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西百貨公司的大門正對面，曼哈頓的中心區域，有一棟名為「哥譚大廳」的宴會大樓，那裡曾經是一座銀行。哥譚大廳的建築規模極其宏大，主廳成洞穴狀，富麗堂皇得令人咋舌。當初的銀行可以說是一座吸金的神廟，為了讓到訪者感到可以把錢放心地交到銀行手裡，所以銀行家極盡所能地花錢打造了這座恢宏的建築。
2009年的這一天，哥譚大廳聚集了一千多位客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他們濟濟一堂，來此慶祝婦女委員會之難民婦女兒童委員會（現更名為「婦女難民委員會」）成立二十週年的紀念日。
大廳裡有些許涼意，我看著母親，她似乎不覺得冷。她戴著珍珠項鏈，圍著一條色彩鮮艷的圍巾，穿著一件草綠色立領絲質襯衫，外面披著一件大衣。她的身邊圍滿了人，有她在紐約辦公室裡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和曾經一起旅行世界的朋友。
母親的化療已經持續十八個月了，這段時間以來，她不斷出現口腔疼、腳腫、嘔吐、頭痛、體重減輕、虛弱、腹瀉、痙攣、高燒等症狀，有時會在醫生辦公室、急診室和醫院裡待上很長時間，母親一直忍耐著。她自己已經花費了幾萬美元了，醫療保險也花了不下數十萬。但此刻看見她站在這裡，與所有的朋友、同事一起慶祝他們為世界各地的婦孺援助滿二十週年，並願意用自己餘下的生命繼續付出的時候，這一切的一切，怎麼能用金錢來衡量呢？
母親與她的老朋友們共進午餐、與孫子一起玩樂。親自探望她的有六個好姐妹，從六十歲到九十歲不等，她們每年都會聚在一起，已經超過三十年了。母親和父親有兩個共同的好友，一位是哈佛有名的學者（現已退休），一位是母親在董事會認識的大學校長，他們每天通電話，經常出去吃飯、看電影、逛街。這些，怎麼能用金錢衡量呢？母親會花上很長時間聽音樂會、看書、欣賞陶瓷，雖然是這麼簡單的事，但能用數字來定價嗎？
但母親真的在計算費用。她也對我們所有人清楚地表示過，時間到了，她就會喊停。
大廳內人山人海，服務生很難穿過人群清理桌子上的餐具。母親認為這種午餐只要一個盤子就好，不需要中途清理，在桌子上放幾塊餅乾當甜點就可以了，這些事情稍後她會提醒婦女難民委員會的朋友。
麗芙·烏爾曼是婦女難民委員會的創辦人之一，她在現場做了發言，並在發言中向母親致敬，她說瑪麗·安·施瓦爾貝不僅讓她身為婦女難民委員會的一員而自豪，也讓她身為女性而驕傲。委員會的現任會長卡羅林·梅金森在之前的講話中也用幽默的語言講述了母親第一次向她籌款的情景，後來她們成了朋友，最後母親竟然說服她來管理這個機構。我想，當人們仍在世的時候肯定他們的貢獻，這一切是多麼美好。
在致謝之後，委員會播放了一段歷史影片，是關於母親早年在委員會時的事。然後是午餐，大家隨便聊了聊，最後是「勇氣之聲」頒獎典禮。沙邁爾·阿齊米是塔利班倒台後第一個重返阿富汗的女醫生，她從巴基斯坦帶去了一隊女醫生，為阿富汗的孕婦和兒童提供醫療照顧，這些，是任何男性醫生無法提供的。我想起了我與母親關於勇氣和服務的話。
接下來的「勇氣之聲」獎頒給了瑪利亞塗·卡馬拉，這位年輕的女子是《芒果的滋味》的作者。母親為我們的讀書會選了這本書，我們前一晚剛剛看完。
所有人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瑪利亞塗·卡馬拉沒有雙手。大家看著她用殘肢自豪地接過獎盃，並把它輕輕地放在了身後的桌子上。她很美，長長的頭髮被盤起，猶如戴著一頂皇冠，身穿金黃色的非洲印花長袍，肩上披著橘色的圍巾，她的聲音清晰洪亮，帶有明顯的非洲語調和加拿大母音。
