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青少年生育：循環往復的貧困

說「不」對於防止青少年懷孕的效果，就如同說「祝你愉快」對於治療慢性抑鬱症的效果。

——費伊·沃特爾頓（Faye Wattleton），

1988年在西雅圖大會上發表的講話

2005年夏天，姐妹三人登上了英國各小報的頭條：三人都是青少年母親。三人中最年輕的少女產子時年僅12歲。「我們睡在媽媽家的床上，抱在一起，就那麼發生了性關係。」她說道，「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因為我感到太害怕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真希望這事不是發生在我的身上。」不久之後，她的二姐在14歲時也產下一子。「這就是那種事情。我還以為永遠不會發生在我頭上，」她說道，「起初我想要墮胎，因為我不想和妹妹一樣。但我實在做不到。」大姐是三人中最後懷孕的，產子時年僅16歲。和妹妹們不同，她似乎很期待成為母親：「我退學了……因為我實在不感興趣。」她承認，「我的朋友都已經有孩子了，我也想成為母親。」在她們的故事流傳開來時，三人都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們睡在同一間臥室，年紀較輕的兩位學業十分掙扎，三人都依靠社會保障金過活。沒有學歷、沒有孩子父親的支持，她們的未來十分黯淡。媒體評論員和公眾立刻對三姐妹和她們的母親表示了譴責，將她們視作不負責任的乞討者。「見識一下產子三姐妹吧……她們可拿到了一大筆福利金」「她們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報紙大聲疾呼道。她們的母親則將這一切歸咎於學校裡性教育的缺失。

這一問題為何重要

媒體的激憤之情令社會對於青少年母親這一問題的擔憂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常常稱青少年母親是「生了孩子的孩子」，認為這種情況既不利於母親、孩子，也不利於社會。

無疑，青少年母親生下的孩子出生時體重往往較輕，更容易早產，嬰兒時期的死亡率更高，而且在成長過程中更容易面臨教育失敗、青少年犯罪等問題，他們也更有可能同樣成為青少年父母。成為了青少年母親的女孩往往是貧窮、未受過教育的。然而，青少年生育導致的種種惡果真的是由於母親的年紀造成的嗎？或者說，這其實是青少年母親身處的文化壞境所導致的結果？

人們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一方面，青少年生育並非一項健康問題，因為低齡本身並不會導致種種惡果。事實上，對於非洲裔美國人而言，長期貧困和壓力極大地損害了他們的健康，以至於在年輕時產子反而更有利於孩子的成長。這種被稱為「經受磨難」（weathering）的觀點認為，對於貧窮、社會地位低的女性而言，推遲懷孕的時間並不意味著孩子的健康狀況會變好。其他人則表示青少年母親的孩子更有可能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身心健康狀況都較差，更加貧困。即使將階級地位、教育程度、父母是否成婚、父母的性格等問題都考慮在內，這一結論依然成立。然而，儘管有時我們在研究中能夠將年齡與經濟背景的影響分離開來，在實際生活中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青少年母親這一現象往往意味著貧困一代又一代地循環往復。

然而，女孩身處的社會對她們的個人經歷與個人選擇——是否與男友發生性關係，是否採取避孕措施，是否選擇墮胎，是否追求學歷和職業生涯——又有何種影響？與此前各章討論過的問題一樣，青少年生育率與相對貧困及不平等程度之間同樣存在著密切的關聯。

生來不平等

青少年懷孕率和生育率均呈現出社會階級差異，不過生育率的差異要大於懷孕率，因為中產階級家庭的女孩更有可能選擇墮胎。青少年生育率更高的社區離婚率也更高，信任程度和社會凝聚度低，失業率高，更加貧窮，犯罪率也更高。有人認為，當女孩感到自己無法通過建立穩定的親密關係或是獲得有償工作等方式來確立自己的成年人地位時，就會選擇成為青少年母親。社會學家克麗斯廷·盧克（Kristin Luker）認為，成為青少年母親的是那些「感到灰心喪氣的、出身於社會地位較低家庭的」女孩。

然而，需要記住的是，青少年母親並非全是貧窮女孩。與我們考察過的所有問題一樣，不平等會影響到各個社會階層的青少年生育率。我們在圖表9.1中展示了英國青少年母親所佔比例與家庭收入之間的關係。按照收入情況將青少年分為四擋，在最貧窮的一檔中，每年幾乎都有5%的女孩會首次產子，是最富有一檔每年首次產子的女孩比例的四倍。不過，即使是第二富有的一檔，其每年首次產子的女孩比例也是最富有一檔的兩倍（分別為2.4%和1.2%）。美國的情況也類似。儘管多數青少年生育時年紀較長，為18至19歲，但對於15至17歲的青少年而言，上述規律十分明顯，而且更為強有力。

