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的進步不會快於我們在教育領域的進步，人類的心靈是我們最根本的資源。
——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61年2月20日向國會發表的關於教育的特別講話
在各個發達國家，無論身處政治光譜的哪一端，所有人都認同教育具有的重要性。教育有利於社會——熟練勞動力的貢獻與經濟生產力是社會需要的，更不必提稅收了——也有利於個人。教育程度更高者收入也更高，對自己的工作與閒暇時光感到更滿意，失業風險更低，更加健康，犯罪的可能性更低，更願意參與志願活動和在選舉中投票。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2006年時高中肄業者的平均收入為每週419美元；高中畢業者的平均收入上升至每週595美元；本科畢業者的平均收入為每週1039美元，若取得了更高的學歷，那麼平均收入將進一步上升至每週超過1200美元。
家庭優勢
儘管學校的質量會對孩子在中小學和高等教育階段的表現產生影響，但最重大的影響因素還是家庭背景。在一份關於英國教育的未來的報告中，梅利莎·本（Melissa Benn）和菲奧娜·米勒（Fiona Millar）描述道：
英國學校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就是貧富差距、孩子家庭背景的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與文化資本的不平等。（第23頁）]
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那麼孩子在學校裡的表現也越好；如果孩子家中有學習的空間、有參考書和報紙、教育受到重視，他們的表現也會更好。父母參與到孩子的教育過程中，這甚至更為重要。
既然所有發達國家都致力於教育和機會平等（至少理論上是這樣），那麼儘管學校制度十分完善，為何出身於社會地位較低家庭的孩子在學校裡仍表現較差，從而無法從教育中獲取極大的益處？接下來我們將表明，有些社會要比其他社會更加接近於實現機會平等這一目標。
成就的不平等
圖表8.1表明，國際教育成績與收入不平等狀況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圖表8.2表明這種關聯在美國國內同樣存在。較不平等的國家和較不平等的美國各州在教育成就方面表現也較為糟糕，這二者之間的關聯足夠強烈，我們確信這不能歸結為偶然。可以進行比較的關於教育成就的國際數據來自於「國際學生評估項目」，該項目目的在於對不同國家的15歲學生進行標準化測試。該項目於2000年在43個國家啟動，每三年對學生作出一次評估，通常每次會考察每個國家的4500至10000名學生。學校是隨機抽取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之所以要考察15歲的學生，是因為在大多數國家，這都是完成義務教育時學生的年紀。每次測試的科目包括閱讀、數學和科學素養，目標在於考察學生應用知識和技能的能力。
圖表8.1：在較不平等的國家，15 歲學生在數學和讀寫方面得分較低。
圖表8.2：在較不平等的美國各州，八年級學生在數學和讀寫方面得分較低。
為了保證國際數據與美國國內數據的一致性，我們只選取了各國數學和閱讀的平均分數，並按照收入不平等程度對各國進行了排列（見圖表8.1）。不過，即使加入科學素養方面的分數，結果也不會發生明顯變化。2003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中不包括英國的數據，因為同意參與調查的學校數量太少，未能達到該項目的要求。此外，「國際成年人讀寫能力調查」的數據顯示，在國際上，收入不平等狀況與成人讀寫能力之間同樣存在著緊密的關聯。
為了審視美國國內是否也存在這種關聯，我們從美國教育部全國教育統計中心處選取了2003年度八年級學生（約為14歲）的數學和閱讀成績（見圖表8.2）。收入差距較大的州分數明顯較低。
我們進一步考察了美國高中生的輟學率。圖表8.3表明，在較不平等的各州，學生輟學的可能性也較大。輟學率最低的州分別是阿拉斯加、懷俄明、猶他、明尼蘇達和新罕布什爾，輟學率約為12%。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肯塔基這三個州，輟學的高中生比例高達四分之一。
你也許會認為這種驚人的關聯是貧窮導致的：在貧窮的各州，高中生輟學率也更高，以便早日開始工作，補貼家用。的確，貧窮的州輟學率更高，但貧窮和不平等分別造成的影響是獨立的。貧窮這一因素不能夠解釋不平等所造成的影響。所有州的貧困率均低於17%，然而有16個州的輟學率高於20%，而且輟學現象不僅限於窮人。
教育表現
