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不僅意味著只能擁有少量物品，也不僅僅是手段與目的之間的一種關係。最重要的是，貧窮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貧窮是一種社會地位……它是令人厭惡的分化階級之物。
——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
《石器時代經濟學》（Stone Age Economics ）
不平等有多嚴重？
我們在上一章中發現，對於富裕國家而言，經濟增長和平均收入的增加不再能夠增進人們的福祉了。我們還發現，在各個社會內部，健康和社會問題與收入水平之間依然有著密切的關聯。本章中，我們將考察收入不平等的嚴重程度是否會造成影響。
圖表2.1所展現的是各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情況。位於最上方的是最平等的國家，位於最下方的是最不平等的國家。水平條的長度衡量的是各國最富有的20%人群與最貧窮的20%人群財富對比的情況。在圖表上方的日本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最富有的20%人群財富為最貧窮的20%人群的不到四倍。對於圖表下方的國家而言，收入差距至少翻了一番，其中有兩個國家最富有的20%人群財富為最貧窮的20%人群的九倍多。最不平等的國家包括新加坡、美國、葡萄牙和英國（圖表使用的數據是扣除了稅收和福利之後的家庭收入，並根據每個家庭的人口數量進行了調整）。
圖表2.1：各國最富有的20%人群比最貧窮的20%人群富有多少倍？
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方法有許多種，這些方法彼此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採用哪種方法通常不會造成太大差異。除了考察頂部和底部20%的人群之外，我們也可以考察頂部和底部10%或是30%的人群，我們還可以考察較為貧窮的半數人群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通常而言，較貧窮的半數人群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為20%至25%，較富有的半數人群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為75%至80%。其他更為複雜的指標包括所謂「基尼係數」。這一係數衡量的是整個社會的不平等狀況，而不僅僅是比較兩極的狀況。如果所有收入都歸一人所有，其他人一無所獲（也就是最大程度的不平等），那麼基尼係數就是1。如果收入被完全平均地分配，所有人都獲得同樣的收入（完全平等），基尼係數則為0。基尼係數數值越低，社會就越平等。最常見的數值通常在0.3到0.5之間。另外一項衡量不平等的指標被稱為「羅賓漢指數」，它告訴我們的是，需要將富人收入轉移多少給窮人，才能實現徹底的平等。
為了避免被指責為挑選對自己有利的指標，我們決定在本書中使用官方機構提供的數據，而不是自行核算。當比較不同國家的不平等程度時，我們使用的指標是頂部20%人群收入與底部20%人群收入之比：這一指標易於理解，而且聯合國已經提供了現成的數據。當比較美國各州的不平等程度時，我們使用的指標是基尼係數：這是最常見的指標，受到經濟學家的青睞，美國人口調查局已經提供了相關數據。在許多學術論文中，我們以及其他學者使用了兩種不同的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標，以表明指標的選擇對於結果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不平等的程度會造成不同影響嗎？
經濟增長對於提升生活質量的作用已經終結，再加之面臨著諸多環境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圖表2.1所呈現的不平等狀況又會造成何種影響？
多年以來眾所周知的是，糟糕的健康狀況和暴力事件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更為常見。然而，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幾乎所有在社會底層更為常見的問題，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都更為常見。我們在稍後數章中將說明，這不僅僅包括糟糕的健康狀況和暴力事件，還包括許多其他社會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令人們更加擔心，現代社會儘管富足，但常常伴隨著社會失敗。
為了考察這些問題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是否更為常見，我們收集了值得信賴的、可以進行國際比較的、關於健康和其他社會問題的數據。我們最終完成的清單包括：
·信任程度
·精神疾病（包括藥物和酒精依賴）
·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