圖表9.2表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的國際青少年生育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關聯。圖表9.3表明，在美國的五十個州存在著同樣的關聯；此處使用的是來自美國國家生命統計系統和阿蘭·古特馬赫研究所的青少年懷孕率數據。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和美國各州，青少年生育率也更高。這種現象不能歸結為偶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關於青少年生育率的報告表明，在富裕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每年至少有125萬青少年懷孕，其中約有75萬人會成為青少年母親。國與國之間在青少年生育率上的差別是巨大的。美國和英國高居榜首：美國15至19歲的女性青少年生育率高達52.1‰，是歐盟國家平均水平的四倍多，是日本青少年生育率（4.6‰）的十倍多。

圖表9.1：按照家庭收入從低到高排列，青少年生育率呈現出了坡度。

圖表9.2：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青少年生育率更高。

蕾切爾·戈爾德（Rachel Gold）及其同事研究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與青少年生育率之間的關係，並且發現，在更加不平等、相對更加貧困的各縣，青少年生育率也更高。她還指出，對於最年輕的青少年母親（15至17歲）而言，不平等造成的後果最為嚴重。在考察美國各州的情況時，我們將生育與墮胎的數據結合了起來。美國各州之間在青少年懷孕率上的差別很大，密西西比州的青少年懷孕率幾乎是猶他州的兩倍。

圖表9.3：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國各州，青少年生育率更高。

我們也許會認為，宗教與種族等因素會對懷孕、墮胎和生育等行為產生影響。我們原本以為天主教國家的青少年生育率會較高，因為這些國家的墮胎率很低。葡萄牙和愛爾蘭等天主教國家的高青少年生育率的確可以作此解釋，但是同為天主教國家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青少年生育率卻出人意料地低。在各個國家內部，關於性、避孕、墮胎、早婚以及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等問題，不同族裔可能有著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例如在美國，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國女孩成為青少年母親的可能性幾乎是白人的兩倍。同樣的，英國孟加拉裔和加勒比裔女孩的青少年生育率也相對較高。然而，由於這些族裔只佔總人口的少數，因此對於各國或是各州總體的青少年懷孕率和生育率排名並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也不會影響我們對這些現象與不平等之間關係的解讀。

在圖表9.2和9.3所揭示的簡單關係背後，隱藏著在不同國家成為青少年母親意味著什麼這一複雜的現實問題。例如在日本、希臘和意大利，超過半數青少年母親都已婚（事實上在日本，86%的青少年母親都已婚），而在美國、英國和新西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母親已經結婚。因此，美國、英國和新西蘭不僅總體青少年生育率較高，這些國家的青少年生育往往還伴隨著眾多通常與早育有關的健康與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既會影響到母親，還會影響到孩子。在美國，拉美裔青少年母親的已婚率高於其他族裔，她們也比其他族裔更加貧困；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英國的孟加拉裔身上。

那麼，關於青少年母親的何種信息有助於我們理解不平等的特別影響呢？

通往成年的快車道

有意思的是，在富裕國家，青少年生育率與各個年齡段女性的生育率之間並不存在關聯。美國、英國、新西蘭和葡萄牙這幾個最不平等的國家，青少年生育率遠高於更年長女性的生育率，而在日本、瑞典、挪威和芬蘭等更加平等的國家，青少年生育率要低於更年長女性的生育率。因此，導致更加不平等的國家青少年生育率更高的因素，與導致總體生育率提高的因素並無關聯。不平等尤其會對青少年生育率產生影響。

朗特裡基金會發佈的一份名為《年輕人通往獨立之路的變化》的報告對生於1958年和生於1970年者的成長軌跡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通往成年的快車道與慢車道之間差距越來越大」。位於慢車道的是出生於較高社會階級家庭的年輕人，他們花費更長的時間接受教育和職業培訓，直到事業有成後才考慮結婚和養育子女。位於快車道上的人接受教育的時間往往較短，這通常會導致他們走上失業、低薪工作和培訓的混亂道路，而不是飛黃騰達的職業坦途。