人們通常認為，提升一國教育表現水平的願望與減少教育不平等的願望是相互分離的，但事實與此幾乎截然相反。能否提升一國的教育表現水平，也許取決於能否減少教育表現的社會坡度。加拿大新不倫瑞克大學教育學教授道格拉斯·威爾姆斯（Douglas Willms）對此給出了驚人的證明。圖表8.4展現的是「國際成年人讀寫能力調查」中成年人的讀寫得分與其父母受教育水平之間的關係，所考察的國家包括芬蘭、比利時、英國和美國。
圖表8.3：在較不平等的美國各州，高中生輟學率也較高。
圖表8.4：四個國家中讀寫得分與父母受教育水平的關係（數據來源：國際成年人讀寫能力調查）。
這張圖表表明，即使父母受到過良好教育（由此想必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所處國家的整體狀況依然會影響到你在教育上是否會獲得成功。對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父母受教育水平也較低的人而言，所處國家的整體狀況造成的影響就更大了。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這四個國家當中，最為不平等的英國和美國，社會坡度也最為陡峭；更加平等的芬蘭和比利時，社會坡度也更加平緩。顯然，社會坡度的陡峭程度也會對各國的平均讀寫得分產生重大影響：美國和英國的平均得分普遍更低。
威爾姆斯還證明了圖表8.4所揭示的現象在更廣闊的範圍內——無論是在12個發達國家之間，還是在加拿大各省和美國各州之間——同樣存在。他認為，除了更為明顯的分化趨勢外——父母受教育水平越低，各地區間差距就越大——「在平均熟練程度與社會經濟坡度的陡峭程度之間也存在著緊密的負相關關係」。
流行病學家阿爾朱曼德·西迪基（Arjumand Siddiqi）及其同事還使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2000年的數據，考察了15歲學生閱讀能力的社會坡度。他們發現，國家提供福利的歷史越悠久，教育表現就越好。和威爾姆斯一樣，他們同樣發現，平均得分越高的國家，不同階層在閱讀能力上的差距也越小。芬蘭和瑞典的閱讀能力平均得分很高，閱讀得分的不平等程度則很低；希臘和葡萄牙的平均得分很低，閱讀能力的不平等程度則很高。不過，西迪基及同事也注意到了這一一般趨勢中的某些例外。新西蘭和英國的閱讀能力平均得分很高，但閱讀得分的不平等程度也很高；另一方面，挪威的平均得分相當平庸，但閱讀能力的不平等程度也相當低。研究者提出的解釋是，新西蘭和英國本應有更多學生參與測驗，但由於輟學或逃學等原因並未參與。
教育福利
西迪基和同事們強調，「以高福利著稱的國家」閱讀得分很高，而且閱讀能力的不平等程度很低。我們在第12章考察用於教育的公共支出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係時，將再次探討這一話題。
收入不平等對教育表現還會造成哪些影響呢？不平等會影響到家庭生活及家庭成員間關係的質量。早在正式教育開始之前，幼兒時期經歷的社會不平等就已經在人們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今我們已經相當瞭解幼年經歷對於日後成長的重要性了：人們在出生之時就已經開始了學習，生命的最初幾年對於大腦發育至關重要。孩子成長的環境既可能促進也可能阻礙幼年時期的學習過程。英國進行的一項全國性調查發現，就3歲兒童的受教育水平而言，出身於社會地位較低家庭者已經比家庭條件更優越者落後了一年之多。
對於幼年時期的學習過程而言，能夠激發兒童學習興趣的社會環境是至關重要的。嬰幼兒需要身處體貼、熱情的環境中；他們需要與成人說話、互動，並感受到愛意；他們還需要玩耍、交流和探索世界的機會；在安全範圍之內，他們的行動需要受到鼓勵，而非限制或是懲罰。如果父母或是照顧孩子的其他人受制於貧窮、壓力或是孤立無援，他們就難以為嬰幼兒提供這樣的環境。
在第4章中，我們揭示了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社會關係的質量普遍較低；在第5章和第6章中，我們揭示了不平等與窮人的身心健康狀況及吸毒等問題之間的關聯。接下來再思考等級制更為嚴重、信任程度更低等問題會對親密的家庭關係和家庭生活產生何種影響，就算不上太大的跳躍了。家庭衝突與暴力、父母患有心理疾病、缺乏時間和資源，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孩子的成長。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和亞當·萊文（Adam Levine）進行的一項分析展現了此類壓力會導致的結果。他們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加劇最為迅速的美國各縣，離婚率上升幅度也最大。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會經歷更多次家庭衝突和波動，更有可能親歷家暴行為，並且更有可能生活在擁擠、嘈雜、質量不達標的住房裡；也就是說，家庭環境的質量與收入水平直接相關。