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們這樣的女孩》是關於卡羅爾·金、瓊尼·米歇爾、卡莉·西蒙的書。書中有個與母親毫無關係的部分：這三人面臨著創作的糾結，需要而且渴望通過創作音樂來抒發自己的情感。母親不是一個創造型的人，她不作曲、不寫歌詞，甚至不會樂器、不寫詩、不寫小說，幾乎不寫日記、不畫畫，也不做雕塑，飯做得不錯但不是創造性的烹飪，喜歡漂亮的衣服但不願在上面花太多心思。
母親對音樂、藝術、陶器與文學的熱愛卻是無可比擬的。
現在的人們，特別是孩子們，被鼓勵進行創作似乎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而網絡為人類帶來的最為顯而易見的優勢之一，就是為人類開拓了創作的世界。母親當然也很感謝這一切，但她也很滿足於享受一切，儘管自己並未進行創作。
「沒必要每個人都學會做所有事。」她說，「人們忘記了，人也是可以通過選擇敬仰、支持的事物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其他人創作的美好的、富有挑戰的事物給我帶來了巨大的快樂，那些是我永遠也沒法創造出來的。我不會用那種快樂做任何交換。」
這是貫穿母親一生的主題。她總是去博物館、畫廊，並且在購買藝術品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原則。那就是無論何時，如果一幅畫的出售價格能夠改善年輕藝術家的事業，她就會掏錢購買。在她生病後，仍然盡可能地去看藝術展覽，儘管在畫廊裡走來走去對她來說越來越費勁。
在母親日益衰弱的時候，越來越能吸引她注意的是陶器。就像一本書引向另一本書，陶器也是一樣。在一位英國朋友的幫助下，她對英國陶器藝術家克拉裡·克利夫的幾何圖形藝術裝飾作品的熱愛，又將她引向了陶藝大師漢斯·柯帕，然後是新一代的英國年輕陶器藝術家。年輕藝術家使用單色釉，用簡單的形狀和對人性的讚美來進行創作：輕微失衡的形狀、不工整的瓶口、抽像的不完美、輕微的不對稱賦予了無生命的器皿個性與生命。這是母親和父親共同的愛好。他們喜愛的陶藝家還有埃德蒙多·德瓦爾、朱利安·史達兒、魯珀特·斯派拉、卡琳娜·西斯卡托和克裡斯·基南。
欣賞這些陶器時，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那個角度看，用不同的方式放置，感受作品如蛋殼般易碎卻又質地堅硬的特性，看著光線投射下的陰影，感覺它們的重量與質地——這些對於母親來說是一種冥想。我會去她家看著她用一種中間聚焦的方式欣賞這些陶器，不是瞪著它們看，而是安靜地領會它們。與這些美麗的物件生活在一起，給母親帶來莫大的快樂和平靜。
藝術品在保存、收集以及欣賞的同時，也得花時間對其整理和擺設，所以母親對於垃圾或者俗物沒有什麼耐心，在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後，越發沒有耐心了。我則相反，繼續把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浪費在看電視真人秀、瞭解各種名人的生活、用偽裝的諷刺和虛假的平民論來消費在文化垃圾上。平民論是我們這一代以及下面幾代人的標誌。母親實在難以理解，我願意去看《重回藍色珊瑚礁》，或粘在電視機前看星期天真人秀馬拉松節目。當我告訴她我要做這些事情時，母親從沒有說過任何批評的話，但她確實會有一種表情，很快就會設法讓我轉換話題。八月的一天，我去母親家裡看她。我談論一檔所有人都在談論的真人秀電視節目。當我停下的時候，母親問我是否想要看厄普代克的新故事，那是作家去世後，幾個月前剛出版的一本選集，名字叫作《父親的眼淚》。