瑪利亞塗出生於塞拉利昂，反叛軍抓住她的時候，她才十二歲。反叛軍裡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起初，她被逼著目睹一般人無法想像的恐怖景象——親眼看著熟識的人被虐待和殺害。在書中，她描述了幾個反叛軍男孩如何把有二十人避難的屋子用木板釘起來，然後將屋子付之一炬，把人活活燒死的情形。
被劫持了一段時間之後，瑪利亞塗以為反叛軍會讓她完好無損地離開。但就在她要走的時候，被攔了下來，他們讓她必須選擇剁掉哪只手才能走，他們問她：「想好是哪只手了嗎？你想先沒了哪只？」
「三個男孩拖著我的手臂，把我拉起來，我不斷亂踢著、尖叫著，試圖掙脫。儘管他們只是小男孩，但我又疲倦又虛弱，只能任他們擺佈。他們把我拖到屋外，扔在一塊大岩石前。」她懇求他們不要傷害她，告訴男孩們她跟他們一樣大，跟他們說著相同的語言，他們可以成為朋友。她問為什麼要傷害一個願意喜歡他們的人。
男孩們說只有砍下她的雙手，她才無法投票。他們告訴她不會殺死她，只要她去找總統，給他看看他們對她做了些什麼。他們說：「現在你沒有辦法為他投票了，讓總統送你一雙新的手吧！」
他們砍了兩次才砍斷她的右手。「第一刀下去的時候沒有砍斷骨頭，手骨只是裂開，凹凸不平的。」她這樣寫道。而左手，砍了三次才被砍斷。
書中繼續寫著：「我的雙眼半合著，在餘光裡，看見叛軍男孩互相擊掌，我能聽見他們的大笑。在我暈過去之前，我問自己：『總統是什麼？』」
如果參加午餐的人對於他們為何出席或者對他們捐的錢是否被合理使用懷有疑問的話，阿齊米醫生和瑪利亞塗的出現會為他們消除所有顧慮。瑪利亞塗與加拿大的記者蘇珊·麥克利蘭合寫了這本書，書名之所以叫《芒果的滋味》，是因為當瑪利亞塗恢復意識之後，想辦法用雙腳把傷口用衣服包上，她在毒蛇出沒的小路上連夜行走，最後終於遇到一個願意幫助她的男人。男人有一個芒果，便把芒果遞到她的嘴邊，但她搖了搖頭，「我不能靠他的手吃東西，像嬰兒一樣被人喂是不對的。」她努力用傷殘的雙臂舉起芒果，吃了幾口。她必須要做到靠自己吃東西，只有這樣她才有活下去的動力。
《芒果的滋味》寫得優美而簡潔有力。故事還講述了作者如何在性侵後努力活下去；如何聯繫上同樣慘遭斷臂的幼時好友；如何在塞拉利昂的受害者中組建了一個家庭；如何因為加入了一個戲劇團而獲得救贖，通過巡迴演出向人們講述戰亂與艾滋病，在那裡她發現了自己的聲音；如何移民到加拿大，在展開新生活的時候還不忘與塞拉利昂保持聯繫，並幫助當地的受害婦女和兒童重建家園。
瑪利亞塗的故事中最為感人的地方是她如何學會了寬恕。她住的難民營裡來了一個劇團，她與團員一起參演了一部戲劇，戲劇中有個場景，講述的是反叛軍首領給男孩們分發毒品，「讓他們變得更有膽量」，有人不從，便遭到毒打。
在倒數第二幕戲中，反叛軍男孩們擠在一起痛哭流涕。他們對彼此承認罪行，希望能夠回家，回到各自從前的生活中，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不必奢望就能得到的夢想。
我坐在地上，看著這一幕，意識到那些傷害過我的反叛軍男孩們一定也有自己的親人。我回想起那個希望我跟他們一起加入游擊隊的叛軍男孩，「他也會叫我去殺人嗎？」我不禁這麼想。
在書的結尾，有人讓作者見見伊斯梅爾·比阿，塞拉利昂反叛軍的前童軍，《長路漫漫》的作者。起初她不確定自己是否想要見他，也不知能不能面對，最後，她決定不再多想，答應下來。比阿激動地為她的書撰寫了前言，並出席了這次婦女難民委員會的午餐會。
當發言結束的時候，我向母親揮手道別，母親還不準備回家。她被朋友和同事們團團圍住，他們想要告訴母親他們有多麼愛她，多麼高興能夠在這裡見到她。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讓母親能來參加這次午餐會，也讓自己親眼目睹這一切，並把這個畫面永遠地保存在腦海裡：這個瘦小的、白髮蒼蒼的女士，被那些對她又愛又敬的人層層圍繞。
