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無疑的是，每個人的眼神都能確切地反映他在眾人之中的地位，而且我們永遠在學習該如何解讀它。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生活的準則》（The Conduct of Life ）
正如上一章的數據所顯示的，為何不平等以及我們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會對我們造成如此強有力的影響？在接下來的九章裡，我們將探討不平等與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也包括「健康與社會問題指數」涵蓋的問題）之間的關係。但在此之前，我們希望探討人類之所以對不平等感到十分敏感的原因。
不平等是廣闊的社會結構中的一個方面，因此，要想解釋不平等引發的後果，就需要探討個人是如何受到社會結構影響的。被健康狀況不佳、經常使用暴力、成為青少年母親這些問題困擾的，都是個人，而非社會。儘管就個人而言無所謂收入分配，但在廣闊的社會中，個人總是有著相對收入、社會或階級地位的。在這一章中，我們將表明，個人對社會的敏感心態正是社會不平等會造成深遠影響的原因。
要理解我們為何容易受到不平等的傷害，就得討論我們共同具有的某些心理特徵。當我們就這些話題展開討論或是寫作時，人們太過經常誤解我們的意圖。我們並不認為這一問題只和個人心理有關，也並非認為應該改變的是人們的心態，而非不平等的程度。要想解決不平等引發的那些問題，解藥不在於對大眾進行心理治療，從而令所有人不那麼容易受到不平等的傷害。對嚴重的不平等造成的傷害，最佳的回應方式是減少不平等。我們所呈現的這幅景象中最為激動人心之處在於，提高所有人生活質量與福祉的方法不在於在自來水中加入抗焦慮藥物，或是實行大眾心理療法，而在於減少不平等。社會福祉與社會關係的惡化遠不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止的，而是可以逆轉的。認識到不平等導致的後果，意味著我們突然擁有了一項可以增進全社會福祉的政策。
某種強有力的機制使得人們對於不平等十分敏感。單從社會結構或是個體心理的角度，都不足以理解這種機制。個體心理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係就如同鎖與鑰匙。人們此前之所以沒有充分意識到不平等導致的後果，原因之一就在於人們未能理解這二者之間的關係。
焦慮情緒的增多
圖表3.1：1952至1993年間，美國大學生焦慮程度上升。數據來自269個樣本，涵蓋52000人。（經特文格的親切許可，我們重新繪製了該圖表。）
考慮到現代社會中物質舒適與便利的程度都是史無前例的，自然有理由質疑為何人們總是會談論緊張情緒，就彷彿生活艱難得難以繼續一樣。然而，聖迭戈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讓·特文格（Jean Twenge）收集了令人驚訝的證據，表明我們要比過去焦慮得多。通過審視不同時代焦慮程度的大量研究，特文格發現了某種清晰的趨勢。她收集了1952至1993年間對美國焦慮程度進行的269次比較研究，涉及人數總計超過52000人。特文格發現，在這四十年間，焦慮情緒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圖表3.1所呈現的是對於男性和女性的研究結果。圖表中的每個點是研究記錄下的當時的平均焦慮程度。這麼多研究都明確無誤地呈現出上升趨勢。無論考察的對象是大學生還是兒童，特文格都發現了同一種模式：在這段時期的末期，大學生的平均焦慮程度要比這段時期之初總人口的85%都更為嚴重；更加令人驚訝的是，1980年代末時美國兒童的平均焦慮程度要比1950年代兒童心理疾病患者都更為嚴重。
這些證據源自對人口樣本的焦慮程度進行的標準化衡量。認為人們只不過是變得更加在意焦慮情緒的觀點並不足以解釋上述結果。據我們所知，抑鬱症等相關症狀同樣呈現出了惡化的趨勢。抑鬱症與焦慮情緒有著密切關係：受到前者折磨的人往往也會受到後者折磨，心理醫生也往往以類似的方式治療這兩種症狀。如今有大量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的抑鬱症發病率有了大幅提升。有些研究考察了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變化，將兩代人的體驗進行對比，同時注意避免出現某些紕漏，例如人們的心態更加警覺導致更經常地匯報抑鬱症病例。另外一些研究則跟蹤了生於不同年份的代表性樣本，並對抑鬱症發病率進行了對比。例如在英國，對10000多人的調查表明，與出生於1958年的人20多歲時的抑鬱症發病率相比，出生於1970年的人20多歲時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兩倍。