「故事怎麼樣？」我問。
「棒極了，寫得太好了。你知道，我在拉德克利夫的時候，招收過一名非常聰明的一年級學生。我從來沒有記住他的名字。幾年後，我發現他是才華橫溢的約翰·厄普代克。他寫的這些故事讓我想起好多回憶，比如我們全家去摩洛哥旅行，還有一個在劍橋發生的故事。當然，你可以先看一個故事，然後看感覺怎樣。」
「你最喜歡哪個故事？」
「標題的那個故事。那個談論到很多死亡的故事，在這裡。」母親把書翻到一個章節拿給我。那是一個關於第五十五次高中同學會的段落：
「聚會節目單背面是去世同學的名單，越來越長了；班裡的美女們有的發胖臃腫，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醜的老太婆；昔日的體育健將以及非體育健將們，都需要起搏器和塑料膝蓋的幫助才能行動；我們都退休了，差不多要開始佔用墓地了，好在我們死去的父親們大多已經體貼地讓出了他們的位子。
但我們不這麼看自己，我們不認為自己那麼步履蹣跚，那麼老邁不堪。我們看見了幼兒園的孩子們，他們有著同樣清新的圓臉、圓圓的耳朵、長長的睫毛。我們聽見小學裡的愉快尖叫，以及高中舞會時本地爵士樂隊用迷人的薩克斯風和低音小號演奏出的布魯斯音樂，點燃了整個體育館。」
母親下兩周的日程安排被與親朋好友的短時會面填滿，再就是給沒辦法見面的人發電子郵件，從兒時的朋友、大學同學、常年與她共事並一起去過很多地方的女同事、招生辦公室的同事、曾任教的學校的教師、董事會的朋友，甚至長達數十年的好友，還有學生、表親和侄兒。這些人不僅給母親帶來快樂，也為她帶來力量。在她交情最深的老朋友、同事和家人的眼中，她不是一位因為癌症瀕臨死亡的七十五歲灰髮女人，而是一個校長、一個一起閒聊的朋友、約會的對象、在達爾富爾一起蓋一條毯子的人、一個波斯尼亞選舉的監察員、一個精神導師、一個與你在教室裡和教員休息室裡一起大笑過的老師，或一個在有爭議的會後一起發牢騷的董事會同事。
厄普代克去世了。當母親閱讀他的書時，她看到的是那個聰慧絕倫的高中一年級小伙子，以及他必須寫的關於變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真相。
我那天晚上看完了《父親的眼淚》，然後把書還給了母親，這樣她就可以再把書借給其他人看。我們沒有談論這本書，因為我無從評論。但每次我們提到這本書，都感覺很怪異，好像我們在談論是母親去世之後的父親，而這點母親幾乎不談，只是輕描淡寫地為我們所有人安排沒有她的旅行，或多去父親的俱樂部一塊吃飯的活動。自從我看了斯特格納的《終得安全》，母親說她確定席德在妻子去世之後會沒事的。我們只會說到那裡，而且再也沒有提起過。就像我們停止提到厄普代克新書的名字一樣。我只是把它稱作「厄普代克的新作」。
那個八月，我們一起看的第三本書是三十七歲小說家維克多·拉瓦列的《大機器》，可謂極其天馬行空的著作。他也是個短篇小說家。在姑媽的鄉間別墅時，母親在《華爾街日報》上讀到一篇關於這本書的文章。我向出版這本書的朋友打聽這本書，母親曾經給這位朋友的女兒提供過一些關於學校方面的建議，所以，在我們都還不知道的情況下，書就已經送來了。我的那本是自己掏錢買的。
那真是個精彩絕倫的故事，一個清潔工人受到一張紙條的鼓舞，拿了別人給的一張火車票後，出發前往陌生的佛蒙特州殖民地，加入了那裡的一個戲稱為「憋足學者們」的黑人社團，調查各種怪異的現象，接著便有一系列傳說中的詭異事件開場，有男人懷孕、美洲土著傳說、鬼神學、連環殺手，還有野貓。母親深深地沉迷在這個故事中。雖然她已經看過了結局，但結局並沒有透露面發生的那些精彩絕倫的故事。
