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物質成功，社會失敗

一、一個時代的終結

我在乎財富，它能為朋友帶去禮物，能為生病的人提供治療。但就滿足日常需要而言，財富並不是特別重要。因為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只要填飽了肚子，就沒有什麼兩樣。

——歐裡庇得斯（Euripides），《伊萊克特拉》（Electra ）

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悖論：在人類物質與技術成就的鼎盛時期，我們卻充滿了焦慮，容易抑鬱，為別人如何看待我們感到擔憂，對自己的友誼心存疑慮，被驅使著進行消費，社群生活卻很少，甚至完全沒有。我們需要但缺少輕鬆的社會交往以及情感上的滿足；我們過度進食、著迷一般地購物與開銷，或是耽溺於過量的酒精、精神藥品和非法藥物，試圖從中獲得安慰。

為何當人類的財富與舒適程度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時，我們的精神和情緒卻經受著如此嚴重的痛苦？我們常常感到缺失的，只不過是享受朋友的陪伴，但就連這一點也顯得遙不可及。我們的生活聽上去就像是一場必須不斷求生的心理戰，不停地在與壓力和情緒衰竭作戰；但事實上，我們的生活已是如此奢華，甚至對地球構成了威脅。

受默克家族基金會（Merck Family Foundation）委託，哈伍德公共創新學院（Harwood Institute for Public Innovation）在美國展開的研究表明，人們感到「物質主義」阻礙了他們滿足自己的社會需求。一份名為《渴望平衡》（Yearning for Balance ）的報告以面向全美的調查為基礎，總結稱他們「對於財富和物質收益深深地感到喜憂參半」。大多數人都希望社會「擺脫貪婪和過剩，更加趨向於以價值觀、社群和家庭為核心的生活方式」。不過，他們還認為多數美國人並不將這些視為當務之急；他們相信，多數同胞變得「愈發原子化、自私和不負責任了」。結果就是，他們常常感到自己受到了孤立。然而，這份報告表示，當人們被劃分成焦點小組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時，他們「驚喜地發現其他人與自己持有相同的觀點」。我們感到了社會價值的缺失，覺得自己被驅使著追逐物質利益，但這種不安感並未促使我們為了共同的事業團結起來，反而常常表現為一種純屬私人的矛盾心態，將我們彼此隔離開來。

如今，主流政治已經不再探討這些問題，不再嘗試通過某種人們共享的願景來激勵我們建立更加美好的社會。作為選民的我們再也見不到任何認為能夠改變社會的集體信念了。幾乎所有人為之奮鬥的唯一目標不再是建立更加美好的社會，而是在現存社會中為自己謀得更好的地位。

重要的標誌之一在於許多富裕國家的物質成功與社會失敗之間的鮮明反差。這表明，如果我們希望真正地進一步提高生活質量，就應該把注意力從注重物質水平與經濟增長轉移到改善全社會的心理與社會福祉上。然而，一旦談及心理因素，討論往往就會傾向於僅僅關注對於個體的治療手段，政治思考似乎毫無成果。

如今，我們可以拼接出一幅全新的、令人信服的、邏輯一致的圖景，提出令社會擺脫如此之多失調行為的對策。正確地理解現狀將有助於為我們所有人實現政治轉型，並提高生活品質。這將改變我們對週遭世界的認知，改變我們投票的目的，改變我們對於政客的要求。

在本書中，我們表明了社會中各種關係的性質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收入差距的程度對於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有著極大的影響。我們將表明，不平等的程度是能夠強有力地影響所有人心理福祉的一項政策手段，而不是應歸咎於父母、宗教、價值觀、教育或是刑罰制度。過去，對嬰兒體重增長的研究表明，與充滿愛意的照顧者互動對於兒童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與此類似，如今，對死亡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了成年人具有何種社會需求，社會又該如何滿足此類需求。

早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英國政客便時常稱我們身處「破碎的社會」之中，感歎社群的衰落，或是各種反社會行為的興起。金融崩潰令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破碎的經濟上。社會的破碎時常被歸咎於窮人的行為，經濟的破碎則被普遍歸咎於富人。在更高薪水與獎金的刺激之下，那些最受人信賴的金融機構的掌控者將警惕心拋到了九霄雲外。他們搭建起了一座搖搖欲墜的紙牌屋，只有在一層脆弱的投機泡沫保護之下，這間紙牌屋才能勉力維持下去。然而事實上，社會與經濟的破碎都是不平等加劇的結果。

