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群生活與社會關係
在美國停留期間，吸引我注意力的新事物中，最令我感到驚歎的是社會地位的平等。我很容易就能想像這種基本狀況會對社會的進步產生何種重大影響。
——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
2005年8月，卡特裡娜颶風襲擊了美國南部的墨西哥灣沿岸地區，摧毀了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多個城市，漫過了防洪系統，導致新奧爾良市的80%都浸泡在水中。在風暴來襲的前一天該市發出了強制撤離令，但當時公交系統大部分已經癱瘓，人們也無法獲得燃料或是租賃車輛。市政府為無法逃離新奧爾良的人們設立了「最後的避難所」，其中就包括「超級圓頂」體育館。儘管部分屋頂被風暴掀翻，這座巨大的體育館還是為約26000人提供了遮蔽。這場颶風至少造成1836人死亡，700人失蹤。
風暴過後，引發世界媒體關注的除了巨大的物質破壞外（倒塌的房屋、被淹沒的街道、崩潰的高速公路、遭到重創的鑽井平台），還有文明的徹底瓦解。在颶風過後的一周內，發生了多起逮捕和槍擊事件。電視新聞播出了絕望的居民乞求幫助、嬰兒食品、藥物的畫面，然後切換到軍隊乘小船在被淹沒的街道上航行的畫面。軍隊的任務不是疏散市民，不是為他們送去補給，而是荷槍實彈地找尋洗劫者。
在美國國內，新奧爾良市應對混亂的方式遭到了廣泛的批評和譴責。許多人聲稱，執法部門及軍隊與新奧爾良多數貧窮的黑人市民之間缺乏信任，這反映了深刻的種族與階級問題。在一場面向許多電視觀眾直播的、為颶風受難者進行的義演音樂會上，歌手坎耶·韋斯特（Kanye West）怒吼道：「我憎恨他們在媒體上刻畫我們的方式。如果是個白人家庭，他們會說：『他們在尋找食物。』如果是個黑人家庭，他們會說：『他們在洗劫。』」當軍隊進城後，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凱瑟琳·布蘭科（Kathleen Blanco）表示：「他們拿著M16步槍，而且已經上了膛。這些士兵知道如何開槍殺人，我期待他們這麼做。」
救援行動中暴露出來的信任不足也在國際上遭到了廣泛譴責。世界各國都伸出了援手，但他們的新聞報道卻充滿了批評之聲。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對比：在新奧爾良，軍隊主要被用於控制居民，而中國在經歷了2008年的大地震之後，迅速調動了不配備武裝的士兵，來執行救災任務，此舉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揚。
社會地位的平等
然而，一位早期的觀察家曾提出了關於美國的截然不同的觀點。托克維爾於1831年環遊了美國。他會見了總統和前總統、市長、參議員和法官，以及普通公民。所到之處，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社會地位的平等」（第11頁）、「不同社會等級的融合」，以及「特權的廢除」。由此，社會構成了「統一的整體」（第725頁，至少對於白人來說是這樣）。他寫道，「不同年齡、社會地位、性格的美國人總是能聯合起來」（第596頁），「陌生人能夠欣然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可以自由地對別人講述自己的想法，既不會因此感到危險，也不是為了從中獲得好處」，他們的舉止是「自然、開放、坦誠的」（第656頁）。托克維爾還提到了危難時刻美國人是如何互相幫助的：
如果公路上突然發生了事故，人們將從四面八方趕來救助受害者；要是某個家庭遭遇了不幸，會有上千陌生人願意慷慨解囊……（第661頁）
托克維爾相信，社會地位的平等有助於美國人彼此之間產生並保持信任。
信任與不平等有何種關係
然而，不平等會侵蝕信任，造成政府與公民、富人與窮人、少數群體與多數群體之間的分裂嗎？本章表明，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社會關係的質量的確會降低。
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不平等會嚴重地分裂社會。這或許是因為我們都傾向於根據生活水平的差距來判斷社會地位的差距。我們更願意選擇與我們地位相近的人做朋友，與比我們富裕得多和貧窮得多的人都很少打交道。當我們很少與其他人打交道時，也就很難信任他們。在社會等級次序中所處的地位決定了我們將哪些人視為內部人士，將哪些人視為外部人士——也就是區分「我們」和「他們」——由此會影響到我們認同於他人、並與之產生共鳴的能力。在本書的後續部分，我們將表明不平等不僅僅會導致我們鄙視那些比自己貧窮的人，還會導致其他各種歧視，例如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我們有時會將「他們和我們就是不一樣」作為理由，為自己的態度開脫。
