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無法獲得正義的地方，在人們被迫忍受貧窮的地方，在瀰漫著無知的地方，在無論哪個階級都感到社會是在有組織、有預謀地壓迫、劫掠和侮辱自己的地方，人身與財產都不可能感到安全。
——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
美國奴隸解放24週年時的講話，華盛頓特區，1886年
當我們開始著手這一章的寫作時，暴力事件登上了大西洋兩岸的報紙頭條。在美國，一名18歲的男子持槍進入了猶他州鹽湖城的一座購物廣場，隨機射殺了五人，射傷四人，隨後被警方擊斃。在英國，南倫敦地區發生了一系列殺人事件，其中在不到兩周時間內，共有三名男孩遇害。不過，也許最能說明本章主旨的事件發生在2006年3月，在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個安靜的郊區，66歲的查爾斯·馬丁（Charles Martin）打電話呼叫了緊急服務：「我剛剛殺死了一個小孩。我用一支該死的410火槍朝他開了兩槍。」馬丁殺死了一名15歲的鄰居。孩子犯下了什麼過錯？他橫穿了馬丁家的草坪。「這個孩子讓我煩死了，他讓其他孩子騷擾我和我家。」
許多人在生活中都切實地對暴力感到擔憂。在最近一次英國犯罪調查中，35%的受訪者表示自己非常或者相當擔心遭到搶劫，33%的受訪者擔心遭到襲擊，24%的受訪者擔心遭到強姦，13%的受訪者擔心遭遇種族因素激發的暴力，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擔心在公共場合遭到辱罵或是騷擾。在美國和澳大利亞進行的調查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事實上，與實際的暴力行為一樣，對暴力和犯罪的恐懼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人數很少，但對於暴力的恐懼卻會影響到許多人的生活質量，弱勢群體（窮人、女性、少數族裔）尤其對暴力行為感到恐懼。在許多地方，女性都不敢在夜裡外出，或是過晚回家；老人會給房門上兩道鎖，不會為陌生人開門。由此可見，基本的人身自由遭到了侵犯。
人們對犯罪、暴力和反社會行為的恐懼並非總是對應於犯罪與暴力行為的嚴重程度及其趨勢。近來美國的犯罪率下降了（如今這一趨勢已經結束），但人們對於暴力行為的恐懼並未相應減弱。稍後我們會再度探討近來犯罪與暴力行為的趨勢，現在讓我們先關注不同社會實際犯罪率的差異，並考察這些社會的相似與不同之處。
在某種程度上，不同時間、不同地方暴力行為的模式呈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不同時間、不同地方的暴力行為絕大多數都是由男性犯下的，這些男性大多是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哲學家、進化心理學家海倫娜·克羅寧（Helena Cronin）在《螞蟻與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 ）一書中展現了不同地方謀殺犯的年齡與性別特徵有著多麼密切的聯繫。我們重新繪製了她的圖表，將芝加哥與英格蘭及威爾士的情況進行了對比（見圖表10.1）。圖表下方顯示的是施暴者的年齡，上方是謀殺率，分別用不同的線展現男性與女性的情況。一目瞭然的是，十幾二十歲男性犯下的謀殺率最高，所有年齡段女性的施暴率都要比男性低許多。無論是在芝加哥，還是在英格蘭及威爾士，施暴者的年齡與性別分佈都驚人地一致。不過，較不顯而易見的是，圖表左右兩端的刻度截然不同。圖表左端的刻度是英格蘭及威爾士每百萬人的兇殺案犯罪率，範圍從0到30不等。圖表右端的刻度是芝加哥每百萬人的兇殺案犯罪率，範圍從0到900不等。儘管施暴者的年齡與性別分佈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但芝加哥與英格蘭及威爾士的情況存在著某些根本性的不同：芝加哥的謀殺率是英格蘭及威爾士的30倍。可見，除了生理上的相似性之外，還存在著巨大的環境差異。
圖表10.1：施暴者的年齡及性別分佈；將芝加哥與英格蘭及威爾士的情況進行比較。
在有些社會幾乎不存在暴力犯罪，而在美國，每三小時就有一名兒童遭到槍殺。英國的謀殺率儘管遠低於美國，但與其他國家相比仍十分嚴重：2005至2006年間共有超過100萬起暴力犯罪案件記錄在案。此外，儘管任何一個國家的施暴者都多為年輕男性，但大多數年輕男性並不暴力。正如青少年母親大多都是沮喪、弱勢的年輕女性一樣，最有可能成為施暴者和暴力行為受害者的也是貧窮、出身於社會地位較低環境的年輕男性。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尊嚴，你就一無所有」（第29頁）]