我很興奮地想要跟母親討論《大機器》這本書。過去十年間，我讀過很多書，發現眾多書籍都有一個問題，就是太平淡了，而且情節隨便猜就能猜到。這不是說我喜歡為了荒謬而荒謬，但假如一個作家在我看了他的作品後大吃一驚，而且情節不是那種完全不合邏輯的荒謬，那麼這個作家在我看來就是位優秀的作家。大多數書只是按部就班，絲毫不讓人驚訝，比方說每一本涉及海難與潛水者的書裡，潛水者總是會在深海船難處發現屍體。
「你怎麼看？」我問母親。
「非常精彩，我一口氣就把它看完了。我知道為什麼有人把他跟品欽相提並論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品欽的書。」我老實地回答道。母親看了我一眼，我趕緊說：「但我會看的！」
「每個人都覺得品欽的書很恐怖，但我總是覺得看他的書非常享受。而我最喜歡拉瓦爾的地方，是他對第二次機會的看法。」
在書的末尾，一個名叫拉維的人物問講述者，人是否真的能改變，哪怕像他那樣的人。羅尼是一個奇怪的傢伙，可以「左右搖擺他的長鼻子，看起來既好笑又性感」。他是個賭徒也是個笨蛋，他的哥哥將他趕出家門，每個人都避開他。他找尋的不是救贖，而是重回人類世界的邀請函，「僅僅是一個能夠解脫的可能」。
這本書中的講述者說，人能夠真正改變。拉瓦爾用講述者的口吻這麼寫道：「當一個美國人，就要當一個有信仰的人。我對於體制沒有多少信心，但我相信人。」
「那也是我所相信的。」母親說，「這也是我為什麼做難民工作的原因。難民是和我們完全一樣的人，只是他們失去了一切，需要第二次的機會。這個世界發生的事跟小說中的一樣讓人驚訝，瘋狂的事情在人們最不希望的時候發生。對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是舉手之勞，人真的需要互相幫助，即使是一無所有的人。這也不僅僅是關於第二次機會，大多數人都值得獲得無窮無盡的機會。」
「不是每個人？」
「當然不是每個人。」母親說。「當我回想起利比亞，還有查爾斯·泰勒是如何殘暴統治他的國家，對塞拉利昂所做的一切，被毀掉的百萬條生命，他的殘忍和野蠻。嗯，他完全是邪惡的。他永遠不配獲得任何機會。如果你相信有上帝，你也會相信有魔鬼，純粹的魔鬼。」
關於《大機器》，我們聊了很多。這是一本討論起來非常有趣的書，同時也值得好好地閱讀和分析，這對吃了利他林以及類固醇、情緒高漲的母親來說更是如此。母親最大的恐懼之一，就是她即將死去的前幾個星期裡因為重病、太累或無法集中精力而無法閱讀。其實她已經有一段日子因為病重無法看書了，但她會看電影、舊片《法律與秩序》、無休止的新聞，以及其他政治評論節目。當她說她坐著一口氣看完《大機器》時，那既是對這本書的讚美，也讓我們知道她還是她，能夠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而且還能沉迷在書中。只要她能坐著一口氣看完一本書，就說明她的生命還沒到最後。
八月末的一個下午，我去父母的公寓幫母親辦點事。進食對她來說越來越困難，最近發現她能吃一種肉凍，20世紀50年代的經典食物。我的烹飪網站的夥伴為她做了一點，另一個家裡承辦酒席的朋友也送來了一些。還有一個朋友是父親最好朋友的太太，發現了一家賣清燉肉凍的商店。這讓母親想起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年輕時光，還有晚餐派對中各種新奇美味的膠狀菜餚。母親也還能吃玉米，朋友們知道後也為她送過來。還有藍莓麥芬，好幾個人都送了。除了這些，母親能吃下的東西就幾乎沒有了。