托克維爾明白這一點。終身反對奴隸制的他曾提到，非洲裔美國人和美國原住民被排除在了其他美國人享有的自由與平等之外。他認為，奴隸制之所以能維持下去，是因為非洲裔美國人被視為「他者」，以至於「歐洲人之於其他種族就如同人類之於動物一樣」（第371頁）。我們只有對同等地位的人才會懷有同情之心，「不同階級之間不會存在這種感情」（第650頁）。托克維爾認為，「財富與法律導致的現實中的不平等」，會引發偏見這種「想像出來的不平等」（第400頁）。
早期的社會主義者等人士相信，物質不平等阻礙了人類實現更廣泛的和諧，建立全人類的博愛之情。在本章中，我們將用數據證明這一直覺是正確的：不平等會導致分裂，而且即使微小的差別也會造成重大影響。
收入不平等與信任
圖表4.1和4.2表明，在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及美國各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程度也較低。二者之間的關聯足夠有力，因此我們可以確信這並非出自偶然。圖表4.1所使用的關於信任程度的國際數據來源於「歐洲與世界價值調查」，這項研究對價值觀和規範進行了跨國比較。調查人員在各國隨機選取樣本人群，詢問他們是否同意「多數人是可以被信任的」這一表述。各國的結果差異很大。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荷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程度最高，其中瑞典排在第一位，多達66%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信任他人。在葡萄牙，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程度最低，僅為10%。也就是說，同為富裕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信任程度的差距卻達六倍之多。正如圖表所展現的，較高的信任程度與較低的不平等程度之間存在關聯。
圖表4.1：在較平等的國家，贊同「多數人是可以被信任的」這一表述的人比例更高。
圖表4.2：在較平等的美國各州，贊同「多數人是可以被信任的」這一表述的人更多（只能獲得41 個州的數據）。
圖表4.2反映的是美國國內的信任程度，數據來自聯邦政府進行的綜合社會調查，這項調查監控美國的社會變遷已超過二十五年時間。與國際調查一樣，調查者同樣被詢問是否同意「多數人是可以被信任的」這一表述。美國各州信任程度的差距為四倍，北達科他州的信任程度與瑞典類似，達到了67%；在密西西比州則只有17%的人信任他人。和國際數據一樣，美國各州較低的信任程度與較高的不平等程度之間也存在關聯。
這些關於信任與不平等的圖表所傳遞出的重要信息在於，它們表明對於生活在不同社會的人而言，對生活的感受存在著巨大差異。想像一下：在90%的人都不信任他人的社會裡，生活質量會是怎樣；在工作時、在街上、在學校裡，人們之間將如何打交道。在挪威，經常有咖啡店將桌子和椅子擺在路邊，並且為感到寒冷的顧客提供毛毯。沒人擔心顧客或是路人會將毛毯偷走。有很多人懷念昔日的時光，當時他們可以放心地將房門大開，遺失的錢包也會物歸原主。新奧爾良是美國最不平等的大城市，前文提到的卡特裡娜颶風過後一片混亂的場景，以及緊張、互不信任的情緒，正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美國的信任程度從1960年的60%下降到了2004年的不足40%。然而，是不平等導致了信任程度降低，還是不信任導致了不平等？孰先孰後？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 ）一書表明了不平等與「社會資本」（指的是人們參與社群生活的程度）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他寫道：
社群與平等會互相強化……在20世紀的的多數時間裡，社會資本和經濟平等都是齊頭並進的。就財富和收入分配而言，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國要比一個多世紀裡的其他時候更為平等……這同樣也是社會聯繫與公民參與程度最高的時代。平等與社會資本的最高點恰好發生在同時……反過來，在二十世紀的後三十年，不平等加劇，社會資本被削弱……兩種趨勢發生的時機引人關註：大約在1965年至1970年的某個時刻，美國調轉了方向，經濟上的公正性以及社會與政治上的凝聚力均開始下滑。（第359頁）
帕特南在另一篇文章中還寫道：
因果關係可能是雙向的。社會資本較高的州，公民更能減少不平等；不平等本身也會造成社會的分裂。
