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一個禮拜，不管我們聊什麼話題，最後總是繞到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的《法蘭西組曲》上來。
母親還得去看一次醫生，所以我跟她又像往常一樣在候診室裡見面。這一天所有的椅子都坐滿了，我們只能坐在窗前的塑料沙發上。大家都想在週末假期前再做一次化療。
「天使那裡有什麼好消息嗎？」母親問。天使是一群投資人的簡稱，好幾個月前他們就表示有意願投資我的烹飪網站，只是每次都差那麼臨門一腳。我的錢快花光了。
「沒有什麼消息。」我們倆低頭看著手中的《法蘭西組曲》。「你們找到阿富汗圖書館計劃的辦公地點了嗎？」
「沒有。你想想那邊的經濟，能租個桌子都算不錯了。」
「我想也是。」
停了一下，母親又說：「我想閉一會眼睛。」說歸說，但她沒有。
「好吧，我看會書。」
「你看到哪了？」母親問我。
「我剛看到兒子逃跑出來要去參加抵抗軍。」
「他不該那麼做。」母親說，這時她閉上了眼睛。
在她沒飽受這些殘酷的化療之前，無論何時當母親說要「閉上眼睛」，我們都不清楚她是要睡覺、沉思，還是只是閉上眼睛而已。所以我們學會了對此留意，因為她總會在我們說些不該說的話或做些不該做的事的時候，突然睜開眼睛。
母親繼續閉著眼睛，我繼續看書。我急切地想要知道這個小兵發生了什麼事，也替他擔心。過了一會兒，我發現母親的眼睛又睜開了。
「我同意。」我說，「他不該跑去參軍。這很明顯是不智之舉，法國都投降了。而且他沒有受過任何訓練，只會製造麻煩。」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母親說，「他不該參軍的原因是他還是個孩子，孩子不該參軍打仗。我看到那個部分的時候不停地想到伊斯梅爾·比阿早年作為童軍在塞拉里昂的回憶，《長路漫漫》裡的，還會想到緬甸的兒童士兵。」
母親的眼睛又閉上了幾分鐘，然後繼續說：「人缺乏同情心的時候真的是很可怕。當父母看著自己孩子的照片時，能想像孩子拿著真槍在殺人嗎？他們能想像孩子們拿著的不是玩具噴水槍和玩具刀劍而是砍刀和真槍嗎？」
然而，即便手持真實武器的孩子已然讓人驚心，但那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為母親見識過文明的外表是多麼淺薄而不堪一擊。我們不僅談論比亞、埃格斯，也再一次提起《蠅王》，那本關於人類如何迅速變得野蠻殘酷的終極作品。也談論了一切最終會在所有人的心中留下多麼深刻的傷痕，那傷痕又會多麼長久地存在。
母親相信童兵也會有自己的人生和未來。比亞還有其他那些母親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孩子，證明了這一點。比亞2004年大學畢業，2007年出書，並從此成為人權運動的戰士。1993年在利比亞，母親訪問了「受戰爭影響兒童之家」。那裡不允許拍照，哪怕在是幼兒園。「受戰爭影響」是他們用來指代童軍的名詞。起初這個地方的名字是「少年犯感化中心」，但孩子們更喜歡聽到他們將會回家。孩子們會在那裡待上六個月。有三間宿舍組成，庇護九歲到十六歲的男孩。起初，十四歲是上限，但很快人們意識到，十六歲仍是孩子的年紀。母親在報告中寫道：「他們睡在上下鋪，幾乎身無一物。但對於曾經經歷過恐怖、折磨以及創傷中的孩子來說，他們對彼此很友善。我所看見的男孩們，是微笑的、安靜的、友好的。」