對這些研究的審視表明，在許多發達國家，焦慮和抑鬱的症狀都明顯增多了。對於青少年而言，與之相伴的還包括犯罪、酗酒和吸毒等行為問題的增多。這些問題「影響到了所有社會階級、所有家庭形態的男性與女性」。
在探究焦慮情緒的增多與不平等之間有何關聯之前，重要的是弄清焦慮情緒的增多是什麼因素導致的。我們並非暗示焦慮情緒的增多是不平等加劇導致的。事實上這種可能性要大打折扣，因為在許多國家不平等的加劇發生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而在此之前焦慮與抑鬱情緒就已經開始增多了（然而，不平等的加劇有可能使得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趨勢進一步惡化了）。
自尊感與社會不安全感
要探究何種因素導致心理健康狀況呈惡化的趨勢，一項重要的線索在於：令人意外的是，有證據表明，與之相伴的恰恰是乍看上去被人們認為是自尊感的心理現象的增多。和過去進行對比，與圖表3.1呈現的焦慮情緒的趨勢十分類似，對自尊感的標準化衡量同樣呈現出清晰的長期上升趨勢。看上去情況似乎是這樣：儘管焦慮情緒不斷增多，但人們對自己也愈發持有積極的觀點。例如，人們更願意表示為自己感到驕傲，更有可能贊同「我是有價值的」這樣的表述，並且似乎拋開了自我懷疑和自己是「無用的」或「壓根不夠出色」的看法。特文格表示，在1950年代只有12%的青少年贊同「我是個重要人物」這樣的表述，但到了1980年代末，這一比例上升到了80%。
那麼，究竟為何會出現這種變化？表面上，人們變得更加自信與變得更加焦慮與抑鬱似乎是矛盾的。答案實際上在於，我們對於別人如何看待自己變得愈發焦慮，這反過來促成了一種防禦機制，令我們在面對這樣的不安全感時能夠保持對自己的信心。該防禦機制中含有一種不安全的、具有自我推銷性質的自負感，這種自負感經常被錯誤地當作強烈的自尊感。對於這些問題，似乎很難得出板上釘釘的結論，尤其是考慮到我們討論的是整個群體的一般趨勢。不過，讓我們簡短地考察一下自1980年代的「自尊運動」以來所積累的證據吧，這些證據將表明發生了哪些情況。
多年來，許多研究小組考察了在某個時間點上個體間關於自尊感的差異（而不是一段時間以來人群的一般趨勢）。他們注意到，有兩個群體得分最高。在第一個群體中，伴隨著強烈自尊感的是積極的結果，往往與幸福、自信、能夠接受批評、善於交友等特徵相關。然而研究還發現，另外一個得分很高的群體表現出了暴力與種族主義傾向，他們對於別人很冷漠，人際關係很差。
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發明一種心理測試方法，區分健康的自尊感和不健康的自尊感。健康自尊感的核心是理由充分的自信心，能夠理性、確切地認識到自己在不同情況下的長處，並承認自己的短處。另一種自尊感主要是防禦性的，含有對弱點的否認，是試圖鼓勵自己的內部機制，目的是在自尊受到威脅時維持積極的自我認知。因此，這種自尊感總是脆弱的，就如同在黑夜裡吹口哨壯膽一般，而且面對批評時的反應會很糟糕。具有不安全的強烈自尊感的人們對於別人往往很冷漠，過度專注於自己，過於在意成功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這種不健康的強烈自尊感常常被稱為「受到威脅的自負感」、「不安全的強烈自尊感」，或是「自戀心態」。將自戀心態與真正的自尊感區分開來，並對這種心態的趨勢進行比較研究，所需的數據直到相對較近的一段時間才能獲得。通過研究，特文格揭示了這種心態的上升趨勢。她發現截至2006年，三分之二的美國大學生在自戀心態一項上的得分要高於1982年的平均水平。如今，人們似乎已經普遍認可了這一點：變得愈發強烈的是不安全的自戀心態，而不是真正的自尊感；對於年輕人而言尤其如此。
對社會本身的威脅
因此，隨著焦慮感一同增強的並非自尊感。相當顯而易見的是，與焦慮感一同增強的是自戀心態，而且這兩種心態有著共同根源。所謂「社會評價威脅」的增強導致了兩種情緒的上升。如今，許多跡象都能表明現代社會中壓力主要來自何處。人們已經意識到了在高壓下生活不利於健康；此外，研究人員花費了許多時間，試圖弄清身體會對壓力作出何種反應，以及社會中壓力的最主要來源是什麼。多數研究關注的都是一種被稱為「皮質醇」的中心壓力荷爾蒙，在唾液和血液中能夠輕易地測量這種物質。皮質醇的釋放是受到大腦觸發的，其功能在於讓我們在生理上做好應對潛在威脅和緊急狀況的準備。現在人們已經進行了許多試驗，邀請志願者進入實驗室，測量他們在處於壓力情境和面臨壓力任務時唾液中皮質醇的水平。不同的試驗使用了不同的壓力源：有的要求志願者解決許多算術問題（有時還將他們的成績與別人進行公開比較），有的令志願者暴露在嘈雜的環境中，或是要求他們寫下某段不愉快的經歷，又或者錄製他們完成任務的過程。鑒於這些試驗使用了多種壓力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理學家薩莉·迪克森（Sally Dickerson）和瑪格麗特·凱梅尼（Margaret Kemeny）意識到，自己可以利用這些試驗的結果來考察何種壓力源是導致皮質醇水平上升的最主要因素。