午餐會後的幾天，母親的病情逐步惡化。儘管她常常把精力存起來備用，但現在已經所剩無幾了。一個星期後，我去家裡看她時，發現母親緊咬著下唇，她看起來非常難受，但她還是有幾件事想要告訴我。
「我生病不久就做了第一次核磁共振，他們提醒我檢查過程中會出現可怕的噪音，那是機器發出來的，很多人都會非常不適應。但說真的，事後我告訴他們說，這比我以前從西非難民營回來時坐過的俄羅斯直升機好受多了。這讓我想動動筆，寫點東西，關於我們享受著醫療保險的人多麼幸運，卻不懂珍惜，認為一切理所當然，還有那個在午餐會上發言的、寫下《芒果的滋味》的年輕女人，她很令人佩服。我不知道怎麼做，你幫我想一想。」
母親的桌前放著一本打開的《芒果的滋味》。她標記出了其中一段，是作者在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朋友對作者說的：「在北美洲，許多孩子都不把上學當一回事，認為受到教育是理所當然的。但如果來自一個貧窮的國度，你才會明白教育能帶來多大的好處。教育能夠為你打開許多門。你也許沒有雙手，但你仍有大腦。我認為你非常聰明。要善用你的聰明才智，你會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路。」
「我也想寫寫難民營和勇氣。」母親說，「讓人們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天他們不得不立刻逃命，拋下所有熟悉和喜愛的一切，那將會是什麼樣子？我還想要寫寫全世界的年輕人，以他們為主題，寫下他們經歷過的感人的故事，以及為何沒有人信任他們，或他們對自己抱有懷疑。還有難民營的男孩子們，我們應該讓他們有些事可做。還有戰時的教育問題，這太重要了，因為只有教育才能夠給孩子們穩定感與希望。哪怕外面槍林彈雨，你也要找到方法讓孩子們學習。但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力氣寫下這些。」
「我來幫你寫。」
「你可沒時間做這個。」
「我可以抽出時間，而且我很願意。」
「我也一直在想。」母親繼續說，「關於那些我們看過的書。你肯定還有其他一些想看的書，不只是我給你看的那些。」
「沒有。好吧，開始的時候可能會這樣想，但我很喜歡我們一起看過的書，包括《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
「我也是。但你沒把那本書全部看完吧？」
「還沒有，不過一定會看完的。」
「你真的不必這樣。」母親說，這句話感覺真的很怪異。我知道她喜愛約瑟夫系列，儘管起初她覺得這本書很可怕。然後她補充說：「你做得已經夠多了，你們都做得夠多了。」
我們坐了一會兒，沒再交談。我能聽見母親的呼吸比平時更為沉重。她閉上眼睛，這一次她沒有睡覺，好像在努力回想什麼事情，又或者她覺得身體有些痛。
「你沒事吧，媽媽？」我說。我想要說好多話，關於讀書會、關於她為我所做的一切、關於我對此是多麼感激，但現在還不是時候，似乎永遠都不是時候。我也知道我一定會流淚，但我並不想那樣，尤其不要在這個時候。我還不想讓母親來安慰我，或許，我擔心一旦開始流淚就再也無法停止。
「沒事，我離開一下，馬上回來。」母親說，然後突然起身離開房間。十分鐘過去了，我在猶豫是否需要過去看看她，這時母親回來了，手裡端著一個茶盤。茶盤上放著茶壺、濾網、兩個茶杯、牛奶、砂糖，甚至還有茶壺保溫罩。我連忙站起來從她手中接過茶盤，放在桌上。母親為我們倒了茶：「我覺得喝點茶會好些。」
喝了茶確實感覺好些了。「有時候，只要做點事就會讓情緒穩定下來，哪怕是泡茶這種小事。」她說。
「你說過還有別的事情想要告訴我，是什麼？」我問。