他們的生活有固定的時間表——六點起床做家務，如果有水的話就洗澡。早飯在七點半開始，中午之前上文化課，接下來是一小時的心理輔導，然後是午餐，他們要幫忙準備午餐，接下來休息，再然後是職業培訓、娛樂、晚餐，八點上床睡覺。
「太不可思議了。」母親說，「時間表真的很有效果。他們都是孩子，希望有人能告訴他們做些什麼。這就是問題所在，也是把他們帶回正軌的方法。」
在母親看來，我們應該肩負的責任不僅僅是照顧那些被強征上戰場拿著刀槍殺人的孩子，也不只是那些身不由己，像《蠅王》裡那樣被人性黑暗面操控的孩子，而是要關注到世界上還有哪些孩子可能遭受這種命運，並在悲劇發生前阻止。
《法蘭西組曲》幾年前在美國剛剛出版時，我和母親就很想一睹為快，只是直到現在，我們才真正讀到它。這本書的存在本身就是個奇跡。當納粹佔領巴黎時，猶太作家內米洛夫斯基與她的丈夫剛剛皈依為天主教徒，他們先把一對女兒送到勃艮第，再與她們在那裡會合。但在1942年，內米洛夫斯基與丈夫被出賣，他們被運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米洛夫斯基最終在那裡死於傷寒。臨死之前，她給了女兒丹妮絲一個裝著一本筆記本的手提箱。
丹妮絲和妹妹在修道院撐到戰爭結束。直到1990年，丹妮絲才發現那些她悉心保存、字跡微小難辨的手札，並非母親的日記，是已撰寫完成的兩章手稿，也就是這部偉大小說的主要內容，寫於納粹佔領巴黎時期，並取名為《法蘭西組曲》。內米洛夫斯基在寫書之時，曾表示「我在滾燙的熔岩漿裡寫作」，事實也是這樣的。
我手上的這本《法蘭西組曲》是美國版本，母親的是英國版，不知是別人送的還是她在某次倫敦旅行中自己買的。英文版的跋是法文版的序。母親讀這段時我剛好在她旁邊，那一段寫著：
「1942年7月13日，法國警察敲響了內米洛夫斯基的家門，將她逮捕。」
7月13日是我的生日（但我生於1962年，而不是1942年）。內米洛夫斯基被捕的日子，正好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同一天，這當然只是數字上的巧合，不具任何意義，卻足以讓我覺得，這件事的發生離我並不遙遠。我第一次知道二戰還是在五歲，二十五年前對一個孩子來說就像一百萬年前般久遠。隨著我逐漸長大，它竟變得越來越近。對我來說，那時候的事好像就是昨天發生的。母親一再提醒我，不用去翻尋久遠的歷史，甚至不用翻閱史書，殘暴近在咫尺。盧旺達與達爾福爾兩地發生的種族滅絕慘劇，就眼睜睜地發生在我們面前。
《法蘭西組曲》是作者以難民的身份寫下的佔領區難民的生活。母親工作過的國際救援委員會幾乎就是在小說開始的時間成立的，委員會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倡議下成立，旨在從歐洲納粹的鐵蹄下援救猶太人。這是一本刻畫入微的作品，混合了喜劇與暴力場景，書中文字傳遞的力量，作者遭到謀殺的事實，以及千百萬樁納粹及其幫兇犯下的罪行，讓人讀起來心碎。
2009年5月，大衛·羅德仍然毫無音信，母親對此也越來越擔憂。同時，她決定圖書館計劃開始破土動工。這件事由於種種原因，已經被延遲了多時，在阿富汗建造任何東西都異常困難。唯一的工作人員到現在依舊沒有辦公室可用，日以繼夜地為這項計劃募款並積極宣傳。其他參與者也都忙著剪輯移動圖書館的一段視頻，杜普利會在視頻中出現，這段視頻會用在籌款上。一旦開始實施計劃，運輸圖書，就需要更多的資金。我的一個朋友負責拍片，他的安全返回讓所有人都深感欣慰。總而言之，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母親不知道如何完成一切。可是她說她會完成的。