她們收集了來自208份已發表的試驗報告的研究結果，這些試驗都測量了面對壓力源時參與者的皮質醇水平。她們還對壓力源進行了分類，發現「含有社會評價威脅（例如對自尊感或社會地位的威脅）的任務，比不含有此類威脅的壓力源，更容易導致皮質醇水平發生了大幅度變化；在完成這些任務時，其他人可能會對參與者的表現作出負面評判；當參與人員的表現不可控時，情況尤其如此」（第377頁）。她們指出，「人類被驅使著保持社會自我，對可能損害自己的社會尊嚴或社會地位的威脅十分警覺」（第357頁）。社會評價威脅指的是那些可能導致人們的尊嚴受到傷害的威脅，這通常含有下列元素：試驗中觀眾會對參與者的表現進行評估；可能進行負面的社會性比較，例如得分低於其他人；表現的過程被拍攝或記錄下來，從而有可能在事後進行評估。當社會評價威脅與參與者難免失敗的任務（例如這項任務故意被設計成無法完成的，或者提供的時間太少，又或者無論表現如何，他們都被告知自己失敗了）疊加在一起時，會出現最高程度的皮質醇反應。
人們發現，最強有力的壓力源是社會評價威脅；此外有證據表明，與焦慮感上升相伴的是對於不安的自我形象的自戀式保護；這二者十分匹配。正如迪克森和凱梅尼所言，我們試圖保護的「社會自我……反映了一個人的尊嚴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者對此人價值的認定為基礎的」（第357頁）。
另外一項健康研究也佐證了這種觀點，並提供了補充。就對影響富裕國家健康狀況的關鍵因素進行考察而言，近來我們取得的最重大進展在於認識到了心理壓力的重要性。我們在第6章中將概述持續的和/或長期的壓力是如何影響包括免疫系統和心血管系統在內的生理系統的。但在本章中我們關注的是三類對健康造成最重大影響的社會壓力：低社會地位、缺少朋友，以及艱辛的早年生活。許多嚴謹的研究都表明，這些因素非常不利於健康和長壽。
關於在現代社會中這些因素為何不斷地為我們帶來壓力，最有道理的解釋似乎是，它們都影響了（或者說是反映了）我們在眾人中感到自在或是自信的程度。艱辛的早年生活導致的不安全感與低社會地位導致的不安全感有著類似之處，這兩種不安全感還會起到彼此激化的效果。友誼具有保護作用，因為我們在有朋友陪伴時感到更加安全、自在。朋友令你感到被人欣賞，他們樂於與你作伴，享受和你交談——總之，他們喜歡你。相較之下，如果我們缺少朋友，並且感到其他人都避免和自己接觸，那麼很少有人能夠厚臉皮到不自我懷疑的程度，很少有人能夠不擔心人們覺得自己沒有吸引力、乏味、愚蠢、缺乏社交技巧。
驕傲、羞恥與地位
心理分析師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曾說過，「身為人類就意味著感到自己比不上別人」。也許他更應該這麼說：「身為人類就意味著對別人認為自己比不上他人感到十分敏感。」我們對這些情緒感到敏感，因此不難理解社會地位的高低對自信有著截然相反的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自己，是至關重要的。當然，上層階級人士也有可能感到自己十分無能，下層階級人士也有可能自信滿滿，但通常來說，你所處的社會等級越高，世界似乎就越樂於幫助你免於自我懷疑。如果社會等級被視作（它也的確常常被視作）根據能力高低對人類進行排序，那麼表明成功與否的外在符號（例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教育、住房、汽車和服飾）就會產生重大影響。
人們很難無視社會地位，因為它幾乎定義了你的價值與意義。取得成功幾乎就是向上攀登社會階梯的同義詞。更高的地位幾乎總是意味著更出色、更優越、更成功、更有能力。避免社會地位低下並不一定意味著能夠擺脫認為自己渺小、無能、遭人鄙視、不如別人的感受；但你所處的社會地位越高，就越容易感到驕傲、有尊嚴、自信。社會對比會愈發令你感覺良好，無論比較的是財富、教育、工作、居所、假日，還是任何其他代表成功的符號。