證據指向何處

首先我們應該概述的是，哪些證據表明經濟增長為我們帶來的收益已經接近了盡頭。數千年來，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當狼群還環伺在家門口時，物資充沛的年代就算得上是好時光了。但是，對於富裕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生活中的艱辛已經不在於填飽肚子、擁有清潔的用水和保暖設施了。如今，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能夠少吃點兒，而不是多吃點兒。而且，平均而言，窮人要比富人更加肥胖，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一直是推動進步的偉大發動機；但在富裕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幸福程度不僅僅不再隨著經濟的發展繼續提高，事實上長期來看，隨著富裕國家變得更加富裕，焦慮、抑鬱和其他社會問題變得愈發嚴重了。富裕國家的人們已經走到了一段漫長歷史旅途的終點。

圖表1.1體現的就是這段旅途。它所反映的是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各國人均國民總收入與預期壽命之間的關係。對較貧窮的國家而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預期壽命迅速增長。但是從中等收入國家開始，預期壽命增速開始放慢。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國家變得愈發富裕，經濟增長與預期壽命之間的關聯變弱了。最終，二者之間的關聯徹底消失了，圖表1.1中的上升曲線也變得水平，這意味著對富裕國家而言，變得更加富裕並不會促使預期壽命進一步增長。在最富裕的30多個國家，這種現象已經發生了，這些國家位於圖表1.1的最右上角。

圖表1.1中曲線變得平穩的原因不在於我們到達了預期壽命的極限，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就連最富裕的國家人民的健康狀況也依然能夠得到顯著改善。不同之處在於，健康狀況的改善不再與平均生活水平相關了。每經過十年，富裕國家的預期壽命就會增長兩到三年。這與經濟增長無關，也就是說，在預期壽命方面，像美國這樣富裕的國家不再比富裕程度僅為自己一半的希臘和新西蘭等國表現更加出色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圖表1.1中的曲線並未沿著原先的軌跡延伸下去，而是開始垂直上升：相同的收入水平之下，預期壽命變得更長了。這些數據難免令人得出這樣的結論；隨著國家變得愈發富裕，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於健康狀況的改善作用越來越小。

健康與長壽固然重要，但優質生活還包括其他要素。然而，與健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逐漸變得平穩一樣，幸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同樣如此。和健康狀況一樣，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人們的幸福程度也迅速上升，然後逐漸變得平穩。經濟學家理查德·萊亞德（Richard Layard）在關於幸福的著作中強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各國的幸福程度也許深受不同文化的影響。在有些社會裡，不表示自己很幸福聽上去也許就像是承認失敗，在另外一些社會裡，聲稱自己很幸福聽上去卻很自鳴得意。不過，儘管面臨種種困難，但圖表1.2依然表明，與預期壽命的情況相仿，最富裕國家的「幸福曲線」也變得平穩了。就這兩種情況而言，重大進步都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取得的，隨著國家變得愈發富裕，更加富裕對於人們幸福程度的提高作用也越來越小。在這兩張圖表中，在人均國民總收入25000美元這個節點上，幸福程度和預期壽命這兩條曲線都開始變得水平。不過也有證據表明，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節點可能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才會到來。

圖表1.1：經濟發展只在早期階段有助於提高預期壽命

隨著富裕國家變得更加富裕，幸福程度不再繼續提高。我們不僅僅可以通過對某個時間點上不同國家的狀況進行比較（例如圖表1.2所示）來得出這一結論，還可以觀察日本、美國和英國等國家在足夠長的一段時間內幸福程度的變化，以檢驗其幸福程度與富裕程度的關係。證據表明，即使在真實收入翻了一番的這段時期之內，這些國家裡人們的幸福程度也並未增加。使用其他指標（例如「經濟福利程度」和「真實進步指標」；這些指標試圖在扣除了交通堵塞和環境污染等成本之後，計算經濟增長的淨收益）來衡量福祉程度的研究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因此，無論我們考察的是健康、幸福，還是衡量福祉的其他指標，結論都是一致的。在較貧窮的國家，經濟發展對於增進人們的福祉而言依舊非常重要。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將顯著改善各項反映福祉水平的客觀指標（如預期壽命）和主觀指標（如幸福程度）。但隨著這些國家跨入富裕發達國家的行列，收入進一步提高所發揮的作用就會越來越小。

這種情況並不出人意料。當你擁有的東西越來越多時，每得到一樣新東西（無論是麵包，還是汽車），它為你帶來的額外幸福感就越低。當你飢餓時，一條麵包就是一切；一旦你已經吃飽了，再來幾條麵包也不會讓你更加滿足；當它們變質時，甚至會成為你的負擔。

在漫長的經濟增長歷程中，各國早晚都將達到富足的程度，此時「回報率開始遞減」，額外增加的收入所能購買的健康、幸福或福祉越來越少。在過去的150多年間，許多發達國家的平均收入幾乎經歷著持續的增長，但新增加的財富已經不像曾經那樣富有裨益了。