父母看待貧窮的態度也會對孩子產生影響。有證據表明，有些家庭在面對這些問題時表現得更為堅韌，有些父母則變得更為苛刻和冷漠，甚至對孩子疏忽大意或是拳腳相向。我們需要再一次著重指出，這些家庭關係和養育子女方面的困難並不限於窮人。社會學家安妮特·拉羅（Annette Lareau）描述了美國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窮困家庭在養育子女方面的差異：關鍵的差異體現在家庭生活的安排、語言的使用，以及家庭與社會關係的緊密程度等方面。「英國千禧一代研究」是一項針對出生於2000和2001年的兒童進行的大規模調查。我們發現，與社會地位最高家庭的母親相比，即使是社會地位第二高家庭的母親也感到自己能力不足，與子女關係較差。
社會可以採取多種措施，緩解家庭承受的壓力，並為孩子幼年時期的成長提供支持。從人生的初期開始，有些國家便通過帶薪產假等方式，更好地幫助母親陪伴在嬰兒身邊。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青少年成長及家庭政策交流中心」關於帶薪產假長度的數據顯示，更為平等的社會提供的帶薪產假時間也更長。
瑞典在產假（可以由父親和母親分享）期間會發放相當於80%工資的補貼，直到孩子年滿18個月為止；隨後的三個月將發放一筆固定金額的補貼；再往後的三個月則是無薪產假。挪威的方案則是，產假（父母可以分享）長度為一年，補貼額相當於工資的80%；或是產假長度為42周，補貼額相當於全額工資。相較之下，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產假均不含有法定福利：在澳大利亞，父母可以休為期一年的無薪產假，在美國則是12周。
除了產假外，能夠改善幼兒生活質量的方式還包括：提供家庭津貼、賦稅優惠、福利住房、醫療保障、改善工作/生活平衡的項目，監督兒童撫養費的支付，以及最為重要的，提供高質量的幼年教育。幼年教育項目有助於促進身體、認知、社交以及情緒等方面能力的開發，可以改變日後生活的軌跡；成本—收益分析也顯示，這些項目能夠帶來高額回報。試驗表明，出身於社會地位較低家庭的孩子，如果接受了高質量的幼年教育，日後接受補救教育和誤入犯罪歧途的可能性都較低，成年後的收入也會更高。這些收益意味著政府的投入將獲得可觀的回報。
學習機會的不平等
我們已經展示了不平等是如何影響家庭生活和家庭關係，進而不利於兒童成長的。此外，有證據足以表明，不平等會直接影響兒童的認知和學習能力。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卡拉·霍夫（Karla Hoff）和普裡揚卡·潘迪（Priyanka Pandey）於2004年發佈了一項引人注目的試驗結果。他們從遍佈印度全國的各個農村選出了一批11至12歲的兒童，其中高種姓和低種姓的各有321名，並為他們佈置了解開迷宮問題的任務。一開始，這些男孩在解謎時並沒有在意彼此的種姓，結果低種姓的孩子表現要稍好於高種姓的孩子。
接下來研究人員重複了這項試驗，但這一次每名男孩都被要求公開表明自己的姓名、來自於哪個村莊、父親及祖父的姓名，以及自己的種姓。隨後，男孩們開始解謎。這一次的結果體現出了高低種姓之間的巨大差距，低種姓男孩的表現大幅下滑（見圖表8.5）。
這一結果驚人地證明了，我們如何看待別人評判自己的眼光，將顯著地影響我們在一項教育任務中的表現和行為。當我們感到自卑時，我們的能力也會減弱。
圖表8.5：種姓身份對於印度學生表現的影響。
對美國的黑人與白人高中生進行的試驗證明了同樣的結果，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和紐約大學心理學家喬舒亞·阿倫森（Joshua Aronson）進行的試驗。他們用研究生入選考試的標準化試卷來考察試驗參與者。在第一種情況下，學生們被告知這項測試旨在考察他們的能力；在第二種情況下，學生們被告知這項測試並非要考察他們的能力。兩種情況下白人學生的表現是相同的，但黑人學生在第一種情況下的表現要糟糕得多。斯蒂爾和阿倫森將這一現象稱為「臉譜化造成的威脅」。如今人們已經意識到這種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既可以體現為性別差異，也可以體現為種族差異。
儘管我們在第3章中就曾探討過社會焦慮情緒以及負面評判造成的影響，但即使在人為條件下，臉譜化依然如此易於造成威脅，這一點還是會令我們感到驚訝。一位名叫簡·埃利奧特（Jane Elliott）的美國教師於1968年和學生們一起進行了一項試驗，目的在於教育他們不平等與不公正的種族問題。她向學生們表示，科學家發現，藍色眼睛的人比棕色眼睛的人更加聰明，更容易取得成功，後者則是愚蠢、懶惰的。然後她將班級分為藍眼睛和棕眼睛兩個小組，並給予藍眼睛小組特殊優待。藍眼睛小組很快展現出了對於棕眼睛小組的優越感和輕蔑態度，自己的成績也提高了。棕眼睛小組很快表現出了順從的膽怯心態，成績也下滑了。幾天之後，埃利奧特告訴同學們，自己把信息記錯了，實際上棕眼睛的人更具優越性。班級裡的情況很快便發生了逆轉。
