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母親回到紐約，正趕上淤泥、風雪和凍雨。我對她此時的印象是，一個日益虛弱卻決意不顯露出來的人。她每天都會出門，如果不是去她在國際救援委員會的辦公室，就是去附近的亞洲協會與人見面，或者去聽音樂會綵排，看場芭蕾舞表演。她努力把體重控制在四十五公斤以上。我還看到她走在人行道上的背影，套著一件棉外套，絲巾下若隱若現幾縷白髮，細如玉米須一樣的美好白髮。她小心翼翼地前行，避免在冰塊上滑倒，但是沒有人攙扶她，當其他人快步走過時，她必須謹慎堅定地緩慢邁出每一步。我想要叫她，但又不想嚇她一跳，因為我知道走在冰上需要全神貫注。於是，我輕輕地走到她身邊，問候她，然後溫柔地挽起她的手，陪她走過餘下的路。
就像父母無法真正留意自己孩子的微小變化——那個蹣跚學步的小孩子怎麼突然長高了三十厘米？我也沒有留意到母親突然間變得那麼孱弱。只有在看照片的時候（包括聖誕節時剛拍的照片），才發現，用她的話說，正在凋零。母親不舒服的日子越來越多，每次不舒服後都會讓她變得更為蒼老、衰弱。在不舒服的日子裡，她的胃總是鬧脾氣——一天裡需要去洗手間十次、十一次，甚至十二次。有時，她的腳又腫得幾乎無法行走。但她仍然繼續去看排演、和人吃午餐、看孫輩們、去博物館、去辦公室。
不過，我們不需要自己來察覺這些變化。妮娜有個醫生朋友凱瑟琳·弗禮，她是臨終護理專家，她為母親介紹了一位很能幹的護士妮莎·科伊爾。弗禮醫生與妮莎是奧賴利醫生在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的搭檔，是保證癌症病人及其家人在治療過程中的生活質量，以及臨終護理方面的專業人士。妮莎是英國人，個子高高的，非常苗條，一頭茂密的灰白色頭髮，聲音輕柔，笑容甜美。我第一次遇到妮莎時，就想起了英國通話故事中的保姆。後來我得知，我的感覺沒有太離譜，她最初是以助產士的身份開始接受護理培訓的。
我們無論何時見到妮莎，她都會溫暖地問候我，不過幾乎都是她與母親的對話。她總是把母親的雙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之所以提到這兩點是因為在母親確診癌症的那段時間裡，我經常注意到人們會避免觸碰她，或者避免與她對話，任何評論或是詢問都是對著我們的，哪怕母親就在現場，比如「你母親想喝點什麼嗎？」
妮莎每次都能提出有用的建議，讓我們不必遇到一點小事就麻煩奧賴利醫生。她會幫我們判斷哪些是需要奧賴利醫生注意的問題，哪些是我們自己能夠應付的。在一段時間後，我才開始理解妮莎的角色。這也讓我震驚：運動員需要教練，從另一個角度說，妮莎也是教練，即使我們都曾失去過深愛的人，但她擁有的智慧是我們所沒有的。我開始不僅僅把她看作死亡教練，同樣也看作是生活教練。
妮莎建議母親在感覺體力充足的時候，可以去做那些對她來說重要的事情。如果母親想要給每個孫輩寫一封信，希望他們在未來某個時間看到，最好現在就寫。如果她想要去某個地方看某樣東西，也應該馬上就去。如果只是想待在家裡，享受安靜，聽聽音樂，那也可以。妮莎還建議母親與她的朋友們早晨見面，或者喝下午茶來取代用餐，這樣就不用擔心在不餓的時候假裝吃飯。妮莎知道在別人面前硬撐是件很難的事，這讓母親很高興。所以每當我們有什麼問題（誰能在洗手間裡搭一個護欄？哪裡才能找到靈氣的治療師？該怎麼對一個朋友說他來訪過於頻繁？），就會給妮莎打電話。
月底，我們要替母親過七十五歲的生日——這也引起隨之而來的種種問題。十八個月前，當母親初次診斷患有癌症時，我覺得她不認為自己能活到這個生日，我們也是這麼想的。所以她決定辦一個派對，只是有點擔心自己沒有力氣。後來她覺得可能規模太大，妮莎也同意這個看法。她們討論後，認為如果不請那麼多客人，她就能夠在家開派對，隨時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去洗手間或她自己的房間。但這樣一來，就只能邀請非常有限的人來參加派對了。於是我們需要列一個名單——家人是必須的，幾個同事，母親不想因為邀請太多人或者完全不邀請而冒犯到別人。她不想麻煩大家大老遠跑來，所以最後只邀請了在紐約居住的、從去年一直保持聯絡的人。「這又不是《這是你的人生》。」她指的是50年代很有名的電視節目，「這是為了過去一年我遇到的人辦的，也是感謝一些對我很好的人。」她知道她會忘記邀請一些人，可是「他們會理解我的。」她說。