馬裡蘭大學政治學家埃裡克·厄斯萊納（Eric Uslaner）的《信任的道德基礎》（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一書態度更為明確。他認為是不平等削弱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過來。如果生活在社會資本更高的社會裡，那麼我們就會擁有更多朋友和鄰居，這可能會增強我們對熟知之人的信任。但厄斯萊納指出，「歐洲與世界價值調查」等衡量的是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我們並不瞭解這些人，而且他們往往和我們並無相似之處。他使用了多個來源提供的豐富數據，表明信任他人的人是樂觀主義者，對於自己的生活有著強烈的控制感。父母的撫養方式也可能對孩子是否信賴他人產生影響。
厄斯萊納與同事博·羅思坦（Bo Rothstein）一道對不平等與信任的因果關係進行了統計檢驗，該研究表明，是不平等影響了信任，「信任對於不平等並無直接影響；相反，不平等才是起因」。（第45頁）]厄斯萊納表示，「在不平等的環境裡，信任程度不可能很高」；此外，收入不平等是影響信任的「首要因素」，勝於失業率、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等因素。有助於建立信任的並非平均經濟水平，而是經濟平等程度。厄斯萊納的圖表顯示，在不平等急速加劇的時期，美國的信任程度也下降了（見圖表4.3）。該圖表上的數字表明了1960至1998年間，每一年的信任程度與不平等狀況之間的關係。
圖表4.3：隨著不平等加劇，信任程度也減弱了。
多年來，不平等狀況和信任程度的變化總是同步發生。當不平等加劇時，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互助也減弱了，人們只能竭盡全力地顧及自己。於是，信任程度也不可避免地減弱了。不信任和不平等也會互相強化。正如托克維爾指出的，我們不太可能對不是同等地位的人懷有同情之心；物質差異會導致社會分裂。
信任是重要的
帕特南和厄斯萊納都指出，信任會促成合作。厄斯萊納的研究表明，信任他人的美國人也更願意花費時間和金錢幫助他人。「信任者」也往往持有共同的文化信念，認為美國是由共享的價值觀凝聚在一起的，所有人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他們也更加支持法律秩序。
信任不僅會影響個人的福祉，還會影響公民社會的福祉。信任程度高意味著人們感到安全，煩惱較少，將他人視為合作者而非競爭者。在美國進行的許多有說服力的研究確認了信任與健康的關係：信任程度更高的人壽命也更長。事實上，信任他人者往往生活在信任程度普遍較高的社群裡，並從中獲益；較不信任他人者則常常生活在類似的環境中，並因此變得更加糟糕。
對於在卡特裡娜颶風之後身陷混亂局勢的有些人而言，是否信任他人意味著生死之別。在芝加哥於1995年經歷熱浪時，信任他人對於求生同樣至關重要。社會學家埃裡克·克利嫩伯格（Eric Klinenberg）在關於這場熱浪的書中指出，貧窮的非洲裔美國人生活在信任程度低、犯罪率高的地區，他們過於害怕，不敢打開窗戶和家門，也不敢離家前往政府設立的避暑中心；人們也不關照鄰里，以至於數百名老人和弱勢人群死亡。然而，同樣貧窮的拉美裔社區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活躍，死亡風險也要低得多。
襲擊者與特立獨行之人
也許，另一項能夠表明社會關係受到侵蝕、信任程度下降的跡像在於1980和1990年代運動型多功能車（SUV）的大受歡迎。在英國，這種車輛被貶義地稱為「切爾西拖拉機」——切爾西是倫敦的富人區；這個綽號諷刺了在擁堵的城區駕駛大塊頭越野車的愚蠢行為。SUV車的名字往往會讓人聯想起獵人和戶外活動者的形象：歐藍德（Outlander，意為外鄉人）、探路者（Pathfinder）、切諾基（Cherokee，為北美原住民部落名）、牧馬人（Wrangler），等等。還有一些名字甚至會令人聯想起士兵和戰士等更加強悍的形象：游騎兵（Trooper）、衛士（Defender）、將軍（Shogun）、襲擊者（Raider）、指揮官（Commander），等等。這些車輛的地盤並非真正的叢林，而是「都市叢林」。
SUV大受歡迎不僅僅表明人們希望自己看上去很強硬，這種現象還體現了人們之間不信任的加劇，因而需要遠離他人，找到安全感。喬什·勞爾（Josh Lauer）在他的論文「被驅趕到極致」（Driven to Extremes）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何軍人般的粗獷壓倒了速度和造型，成為了人們優先考慮的因素？SUV的流行又反映了美國社會的何種趨勢？他的結論是，這種現象反映出了美國人對待犯罪和暴力的態度：讚賞粗獷的個人主義，以及要求躲開他人——也就是不信任。這種大型車輛不具備合作性的公共精神，也不願接納搭便車者——恰好在不平等於1970年代開始加劇時，搭便車的數量也開始減少了。正如一位人類學家觀察到的，人們試圖通過「駕駛如同裝甲車一般的SUV、盡可能地令潛在的襲擊者感到畏懼」，從而擺脫這個殘酷、互不信任的社會造成的威脅。民意調查人員邁克爾·亞當斯（Michael Adams）在文章中談到了美國與加拿大的價值觀差異。他指出，在加拿大小型車的銷量好於SUV，是後者的兩倍；在美國這一比例正好相反（顯然，加拿大要比美國更為平等）。在SUV大受歡迎的同時，其他跡象也表明美國人愈發對他人感到不安和害怕：封閉式社區數量增多；家庭安保系統銷量增加。近些年來，由於燃油成本的急劇升高，SUV的銷量也開始下滑，但人們仍舊鍾愛粗獷的形象：外觀強悍的小型跨界休旅車銷量仍在上升。