·肥胖症
·兒童的教育表現
·青少年生育率
·兇殺案率
·監禁率
·社會流動性（無法獲得美國各州的數據）
有時候，乍看上去不同事物之間似乎存在關聯，但這種關聯可能是虛假的，或是出於偶然。為了確認研究結果的有效性，我們還盡可能地收集了美國五十個州的相關數據。這使得我們能夠在兩種獨立的背景下核實這些問題是否總是與不平等程度存在關聯。正如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曾說過的：「美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還是眾國之國。」
為了展現出整體情況，我們將各個國家以及美國各個州關於健康和社會問題的所有數據綜合起來，得出了「關於健康與社會問題的指數」。指數中的每一項都具有相同權重，也就是說，精神健康狀況、兇殺案率和青少年生育率等項目的得分對於總體得分具有相同份量的影響。該指數表明的是這些健康與社會問題在各國和美國各州的常見程度。預期壽命等項目的打分是反向進行的，因此，各個項目中得分越高就意味著結果越糟糕。「關於健康與社會問題的指數」得分越高，情況就越糟糕（關於我們是如何選擇本書表格中呈現的這些國家的，參見本書附錄）。
一開始我們在圖表2.2中揭示了，有強有力的跡象表明，糟糕的健康狀況與社會問題在較平等的社會中較為少見。隨著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橫軸向右），「關於健康與社會問題的指數」得分也逐漸提高。在收入不平等更加嚴重的國家，健康與社會問題的確更常見。二者之間的關聯非常緊密，偶然因素幾乎不可能導致圖表呈現為這種形態。
圖表2.2：在富裕國家中，健康與社會問題與不平等有著密切關聯。
為了強調糟糕的健康狀況與社會問題在社會中的盛行與不平等程度有關，而非與平均生活水平有關，我們在圖表2.3中展現了同一項指數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較富裕的國家表現更好。這確認了第一章中圖表1.1和1.2得出的結論。除了知道健康與社會問題在各個社會裡較貧窮的人群中更為常見外，我們現在還知道，總體而言這些問題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更為嚴重。
為了檢驗這些結果是否只是個例，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五十個州是否也呈現出了類似趨勢。與對各國情況的研究幾乎一樣，我們收集了美國各州關於健康與社會問題的數據。圖表2.4表明，對美國各州而言，「關於健康與社會問題的指數」與不平等的程度有著密切關聯；圖表2.5則表明，該指數與平均收入水平並無明顯關聯。美國的數據確認了國際上的情況。美國在國際圖表（圖表2.2）中的位置表明，美國總體的高平均收入無助於緩解該國的健康與社會問題。
圖表2.3：在富裕國家中，健康與社會問題與國民平均收入僅存在微弱的關聯。
需要指出的是，綜合了十項健康與社會問題的指數之所以與不平等有著密切關聯，部分原因在於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會愈發突出其共同之處，而忽視了其不同之處。在第4至12章中，我們將分別審視每個問題是否與不平等存在關聯，並將討論不平等是如何導致這些問題的。
這些證據不應被貶低為統計學的詭計。圖表2.2展現的密切關聯表明，的確是不平等這一共同因素導致了健康與社會問題的盛行。所有數據都來自於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等。
圖表2.4：在美國各州，健康與社會問題與不平等存在關聯。
圖表2.5：在美國各州，健康與社會問題與平均收入水平僅存在微弱的關聯。
會不會是我們選擇的問題不具有代表性，才造成了這樣的結果？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又使用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編纂的「富裕國家兒童福祉指數」。該指數綜合了涵蓋兒童福祉方方面面的40多項指標（我們刪去了關於兒童相對貧困程度的指標，因為顧名思義這一指標就是與不平等密切關聯的）。圖表2.6表明，兒童福祉與不平等關聯十分密切，圖表2.7則表明，兒童福祉與各國的平均收入水平毫無關聯。
社會坡度
正如我們在上一章結束時指出的，關於社會底層人群面臨的問題為何更嚴重，也許存在兩種解釋。要麼是人們所處的環境導致了這些問題，要麼是因為人們受到這些問題的拖累，才淪落到了社會底層。我們在本章中提出的證據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考慮這一觀點：社會是一項宏大的選拔機制，人們在社會階梯上起起落落，原因在於各人的品質與不足。疾病、學習成績不理想、青少年時期生育子女等因素的確不利於人們攀登社會階梯，但「選拔機制」理論並不能解釋為何這些問題在較不平等的社會比在較為平等的社會更為常見。社會流動性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何這些問題集中於社會底層，但不能解釋為何較不平等的社會總體而言面臨更多問題。
圖表2.6：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富裕國家兒童福祉指數」與不平等存在關聯。