計劃是這樣的：母親會請一個朋友準備簡單的自助式餐點，時間是兩個小時，從晚上六點到八點。我們喝香檳，母親會抿一口，那將是她自確診以來喝的第一口酒。
我在每封邀請函上都註明兩項要絕對遵守的規則：不送禮，不敬酒。母親在身後看我用電腦製作電子邀請函（我提議的），寫出席規則，她搖搖頭說這樣不好，然後自己坐下來，把「不送禮、不敬酒」改成大寫字母，說這樣比較好。
生日派對要到3月31日那天舉行，還有好幾天。這期間還有許多要完成的事情，包括看幾次醫生門診，不過這會給我和母親許多時間來看書、討論書。她還得為孫子艾德裡安選一份禮物。在一番尋覓之後，母親把《霍比特人》的最初版本作為他的九歲生日禮物。「不再買塑料玩具了。」她說，「就買書送給他。」
我們選定了兩本下次讀書會要閱讀的書，先各自看完再做交換。一本是丹尼瓦爾·繆努丁剛出版的小說《其他房間，其他奇跡》，另外一本是普利策獲獎作家伊麗莎白·斯特勞特一年前出版的《奧麗芙·基特裡奇》。這兩本書都是短篇故事，都是獨立短篇但又相互聯結。母親要先看斯特勞特的，我先看謬努丁的。
母親繼續用新的化療組合接受化療。現在不用在胸前掛輸液瓶了，而是重新採用老式的點滴，但仍然通過接口。這些我們都很熟悉。
我們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看著書，或者隨便討論著什麼，間或有個護士會念名字。過了一會兒，就輪到母親了。「瑪麗·安？瑪麗·安·施瓦爾貝？」我們拿起大衣、書和喝了一半的摩卡咖啡，跟著護士穿過開開合合的門進入治療室內。
母親坐在躺椅上，我坐在她身邊，大衣堆放在椅子下面。一進到治療室很快就會有人進來，我希望今天是科特，他是母親最喜歡的護士。科特比我高幾公分，很英俊——不是電影明星的那種英俊，是那種你會想像他在電影裡扮演一名有魅力的陸軍分隊成員的人，或是在一個關於醫院的戲劇裡扮演一名男護士，就是這樣。母親只要看見進來的是科特，就會笑起來，並且詢問他公寓的情況，有沒有去哪裡度假，他好不好之類的。
科特的臉讓人覺得嚴肅，他做事專注，下顎緊繃，但他很清楚自己與每一位病患只有有限的相處時間。所以他在做事的時候，會跟病人聊聊自己在做些什麼，但不會聊太多。我有個朋友的父親每次在紐約的餐廳用餐時，一定會先跟服務生自我介紹：「你好，我是愛德，這是蘇西，我們是從南達科他州來的。」每次他爸爸一開口，我的朋友就會有些尷尬。母親在和科特交談的時候，我也有相同的感覺，我覺得科特並不想與她攀談，他只想專心把事情做好，而她只是另一個即將死於癌症的老人。但這不是事實，這只是我們所有人對於父母的孩子氣感到的尷尬：他們太過熱情，太不酷了。
母親喜歡蓋著毯子（她總是覺得冷），也喜歡在手臂下放一隻枕頭，一杯溫熱蘋果汁。她從不主動要求這些，但每次得到這些她都會由衷地感謝，幾乎是驚喜地接過來。如果這些物品不是近在眼前，她是不會開口要求的，但偶爾她會試探性地問：「一般我來這裡時，他們會給我一杯蘋果汁。我是不是該喝點什麼？」但更多的時候她什麼也不問。
「媽媽，要不要讓他們拿來一杯蘋果汁？」
「不用。」她說，有點惱怒，「我又不是每次都非喝不可。」
「沒關係，我來要。」
「那好吧。」
總會有一串問題等著母親回答：感覺怎麼樣？累嗎？腸胃好不好？這時會有另外一個護士來做化療檢查，母親向她複述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出生日期，護士再向我們重複一遍，以證明病人與輸液藥品對得上號。然後，護士將輸液包插進鉤子倒吊起來，像是墨索里尼倒吊在肉鉤上。生理鹽水準備就緒了，我們會小心注意它注射的情況。
「還需要我為你拿點什麼嗎？」科特問。