神經科學的最新進展對我們的感覺是如何影響學習效果的作出了生物學解釋。在鼓勵的環境中我們的學習效果最好，因為我們確信自己能夠成功。當我們感到愉悅或是自信時，多巴胺的釋放會令我們的大腦獲益，這有助於提高記憶力、注意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血清胺和腎上腺素也能令我們獲益，前者有助於改善心情，後者能夠增強我們的表現。當我們感到威脅、無助和壓力時，我們身體中皮質醇的含量會上升，這會阻礙我們的思維能力和記憶力。因此，我們在本章中所描述的社會與學校中的不平等顯然會直接影響我們的大腦，並進而影響我們的學習效果和教育表現。
人各有志
不平等還會通過影響社會地位較低者的志向、規範和價值觀的方式，對其教育表現產生直接影響。中產階級、教師和決策者都將教育視為窮人和工人階級向上流動的渠道，但窮人和工人階級自己卻並不總是持有相同的看法。
人類學家吉莉恩·埃文斯（Gillian Evans）在出版於2006年的《教育失敗以及英國白人工人階級家庭的兒童》（Educational Failure and Working Class White Children in Britain ）一書中描述了倫敦東部伯蒙德西地區的工人階級文化。她發現人們期待中的孩子在校行為與中產階級家長期待中的孩子在家行為是一致的，但與工人階級家長教育孩子的方式卻存在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工人階級家長甚至會對教育和中產階級價值觀產生牴觸情緒，因為讓孩子接受教育就意味著必須放棄他們自己的價值觀。一位女性向埃文斯表示，「身為普通人」就意味著「知道該如何開懷大笑」，「因為你可不是個自負的人」。埃文斯書中提到的女性都熱衷於談論自己的家庭、健康狀況、工作、如何賺錢、家務活、人際關係、購物、性以及流言蜚語，談論抽像概念、書籍和文化被認為是矯揉造作。這些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在家中受到的約束很少，埃文斯表示孩子們可以盡情吃喝，可以在家抽煙，只要自己開心，還可以不做作業。「如果他們想要學習，他們會學的；如果他們不想學，他們就不學。就是這樣。」這些家庭當然也望子成龍，但「成龍」的途徑並不總是「教育、教育、教育」。
窮人和工人階級的孩子抵制常規教育和中產階級價值觀，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懷有雄心壯志。事實上，當我們首次查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童年福祉報告中關於兒童志向的數據時，兒童志向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聯令我們感到十分吃驚（見圖表8.6）。在更加平等的國家，表示自己志向並不遠大的孩子數量更多；在不平等的國家，孩子們更有可能懷有雄心壯志。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也許在於，在更加平等的社會裡，低技術工種並不那麼被人輕視；而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裡，賺大錢以及獲得光鮮外表的願望主宰著人們的職業選擇。
我們發現，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志向與實際機遇之間的差距更大。將關於各國數學與閱讀得分的圖表8.1與圖表8.6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在教育表現更差的國家，孩子們的志向顯然更為遠大。渴望獲得高社會地位工作的孩子數量更多，但實際上能夠獲得此類工作的人數更少。如果說不平等導致了不切實際的願望，那麼不平等必然也會導致失望。
埃文斯引用的一位內城區小學教師的話，總結了不平等對孩子造成的腐蝕作用：
圖表8.6：富裕國家的不平等狀況與15 歲兒童的志向。
這些孩子不知道自己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直到離開學校，他們才會意識到這一點。這時他們才會明白自己從童年起就懷有的夢想是無法實現的。
在接下來的兩章中我們將展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裡，年輕的男性和女性會對自己的低社會地位作出何種回應；在第12章中我們將考察不平等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並再次討論教育與機遇這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