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家、暴力行為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從事暴力行為預防工作已有超過30年時間。多年來，他一直負責馬薩諸塞州監獄系統的心理健康服務工作，在作為臨床精神病醫生的多數時間裡，他都要和監獄及監獄心理醫院中最殘暴的罪犯打交道。在《暴力行為》（Violence ）和《預防暴力行為》（Preventing Violence ）這兩本書中，他指出暴力是一種「試圖避免或是消除羞恥感（這種感覺是痛苦的，甚至是無法忍受和無法抵抗的）、並用與之截然相反的自尊感取而代之的行為」。當與犯下殘暴罪行的男性對話時，吉利根一再發現觸發暴力行為的動機包括對尊嚴的威脅（或是想像中的威脅）以及激發羞恥感的舉動。有時候，引發暴力行為的偶然事件看上去是極其微不足道的，但這些事件均會引發羞恥感。年輕的鄰居無禮地穿越你家整潔的草坪；在學校裡遭到受歡迎的孩子騷擾和辱罵；被炒魷魚；女伴為了另一個男人而拋棄你；有人奇怪地盯著你看，等等。
吉利根甚至表示，自己「還從未發現任何一起不是由羞恥感引發的、目的不是為了『找回面子』的嚴重暴力事件」。（第110頁）]我們都能夠體會這種感覺，儘管我們也許永遠不會因此而施暴。我們能夠體會令人心如刀絞的恥辱和難堪感，當我們在別人面前出醜時，會感到無地自容。我們也知道感到受人喜愛、尊重和重視有多麼重要。然而，如果我們都能夠體會這種感覺，為何因此而施暴的絕大多數都是年輕男性呢？
進化心理學家馬戈·威爾遜和馬丁·戴利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暴力行為的這一模式。在出版於1988年的《兇殺》（Homicide ）一書以及此後寫下的許多文字中，他們使用統計學、人類學以及歷史數據表明，年輕男性有更強烈的動機取得並維持盡可能高的社會地位，因為社會地位的高低決定了他們在爭奪異性時能否成功。就女性而言，外貌和身材對於爭奪異性更加重要；但就男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社會地位。心理學家戴維·巴斯（David Buss）發現，女性對於潛在配偶經濟狀況的重視程度幾乎是男性的兩倍。因此，女性往往通過穿衣和化裝來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而男性則是通過追逐社會地位的方式。這一發現不僅能夠解釋為何人們在感到挫敗、不受尊重和羞恥時最容易犯下暴行，還能夠解釋為何大多數暴力行為都發生在男性之間：因為對於男性而言，社會地位的高低更為重要。魯莽乃至暴力的行為常常來自於社會底層的年輕男性，他們被奪走了代表社會地位的所有標記，只能掙扎著保存住自己的臉面和僅有的些許地位；當尊嚴受到威脅時，常常作出激烈的反應。
不過，儘管年輕男性的暴力傾向似乎部分地源於與爭奪異性相關的心理進化過程，但大多數男性並不暴力。那麼，為何有些社會比其他社會能夠更好地預防或控制暴力衝動呢？
不平等是一種「結構性」暴力
簡單的答案是，不平等狀況的加劇導致對於社會地位的爭奪變得更趨激烈：社會地位變得更加重要了。與本書討論的不平等會導致的其他後果相比，人們更加清晰地意識到並接受了不平等對於暴力行為的影響。在本章中，我們將展現暴力行為與不平等之間的關係，所考察的國家與時間段與此前各章相同。關於不同的國家或是不同的時間段，其他研究者發佈了許多類似的圖表，例如世界銀行的研究者就繪製了一幅囊括1970至1994年間五十多個國家情況的圖表。大量證據清晰地表明，更嚴重的不平等狀況意味著更高的兇殺案犯罪率。早在1993年時，犯罪學家謝（Hsieh）和皮尤（Pugh）就撰寫了一篇書評文章，用35起案例對收入不平等與暴力犯罪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除了一起案例之外，其他案例均表明二者之間呈正相關關係：當不平等加劇時，暴力犯罪率也會上升。兇殺與襲擊事件與收入不平等的關聯最為密切，搶劫與強姦與收入不平等的關聯稍弱。在考察新近發表的研究時，我們也發現了同樣的關聯。從曼哈頓到里約熱內盧，在城市中更加不平等的區域，兇殺案也更經常發生；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國各州、城市和加拿大各省，情況同樣如此。