「不用了，謝謝你，科特。你真的很貼心。」母親說得好像科特招待她在鄉村度過週末，而她經歷了長途跋涉後，剛剛在鋪著羽絨被的床上準備小睡片刻。
四周很安靜。人們輸著液，無聲地交談著，只有機器嗶嗶作響。護士們穿著橡膠底的帆布鞋輕快地走進走出。根據輸液的情況而定，我們有大概五個小時的時間。這一次，治療可能會延長到六七個小時。因為這天醫院很忙，每個環節都延遲。做完這次化療，還得再做一次掃瞄，看一次醫生。她很確信新的治療沒有效果。不是悲觀或者宿命論的想法，只是事實。她感覺自己的病越來越重，看起來也是如此。
「我好喜歡伊麗莎白·斯特勞特的《奧麗芙·基特裡奇》。可能部分原因是因為奧麗芙也是一名教師，但她又與大部分書裡描寫的教師不同：她具有強烈的主觀意識和稜角分明的個性，就跟我很多傑出的同事一樣，典型的新英格蘭人作風。我也喜歡她對自己和家人有那麼多不願承認的恐懼。書裡有一段關於孤獨的話寫得太好了。就像我們談論過的《心》和《鹽的代價》一樣。就是這兒，看這一段。」她用手指著要我看的那一段。
奧麗芙說：「孤獨可以殺死人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致人於死地。」奧麗芙的觀點是：人生建立在「大爆發」和「小爆發」上。大爆發是指結婚、生子、親密關係這些讓你漂浮不定的私密事情，但這些大爆發中暗含危險，湧動著看不見的暗流。這也是為何同時需要小爆炸來平衡的原因：比如對你特別親切的小店員，或是快餐店裡記得你喝哪一種咖啡的服務員，總之，裡頭的玄機很多。」
我剛看完書，科特就走了進來。
「差不多快結束了。你想喝杯蘋果汁嗎？」
「好的，謝謝你，科特。」
我真希望馬上讓科特知道，對於他給予母親的照顧，我是多麼的感激，對於一個將要死於癌症的人以及那些愛著她的人來說，這些小爆發為我們帶來了多麼不同的感受。我希望他能知道。
結束了在斯隆—凱特琳醫院漫長的一天之後，我必須得花時間趕工作了，接下來的幾天會很忙碌，每天晚上都有應酬。然後我還要去奧斯汀參加一個技術會議。我等不及要飛過去，這意味著來回有五個小時的看書時間。母親已經看完了《奧麗芙·基特裡奇》，並把她的那本給了我。所以我將在去奧斯汀的路上狼吞虎嚥地看完這本，回程時我會看繆努丁的。
2009年3月24日是母親的回診時間，醫生果然證實了她的想法——掃瞄結果顯示新的治療藥毫無效果。腫瘤不但繼續長大，而且蔓延的速度更快。但目前的治療是最後能用的標準治療了。接下來只能考慮還在實驗階段的治療方法了。
正在實驗中的治療方法也處於好幾個不同的階段。奧賴利醫生推薦的這種治療也有許多需要考慮的事：有沒有空的治療室；母親的癌症類型；她是否願意被撥來弄去，經受穿刺測試來嘗試這些實驗方法；是否願意承受嘗試實驗治療的人必須經歷的種種副作用。在母親結束另一項檢查後，我們有兩個禮拜的考慮時間。
奧賴利醫生一直以來都非常和藹。但這一次，她的聲音更為輕柔，她的愛爾蘭口音也更明顯了一點。她也跟我們額外多待了一會兒。
「我們在討論的這種新藥實驗，在延緩腫瘤發展方面有一定的療效。」她說。回家後母親告訴我們：「醫生還沒有放棄。你們知道嗎？這表示接下來有一整個月的時間我可以完全不做化療。這可是十八個月來的頭一次。」這倒不失為令她高興的好消息。一整個月不用做化療，就代表一整個月沒有副作用，可以高高興興地辦生日派對了。至於還在長大的腫瘤，那就兩周後再說吧。
見完奧賴利醫生後，我們得等待一些流程完成才能離開，我趁著這個間隙又與母親又多聊了一會兒。
「你是不是覺得很沮喪？」我問她。
「沒有。」她說，「我早就預料到了。但還沒結束呢。我要為夏天計劃一些完美的事情，至於秋天，我就盡力而為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你看繆努丁的書了？」她說。
「你會喜歡那些故事的。」我說，「雖然很黑暗，卻非常引人入勝。」
「這些故事的場景在哪裡？」母親問。
「許多地方。在巴基斯坦的鄉下、在拉合爾和伊斯蘭堡，也有發生在巴黎的。那個發生在巴黎的故事寫得太好了。」