女性的地位
從許多方面來看，如果按照臉譜化的形象進行分類的話，更不平等的社會看上去更具「男性氣質」。對這一點進行檢驗後，我們發現女性的地位與信任程度及社會關係的好壞一樣，也受到不平等的影響。
美國女性政策研究所制定了衡量女性地位的指標。借助於這些指標，哈佛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女性地位與各州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關聯。這三大指標分別是：女性的政治參與、就業與收入，以及社會與經濟自主性。我們將各個州的三大指標綜合起來，考察其與各州收入不平等的關係，結果發現在較不平等的州，女性地位要糟糕得多，儘管二者之間的關聯並非特別強有力（見圖表4.4）。圖表上的點分佈得相當分散，這表明不平等之外的因素對於女性地位同樣有影響。儘管如此，這種趨勢依然不能被歸結為偶然：在較不平等的各州，擔任政治職務的女性人數較少，女性收入較低，完成大學學業的女性人數也較少。
跨國比較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圖表4.5表明了二者之間的關聯。將議會中女性所佔比例、男女收入差距、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等指標綜合起來，我們發現較平等社會中女性地位更高。
圖表4.4：美國各州的女性地位與不平等狀況。
考慮到日本是一個相當平等的國家，其女性地位要比我們預期的更低；意大利同樣如此，瑞典女性的地位則比預期更高。正如圖表4.3中點的散佈情況一樣，這同樣表明其他因素也會對女性地位產生影響。在日本和意大利，傳統上女性的地位要低於男性，瑞典女性則擁有爭取權利的悠久傳統。不過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收入不平等與女性地位之間的關聯不能歸結為偶然，有跡象表明較平等社會中女性地位更高。
流行病學家還發現，女性地位較高的美國各州，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也較低。而且，女性的總體地位會對富裕和貧窮的女性均產生影響。
圖表4.5：富裕國家的女性地位與不平等狀況。
跨越國界的信任
圖表4.6：富裕國家的對外援助金額與不平等狀況。
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如信任他人者更熱心於慈善事業一樣，較平等的國家對待貧窮國家也更加慷慨。聯合國制定的對外發展援助目標為國民總收入的0.7%。只有挪威、瑞典、丹麥和荷蘭達成了這一目標，它們比聯合國所期望的更為慷慨。此外，圖表4.6（其數據來自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表明，就占國民收入的百分比而言，較不平等的國家提供的對外援助也要少得多。在這張圖表上，日本和英國是兩個離群點。日本的對外援助少於預期，或許是因為二戰之後它便退出了國際舞台。英國的對外援助多於預期，則是因為它與許多發展中國家有著殖民歷史聯繫。
我們知道了什麼
我們在本章中表明社會信任程度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關聯。不過，存在關聯當然不意味著存在因果關係。
我們有許多理由相信平等是提高信任程度的前提條件（儘管二者之間幾乎肯定存在相互反饋的關係）。理由之一在於二者之間的關聯是強有力的，圖表4.1和4.2的陡峭程度表明了這一點。瑞典人比葡萄牙人更願意信任他人。任何其他解釋都需要達到如此有力的程度，才是有效的。但在我們的統計模型中，無論是貧窮程度，還是平均生活水平，都無法對這樣的結果作出解釋。我們還發現，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這二者之間均存在關聯。此前我們曾提到厄斯萊納和羅思坦是如何通過統計模型來確立不平等與信任程度之間的因果次序的：是不平等影響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過來。不平等與女性地位以及對外援助金額這二者的關係令我們更加堅信，是不平等導致了社會不同人群間距離感的增加，使得我們更傾向於將他人視作「他們」，而非「我們」。
總之，我們可以將信任程度視為一項重要的標誌，它表明物質上更加平等有助於我們建立一個有利於所有人、更具有凝聚力和合作性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