「我的訃告。我已經把我的經歷都整理好了，包括去過的地方和一些其他的事。我知道這會花很多時間，但也想請你幫我寫。我也寫好了一些信，孩子們每人一封，等他們長大一點再給他們看。我希望他們知道祖母多麼愛他們，把每一個人都視為珍寶。我相信你能妥善保管這些信，以後會送給他們每一個人手中。」
這時，我哥哥來了。
「太好了，你哥哥也來了，你們倆一起再看一下我的假髮。我覺得它好看點了，現在顏色也不那麼深了，尺寸也改小了。對了，道格，我還要再跟你聊一下葬禮的問題，看看要唱哪首讚美詩，念哪一段經文。」母親和道格談過好幾次這個事了。
「還有另外一件事。我真的要對所有人說清楚，如果他們打算一直哭哭啼啼的話，就別來了。我已經做好準備了，但我還沒死呢。」
2009年5月的一個星期六，大衛和我去拜訪了我們的朋友湯姆和安迪。在母親確診出癌症的第一年，我們在他們家度過了感恩節，那裡的風景非常美。大衛和我把自己當成那裡的常客，不停地去騷擾他們，但湯姆和安迪似乎並不介意。到達那裡一個小時之後，電話響了，是拉裡·克萊默打來的。拉裡是母親在50年代倫敦戲劇團的好友，我也在大學的時候跟他熟悉起來，我們倆還與另一位朋友合寫了一部電視劇。
我一聽他的聲音就知道一定是個壞消息，他說：「威爾，我是拉裡。」
「拉裡，怎麼了？」
「羅傑自殺了。他從丹佛開車到墨西哥州的一個小鎮時，開槍自殺了。」拉裡沮喪極了，他曾是羅傑最好的朋友。
掛掉電話後，我打給母親，跟她說了這件事。十八個月前，羅傑與母親的談話曾讓她恐慌不已，我們最近一次跟他通電話時他還抱怨背痛越來越嚴重了，之前做的手術根本沒效果。他也跟母親說過做同性戀運動很孤單，一起辦活動的人都彼此惡語相向。母親還建議他改做幫助難民的工作，因為不管條件多麼惡劣，不管來自哪裡，聚在一起幫助難民的人都會對彼此友好，互相照料。然而，最令人擔心的還是羅傑的抑鬱症。
拉裡說，羅傑總說有天會殺了自己，還表示要是這天真的來了，他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真的不想活了。「是的。」母親說，「人們可能會有自殺的念頭，但沒有人想要陷入抑鬱、疼痛、孤獨或者傷害之中。當這一切都超過承受範圍，總有一天會選擇解脫自己。我真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羅傑是個多麼好的人啊，為別人做了那麼多事情。威爾，我打算明天去教堂，我要為羅傑禱禱告。」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於是問母親下一次去醫院就診的時間。
「星期五。星期三要做掃瞄，我要好好想想是否進行實驗療法，如果有名額的話。我已經把所有的文件都寄給你妹妹了，我也許不做了。他們現在是第一期實驗計劃，還不確定用多少劑量，效果也不知道好不好。而且還得住院，做許多許多的檢查。這總得有人去做實驗品，這樣以後才能幫其他的人。但我真的不想把剩下的時間都耗在醫院裡。看看醫生和你妹妹怎麼說吧，然後我再做決定。」
「在那之前，我打算去看馬克·莫裡斯舞蹈團演出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三個小時呢，我知道自己可能撐不了那麼久，但哪怕感覺很糟，但眼睛還是在享受優美的舞台表演，這可比待在客廳瞪著牆壁來得強。再說，這可是有趣的普羅科菲耶夫版，你知道他的版本嗎？」
「我不知道。」我說，「什麼樣的？」
「會有個大團圓的結局！修士告訴羅密歐，朱麗葉並沒有死，只是吃了藥，所以羅密歐和朱麗葉都活了下來。我想現在應該去看一場歡樂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了，讓自己高興高興，我們都該高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