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1日，母親坐公共汽車時，接到朋友安迪的電話，得知了一個奇跡般的消息。他現在也開始為阿富汗圖書館計劃的董事會工作。「你聽說這個消息了嗎？」他問。他們的夥伴，董事會的成員大衛·羅德，母親為之祈禱的被塔利班劫持的《紐約時報》的記者，與同時被劫持的另一位阿富汗記者成功逃脫了。在被劫持了七個月之後，他們安全了。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他們設法逃離了劫持者的手心，生命沒有了威脅。母親告訴我，她在公共汽車上一直又哭又笑地往家走。一回到家，母親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給她的牧師打電話，「祈禱有效了！」她說，「現在把大衛從祈禱名單裡去掉吧。」在生命的最後兩年，除了這件事，讓她快樂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奧巴馬當選總統。
幾個星期後，母親和父親一起去了很遠的地方，參加了老朋友孩子的婚禮。他們不知道其中一位伴娘正是大衛的妻子克裡斯汀·馬爾維希爾。在大衛被劫持之前，他們剛剛結婚幾個月。母親在婚禮現場看見了大衛，他說大衛看起來顯得蒼白憔悴，正如想像的一樣，但總的來說精神很好，整體狀況看起來還不錯。「我們就只是坐在那裡，握住對方的雙手。」她告訴我，「我還是無法相信他沒事了。」
我回想起與母親談論迪第恩的不可思議。在佛羅里達的一個早晨，我曾確信，如果看見海牛，那麼母親那天就會過得很好。我還想到另一種可能，如果母親想要按照她的希望離開人世，那麼一定需要某些事情的發生。其中一件事是奧巴馬贏得大選；另外一件事是大衛·羅德必須安全回家。大衛對於她來說，除了私人情感之外，我想她還把大衛看作命運的護身符了。如果大衛·羅德注定喪生，那麼世界還有什麼希望呢？無論何時，如果在危險區域從事人道主義工作、難民工作或新聞報道工作的人被殺害或者傷害，母親覺得這將使世界的平衡混亂。但如果大衛·羅德能夠從死亡邊緣返回，意味著那個區域，以及我們所有人的未來還有希望可言。如果是這樣，她就能在離開的時候為我們留下一個更為和諧的世界。如果她相信一切都會越來越好，那麼離開的時候也會安心一些。母親和大衛在婚禮現場的重逢，不只是奇跡，還是一個預兆。
在接下來的一次醫生門診中，我們得知了更糟的消息，我們已經猜到了。病情在惡化，母親的高燒和缺乏體力明顯是癌症的徵兆。停止了化療之後，母親終於擺脫了困難腸菌以及其他感染。母親的體力日益衰弱，為了幫助她恢復一點點，醫生嘗試為她輸血，但因為突發高燒而被迫中止。他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只能把精神集中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母親那時會跟妮娜、薩莉還有孩子們在一起，在紐約的郊區波林度假。道格和南茜、尼科、艾德裡安、露西也會去那裡住幾天。父親會把時間分開，在城市和鄉村來回。大衛和我也會去看望母親。波林的房子屬於父親的兩個姐妹，老式的隔板房，有大片的綠樹、田野，還有一個游泳池。姑媽告訴母親，想在那裡待多久都行，讓孩子們都來陪她也沒有問題。另一位姑姑也很體貼，經常來看望我們，帶來食物，還做了許多讓人覺得感動的事情。
是時候選一本書來讀了。母親和我都還沒有看過斯蒂格·拉赫松的《龍文身的女孩》。每一個人都在稱讚這本書多麼讓人上癮。這是一個發生在瑞典的懸念小說，描繪了一個深受誹謗打擊的記者與一個年輕電腦女黑客之間的交集故事。作者拉赫松是一位致力改革、反對極端的瑞典記者，於2004年時死於心臟病，享年五十歲。他為世界留下了三部（或四部）未被出版的小說，《龍文身的女孩》是第一部。寫書顯然是他在工作之餘讓自己放鬆的方法。
母親一看到這本小說，立刻就被吸引了。她說，麗絲貝斯·薩蘭德讓她想起了一些自己教過的古怪卻有趣的高中女生，後來她們都被母親推薦上大學了。她們有著孤獨淒慘的童年，但最終通過自己的頭腦和決心為自己開創了新的生活。麗絲貝斯與母親認識的難民營的女人一樣，不但擁有過人的勇氣和決心，同時也必須承受社會的質疑、腐敗、變態以及殘忍。這本書蘊涵著強烈的女權主義精神，並對世界上種種虐待、折磨以及侮辱女性的惡行表示強烈的憎惡。母親說，這本書還讓她想到了那些在難民營裡遇到的了不起的女性，即使揭發別人的罪行會使她們陷入隨之而來的危險以及社會的歧視，她們還是選擇對救援人員以及其他人講述自己經歷過的性侵犯或其他性暴力。
我們下一次的讀書會（由於母親每月一次的醫生門診，她必須回到城市裡）還是談論這本書。奧賴利醫生罕見地遲到了，所以即使母親沒有做化療，我們卻有大量的時間可以用來看書、聊天。為了幫助母親保存精力，我們現在經常會一塊看書，同時討論。