奇怪的是，也許是因為這兩本書是在往返奧斯汀的飛機上看完的，看《其他房間，其他奇跡》時會讓我不時想起《奧麗芙·基特裡奇》，不僅因為這兩本都是互有關聯的小說集，也因為它們有相同的語氣：尖銳又有點辛酸。繆努丁筆下的許多人物都是直率而固執的，就像奧麗芙。
「在去過的所有地方裡，我最想要再回去的就是巴基斯坦。」母親說，「但我覺得不可能了。杜普利和我其他在那裡的朋友說，那裡現在比阿富汗還要危險。不過我擔心的不是被殺死。」母親微笑著，「我只是覺得我可能已經不能再旅行了。看看再說吧，可能我還能再去一次倫敦或者是日內瓦。」她咬著下嘴唇，看起來很悲傷，又有點挫敗。每當她忍耐痛苦或者走神的時候就會這樣，然後閉上雙眼。我只能靜靜地陪她坐著。
隨著生日派對的日期一天天臨近，母親病得越來越嚴重。她告訴我自己需要服用多少止瀉藥，需要去多少次洗手間。我問她妮莎對此有沒有什麼建議，她說已經問過了，也試了妮莎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讓腸胃緩和下來。母親那周沒心情看書，但正如我預料的，她確實很喜歡繆努丁的《其他房間，其他奇跡》。書的結尾有一篇《莉莉》，講的是莉莉和穆拉德之間的婚姻問題。我們聊得最多的就是這個故事，關於那段感情的粉碎，兩個人都有責任，不過也讓我們看到，即使雙方社會地位相當，成長環境不同也能讓婚姻陷入膠著。莉莉從生活節奏快的伊斯蘭堡搬到穆拉德的農場後才發現兩人生活上的疏離，而那不是她想要的。
「我覺得這是今年我們看過的最悲傷的故事了。」我說。
「我也這麼認為。」母親說，「沒有一件事是好的，他們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最讓人難過的是起初他們懷有多麼大的希望，做了那麼多計劃。」
我們的談話隨後由巴基斯坦的故事轉移到鄰國阿富汗以及圖書館的進展上，目前已經細化到建築圖階段了。我們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大衛·羅德怎麼樣了，他仍然被阿富汗人挾持著，他的健康，身處的情況，甚至他是否還活著我們都一無所知。母親說她一直在為大衛祈禱，每個晚上，無一例外，也一直在查看郵件，希望能得到關於他的隻言片語。
派對前一天，一束巨大的鮮花送到了家裡——是母親最後一屆南丁格爾學校的學生們送的。在擔任婦女委員會的總監之前，母親曾經在南丁格爾任教，並曾擔任管理人員。1990屆的姑娘們一起送一個美麗無比的花束給母親，附上卡片，感謝她為學生們所做的一切。
那是在母親生病以來，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淚。接著，她的臉上充滿神采，似乎能夠以良好的狀態參加自己七十五歲的生日派對了。很快，客人們陸續到場。她站了足足有兩個多小時，在門口迎接每一位到來的客人，然後又與每一個人道晚安。她甚至還打破計劃，喝了好幾口香檳酒。其實那天晚上看起來更為虛弱的人是父親——我突然間意識到，父親承受了所有壓力與擔憂。
可能是腎上腺素，或是利他林、抗生素、花束，又或是房間裡充滿的意志力帶來的能量，那天晚上的母親比她在過去幾個月看起來狀態都要好，如果不曾認識她，你永遠也不會想到這個女人由於胰腺癌已經經受了長達一年半的化療，連醫生都說常規治療方法已經不再適用了。有位幾年前妻子死於癌症的朋友在離開前對她說：「你一定累壞了。」
母親沒有回答。她只是微笑著說：「這是我最後的派對了。」
派對結束後，有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剩下太多三明治。最近幾個月，母親對於任何浪費都已經到了幾近歇斯底里的地步，看著裝滿三明治的盤子就讓她覺得悲傷。
我看見大衛和我的嫂子南茜輕聲低語著，然後走向母親，問她是否介意他們帶一些三明治回家。
危機解除了。
第二天，我給母親打電話時，她說昨晚是她過得最快樂的一晚，她的高燒也退了。
「高燒？」我不解地問。
「我當時不想讓你們擔心——其實我當時燒到了39度。」