母親開始消瘦。才一個星期的時候，精力與體重就急速下降。上個星期，我們還散步走過幾條街去一家咖啡店吃麥芬蛋糕，母親還接受一位做紀錄片的朋友的採訪，在鏡頭前講了幾個小時，聊生命中對她有所啟迪的女性。而現在，我們有一件事得一塊做：穿過街道，走到對面銀行的提款機。母親顫抖地抓住我的手，跟我一塊出門，她行動已經非常不便了。
紐約是一個鼓勵偽善的地方。當我走路的時候，我詛咒闖黃燈的出租車，但當我快遲到的時候，司機開得很勇猛，我的小費會給得相當大方。我也習慣快速地走過忙碌的人行道，但此時，我與母親在一起，看她小心翼翼地邁出每一步，每一步都可能走不穩，所以我很看不慣那些粗魯地晃著手臂，或者滿不在乎地背著粗笨的包或雙肩包又橫衝直撞的人。經過街角，穿過馬路更讓人膽戰心驚，沒有人為瘦弱的灰髮女士停頓一秒，她那麼努力地參與著這個城市的生活，還沒有準備好躺在床上，還沒有準備好死去。
妹妹很快回到紐約，這兩年她已經多次回來探望母親。父親常帶母親去紐約的各個地方轉，哥哥和嫂子，還有許多朋友也會陪母親出去。母親不願意用輪椅或助步車，只願意用手杖。大多數時候，她都會找我們中的一個人陪著。但有些事情她堅持要自己做，不顧任何人的勸阻，比如去一家禮服店給妹妹買一條黑色的禮服裙。妮娜後來才明白，母親希望她穿一條漂亮的裙子來參加她的葬禮。九歲的小侄子艾德裡安在學習黑人文藝復興運動，於是母親跑了各種畫廊，試圖在能力範圍內找到20世紀20年代偉大攝影師詹姆斯·凡·德澤的攝影作品。她沒能找到，但還在繼續尋找。
她與孩子們的談話內容，越來越多地成為我們討論的重點。毫不誇張地說，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周，她都是在為孩子們而活。
朋友們會來看她，她也在繼續選擇性地做生物反饋療法和靈氣按摩等非傳統治療方法。她之前有一個學生給她拿來許多關於新時代哲學和靈魂學的資料。「你爸知道了一定會氣瘋的。」她對我說。但她還是接受了學生的心意，不過從來沒去找過靈媒。
其實父親早就不對她發脾氣了。他是體型高大、毛手毛腳的人，但他在屋子裡輕手輕腳地以免在母親休息時打擾到她。他的辦公室離家只有幾條街的距離，母親懇求他不要在工作時間跑回家裡。他快要八十二歲了，母親對他在盛夏的八月來回奔波很擔心。
父母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都對父親給予母親的深切關懷和付出表示驚訝。他們兩個人，我們都以為父親是難相處的那一方。父親脾氣暴躁，母親卻很平和。父親對吵鬧的孩子、求助的人沒什麼耐心，但母親卻對這些無限歡迎。父親只跟有限的人聊，母親則能跟所有的人聊。
然而他們在一起的這一輩子，父親的怒火總是代替母親發的，他總是極力地保護著她。他們喜歡在一起，讓彼此歡笑，喜愛的事物幾乎完全相同，對音樂與藝術方面的品位驚人地相似，對人的看法也都差不多。
在一方不在場時，與另一方談話，你就能發現，他（她）是多麼牽掛著、想念著對方。私下裡，父親非常慷慨，甚至有些感性，他不喜歡母親總是永無止境地工作著，卻用打趣的方式取笑她，而母親都會被逗笑。當父親說得太過火的時候，母親會用一個愛意多過嚴厲的表情看著他，然後說：「喂，道格拉斯！」就能控制住他了。
事實上，父親的反覆無常多數只是做樣子而已。在極度自由的劍橋，他總是高興地告訴所有人，他為理查德·尼克松投了一票；直到幾年前，他才承認自己並沒有為尼克松投票。對他來說，看到人們聽到那個消息後的反應實在是太搞笑了。他也戲稱自己是劍橋最小氣的父親，因為他偶爾會用奇怪的方式證明自己的觀點，比如說當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籌款的小孩上門來玩「不給糖就搗亂」的遊戲時，他便問他們是要糖還是要錢。「我的本意是想看看你們是否願意放棄糖果，選擇金錢去幫助飢餓的孩子。」他會這麼教育一些穿著巫師服飾要糖的小孩，「我不會同時給你兩樣，你選哪一個？」答案永遠都會是糖果。這證明了他的觀點，但讓在後院的母親生氣地直搖頭。