圖表2.7：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富裕國家兒童福祉指數」與人均國民收入不存在關聯。
有一種觀點認為糟糕的物質條件（如住房、飲食、教育機會等）直接導致了這些社會問題。這種觀點暗示的是更加富裕的發達國家應該比其他國家表現更加優秀，但現實遠非如此：某些最為富裕的國家表現最為糟糕。
值得注意的是，兩種不同的環境下對健康和社會問題的調查，以及對富裕國家兒童福祉的調查，都呈現出同樣的態勢。富裕國家的問題不是由於該國還不夠富裕（或者過於富裕）導致的，而是由於該國內部各群體之間物質條件差距過大導致的。起到關鍵作用的是我們在社會中所處的相對位置。
誠然，即使最富裕的國家也會有偶爾會食不果腹的一小部分貧困人群。然而，對占美國人口總數12.6%的生活在聯邦貧困線（衡量的是絕對收入，而非相對收入，例如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者的調查顯示，他們中的80%擁有空調，幾乎75%至少擁有一輛車，約33%擁有電腦、洗碗機，或第二輛車。這意味著他們之所以沒錢購買食物等必需品，往往是因為他們更加渴望達到流行的生活標準。例如，他們也許會覺得節衣縮食購買衣服以維持表象更為重要。我們瞭解到，有一位年輕失業男子用一個月的收入購買了一部新手機；他表示這是因為女孩不會注意那些沒有適當商品的男孩。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強調的：在社會中表現得體面，不因顯而易見的貧困而感到恥辱，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正如關於健康狀況的坡度貫穿全社會一樣，不平等和希望保持體面帶來的壓力也不只限於一小部分窮人。我們將發現，這些後果遍佈於全體人群。
不同的問題，相同的根源
我們發現許多健康與社會問題與不平等相關。但決策者往往把這些問題視作彼此孤立的，認為每種問題都需要單獨的應對措施。醫生和護士為我們治病，警察和監獄應對犯罪問題，矯正教師和教育心理學家解決教育問題，社會工作者、戒毒機構、心理與健康專家應對其他問題。這些服務都是昂貴的，都只有部分效果。例如，醫療服務質量的優劣對於預期壽命的影響要弱於感染某些危及生命疾病風險的高低。而且，即使這些服務成功地防止了人們再次犯罪，治癒了某種癌症，令某人擺脫了毒品，或是解決了教育失敗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依然在不停地為每一代新人重新製造這些問題。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問題都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和社會最為貧窮的地區裡最為常見。
收入不平等告訴了我們什麼？
在接下來的幾章，我們將考察收入差距與其他問題的關聯。在此之前，我們要簡短地討論收入差距如何幫助我們瞭解社會。人類經歷過各種各樣的社會：從最為平等的史前狩獵與採集社會，到金權統治最為嚴重的專制社會。儘管現代市場經濟民主制國家不屬於這兩種極端，但也有理由認為各國的等級次序嚴重程度存在差別。我們相信收入不平等衡量的正是各國等級次序的嚴重程度。收入差距越大，社會差距也就越大，社會分層也顯得更加重要。
如果能夠通過各種不同的指標來衡量不同國家等級次序的嚴重程度就太好了，這不僅僅比較收入上的不平等，還可以比較財富、教育和權力等方面的不平等。考察這些方面的不平等與社會差距，與服飾、音樂和電影偏好等表明社會地位的指標，與等級次序和社會地位的重要性有何關聯，也將是十分有意思的。也許，有朝一日我們將獲得可以進行國際比較的新型數據，但當下我們還只能依靠有關收入不平等的數據。但這些數據也足以給我們帶來驚喜。
之所以用這樣的方式解讀收入不平等，有兩項重要原因。首先，只有那些明顯具有社會階級坡度的健康與社會問題（即在社會底層更為常見）才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更為常見。這似乎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某個問題的社會坡度越陡峭，它與不平等的關聯就越密切。不僅僅單個問題具有這樣的特徵（例如青少年生育率和兒童的教育表現），某個問題的性別差異也體現出了這樣的特徵。我們將會發現，女性肥胖率與不平等的關聯之所以比男性肥胖率更為密切，是因為女性肥胖率的社會坡度比男性更加陡峭。乳腺癌等在貧窮人群中並不更加常見的健康問題，與不平等不存在關聯。
其次，收入不平等反映出了社會等級次序的嚴重程度。通過審視近170篇研究收入不平等與健康狀況之間關係的學術論文，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研究不平等的學者涉及的領域規模不一，有些人研究的是鄰近地區的不平等狀況以及與當地平均死亡率的關係，有些人研究的是城鎮或城市的不平等與健康狀況，還有一些人的研究對象是地區和各州，還有人以各國為對像進行國際研究。在對這些研究成果的審視中，浮現出了一幅清晰的圖案。就較大範圍而言（例如地區、州，或者國家），有非常充分的證據表明不平等與健康狀況之間存在關聯；但就較小範圍而言，研究結果則並不一致。
