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輸一次血花了八個小時後，母親回到了姑媽的鄉村小屋。輸血過程中因為母親高燒的緣故，被迫中斷了兩次。她的一個朋友全程陪著她。那天晚上，我問母親感覺怎樣時，她說：「輸了那麼多血，感覺有點罪惡，好在這五十年來，每次看見紅十字協會的采血站，我都會獻血，所以可以要點回來。」
母親回到鄉村小屋的前幾天過得還算順利，只是每天都撐得很辛苦。但是只要坐在七月的陽光下，看著孩子們，有精力的時候唸書給他們聽，這樣就足夠了。母親被診斷患有癌症以來，已經過去了二十個月，將近兩年的時間。
她非常清楚自己活得已經比預期久得多。有一天，她醒來後發現自己在發燒，而且越燒越厲害，那時妮娜、薩莉和孩子們都在外面游泳，母親就自己打電話叫車送她回城裡，但出租汽車公司只剩下加長禮車了，母親不想麻煩任何人，就叫了那輛禮車。禮車半小時後到了，母親說服了妮娜讓她自己一個人回紐約。她坐著禮車離開時，所有人都向她揮手作別。
母親已經到了進醫院之後就出不來的階段。她是如此虛弱，體重已經不到四十五公斤了。後來，妹妹說如果孩子們對祖母的最後記憶，是看著她進一輛豪華禮車，不知道那是否是最糟糕的事情。父親和我在醫院裡等母親，醫生讓她躺在病床上，我看見她的胸腔上用做化療的人工血管在她的皮膚下凸起來了，這個再無任何用處的外來之物就像是公寓裡廢棄的煤氣管道，但現在的公寓已經採用蒸汽和電了。
之前母親體內的支架，是為了讓她的膽管與肝臟保持暢通而裝置的，但現在出現了炎症，必須更換支架，這讓她在醫院住了三天。妹妹迫切地想要跟孩子們一起回到城裡，但母親不准，說不可以，他們要享受郊區生活以及游泳池，她出院後會再回去，父親也會陪著她。
我第二天去醫院看望母親，問她是否有書可以看，她說有。她輸液的時候，我拿起放在她枕邊的《每日的力量》來看，那天的內容是：「意義重大，現在我是如此衰弱，千萬注意不要讓自己過於勞累，因為這樣我將無力再對他人的愉悅做出貢獻；一張恬靜的臉，一個溫柔的聲音，是我讓家人更加快樂的最佳方式。可惜有些時候，我們的意志會影響這些義務的履行。」（伊麗莎白T.金）
母親四天後回到了郊區小屋，她不想錯過與孩子們共度時光的機會。她回來得很及時，正好趕上她組織的生日派對，慶祝米洛六歲，尼科十七歲，還有我的四十六歲生日。我們三個人的生日都在七月，母親希望為我們一起辦一個大派對，然後再分別為我們慶祝。
那天父母為每個人都準備了禮物，包括給我的兩個。我打開第一個禮物盒，裡面裝著一件奶油色的毛衣。毛衣很漂亮，只是不像是我會穿的樣式，我謝過母親之後就把毛衣塞回盒子裡了。她還為我買了好多好書。因為她自己都還沒有看過，所以另外加買了其中一本自己看。這本書是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剛剛出版的小說《布魯克林》。我們決定，把它作為我們下一次讀書會的閱讀書目。
我們都已經看過了托賓的其他幾本小說，《大師》、《夜的故事》、《黑水燈塔船》等。托賓對於描繪男同性戀與他們母親之間的關係，是我和母親從未討論過的主題，可能是因為太像我們之間的關係了。二十歲的時候，我向父母坦白了我的性取向，當時我是休學一年的大一學生，在洛杉磯的一家電視台工作。上大學的第一天，我就告訴了所有人我是同性戀，但過了兩年才告訴父母，因為我擔心那會改變我與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但最終，我覺得無法再等下去了。在洛杉磯的時候，我寫了一篇同性戀的短篇小說，投到一家全國性的同性戀文學雜誌並被採用了。我想在雜誌出版之前，讓父母有個心理準備，因此寫了一封信給他們。