「你知道的，威爾。在這本書裡，斯蒂格·拉赫松提到的主題都是我感興趣的，到目前為止，我還從來沒遇見一個像他做得這麼全面的作家。看完這本書，你就知道婦女委員這麼多年來在為什麼工作。如果不是有那麼多朋友向我推薦這本書，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看它。我簡直不敢想像，如果沒有看過它，那將是我多大的遺憾。」
（我有個奇怪的念頭：如果麗絲貝斯是母親的學生，那麼會發生些什麼？我相當確定，母親肯定會讓她的電腦才能有用武之地，讓她來幫助那些「無人同行的未成年人」回到家人身邊，或者是重做一個喀布爾圖書館的內容管理系統程序。）
我們都注意到，閱讀在這本書中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布隆維斯特需要查閱幾千頁的文件來試圖找到懸念的答案，而當他需要放鬆的時候，他會去找一本書看。在小說裡，他閱讀了蘇·格拉夫頓、薇爾·麥克維爾、薩拉·帕瑞蒂斯基以及其他懸疑作家的書。當麗絲貝斯·薩蘭德在電腦中發現了所需信息時，布隆維斯特從書中，從宗譜裡、照片裡（還有老派的面談裡）找到線索。這個兩個人物互相補充，用各自的方式來獲取信息。
那天，我們坐在一起，我開始思考真實世界和網絡世界之間的比對。母親把書放在膝蓋上讀，而我在看電子版本。她在翻動書頁，我在敲擊書頁。我把電子閱讀器拿給母親看，她跟從前一樣毫無興趣。
「我無法放棄實體書。」她說，「我也喜歡在看完書後把書送給別人。你看，我送給了尼科《魔山》。那本書是跟托馬斯·曼拿到的書是同時出版的。那本書是有歷史感的。」
「但電子書方便攜帶。」我說。
「是，我明白這個。但你不想帶的書可以不帶啊。」
然後我突然想起了什麼，說：「你知道嗎，關於我們的讀書會，其實在我們整個生命中都在開讀書會。」
母親同意這一點，她說她跟其他人也做同樣的事情，與妹妹、哥哥，還有母親的朋友們一起談論書。「我覺得我們都在同一個讀書會裡。」她說。我為這個說法想到另外一個詞而止不住地微笑。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所有人都在這個「最後的讀書會」中，因為我們看過的每一本書，都可能是最後一本，每一段對話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我還在等待著最後一場重要的談話。在那場談話中，我會告訴母親，我有多麼愛她，我為她的成就感到非常驕傲、自豪，她對我的意義多大，她是一位多麼偉大的母親。而她也將會告訴我，她為我驕傲，但她肯定會說出對於一些事情的內疚，也會告訴我感到內疚的原因，而我會機智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們有很多次進行這種重大談話的機會，但都沒有做成。
在這個下午，我陪著母親看完醫生後回家，在客廳裡坐了一會兒。突然，我聽見自己脫口而出剛剛躍入大腦裡的話：「我覺得我可能要寫本書，關於我們看過的那些書，我們做過的那些討論，還有我們的讀書會。」
「哦，寶貝，你不會想要花時間寫這個的。你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要寫。」
「我有這個想法，也想要去寫。」然後我的聲音破碎了，「因為我為你驕傲。」
我想我原本是想要說「因為我愛你」，但我說出來的卻是「為你驕傲」。然後我想，我愛她，她一定知道，但我為她感到驕傲，就不確定她是否知道了。所以，可能我那麼說也是有原因的。
母親看著地板。我就要走了，在我還沒有意識到需要做些什麼的時候，我很快地親吻了她的臉頰，輕柔地吻，因為擔心弄傷她的皮膚。我站在公寓門外，下樓的電梯按鈕按不下去，究竟是我不願意還是電梯不能，我也不知道。我盯著家裡的門，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不久之後，她就不會在那扇門後了，我無法再與她談論書籍以及其他事情。那一刻，我感到尖銳的疼痛，像是心臟病突發一樣的疼痛，但那只是出於驚恐。最終，我按了下樓的電梯按鈕，坐地鐵回家。
第二天，我收到母親的電郵。她列了一個單子，上面是我們看過的所有書籍，還有筆記，說是為我寫書準備的資料。母親不斷地為我發來其他的書名，寫電郵告訴我她的想法。那個以來自塞拉利昂的，名字叫瑪利亞塗·卡馬拉的女人為主角的專欄文章，她很想寫卻沒有機會寫，讓我寫進書裡去。醫療保險改革的一些內容也應該寫。她說還有個最為重要的建議告訴大家：每一天，你都應該告訴你的家人，你愛他們，並讓他們知道你為他們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