社會學家希拉裡·格雷厄姆（Hilary Graham）和伊麗莎白·麥克德莫特（Elizabeth McDermott）指出，成為青少年母親的女性會被隔離在廣闊的社會之外，會導致幾代人都受困於不平等。除了相對貧困會導致這些年輕人的機遇受限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使得青少年母親容易受到不平等狀況的影響。

早熟與缺席的父親

我們在第8章探討不平等對家庭關係及幼年時期所承受壓力的影響時，曾提及其中的一個原因。對於青少年母親而言，幼年經歷與教育及經濟機遇同樣重要。倫敦大學心理學家傑·貝爾斯基（Jay Belsky）及其同事於1991年提出了一項基於進化心理學的理論，他們指出，幼年時期所承受壓力的大小，將決定個人日後會採取「數量優先」還是「質量優先」的生育策略。他們認為，在成長過程中學會「將他人視作不可信任的，將人際關係視作投機和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將資源視作稀缺和/或不可預測的」這些人，生理成熟會更早，性成熟會更早，會更傾向於建立短期的人際關係，並對養育孩子投入較少的精力。相較之下，在成長過程中學會「將他人視作值得信任的，將人際關係視作持久和互惠的，將資源視作隨時可以獲得的」這些人會成熟得更晚，性成熟得也更晚，更善於建立長期的人際關係，並且對於孩子的成長投入更多精力。

對於人類的進化而言，這些不同的策略是有意義的。如果你既無法依靠同伴或是其他人，也無法依靠資源，那麼盡早成年和多生孩子也許就是有價值的——至少其中有幾個孩子能夠活下來。然而，如果你可以信任自己的夥伴與家庭，那麼就應當少生孩子，並為每個孩子投入更多注意力和資源。

戈爾德及其同事發現，在美國，不平等對社會資本（我們在第4章中討論過這個概念）的影響，也許是導致其與青少年生育率有關聯的原因。也就是說，在社會凝聚力、公民參與和互信程度越低的州——這正是適合於「數量優先」生育策略的環境——青少年生育率也會更高。

有些研究還表明，早年經歷的衝突以及父親的缺席會導致早熟：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女孩比成長階段無憂無慮的女孩在生理上成熟得更早，月經來得也更早。更早步入青春期往往意味著性成熟得更早，也更有可能成為青少年母親。

對於青少年懷孕而言，父親的缺席可能是一項格外重要的因素。心理學家布魯斯·埃利斯（Bruce Ellis）及其同事對美國與新西蘭的許多女孩進行了從幼年直至成年的跟蹤研究。結果表明，父親離開家庭的時間越長，他的女兒在年少時便與人發生性關係並成為青少年母親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女孩的行為問題、家庭承受的壓力、父母養育子女的風格、家庭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女孩成長環境的差異等因素都不足以解釋這種現象。因此，也許是某種深層次的適應過程，導致了壓力更大、更不平等的社會（也許尤其是低社會地位）與高青少年生育率之間的關聯。不幸的是，儘管我們能夠獲得國際上關於單親家庭的數據，但在不同的國家，單親家庭的處境是截然不同的。此外，我們也無法獲得國際上關於父親缺席狀況的數據。

爸爸怎麼了？

在本章中，我們一直在從母親的角度討論青少年生育這一問題。然而，父親的情況如何？讓我們回到三姐妹的故事。12歲女孩孩子的父親在孩子出生不久就離開了她；被二姐指認為自己女兒父親的男孩否認曾與她發生過性關係，並要求進行親子鑒定；大姐孩子的父親已38歲，至少還育有四個孩子。

研究人員將這三姐妹的經歷詳細地告知了年輕女性，社會學家格雷厄姆和麥克德莫特探討了從與這些年輕女性的談話中吸取的經驗。她們發現，三姐妹孩子的父親們的表現非常典型。貧困的年輕女性在成為母親之後往往會進入成年人的社交網絡，這一網絡中通常會包括她們的母親及其他親戚，這些支持網絡有助於她們克服成為青少年母親導致的社會污名。據格雷厄姆和麥克德莫特表示，年輕女性重視自己與孩子的關係勝過與孩子父親的複雜關係，因為她們認為「相比曾體驗過的異性戀關係」，與孩子的關係是「親密感的更可靠來源」。

生活在高失業率、低工資環境中的年輕男性很難提供太多安定感或是支持。在青少年生育率很高的社群裡，年輕男性自己也需要應對不平等導致的許多困難，身為人父更是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