致死病因的變化趨勢確認了這種解釋。隨著國家變得富裕起來，首先開始減少的是貧窮疾病的數量。重大的傳染性疾病如肺結核、霍亂和麻疹（如今，這些疾病在較貧窮的國家依然很常見）漸漸地變得不再是最重要的致死病因了。這些疾病消失之後，困擾我們的是所謂富裕疾病，如退化性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傳染性貧窮疾病尤其高發於兒童時期，甚至會造成正值壯年的人死亡，而富裕疾病則多高發於晚年。

圖表1.2：幸福程度與平均收入（無法獲得關於英國的數據）

另外一項證據同樣能夠確認，圖表1.1和1.2中的曲線之所以變得平穩，原因在於當這些國家達到了一定物質生活水平之後，經濟進一步增長所能帶來的益處就不再明顯。這項證據就是，曾經的所謂「富裕疾病」變成了富裕社會中窮人經常患上的疾病。心臟病、中風和肥胖症等疾病曾在富人中更為常見：心臟病曾被視為企業家的疾病，過去的情況是，肥胖的往往是富人，瘦的則是窮人。但大概從1950年代開始，在各個發達國家，這種情況均發生了逆轉。曾經高發於富裕階層的疾病如今成為了窮人常患的疾病。

環境因素對於增長的限制

富裕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無法帶來實實在在的益處了。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意識到全球變暖等問題以及環境因素對於增長的限制。為了防止氣候變化失控、海平面上升，我們需要大幅減少碳排放，這也許意味著就連當前的消費水平也是不可持續的。如果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這一點是應當的），那麼情況就更是如此。在第15章中我們將對如何令本書提出的觀點與減緩全球變暖的要求相適應展開討論。

社會內部與各個社會之間的收入差異

我們這一代人必須為這一問題找到新的答案：如何進一步提高人類的實際生活質量。如果經濟增長不再有效的話，我們又應該憑借何種措施？對於這一問題的答案，最有力的線索來自這一事實：社會內部收入差異與我們所處社會與其他富裕社會之間平均收入的差異，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

在第4至12章中，我們將關注一系列健康與社會問題，如暴力、精神疾病、青少年生育，以及教育失敗。在每個國家內部，這些問題在窮人之中都比在富人之中更為常見。結果就是，似乎往往是更高的收入與生活水平使得人們得以擺脫這些問題。然而，如果我們對不同社會進行比較，就會發現這些社會問題與某個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關聯性很弱，甚至沒有關聯。

以健康問題為例。與圖表1.1考察富裕與貧窮國家的預期壽命不同，我們在這裡僅僅考察最富裕國家的情況。圖表1.3中呈現的全部是富裕國家，儘管其中有些國家的富裕程度幾乎達到了另外一些國家的兩倍，但這並沒有帶來更高的預期壽命。不過，在任何國家內部，死亡率與收入水平之間都有著密切的、系統性的關聯。圖表1.4呈現的是美國國內死亡率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聯。這裡考察的是美國各個郵政編碼區域具有典型家庭收入水平者的死亡率。位於圖表右側的是較富裕的郵政編碼區域，這些區域死亡率較低；位於圖表左側的是較貧窮的郵政編碼區域，這些區域死亡率較高。我們使用的是美國的數據，然而儘管傾斜程度不一，幾乎所有社會的健康狀況都呈現出類似的坡度。在社會的各個層次上，較高的收入水平都與較低的死亡率相關聯。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僅僅意味著窮人的健康狀況比其他人更差。圖表1.4的引人注目之處在於，關於健康狀況的坡度是縱貫整個社會的：我們所有人都受其影響。

在各個社會內部，人們的健康和幸福狀況與其收入水平相關聯。平均而言，在同一個社會中，較富有的人往往比較貧窮的人更健康、更幸福。但如果在各個富裕國家之間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即使某國的平均富裕程度是另一國的兩倍，這也不會對兩國的健康與幸福狀況造成影響。

圖表1.3：預期壽命與富裕國家之間平均收入水平的差異沒有關聯。

圖表1.4：死亡率與各社會內部的收入差異狀況有著密切關聯.

總體人口之間或是國與國之間平均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的差距根本不重要，但某國內部的收入差距狀況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悖論？存在著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種解釋認為，在富裕國家中，重要的不是你的實際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是你與該社會中其他人的收入水平與生活水平相比狀況如何。或許平均水平並不重要，重要的只不過是你的狀況是優於還是差於其他人，也就是說你在社會等級中居於何種地位。

另外一種可能性在於，圖表1.4所展現的關於健康狀況的社會坡度不僅僅源自相對收入或相對社會地位對健康造成的影響，更是社會流動性導致的。也就是說，將健康的人與不健康的人區分開來：或許健康的人往往能夠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而不健康的人只能留在底層。

下一章將探討這一問題。我們將考察某個社會收入差距的縮小或是擴大，是否會造成重大影響？較平等的社會和較不平等的社會均面臨著同樣嚴重的健康與社會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