由於我是寫信，所以母親也寫信回復了我。她在信裡承認看到信的第一反應是生氣和不安，但是接著她又氣自己為什麼會生氣。她說結婚並有自己的孩子是她最大的快樂，她也希望我們都能獲得這種快樂。但她也知道在這個充滿歧視的社會，作為一個同性戀意味著我將面對更為艱難的人生，沒有人希望他們的孩子擁有艱難的人生。她補充說，如果我想要成為一名作家，希望我當個作家就好，不要做同性戀作家。
父親對此能夠接受，母親寫道，他唯一的擔憂是我是否會到處宣傳。來信的結尾，他們說愛我，我們以後可以再就這個話題多聊一聊。但我們再也沒有聊過，在一小段的彆扭時期之後，我堅持他們對我的愛與支持和原來一樣。當我把大衛介紹給他們的時候，他們立刻接受了他。母親大概始料未及，妮娜在大學畢業幾年之後，也向他們坦白自己是同性戀。
一直以來，我都指望書能夠讓我的人生充滿意義。對我意義最重大的一本書是《克裡斯托弗和同類》，作者是克裡斯托弗·伊捨伍德。這本回憶錄記錄了作者在1929年搬去巴黎（正如他所說，主要是為了遇見男孩子們）到1939年搬去美國這段時間的人生經歷。在那段時間裡，他與同校的朋友、詩人W.H.奧登廝混在一起；體驗柏林臭名昭著的夜生活；愛上了一位德國男人，然後為了躲避追捕他們的蓋世太保在歐洲到處流浪；寫下了經典作品《柏林故事集》，這部作品之後被改編成為舞台劇《我是一部照相機》、百老匯音樂劇《酒店》和同名電影。
我不知道托賓更願意被稱為同性戀作家，還是作家。你可以爭辯說《布魯克林》的作家擁有同性戀的敏感度，但它的故事情節可一點都不同性戀。
2009年8月，妮娜和薩莉以及她們的孩子回到了日內瓦。母親和我以及其他家人回到了紐約，那一整個月都過得很焦慮。我們的讀書會在等待見奧賴利醫生的時候又開始進行了。那天母親和我都比預約時間早到了一小時。
我們並肩坐在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候診室的椅子上，看著《布魯克林》。小說講述了一位名叫依麗絲的年輕女人，如何在20世紀50年代的布魯克林勇敢地建立了新生活，卻在回愛爾蘭之後發現自己的內心有部分希望留在故鄉。
我忍不住把我喜歡的段落指給母親看。在依麗絲去往布魯克林之前，她看著姐姐做著日常的工作，托賓這樣寫道：「她突然感覺，她將永遠記住這個房間、她的姐姐，還有這個畫面，好像她的人已經在遠方了。」我把這一段指給母親看的時候，突然感到很震驚，因為我也像依麗絲一樣，試圖活在當下，努力想要留住此時此刻腦海中的畫面，就像兩年前，在緬因州我試圖用拍照來凝固住時光，要拍下母親與她所有孩子們在一起的照片。
對於依麗絲，托賓寫道：「在她離去之前的那個清晨，她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只有微笑，這樣她們就會記住她微笑的樣子。」
奇怪的是，在候診室的另一邊，一個女人吸引了我的視線，她站起來，似乎想要上前來和我們說話，她也真的開口了。
「打擾了。」她對母親說，「我以前在這裡見過你。我只想要告訴你，你擁有最美的笑容。」
母親看起來有點驚訝，然後綻放出了笑容。
「這是您的兒子嗎？」女人繼續問道。
「是的，這是威爾，我的二兒子，我還有個女兒。」
「你的母親。」她對我說，「有最美麗的笑容。」
然後她走了。
我們繼續看書，讀到「有一些人很友善……如果你與他們好好地說話，他們會更加友善」。
「她真好。」母親說，「那位女士，她太好了。」然後母親走向她，在她身邊坐下。她們拉著對方的手，繼續交談，或者說，母親在傾聽她說話。
她們聊天的時候，我繼續看書。我很快讀到了書中非常生動的部分，依麗絲在橫渡大西洋的艱難旅行中，嚴重暈船，吐得到處都是。
當然，閱讀到這一段，周圍又都是做化療的病人，但我和母親聊的時候都沒有覺得不自在。