廣告商會利用我們對社會對比感到敏感這一心態，知道我們傾向於購買那些有助於改善表象的商品；此外，正如我們在第10章中將要探討的，導致暴力行為的最常見原因之一就在於施暴者感到遭人蔑視和不尊重，覺得丟臉和遭到羞辱；這一點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為何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暴力行為更為常見。廣告商還利用了我們害怕被人視作無能這一心態，這一點甚至可能進一步助長社會中的暴力行為。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社會學榮休教授托馬斯·捨夫（Thomas Scheff）提出，羞恥是最典型的社會情緒。當迪克森和凱梅尼發現「社會評價威脅」是最容易提升壓力荷爾蒙水平的壓力源時，她們所指的也是幾乎相同的意思。捨夫所說的「羞恥」指的是與愚蠢、糊塗、可笑、無能、不足、難堪、易於受到傷害、不安等感受相關的諸多情緒。我們會想像別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並將這種想像內化，羞恥與驕傲都源於這一內化過程。捨夫稱羞恥為最典型的社會情緒，原因就在於羞恥和驕傲這兩種心態為我們提供了社會評價的反饋意見：我們就彷彿是在通過別人的眼睛來評價自己。在我們社會化的過程中，愉悅體現為驕傲，痛苦則體現為羞恥，因此從童年時起，我們就學著以被社會接受的方式行事。當然，這並不僅限於童年：在整個成年時期，對羞恥的敏感心態都促使我們遵從社會規範。人們常常感到，在他人面前，哪怕是最低程度地違反社會規範，也會令自己感到無比難堪，恨不得自己能夠消失，或是找個地洞鑽進去。
迪克森和凱梅尼的研究發現，社會評價威脅是提升壓力荷爾蒙水平的最常見因素，但這並未告訴我們受到焦慮情緒折磨的頻率如何。焦慮情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還是只是偶爾出現？一項對健康狀況的研究提供了答案。這項研究指出，低社會地位、缺少朋友和艱辛的童年生活是現代社會中引發心理壓力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我們對這三項因素的解讀是正確的，這就意味著此類焦慮和不安感是現代社會中壓力的最常見來源。心理分析師海倫·劉易斯（Helen Lewis）促使人們開始關注羞恥這一情緒，她認為當患者發出尷尬的笑聲，或是語氣變得猶豫不決、有些緊張時，自己經常能觀察到表示羞恥或難堪的行為（也許我們僅僅應該將其稱為瞬間的尷尬或是忸怩）。
從社群到大眾社會
特文格的研究表明，在過去半個世紀裡，焦慮情緒及脆弱、自戀的自負感急劇增多，為什麼會這樣？為何社會評價威脅看上去會如此嚴重？一項可能的解釋在於，昔日的穩定社群解體了。過去，人們在一生中往往熟識同一群人。儘管好幾代人都經歷了愈發頻繁的地理流動，但這種現象在過去半個世紀裡變得更為深入了。在這段時期之初，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仍然有很多人從未離開過自己的城市或是村莊。已成家的兄弟姐妹、父母和祖父母往往都住在附近，社群中的成員通常都互相認識了很久。如今，許多人都離開了家鄉，對鄰居只有點頭之交，或者根本不認識。過去，人們的身份感根植於自己所處的社群，根植於對周圍人的瞭解；然而如今，人們卻漂泊在不知姓名的大眾社會裡，熟悉的面孔被不停流動的陌生人所取代。結果就是，我們是誰、我們的身份是什麼，成了被不斷提出的問題。
我們很難區分他人對我們的「尊重」和我們的「自尊」這兩種概念，這同樣暴露了上述問題。足以證明我們對「社會評價威脅」感到敏感的證據，加上特文格發現的關於焦慮與自戀情緒長期以來增多的證據，都表明與過去相比，我們的自我意識變得十分強烈，我們十分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擔心自己被當作沒有吸引力、乏味、愚蠢的人物，並且不斷地試圖經營自己的形象。我們與陌生人互動時的核心要素是關注他們可能對我們作出何種判斷和評估：他們怎麼評價我們？我們是否積極地展示了自己？這樣的脆弱心態是現代心理狀況的一部分，並且能夠直接被消費主義利用。
眾所周知的是，青少年尤其難以應對這些問題。他們處於自我認知最不確定的時期，卻必須在上千人的學校裡處理人際關係。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對他們而言同學造成的壓力如此巨大，以至於許多人都對自己的形象不滿意，甚至患上抑鬱症，或是進行自我傷害。
不平等加劇了評價引發的焦慮
