坦認為，勢利態度指的是「你坐在寶馬740i裡，怡然自得地覺得自己比紅燈前停在自己車旁的艷俗的卡迪拉克車車主優越；當你得知剛認識的一位女性之子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主修圖片新聞，而你自己的女兒卻在哈佛大學學習藝術史時，體會到的那種平靜的快感」。然而，勢利態度和對品位的追逐只不過是一場零和遊戲。愛潑斯坦繼續指出，某一天，在另一個紅燈前，一輛賓利將停在你那可憐的寶馬車旁，或者你剛認識的一位女性之子正在牛津大學學習古典文化。
事實上，階級、品位和勢利態度正以無處不在、令人痛苦的方式制約人們的機遇，損害人們的福祉。歧視和社會排斥正是通過這些方式實現的。社會學家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和喬納森·科布（Jonathan Cobb）在出版於1972年的《階級的隱秘傷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一書中描述了波士頓工人階級所承受的心理創傷：他們將自己無法過上舒適生活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的無能，進而產生敵對、憤恨和羞恥的感覺。近來，社會學家西蒙·查爾斯沃思（Simon Charlesworth）對位於英格蘭中部羅瑟勒姆市的一名工人階級男子進行了訪問，這名男子表示當遇到一名中產階級女性時自己感到很羞恥。儘管兩人並未說話，他還是立刻感到了自卑和羞愧，進而變得敵對和憤怒：
那天，我來到了社保辦公室。這個勢利的女人苗條、迷人，是個中產階級，她旁有一個座位。我不願意坐在她旁邊，我覺得我做不到。我意識到我超重了，我開始汗流浹背，笨拙地踱來踱去。我只是想著「不，我不能坐在那兒，我不想把她攆走」。我不想感到她是被我攆走的，我不想打擾這些人……我知道自己會冒犯到她們的……她們總是一臉嫌棄地看著我，就像我是入侵者一樣。我馬上就感到自己不應該待在那兒，但我又沒有辦法離開。這也是一種暴力行為。就像有一座屏障似的，在告誡你：「聽好了，下等人（聲音變高了，帶著憤怒和痛苦的情緒），別靠近我！你在我的地盤想要幹什麼？我們付錢就是想遠離你們這些人渣。」這種感覺無處不在，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看待她的表情就和她們看待我一樣。我想：「得了吧，我壓根就沒坐在你旁邊。」否則她會感到不舒服，這也會令我感到難堪（聲音再次變高，帶著憤怒和痛苦的情緒）。你知道我想說的是什麼嗎？告訴你吧，似乎大家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她們的感受，你能感覺到她們的感受。他們沒什麼了不起，但是她們有好看的身材、衣服等等，她們自信，還有那種態度。我們什麼都沒有（聲音變得低沉、悲傷），我們什麼都得不到。我們來到這裡，就好像被打敗了一樣，拖著腳步走進來，真想找個地方躲起來。
「騎自行車式反應」
物質財富差距越大，社會地位差距的影響就越大，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對地位較低者的偏見就更加嚴重，社會頂層的富人與底層的窮人之間差距也更大。實際上，不平等加劇會導致對地位較低者的偏見更加嚴重。我們通過表露出對於地位較低者的優越感，來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被剝奪了社會地位的人，則通過拿更加弱勢者出氣，來試圖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有兩句打油詩很好地總結了這一過程。英文俗語「船長踹服務生，服務生踹貓」反映的就是對地位較低者的攻擊和憎恨；另一首著名的美國短詩則稱，在波士頓「洛厄爾家只和卡伯特家攀談，卡伯特家只和上帝攀談」，這反映的是人們對於地位較高者的勢利和攀附態度。
當人們被地位較高者激怒後，往往會把怒火發洩在地位較低者身上，心理學家將這種行為稱為「錯位攻擊」。此類案例包括：遭到上司痛斥之後，回到家裡衝著妻子和孩子發火；當主管對工人不公時，工作中的火藥味會更濃；貧困社區的人們對待新湧入的外國移民惡語相向；遭到霸凌的囚犯（尤其是受到性侵犯者）轉而朝著更弱小的人出氣。