父親在要見奧賴利醫生之前到了醫院。母親現在已經正式在家裡養病，意味著現在要做的就是讓母親盡可能地感覺舒適，而且最好是在家中離世。專門從事臨終護理的人會在她需要的時候來家裡提供服務，無論何時。她如果想要重新恢復治療，可以隨時提出來。妮莎已經過來與我們所有人見面了，她向我們說明母親在家治療應該注意的內容以及方法，包括按摩、冥想、使用醫院病床、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家庭護理，以及在冰箱裡存儲的藥物，幫助母親瀕臨死亡時減輕痛苦。母親毫不懷疑在家養病對她來說是最正確的選擇。她總是說時間到了的時候，會讓我們知道。現在，就到時候了。
這一次將是意義非常不同的回診。似乎是因為這一點，檢查室都是以前從沒去過的。雖然房子看著差不多，但感覺上不同，並且更小了一點。外面下了一天的雨，我手裡拿著一把一直滑落的雨傘。父親和我有點擁擠地靠近在一起，好讓奧賴利醫生能夠拉上簾子為母親做檢查。
為什麼那把該死的雨傘總是滑落？
母親問了跟以前一樣的問題，包括腫脹、利他林、類固醇、改善食慾的甲地孕酮。奧賴利醫生逐一回答了問題，然後告訴了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腫瘤的增長非常迅速。
我看著母親記著問題的單子。單子上最後一個問題不是字，而是標點符號：一個簡單的問號。
「媽媽。」我提示她，「還有什麼問題想問醫生嗎？」
一片沉默。
「好吧，首先現在我已經在安養階段，她們說我還是可以來見你。我想知道這樣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奧賴利醫生說，「我們可以預約下次掃瞄的時間，然後你九月的時候再過來。」母親的呼吸很淺，聽到醫生的話之後，明顯地鬆了一口氣。現在我們正在計劃九月的活動。
「關於在家安養，我還有個問題。妮莎很棒，但我還是想再問一次，我死了的時候，我的家人應該怎麼做？」
「嗯，他們要先打電話給殯儀館。我們可以給你安排一個，你也可以通過教會自己找。」
「還有。」母親說，「我還想要一份安樂死的複印件。」
奧賴利醫生建議母親簽一份新文件，重新填表再簽名即可。她馬上請幫母親做過治療，且她很喜愛的護士送了一份新表進來。母親讓我幫她填表，於是我拿起筆開始寫：
M-A-R-Y-A-N-N-E。
母親仔細看了一遍，臉上有一絲慌張，說：「寶貝，你寫錯了，最後沒有e，應該是MaryAnn。」
「但你總是會在末尾加一個e啊！」我說。
後來我知道了，在母親還是個小姑娘時，就喜歡在名字「Ann」後加一個「e」（可能因為她更喜歡英國式的Anne，像是安妮皇后的名字），但她的名字其實是瑪麗，中間的名字是Ann，沒有e。我竟然搞不清母親的名字。
我想起瑪喬麗·摩根斯坦，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莫寧斯坦。我草草地用鋼筆劃掉了那個e，所以這份安樂死的同意書上還可以看見有個被劃掉的e。從那時我就開始擔心，他們會因為這個無視母親的心願，為她插上各種各樣令人生畏的管子，而這只是因為她的兒子不知道母親的名字。
門診結束後，母親照例問了奧賴利醫生她通常會問的問題，包括她的家人會怎麼樣，旅行如何，在看什麼書。但這一次，奧賴利醫生向母親問了幾個意想不到的問題。
「你介意給我一個擁抱嗎？」她問母親。
她們兩個輕輕地擁抱彼此，持續了足足一分鐘。她們一樣高，奧賴利醫生穿著白大褂，金色波波頭的短髮輕撫著她的衣領。母親的頭髮因為停止化療長長了一點，穿著一件珊瑚色的中式絲質上衣。父親和我尷尬地坐著，不知道該看向哪裡。當你的治療醫生給你一個告別的擁抱，這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暗示，這一點我以後才知道。這是一個無比甜蜜、充滿感情的擁抱，兩個人互相安慰，就像是即將分開的姐妹，其中一人要離開，踏上遙遠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