儘管社會評價威脅導致焦慮情緒增多這一現象似乎要早於不平等的加劇，但不難發現不平等的加劇及社會地位差距的擴大是如何影響焦慮情緒的。人們擁有的財富與地位（從低工資的非技術工作，到成功、金錢與名望）並非完全分離的兩大領域，它們不僅僅會影響人們的自我感知，甚至還會影響到朋友和家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需要感到自己是有價值、有能力的，這意味著我們渴望積極的反饋，即使對隱晦的批評也常常作出憤怒的回應。社會地位能夠最強有力地傳達出人們是優越還是卑微的信息，而且人們常常認為社會流動是選賢任能的過程。的確，在求職和晉陞時，年齡、性別、種族、宗教等因素造成的歧視是被禁止的，面試小組必須完全通過能力的高低來篩選申請人——前提是他們不受到性別、膚色等因素的影響。
不平等加劇會導致社會地位的重要性上升，從而增強了社會評價引發的焦慮感。在更為平等的環境中，我們會承認彼此都是平等的，因為我們享有共同的人性。但隨著地位差距的擴大，仔細地打量彼此就變得更加重要了。我們越來越將社會地位視為他人身份中一項重要的特徵。在一群陌生人之間，這更是成為了佔據主導地位的特徵。正如19世紀的美國哲學家愛默生所言：「確定無疑的是，每個人的眼神都能確切地反映他在眾人之中的地位。而且我們永遠在學習該如何解讀它。」的確，心理試驗表明，我們在接觸他人的幾秒鐘之內便對對方的社會地位作出了評判。怪不得第一印象如此重要；怪不得社會評價讓我們如此焦慮！
如果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以至於有些人擁有一切，有些人幾乎一無所有，那麼我們在社會中處於何種地位就變得更加重要了。在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的同時，對於社會地位的爭奪往往也變得更加激烈，由此引發的焦慮也更加嚴重。並不僅僅是因為所涉及的利益更加重大，才導致我們更加擔憂自己取得的結果；原因還在於我們更加在意社會地位，更加在意我們是如何評判彼此的。調查顯示，當選擇未來的結婚對像時，與較平等的社會相比，較不平等社會的人們更加關注經濟前景、地位、抱負等標準，而較少考慮浪漫因素。
自我推銷取代了自我貶低與謙遜
將最平等（日本）與幾乎最不平等（美國）的市場經濟民主富國進行比較（見圖表2.1），我們能夠發現這兩個國家的人們看待自己以及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方式存在鮮明差別。日本人往往以自我貶低和自我批評的方式介紹自己，這與美國人自我誇大的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人更願意將個人成功歸結於自己的能力，將失敗歸咎於外部因素，日本人則恰恰相反。在美國，人們往往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尋找失敗與成功的理由，但在日本進行的超過20項研究均未發現這種模式。日本人更願意輕描淡寫地看待自己的成功，彷彿這更多地歸因於好運，而非自己的良好判斷；同時他們會認為失敗歸咎於自己的能力不足。在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地區也能發現類似於日本的模式。
我們不願過多地糾結於心理學術語，而是認為導致日美兩國差異的原因在於如何看待自謙的態度，以及是否更願意維繫社會紐帶，而不是借成功來突出自己，顯示自己比他人更有能力。隨著不平等的加劇導致對於社會地位的爭奪更加激烈、社會評價威脅更加嚴重，人們不得不通過自我推銷和自我誇大的策略來維持自負感。謙遜很容易成為不平等的犧牲品：面對著愈發嚴重的社會評價威脅，我們表面上變得更為強硬，但正如關於自戀心態的文獻所表明的，內心裡卻可能變得更加脆弱，難以承受批評，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難以承認自己的過失。
自由、平等、博愛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表明，我們討論的話題有著悠久的歷史。對於建立更加美好的社會、提升實際生活質量而言，這一口號所關注的那些社會關係是至關重要的。「自由」意味著不順從於或是虧欠於封建貴族和土地貴族，即擺脫卑微感這一封建枷鎖的自由。類似的，「博愛」代表著建立更加互惠互助的社會關係的渴望。當我們談及社群、社會凝聚力，或是團結之情時，也會指出這一點。許多研究都表明友誼及社群生活是有利於健康的，由此證明了它們對於人類福祉的重要性。「平等」則是實現「自由」與「博愛」的前提條件。嚴重的不平等不僅僅導致了與社會分化和階級偏見相關的所有問題；而且，正如後續諸章將要表明的，它還會削弱社群生活，減少彼此間的信任，導致暴力行為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