圖表10.2使用的是來自聯合國「犯罪趨勢及刑事司法體系行動調查」的數據，表明各國的兇殺案犯罪率和收入不平等之間均存在關聯；圖表10.3使用的是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數據，表明在美國國內也存在同樣的關聯。圖表10.2中各個國家之間的差異十分巨大。美國再一次位居榜首，其謀殺率為每百萬人64起，是英國（每百萬人15起）的四倍多，日本（僅為每百萬人5.2起）的12倍多。與其他章節的圖表相比，有兩個國家在這張圖表上的位置有些異常。新加坡的兇殺案犯罪率要遠低於預期，芬蘭則要高於預期。有趣的是，儘管國際上槍支持有狀況與暴力犯罪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例如，槍支持有狀況與受害者為女性的謀殺案之間存在關聯，與受害者為男性的謀殺案之間則不存在關聯），但聯合國關於槍支管制的國際研究顯示，芬蘭的人均持槍率最高，新加坡則最低。儘管存在兩個例外，但我們依然可以確認不平等與兇殺案犯罪率之間存在關聯。
圖表10.2：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兇殺案更經常發生。
圖表10.3：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國各州，兇殺案更經常發生。
就美國的情況而言，儘管我們無法獲得懷俄明州的數據，但不平等與兇殺案犯罪率之間的關聯依然十分顯著，而且各州之間的差異與各國之間的差異一樣巨大。路易斯安那州的謀殺率為每百萬人107起，是謀殺率最低（每百萬人15起）的新罕布什爾州和艾奧瓦州的七倍多。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的阿拉斯加州，兇殺案犯罪率遠高於預期；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則低於預期。在美國，每三起謀殺案中就有兩起是槍殺案，在人均持槍率更高的州，兇殺案犯罪率也更高。在圖表上列出的各州中，阿拉斯加州的人均持槍率最高，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則位居人均持槍率最低之列。將槍支持有狀況考慮在內，我們發現不平等與兇殺案犯罪率之間的關聯會進一步稍稍增強。
無情世界裡的避難所
我們已經認識到了更加不平等社會的某些特徵會催生暴力行為：家庭生活會產生影響，學校和鄰里環境是重要因素，對於社會地位的爭奪更是至關重要。
在第8章中我們曾提到，有研究顯示更加不平等的美國各縣離婚率也更高。社會學家戴維·波普諾（David Popenoe）在《沒有父親的人生》（Life Without Father ）一書中指出，美國60%的強姦犯、72%的青少年謀殺犯、70%的長刑期囚犯都成長於沒有父親的家庭。沒有父親的家庭往往更加貧窮，但這只是催生青少年犯罪和暴力行為的部分原因。那麼，為何父親的角色如此重要？
有研究人員表示，成長於沒有父親的家庭的青少年往往表現得「過度具有雄性氣質」，經常做出「具有過度補償性質的雄性行為」，（第1至2頁）]例如危害財產和人身的犯罪，具有侵略性和利用他人的行為，以及對異性的短期征服。我們在第9章探討青少年母親這一問題時曾提及「質量優先」和「數量優先」兩種策略，上述行為可以被視作這兩種策略的男性版本。父親的缺席也許會促使某些男孩採取不同的生育策略：將重心從維持長期關係轉移到爭奪社會地位上來。
當然，父親可以成為孩子的榜樣。父親的存在就足以讓孩子們體會到積極的男性氣概：如何與異性相處，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如何在獨立進取的同時包容他人、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尤其重要的是，對於男孩而言，父親代表著權威與紀律，沒有了父親的保護，年輕人就更容易受到同齡人的影響，更有可能做出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時常見的反社會行為。然而，父親同樣可能成為反面教材，有研究顯示，儘管與父親相處時間越少的孩子行為上的問題也越多，但當父親自己的行為有問題時，情況就不是這樣了。如果父親經常做出反社會行為，那麼孩子們與父親相處的時間越多，風險就越大。
最重要的因素也許在於，父親愛自己孩子的方式是繼父做不到的。這當然並不意味著許多繼父不會充滿愛意地撫養並非親生的孩子，但一般而言，與親生父親一同生活的孩子遭到虐待、誤入犯罪歧途、輟學、在情感上遭到忽視的可能性都較小。精神病學家吉利根談到曾接觸過的殘暴男性時這樣表示：
他們在小時候受虐待的程度是我此前根本無法想像的。許多人幾乎被毆打至死，被多次強姦或是被迫賣淫，或是遭到身有殘疾的父母忽視，以致於生命受到了威脅。至於那些沒有經歷過如此極端的虐待與忽視的人，我與同事們發現他們都經歷了同樣嚴重的情感傷害……只要父母受到了羞辱，就會把孩子當作替罪羊，將羞恥感轉嫁到孩子身上，不斷地嘲笑與奚落他們。