當母親的病情日益嚴重時，父親不再堅持這種社會實驗了；他開始接電話（他還是討厭這件事），甚至還禮貌地對待不少打電話的人。母親不時地會堅持讓父親出去跟哥哥和我吃晚飯。但除此之外，他每個晚上都在家跟母親吃她吃得下的食物。
8月24日星期一，母親發了一條新的博客文章給我上傳。她的風格一如既往，但她對於這篇文章尤為緊張，問我合不合適。「請幫我編輯一下，如果不太好的話告訴我。」我跟她說，文章的想法棒極了，標題就取名為「安寧照護與衛生保健」：
「母親想讓所有人都知道，她有一個出類拔萃的安寧照護團隊，他們把她照顧得很好。這個團隊有護士、社工、營養師。另外，在父親和一片利他林的幫助下，她已經能夠在早上去聽莫扎特再現的交響樂排練，下午還看兩場演出，晚上就不出門了。
我們下周會去見醫生，之後會看另外一份醫療報告。
母親希望任何看到這篇文章的人，都能夠支持衛生保健的改革。她認為她能夠得到妥善的醫療照顧，是因為她很幸運，也認為像她一樣辛苦工作的人，卻沒有醫療保險是極端不公平的，不管是因為他們失業，或是他們的工作沒有提供醫保，又或是因為過去的健康狀況而買不到或買不起的人，都必須得到公平的、等同的待遇。這一切現在還沒有完美的解決辦法，但這個秋天必須通過一些法案。
向我們的所有朋友及家人致以最好的祝福。」
由於我在博客上貼出的文章以及其他溝通中提到母親在安養護理階段，大多數人很快就領悟到這意味著母親離去世的日子不遠了，所以越來越多的關心傳遞過來。我再次學到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在她生命中曾經與她有過交集的人發來的慰問，讓她感到無比欣慰。如果發來的是電子郵件，母親便高興地看著；如果不是，她喜歡親耳聽到這些人對她說，或者是通過我們轉達。
下面這封電郵是大衛·羅德八月初發給母親的。
親愛的安：
非常感謝你寄來的慰問信，抱歉我沒能回復你的第一封信。我們在馬德林和朱迪森的婚禮後，去了緬因拜訪親友，所以收信晚了。能在婚禮上遇見你實在是太好了。你看起來很不錯。我被監禁的時候，有時候把這種生活看作是與癌症的漫長鬥爭，不知道結果如何，但我必須竭盡全力活下去。塔利班對我還行，就像我告訴你的，他們從來沒有毒打過我，每天還給我一瓶水，我甚至還獲準可以在一小塊院子裡走走。簡單來說，我沒有經歷過你正在忍受的痛苦。
從某種角度來說，被囚禁比患有癌症要容易應付得多。
我可以努力地與綁架我的人交談，努力喚醒他們的人性，而你無法與疾病交談。你由始至終展現的勇氣讓我很受鼓舞。如果有什麼事是我可以為你做的，請一定要讓我知道。任何時候，我都很高興與你碰面，如果你想要聽塔利班的故事來分散注意力的話，我很樂意分享。如果不想聽，我也完全能理解。請好好地休息、放鬆，不必回復這封電郵。你的身體需要時間修復精神。作為一個囚徒，我很明白好好睡覺和好好吃飯是修復一切的基礎，這也是讓我一直活下去的關鍵。我會為你祈禱，正如你曾為我所做的那樣。最後，我們的命運掌握在上帝手中。我們當然會全力奮鬥，但也接受一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最後的決定權在於上帝。這個信念讓我們在面臨任何情況時，都能感覺到安慰。然後，突然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我們得以逃脫倖存了下來。我發自心底地希望，這也能發生在你身上。
祝安好
大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