我們再次回到醫院，母親要做絲裂黴素的輸液，我們的談話又回到了《法蘭西組曲》上來。我也提到了我的失眠——看完這本書的那晚，我徹夜難眠。
「我只是覺得有負罪感，沒有為這個世界多做點什麼。」我說，「我的意思是看完《法蘭西組曲》後我想：為什麼美國人不多瞭解、多做一些事呢？我明知全世界有那麼多問題，童兵、大屠殺和人口販賣……而我幾乎什麼努力都沒做。」
母親歪著頭，咬住下唇，這也是我經常為之迷惑不解的一個表情，當我忘記了如她希望的那樣聯繫某人或者在我向她詢問什麼地方的方向，而她已經確定之前告訴過我的時候，她就會流露出這樣的表情。「我愛那些在旅途中遇到的人們，威爾。」她說，「我喜歡聽到他們的故事，認識他們，找到我們能為他們做的任何幫助。這樣，我的生命才得到無法用語言表述的豐富。當然你可以永遠做更多，你也應該如此——但重要的是，你應該做你力所能及的，不管何時。只要盡力，那就是你能做的一切。太多人總是找借口說他們能力有限，於是決定什麼也不做。那永遠都不是個好借口。哪怕只是簽個字，寄去一點小東西或者邀請一個剛剛到來的難民家庭一起過個感恩節，都好過什麼也不做。」
「那麼去昂貴餐廳吃飯之類的事呢？」我問，冒著再次看到母親那個表情的風險。
「讓自己吃頓好的無可厚非，只要你能付得起，但沒有必要每晚都那樣。大餐應該留給特別的日子。能提出這些疑問是幸運的，表示你肩負了額外的責任，會要求自己去做點什麼事。我要強調，我不是說你只要做點事就可以對自己有交待。每次我聽到有錢人只在他們子女就讀期間為子女所在的學校捐款，我總是很失望，當然，那也算慈善，可那是相當自私的慈善。如果他們能從捐給自己孩子學校的善款中拿出一部分給其他學校，想想看，那將幫到多少人。」
「我的許多朋友說，他們想要做點什麼，但就是不知道如何開始。如果有人這麼問你，你會怎麼回答？」
「這樣啊。」母親說，「人們應該善用自己的才能。如果你在公關界，你就幫慈善機構做公關。因為慈善機構需要有人協助籌款，所以這件事誰都可以做。我經常碰到銀行經理或律師表示想立即前往難民營工作，不過還要酬勞。我就對他們說，你會僱用一個只有服務難民經驗的人去當銀行經理或律師嗎？這是個專業的工作。」所以我讓這些人從志願者或捐款開始做起，之後再決定他們是否願意受訓來做這一類的工作。如果他們真的想幫忙的話，金錢是最快速的了，哪怕只能捐助一點點。」
然後母親微笑著補充，「你還可以告訴那些希望更多瞭解世界，又不知道如何找到動力的人，讓他們多讀讀書。」母親停頓了一下，「但這都不是讓你整夜睡不著的原因，對嗎？」
「是的，媽媽，不是這些原因。」我花了一點時間才能接著講，「我整晚沒睡是在想以後……怎麼辦。」我其實想說「沒有你」，卻忍住了。我說不出口，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
母親伸手摸了摸我的臉，像是在撫去我臉上的塵土或是淚水。
「你都不生氣嗎？」我脫口而出，「我很生氣！」
「有時候，當然會。」她說。
那天母親告訴了我另外一件事——或者說，是給我看了另外一件事。她去洗手間的時候，把翻開的《每日的力量》留在了椅子上。那天的內容是愛默生的一段話，它這麼寫道：
「那些適於我們，圍繞我們的美麗與奇跡，是快樂、勇敢，以及實現願望的努力。為什麼不讓那顆飽受滋養的心，信任自身存在的力量呢？難道心不能不辜負始終溫柔地引領、教誨的靈魂，傾聽靈魂之聲，相信未來是值得過去所有的付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