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裡，家庭破碎的事例更為常見，家庭內部壓力也更大，這導致暴力行為一代一代地反覆出現，這種情況與循環往復的青少年生育問題十分類似。
當然，家庭環境並非催生羞恥感和暴力行為的唯一因素。當社會地位受到威脅時是否會施暴，還取決於孩子在學校和鄰里環境中的經歷。美國的高中槍擊案充分表明了霸凌是觸發暴力行為的重要因素。
2007年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佈了一份關於富裕國家兒童福祉狀況的報告，衡量了不同國家年輕人捲入肢體衝突、成為霸凌受害者、感到同齡人「不友善」的頻率。我們將這三項數據綜合起來，構成了一項衡量兒童衝突經歷的指數。我們發現，這一指數與收入不平等之間有著密切關聯（見圖表10.4）。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兒童會更多經歷霸凌、打鬥和衝突，而且童年的暴力行為是預測日後暴力行為的最佳指標。
長期以來，人們已經認識到了環境因素對於暴力犯罪率的影響。1940年代時，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就探討了多年以來一直被暴力陰霾籠罩的街區：不同的居民搬進搬出，但無論誰住在這裡，貧窮的街區危險依舊。芝加哥的各個街區往往與特定族群聯繫在一起，因此，某個街區最初也許曾被愛爾蘭移民所佔據，後來又變成了波蘭人社群，再往後又成為了拉丁裔集中之地。促使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產生關注的是，無論誰生活在這些街區裡，貧困的影響總是揮之不去。在這樣的環境裡，人們無法信任彼此，而且深深地感到恐懼，許多年輕人在街角廝混，居民們也不願促進公共利益：面對著遍佈騷亂、販毒、賣淫、塗鴉和垃圾的現狀，他們往往感到無能為力。哈佛大學社會學家羅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及其同事發現，即使將貧窮、暴力前科、移民的集中程度以及居民的穩定性等因素都考慮在內，凝聚力更強的街區暴力犯罪率也更低；那裡的居民彼此之間往往更加親密，也更願意促進公共利益。在美國，貧窮的街區淪為了貧民窟，遷離此地的有錢人與其隔離開來，無視其存在。
圖表10.4：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兒童之間的衝突也更多（數據基於捲入衝突、遭受霸凌、感到同齡人不友善等事件的舉報率）。
相互信任程度較低（見第4章）地區的居民不願意促進公共利益，而且他們似乎更容易發生爭執。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考察了美國各州社會資本水平與當地居民好鬥程度之間的關聯。在調查中，受訪者被詢問是否贊同以下表述：「打起架來我的表現要好於平均水平。」帕特南指出，社會資本較低各州的公民「對打鬥的準備更加充分（或許因為他們的確需要做好準備），他們也更容易捲入騷亂」。（第310頁）]我們對美國各州不平等程度與當地居民好鬥性之間的關聯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這兩者之間的關聯就如同社會資本水平與當地居民好鬥程度之間的關聯一樣強有力（見圖表10.5）。
暴力行為通常是對不敬、羞辱和丟臉作出的回應，往往來自男性。即使在暴力行為最為嚴重的社會裡，多數人也不會作出過激反應，因為他們能夠通過其他方式獲得或維持自尊和社會地位。他們也許擁有更多能夠表明社會地位的標誌物：良好的教育、住房、汽車、工作以及服飾，等等；他們也許有著尊重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他們也許擁有自己引以為傲的學歷，或是有價值的技能，又或是意味著社會地位與遠大前程的教育背景。因此，儘管所有人都有感到羞辱與不被人尊重的時候，但他們並不會總是以暴力來還擊；我們有時難免會感到丟臉，但不會因此就射殺某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缺乏保護與緩衝的人也更多。在等級更加森嚴的社會，羞辱也成為了更加敏感的問題，因為社會地位變得愈發重要，對社會地位的爭奪變得愈發激烈，無法在爭奪中勝出的人也變得更多。如果你們家整潔的草坪代表著你的尊嚴，那麼當它遭到踐踏時，你的反應也許就不會僅僅是感到惱怒而已。
圖表10.5：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國各州，認為自己打起架來表現好於平均水平的人也更多。