如果我們思考一下為何最貧窮的地區健康狀況往往最糟糕，就完全能夠理解上述結果了。導致某個鄰近地區健康狀況不佳（其預期壽命可能要比最為健康的地區短十年）的原因顯然不在於其內部的不平等，而在於相對於整個社會而言，該地區處於不平等（或者說是貧窮）的狀態。因此，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
我們的結論是，收入差異告訴我們的對健康（或社會問題）的影響因素並非此前未知的，而是社會等級次序的嚴重程度，這導致許多社會問題具有坡度。由於健康與社會問題的坡度反映的是文化與行為上的社會地位差異，因此，物質不平等應當是造成這些差異的核心因素。
我們也許應該將社會的物質不平等視為一具骨架，圍繞著這具骨架，形成了階級與文化差異。隨著時間的流逝，最初的財富差異逐漸被服飾、美學品位、教育、自我意識和其他表明階級身份之物的差異覆蓋了。舉個例子，可以想想俄羅斯近來出現的巨大收入差距將如何影響其階級結構。俄羅斯新寡頭的孩子在宏大的別墅裡成長，就讀於私立學校，周遊世界，由此他們將養成上等階級的文化習性。一位英國保守黨政客曾有句名言，稱另一位保守黨人「需要自己購置傢俱」。儘管人們對於暴發戶總是心存偏見，但財富不會永遠是「暴發」的：一旦傢俱被繼承下去，它就成為了古老的財富。早在18世紀時，人們曾認為出身和血統是進入上流社會的決定因素，如果你失去了財富，也許還能短暫地保留「上流窮人」的地位，但經歷了一兩代人之後，你和其他窮人也就沒多少區別了。另外，正如簡·奧斯汀（Jane Austen）在《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 ）和《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揭示的，無論你出身如何，為了愛情而非金錢結婚，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你可以贏得或是失去一筆財富，但只要沒有它，你都無法長時間地保持「體面人」的身份。物質差異構成了骨架，圍繞著該骨架將形成其他社會差異，正是因為這一點，人們通常認為不平等會導致社會分裂。
事關所有人的生活質量以及全國性表現
由於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已經不再能帶來更多益處，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找到提高實際生活質量的其他途徑。有證據表明，減少不平等是為我們所有人改善社會環境質量、並且由此提高實際生活質量的最佳途徑。如我們在第13章中將要看到的，受益的也包括社會中的富裕階層。
顯而易見的是，更加平等不僅有助於增進所有人的福祉，對於全國性成就和本國在諸多領域的表現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當1980年代初與健康相關的不平等首度在公共健康議程上佔據顯要位置時，人們還會不時地詢問為何要對不平等感到大驚小怪。他們認為，從事公共健康工作的人們任務在於盡可能迅速地提升總體健康水平；與之相比，與健康相關的不平等只是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問題。如今我們發現，情況幾乎與當時截然相反。健康以及我們將在後續章節討論的其他重要問題，其嚴重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的不平等狀況決定的。如果你希望知道為何某個國家比其他國家表現更好或是更差，你首先需要關注的是該社會的不平等程度。不必為了減少健康或者學童教育表現方面的不平等制訂一項政策，為了提高全國性的表現水平再制訂另一項政策。減少不平等就是同時實現這兩大目標的最佳途徑。此外，如果某國希望提高學童的平均成績，就必須應對潛在的不平等問題：不平等導致學童的成績具有更為陡峭的社會坡度。
發展中國家
在結束這一話題之前，我們應該強調的是，儘管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不平等同樣重要，但背後的原因卻更加複雜。在富裕的國家，如今重要的是財富與財產的象徵意義。購物所代表的地位與身份常常比購得的物品本身更加重要。粗俗地說，二流物品代表的是二流的人。
在任何地方，財產都是地位的象徵。但在更加貧困的社會，必需品在消費中佔據的比重更大，此時更加平等的社會之所以表現更佳，原因恐怕就與地位問題無關，而在於這意味著更多的人能夠獲得食物、清潔用水以及住處了。只有對於非常富裕的國家而言，健康和福祉狀況與人均國民收入之間才不再存在關聯。在較為貧困的國家，提高生活水平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對最貧困的國家而言，這一點最為重要。在這些社會裡，更加平等地分配資源意味著更少的人生活在貧民窟裡、只能使用污水、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或是憑借一小塊土地勉強餬口。
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更加深入地考察為何發達國家的人們對於不平等如此在意，以至於不平等對現代人的心理與社會福祉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