彼得·厄利（Pete Earley）的《熱屋》（The Hot House ）一書描述了美國一座高安全級別監獄內部的生活狀況。他講述了一名因謀殺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囚犯的故事。鮑爾斯（Bowles）首次被監禁是在15歲那年，當時他被投入了一座少年犯管教所。他到達那裡的第一天，一名年紀較長、塊頭較大的男孩就走到了他跟前：
「嘿，你穿多大的鞋？」男孩問道。
「不知道。」鮑爾斯說。
「讓我看看你的鞋有多大，行嗎？」男孩禮貌地問道。
鮑爾斯坐在地上，脫掉了一隻鞋。男孩也脫掉了一隻鞋，然後穿上了鮑爾斯的鞋。
「讓我看看另一隻吧？」
「我脫下了另一隻鞋，遞給了他。」鮑爾斯回憶道，「他穿上鞋，繫好鞋帶，走到桌子旁邊。所有男孩都開始嘲笑我。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成了笑料。」
鮑爾斯抓起一支檯球桿，攻擊了那名男孩，為此他被處罰做了一周的苦力。第二周，又一名新人來到了少年犯管教所。「又有一名男孩要求新人把鞋子交出來，不過這一次，欺負新人的男孩變成了鮑爾斯。『這次輪到我了，這是我掙來的權利。』鮑爾斯回憶道。」
在這本書中，厄利講述了另一個幾乎如出一轍的故事，不同之處只是在於，這一次他所描述的是一名16歲的少年在進入縣監獄的第一天晚上遭到性侵犯和雞姦後的反應。六年之後，當這名少年在另外一座小鎮上被捕後，被與一個「大概17歲左右的孩子」關在一起。他說道：「你知道我做了什麼嗎？我幹了他。」
其他靈長類動物的錯位攻擊行為被稱為「騎自行車式反應」。靈長類動物學家沃爾克·薩默（Volker Summer）解釋稱，這一術語源自自行車運動員的形象：對於領先者，呈現出鞠躬的姿勢；對於落後者，則呈現出蹬踹的姿勢。生活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中的動物也會巴結強勢動物，攻擊弱勢動物。心理學家吉姆·西達尼烏斯（Jim Sidanius）和費利西婭·普拉托（Felicia Pratto）認為，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等人類的群體衝突與壓迫行為根源在於不平等導致的個體性與制度性歧視，取決於人們對居於主導地位的群體的態度是順從還是反抗。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更多人傾向於支配他人；在更加平等的社會，更多人傾向於包容和同情他人。
有一項研究有助於解釋，為何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遭到歧視的群體若被與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隔離開來，會感到更加自在。這項研究也能夠證明收入不平等會導致社會流動性減弱。這項研究有力地揭示了歧視與偏見會嚴重地損害人們的福祉：與境況相似的人們生活在一起的少數族裔群體，其健康狀況有時要比更加富有、但與佔據主導地位的群體生活在一起的少數族裔群體更好。人們起初發現這種被稱為「群體密度」的效應會引發心理疾病。例如，在倫敦進行的多項研究表明，對於少數族裔群體而言，如果生活的街區中境況相似者較少，那麼他們患上精神分裂症、自殺或是自殘的風險就更高。近來在美國進行的多項研究表明，類似的現象還會導致心臟病和出生體重過輕一般而言，生活在較為貧窮地區的人健康狀況也較差；對於少數族裔群體而言，如果生活的街區中境況相似者較少，那麼他們往往比生活在少數族裔聚居區者更加富有，居住條件更好。然而，研究卻出人意料地發現，散居的少數族裔健康狀況有時要比聚居者更差。可能的解釋是，在佔據主導地位群體的壓力之下，這些散居者更加在意本族裔低下的社會地位，也許還會更加頻繁地遭遇偏見與歧視，並且更加孤立無援。歧視對於心理狀況的負面影響有時會超出優越的物質條件對於健康狀況的正面影響。這一事實讓我們充分意識到不平等會導致嚴重的後果，令我們回想起了第3章曾探討過的社會地位、社會支持與友誼的重要性，以及社會焦慮和歧視所造成的影響。
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社會結構固化，減少向上流動的機會。結果的不平等越嚴重，機會平等就愈發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