高峰與低谷
在美國，兇殺案犯罪率經歷了數十年的上升後，於1990年代初達到了最高值，然後於2000年代初下降到了最低點。兇殺案犯罪率於2005年開始再度上升。類似的，青少年懷孕率與生育率於1990年代初達到了最高值，隨後開始下降，其中非洲裔美國青少年懷孕率與生育率的下降幅度最大。然而在2006年時，青少年生育率同樣開始再度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還是非洲裔美國人。
有些人試圖將暴力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歸結於治安、緝毒或是槍支管理等方面的進步，有人甚至認為原因在於墮胎數量的增加導致年輕人的數量減少了。人們在解釋青少年生育率下降這一現象時，關注的則是性活躍青少年人數的減少和避孕措施的普及。然而，什麼因素會對年輕人是否吸毒、購買槍支、發生性行為、採取避孕措施產生影響呢？如今兇殺案犯罪率和青少年生育率為何開始再度上升？這樣的趨勢與不平等狀況的變化之間有何關聯？兇殺案犯罪率和青少年生育率為何同步上升？
為了更加仔細地審視這一問題，我們需要獲得關於美國收入不平等狀況短期波動的數據。來自美國、中國和英國的研究者組成的合作團隊為我們提供了最詳實的數據，他們進行了一系列年度估算。數據顯示，從1980年代起，美國的不平等問題愈發嚴重，於1990年代初達到最高值。在接下來的十年裡，總體而言不平等程度開始減弱，直到2000年開始再度回升。可見，近年來兇殺案犯罪率及青少年生育率的變化趨勢與不平等程度的變化趨勢是相匹配的：直到1990年代初一直上升，在接下來的十來年時間裡開始下降，近來開始再度上升。
儘管暴力行為和青少年生育等問題十分複雜，其變化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響，但自1990年代起的下降趨勢是與同一時間段收入最低者相對收入有所改善這一趨勢相一致的。一個社會中某些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可能會大於其他階層之間的差距：社會變得更加不平等，原因可能在於窮人與中等收入者之間的差距擴大了，或者在於富人變得更加富有。不同社會之間，受困於低社會地位的群體也各不相同。對於不平等程度大致相同的各個社會而言，有的社會中最貧困的群體可能是老年人，有的社會中則可能是少數族裔。
自1990年代初開始，美國社會底層青年的相對貧困率和失業率開始大幅下降。儘管富人繼續變得更加富有，但最貧窮美國人的相對地位卻有所改善。由於暴力行為及青少年生育率與相對貧困程度密切相關，且集中出現在最為貧窮的地區，因此社會最底層情況的改善是最為關鍵的，暴力行為和青少年生育率也隨之開始下降。
1990年代的趨勢與此前形成了鮮明對比。在1990年代前的數十年，美國和英國社會底層年輕人的社會地位和機遇一直在不斷惡化。在美國，大約從1970年直到1990年代初，年輕男性的收入水平下降，高中輟學青年或是高中畢業但未上大學者的就業前景變得黯淡，暴力行為和青少年生育率則上升。人口統計學家辛西婭·科倫（Cynthia Colen）及其同事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發現，1990年代失業率的下降對18至19歲非洲裔美國人初次生育率下降這一現象的解釋力度高達85%。這正是青少年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群體。相較之下，墮胎變得更加容易以及福利制度改革不具有太強的解釋力。
在英國，1980年代的經濟衰退和收入差距擴大也對兇殺案犯罪率上升產生了影響。衛生地理學家丹尼·多林（Danny Dorling）在談及這些趨勢時指出：
不存在「正常的」謀殺率水平……某地謀殺率的上升，意味著那裡的人們感到生活毫無價值。於是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打鬥、鬥毆、衝突和械鬥，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死去……這些年輕人眼瞅著自己的同齡人在更好的環境裡成長，得到良好的工作，或是接受大學教育，並且成為了英國歷史上最富有的一批年輕人。
總而言之，我們發現不平等與暴力行為之間的關聯是強有力且一以貫之的。在不同時間段和不同環境中，這一點都得到了證實。近來關於不平等與暴力行為變化趨勢相互關聯的證據表明，當不平等程度降低時，暴力行為也會減少。此外，羞恥感對於進化的重要作用也許能夠解釋為何更加不平等的社會面臨著更嚴重的暴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